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的协调发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城乡经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从各个方面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关系：一个是各个产业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发展关系，另一个是各个经济区域和社会区域的发展关系。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属于区域发展关系的范畴。但是，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它们在产业构成、发展水平、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上，都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区域和区域关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城乡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二元性结构，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既存在着摩擦和对立，又具有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这一点，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就成为关系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促进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改革以来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经济及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闭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17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79 ～1994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9.8%，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16.5%，人均GNP年平均增长8.3%，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7.4%， 这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都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有直接的关系。从结构变动对于发展的推动作用看，改革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而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可以说就是城乡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对于改革以来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我们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描述。
（一）城乡产业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变化也是从农村发端的。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城乡产业发展关系的变动，它的基础是农业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农村非农产业的重新起步。
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尤其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 1979 ～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6%，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7.3%，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增长9.5%和8.8%，工农业增长关系改变了改革前长期失衡的状况，带来了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新局面。可以说，农业发展快既是农村经济振兴的基础，又是城乡产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虽然由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发展又出现波动，工业增长又出现速度过快的势头，使工农业的发展关系又有所失衡，但是从1979～1994年，农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平均增长6.2%和5.1%，而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平均增长14.9%和11.9%，工农业的增长关系毕竟比改革前明显改善，总体上表现出较为协调的新态势。
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村工业化的重新起步和高速演进。并且，新时期的农村工业化完全不同于“大跃进”时期由行政力量推动的工业化，而是一种由经济内在动力推动的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的基本表现是以农村工业为中心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全面发展，它的主要形式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张。新时期的乡镇企业已不像70年代的社队企业那样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而是有了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国家也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1978～1983年，乡、村两级企业的就业人数由2827万人增加到3235万人，产值由493亿元增加到1017亿元；1984 年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除了治理整顿期间有所波动外，其余年份继续迅速发展，到1994年，全部乡镇企业已达2495万个，职工人数达12018万人，产值总额达到42589亿元。乡镇企业还是沟通城乡产业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形成了相互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而大大地加快了全国工业化的进程。
农业的较快增长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城乡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农业产值结构中，种植业的比重由1978 年的76.7%下降为1992年的55.5%，在1993年开始实行的农、林、牧、渔四类 分法的构成中，狭义农业的比重为60.1%，1994年又下降为58.2%。相应地，非种植业部门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牧业和渔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94年已分别达到29.7%和8.2%。 这是农业内部结构高度化的表现，它适应了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其次，在农村产值结构中，农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68.9%下降为1994年的20.0%，而非农产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农村工业的产值比重已高达62%。农村的就业结构中，1978年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占92.9%，到1994年，这个比重下降为73.2%，降低了约20个百分点，而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则迅速增加，就业比重不断提高。可以说，改革以来农村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是非常快的。第三，在城乡产值结构中，改革前的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农村非农产业在全国同类产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92年与1980年相比，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由10.6%上升到34.3%，农村建筑业占全国的比重由23.5%上升到30.2%，农村运输业占全国的比重由18.8%上升到50.2%，农村饮食业占全国的比重由22.3%上升到41.2%。农村产业比重的上升幅度很大，有些产业（如农村建筑业）已提高到与城市同类产业平分秋色的地位。乡镇企业在全国产业中的比重也已相当高，1994年乡镇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2%，乡镇建筑业占全国建筑业产值的比重为53%。以上数字表明，城乡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城乡产业发展已经由分割状态进入了一个融合发展的阶段。
