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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冷漠，属于政治社会学范畴。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的是一国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综观当今世界，“政治冷漠”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参差不齐的各种政治共同体中流行和蔓延。无论东方或西方，概莫能外。那么，在科技信息化、教育普及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中，“政治冷漠”缘何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课题。
一、
探究“政治冷漠”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廓清人类与政治到底有多大关联？为此，我们不妨追思甄别亚里士多德的命题。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基于生物学的自然演化律和个体生长说，最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传世之论。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只有神祇和野兽可以不过政治生活。①人类为何是“政治动物”呢？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因而能够区分善恶与是非。更重要的是，“每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在集合体中才能维持生存。因而，人生来就有合群的特性，不约而同地共趋于政治的组合。②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是很有价值的。它道出了人类与政治的关系。但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命题本身却隐匿着两大悖义：一是他讲的“人”单指具有公民特权的奴隶主阶级中的男子，而不包括奴隶、妇女和外国人；二是他讲的“政治动物”与群体互助以维持生命有对应关系，但实际上维持生命并非一定要过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形式。“为了避免痛苦、不舒适和饥饿、满足性的冲动、爱、安全和尊敬是迫切的原始需要。迅速和具体地满足它们的手段，一般是在政治生活之外。”③由此观之，“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反面却印刻着“无政治阶层”的存在和“政治冷漠”的可能性。
其实，亚里士多德的命题的悖义很大程度上是其狭隘的政治意图所驱动的。回溯历史，在柏拉图时期，古希腊的政治阶层中就已有为数不少的人逃避政治角色。这些奴隶主阶级成员鉴于政治角逐中的不休的“党争”，而对政治生活发生厌倦。他们怀疑“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须参加国家生活”的看法，转而认为：在道德上，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国家的生活可以与此无关。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面对古希腊奴隶制风雨飘摇的局面，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消极无为的“自由人”痛心疾首、怒其不争。他命题的意旨是要奴隶主阶级成员以整体利益为重，积极参与政治、过“城邦生活”，以挽救奴隶制度的崩溃和避免阶级利益的丧失。
显然，“政治冷漠”古已有之。从语义分析和命题背景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仅以被视为民主参与典范的古代雅典和近代的纽黑文为例。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人出席沉闷的全体会议，警察用浸过湿油漆的长绳子把公民赶向普尼克斯山”，④而在1642年的纽黑文，“任何自由人在得到适当的预告之后，在法院书记点名结束之前未能进入大法院者，将处罚一先令六便士。其他种植者凡点到其名而不在场者，罚款一先令。此项措施的新鲜性没两年就不灵了，出席大法院会议对许多人说来是个负担。”⑤
看来，“政治冷漠”确实有其天然的存活性。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在阐释这一现象时指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但无论由于本能还是由于学习，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至少不是完全相同意义上的政治动物。纵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爱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有些人这样做，但许多人并不这样做。”⑥达尔从人类的需求层次为“政治冷漠”作了一般性的注解，但仅此还不能全面、透彻地阐释“政治冷漠”这一问题。
二、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确立国体后，一个以代议制、普选制、政党制、分权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便在资本主义各国以各自特有的形式建立起来。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民主政治的形式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然而令西方学者困惑的是，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未同步。“相反，在所有多头政制中，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⑦譬如自诩为政治模特儿的美国，“参加总统选举的人数，从1952年的62%减少到1976年的54%”。⑧而在1980年，“100位有选举权的美国人中只有27人前去投票”⑨。
一向标榜自己为“全民的民主”、“普遍的民主”的西方国家，为何会出现政治冷漠现象？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愿介入政治过程呢？对此问题，当代西方许多学者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探讨，如：罗伯特·A·达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塞缪尔·亨廷顿、安东尼·奥罗姆、乔治·盖洛普、吉塞伯·帕尔马等。其中罗伯特·A·达尔最为突出。这位在西方政治学界颇负盛名、著述甚丰的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把“政治冷漠”归因为六个基本因素：⑩1.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其他活动得到的报酬低；2.在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选择之间无多大差异；3.个人“政治效能感”弱；4.不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5.政盲；6.障碍阻塞。达尔这些量化──心理──行为分析，为我们构筑了测量政治参与的一般图式，具有直观