（二）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新态势
从城乡劳动力的流动看，改革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大大加快，但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相对较少。从统计数字看，乡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由1978年的2182万人上升到1994年的11964万人， 增加了9782万人，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中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这个期间累计为2109万人，还不及农村就地转移人数的1/4。但是，也许有不少季节性或不定期流入城镇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未被列入统计或者难以加以统计，这部分人数可能每年达几十万之多。与改革前相比，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新态势表现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已日益改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进城谋生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正常的生存条件，因此不定期流动的人数增多，流向外省即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数增多，流向大城市的人数增多。向城镇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不仅比改革前明显增加，而且有逐期上升的趋势。从统计数字看，1979～1983年进城的劳动力平均每年为85万人，1984～1988年上升到每年平均153万人， 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有所波动，每年平均为126万人，但1992～1994年又上升到每年平均180万人。同时，未被统计或难以统计的流动人数也是相应上升的。另一方面，还出现了部分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的现象，表现为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这种流动不像改革前那样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条件和收入水平吸引下的自然流动。
从城乡资本的流动看，改革初期阶段改变了改革前资本长期由农村流入城市的状况，出现了资本由城市流向农村的态势。从财政渠道看，1978～1984年，国家财政来自农牧业税和乡镇企业税的收入为561.3 亿元，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979.8亿元，两项相抵， 净流入农村的资金为418.5亿元，每年平均约60亿元。从金融渠道看，根据《经济绿 皮书》的计算分析，1978～1984年实际来自农村的贷款比存款多了162.3亿元，每年净流入农村的资本为580.8亿元，年平均为83亿元。另一方面， 从价格渠道看，改革初期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明显缩小 ，1979～198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升7.9个百分点， 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升2.1个百分点，前者的上升幅度为 后者的3.8倍，“剪刀差”的缩小意味着工业从农业、城市从农村获得 资本积累的状况有所改变，也可以看作资本由城市向农村的一种回流。这种城乡资本流动的新态势，成为改革初期阶段农业迅速增长和农村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外，改革以来出现了城市的人才和技术向农村流动的现象。不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流向乡镇企业，1993年底，仅乡村集体企业就聘用有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142.56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城市企业，他们带去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科技成果向农村流动的速度也明显加快。这也是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一种新态势。
（三）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变动的新态势
改革以来城乡商品流通状况的改善，是在城乡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取得的。流通体制的改革和流通政策的调整，对于扩大城乡商品流通，协调城乡市场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从1979年农副产品调价，恢复议购议销，到1985年取消大多数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中国的农副产品流通体制已进行了根本性改革， 虽然1990年恢复了粮食的国家定购，但其他农副产品继续实行自由购销政策。这就为城乡农副产品流通的活跃奠定了体制基础。第二，工业品购销体制的改革，加快了农村工业品市场的发展。工业部门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和范围不断缩小，为工业品下乡和农村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创造了条件。第三，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搞活和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这包括调整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搞活和转变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传统的商品批发体制，都对打破城乡分割局面，推动城乡市场融合起了很大作用。第四，新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发展，使多形式、多渠道的城乡商品流通局面逐步形成。由于大力发展城乡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商业，开放、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和城市农贸市场，以及允许和扩大了工业企业的自销，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商品流通体系逐步形成，促进了城乡商品市场的扩大和活跃。
城乡商品流通关系的改善引起了城乡市场结构的变化，这种新的态势在改革以来的前期阶段表现得相当突出，乡村市场的相对扩张速度和相对比例都由改革前的下降态势转为上升态势。1979～1985年，城镇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13.3%，而乡村年平均增长17.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城乡构成， 乡村的比重由1978 年的52.0 %上升到1985年的58.5%，提高了6.5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由1978年城镇比乡村高231.5亿元变为1985年乡村比城镇高出225.4亿元，其中对居民的零售额，1978年乡村比城镇低了121.8亿元，到1985年， 变为乡村比城镇高了547.4 亿元； 居民人均购买消费品的城乡比例， 也由1978年的5.7:1变为1985年的2.9:1。显然，这个时期农村市场的迅速扩大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同时，农村市场的繁荣也与农副产品商品率提高有关。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9.9%上升到1985年的46.4%，农副产品收购额占城镇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75%上升到1985年的94%，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1985年的6.8%，农副产品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对于农民货币收入的增加从而农村市场的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变动的新态势
改革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都比改革前大幅度加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在1985年前后形成了不同的变动态势，从改革开始到1985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不断缩小，但在1985年以后到1994年为止，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又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不过，如果考虑到城乡价格变动的差异，扣除掉这种差异对城乡收入和消费比较的影响，那么，改革至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而他们的消费差距则略有扩大。
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看，1979～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61.6%，年平均增长7.1%， 与改革前相比增长速度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1.2%，年平均增长14.7%，比改革前的增长速度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都大幅度加快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速度比市民快了一倍多，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幅度缩小。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为2.4倍，到1985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别为685 元和398元，二者之比降低为1.7倍。这个相对收入差距是以当年货币收入计算的，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生活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高于农村居民，那么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是城乡经济向协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看，1979～1985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47.4%，年平均增长5.7%，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94.2%， 年平均增长9.9%；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分别比改革前提高了近1倍和4.5倍，而农民的消费增长速度又比市民快了4.2个百分点。 相应地，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明显缩小，1985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727元，农民的消费水平为324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1978年的2 .9倍缩小为1985年的2.2倍。 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幅度与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差不多。要是剔除城乡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异，则城乡消费差距会进一步缩小。这种城乡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下的城乡消费差距缩小，也反映了城乡消费发展的协调化态势。
（五）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新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隔离的局面逐步被打破，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生变化，控制城市发展的政策在新的条件下进行了相应调整，加上城乡经济发展很快，农村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城镇和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市经济尤其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各类城市的扩张和升级，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与改革前相比大大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改变了改革前的行政性和运动式流动，逐步形成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有规律流动的态势。
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的市镇人口由17245万人上升到34301万人，增加了近1倍，市镇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由17.92%上升到28.62 %，16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67 个百分点， 而改革前的26年市镇人口比重只提高5.46个百分点，年平均只上升0.21个百分点，改革以来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了两倍多。相应地，城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速度非常迅速。全国大、中、小型城市的数目由1978年的192 个上升到1994年的622个，其中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由92个发展到375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由60个发展到173个，50～1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已经有42个，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已有22个，2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型核心城市已达到10个。同时，建制镇的数量也由1978年的2000多个发展到1993年的14448个。据《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 日的报道，目前全国各类小城镇已有56000个，其容纳的总人口已高达2亿多人。
与城乡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相一致，改革以来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79～1984年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这6 年市镇人口增加了近7000万人，市镇人口比重提高了5.09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85个百分点；1985～1988年间城市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徘徊阶段，人口城市化速度明显降低，这4年市镇人口比重提高了2.80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70个百分点；治理整顿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均处于低落阶段，人口城市化进程受到很大影响，这3 年市镇人口比重只提高了0.56个百分点，年平均只上升0.19个百分点；1992～1994年是城市经济的新一轮高速扩张期，农村经济重新起步，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再度加快，这3年城市人口增加了近4000万人，市镇人口比重提高了2.25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75个百分点。 虽然人口城市化速度还受到人口政策调整、城乡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些方面也与城乡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所以它们的演进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改革以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主要不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城乡经济发展过程推动的，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倾斜态势。城乡经济发展快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的农村人口大量向沿海城市流动，使沿海城市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城市。从农村流入城市尤其沿海城市的人口，大多数是不定期流动的人口，他们在以常住人口为划分依据的统计表上仍然属于农村人口，但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这是改革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流动人口自80 年代中期以来具有不断增加的态势， 近几年大约在5000 ～6000万人左右，如果将他们按一定比例换算为城市人口，那么市镇人口的比重要上升几个百分点。这种形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农民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而相应的城乡体制和政策，以及城市经济条件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殊的人口城市化，是一种虽不正常却又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六）城乡社会关系变动的新态势
改革以来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态势。首先，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股份经济和混合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推动着城乡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城乡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改革前以地域和户籍划分的市民和农民两大社会群体，日益分化为资本所有、就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同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在市民和农民两大群体内部进行，群体之间表现出相似的分化趋势。其次，随着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分割和隔离的体制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劳动力、人口、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日益增多，城乡商品流通关系和市场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城乡分治的格局逐渐为“市管县”体制所取代，城乡经济发展出现了某种融合的态势；城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所享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断减少，城乡居民的经济待遇差别明显缩小，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户籍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市民与农民在社会身份上的差别不再像改革前那么突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
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个是城乡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城乡差别的缩小，特别是城乡流动的正常化和便利化，城市户口不再像以前那么神圣，城市生活方式不再有很强的诱惑力。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已经赶上以至超过城市，出现了城里人向乡下流动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城乡一体化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另一个是出现了都市化的乡村社区。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一般城市，那里虽然还是乡村，但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已经都市化。
二、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Ⅰ）
从上文阐述的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态势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以来城乡发展的新态势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在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又出现了不协调的状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实际上，近10年来城乡发展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失衡阶段。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基本表现仍然是农业发展远远跟不上工业，农村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农业和农村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又付出了太大的牺牲。与改革前的失衡状况不同的是，城乡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再被割断，城乡商品和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一直在迅速进行；同时，城乡发展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达地区一般比较协调，而不发达地区则失衡比较突出。
说城乡发展关系陷入了新的失衡状态，是一个总体性或综合性的判断。虽然城乡关系各个方面的失衡状态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失衡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是由主要方面的失衡状态决定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城乡发展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城乡产业发展关系的不协调
改革以来城乡产业发展出现不协调态势，大体上从1985年开始，它首先表现为工农业增长关系的不协调。1985～1994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3.8%，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只增长3.8%， 农业增长速度与工业相比每年平均低了10个百分点，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3.6倍， 比1979～1984年的1.2倍（8.8%比7.2%）上升了2.4倍。显然，工农业增长速度的落差太大，农业又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期，而工业则再度出现超高速增长的局面。 这10 年工农业增长关系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 1985～1988年是农业陷入低谷而工业出现高涨的时期，工农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0%和3.1%，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4.5倍，与改革初期的6年相比出现了急剧的变化， 工农业关系陷入严重的失衡状态。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农业有所恢复而工业处于低落阶段，工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增长7.3%和4.2%，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7倍，工农业关系在工业偏低速增长中有所改善。但1992～1994 年又出现工业超高速增长而农业增长乏力的状况，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0.3%，而农业增加值增长的平均速度只有4.5%， 二者之比又是4.5倍，工农业增长关系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作为城乡产业发展关系的基础，工农业增长关系的失衡导致了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变动：其一，导致整个产业结构陷入了新的失衡状态。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84年的32.0 %下降为1994年的21.0%，10年间降低了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3.3%上升为47.3%，提高了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均为《1995 年中国统计年鉴》新调整的数据）；如果以可比价格计算，那么第一产业下降和第二产业上升的幅度还要更大。第一产业比重的过快下降和第二产业比重的不合理上升，引起了产业结构的新矛盾。其二，导致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不合理。在农村产值结构中，农业的比重由1984年的63.5 %下降为1994年的20.0%，降低了43.5个百分点，农村工业的比重由22.9%上升为62.0%，提高了39个百分点，而农村建筑、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产业的比重只是由13.6%上升到18.0%，只提高了不足4.5个百分点。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明显存在着农业比重下降过猛，农村工业比重上升过高，而农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则提高缓慢的问题。其三，导致农业与轻工业的结构矛盾。农业具有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任务，农业增长过于缓慢，而工业增长过快又主要表现为轻工业增长太快，因此农业与轻工业形成了直接的结构冲突。这种冲突在1985～1988年期间已相当突出，在治理整顿期间由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有所缓和，但1992年以来轻工业的再度高速扩张又使矛盾日益严重起来。其结果是市场农副产品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并推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价格上涨。其四，导致城乡工业发展的不协调。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过度扩张，本来就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局面，加上城乡工业结构趋同，过度扩张的工业大多数是技术水平低的一般加工工业，因此形成了低层次的过度竞争，并引发了一系列争夺原材料的“大战”。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很严重，近几年问题又再度突出起来。它影响了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有效发展，也影响了城乡工业结构的协调。
（二）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不协调
城乡产业发展关系不协调的基本原因在于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不协调，即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流动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既表现在城乡之间资本、劳动力、科技、人才等要素的分配上，也表现在这些要素的配置关系上；既有要素存量配置方面的问题，也有要素增量配置方面的问题。
从城乡之间的资本投入和流动看，1985年以后再度出现失衡的局面，而且有不断加深的态势。国家财政对农业基建的支出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80年代初期在6%以上，1984年为5%，1985年下降为3.3%，此后就一直没有超过4%，近几年更是大幅度降低，1992～1994 三年分别为2.8%、2.1%和1.7%，农业投资比重的下降幅度非常大， 而工业的投资比重则在不断上升。在资本流动方面，改革初期资金向农村流动的态势到1984年就基本结束，1985年后又出现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情况，并且农村的净流出量越来越大。从财政渠道看，1985～1989年，国家财政来自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的收入共1501.9亿元，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013.6亿元，两项相比，农村净流出资金488.3亿元； 90年代以来农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的资金不断增加，尤其近几年上升幅度很大，1992年为380.1亿元，1993年为744.3亿元，1994 年高达1075 .5亿元。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动也表现出类似态势，根据《1995年经济绿皮书》的计算，1985～1989 年农村存款大于贷款而净流出的资金为79 .3亿元，90年代以来农村通过存贷款差额净流出的资金每年都在100 多亿元，1994年高达368亿元。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加起来，1985～1994 年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达4192.3亿元，平均每年419亿元，仅1994 年就高达1444亿元。作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农业和农村，本来就资本积累能力低，资金不足，加上改革前工农业和城乡之间资本配置的严重失衡在经过改革初期的调整后并未真正扭转过来，资本的存量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在这种条件下，1985年以来农业投资比重的不断下降和农村资金的不断净流出，就必然使农业和农村的资本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工农业增长关系和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出现明显的不协调。
从城乡劳动力的流动看，1985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转移的速度是下降的，并且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下降比在农村就地转移速度的下降幅度大得多。1979～1984年劳动力转移的年平均速度为12.3%，1985～1994年下降为年平均8.0%，降低了4.3个百分点，其中向城镇转移的速度由前一阶段的29.4%下降为12.5%，降低了约17个百分点，在农村就地转移的速度由11.0%下降为7.3%， 降低了3.7个百分点。 这种城乡劳动力配置状况与上述的城乡资本配置状况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第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业资金投入比重的降低产生了矛盾。在整个资金配置关系中农业的资金分配相对减少，而农业所滞留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增多，这使农业部门本来就明显过低的资本与劳动比率相对下降，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是城乡产业之间资源配置关系失衡的基本表现。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的增加产生了矛盾。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速度大幅度下降，而农村资金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必然导致农村的资本和劳动配置关系进一步失衡，这是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失衡的又一个表现。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速度下降， 反映了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中的问题。
1985年以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继续加快，但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速度却相对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就业弹性下降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张的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而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的农村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却发展相对缓慢，因此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并不能带来就业比重的上升。从农村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偏离度变动看，从1984～1994年，农业的结构偏离数由22.5%上升到53%， 农村工业的结构偏离数由 —12.4%发展到—46%，农村建筑、运输和商饮业的结构偏离数由—10.1%变为—7 %， 整个结构偏离度（偏离数的绝对值之和）由45 %上升到106%。 农村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不正常上升是由于农业和农村工业结构偏离数的不合理变动，主要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缓慢而农村工业产值比重上升过快。由此可见，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速度下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变动的不合理。而农村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的发展相对缓慢，又影响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速度。
从城乡之间科技和人才的分配及流动看，虽然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难以进行系统的分析，但根据有关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农业和农村在科技、人才投入方面的明显不足及下降态势。在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农业部门所占的比重1985年为5.8%，1994年下降为2.8%，下降了3个百分点；集体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中，农业部门的比重1982 年为4.3%，1985年上升到6.3%，但到1992年又降低为5.1 %（近两年缺数据）；农业部门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全国同类投资的比重1985年为1.2%，到1994年下降为0.7%； 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费用的支出占全国同类支出的比重1985年是1.9%，到1994年下降为0.7%；农业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和发展机构的经费支出占全国同类机构经费支出的比重1990年为9.3%，到1994年也下降为8.4%。这些数据表明，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和科技资金投入比例本来就很低，近10年来还一直在下降。从人才和技术的城乡流动看，1985年以来城市的科技人才以及有关的科技成果虽然仍不断流向乡镇企业，但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科技和人才短缺的现象普遍更加严重，与城市的差别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的落后贫困地区，不仅原有的科技人才不断流失，而且文化素质较高的强壮劳动力也大量外流。城乡科技和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及其变动的不协调，导致了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及其继续扩大，从而对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
（三）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变动的不协调
1985年以来，由于城乡流通体制改革的进展较为缓慢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体制摩擦，城乡商品流通中的不协调现象又变得突出起来。从城乡农副产品流通看，行政干预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引发了各种争夺农副产品的贸易“大战”，价格体系的扭曲状态引起了流通过程的混乱；以上两个方面，使农副产品市场中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批发零售结构出现失衡状态，而政府宏观干预过多并且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又增加了农副产品流通过程的波动性。从城乡工业消费品流通看，工业自销比重的上升引起了工商业利益关系的变化，但由于相应的宏观管理措施和规则没有跟上，增加了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影响了市场合理竞争和城乡流通秩序的形成；在城乡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太小和交易方式落后的突出问题，阻碍了城乡流通关系的理顺和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从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看，主要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流通的有序性较差，交易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关系调整的需要，市场管理以及相应的法规不完善，不正当竞争的现象相当严重。
由于前述的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再度失衡的影响，加上城乡流通体制和流通过程的问题，导致1985年以后城乡市场结构的变动又出现了不协调态势。这种不协调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速度又落后于城市市场， 城乡市场规模的差距重新扩大。1985～1994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上升到9.2%，而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为3.2%，城乡市场扩张速度的落差很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城乡构成中，城镇的比重由1985年的47.0%上升到1994年的56.1%，而农村的比重则相应地下降了9个百分点，正好是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品支出的变动看，那么城乡平均市场变动速度的落差更大。第二，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集贸市场结构出现过度倾斜的态势。1985～1994年，城市集市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1.3%，农村集市数量平均每年只增加2.8%，城市集贸的成交额年平均增长50.8%， 农村集贸的成交额年平均只增长27.7%，在城乡集贸市场的成交总额中，1984年城市和农村的构成是16.5%比83.5%，到1994年，城市的比重上升到50.9%，而农村的比重下降为49.1%，在10年的时间里，城市集贸成交额由只有乡村集贸成交额的1/5提高到超过了乡村。这10年中，城镇人口的比重不过上升了5.5个百分点， 乡村人口仍然是城镇人口的2.5倍，即使把几千万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划归城镇， 乡村人口也相当于城镇人口的两倍左右，但乡村的集贸成交额却下降到已低于城镇，这表明了城乡集贸市场发展的过度倾斜。1985年以来农村消费品市场和集贸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原因在于城乡居民货币支出增长速度的变动。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家庭在1982～1985年的年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2.6%，农民家庭在1978～1985年的年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5.5%，但在1985～1994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到17.4%，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却下降为13.9%。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变动出现了不协调态势。（未完待续）
* 本文为周叔莲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报告。
执笔：周叔莲、郭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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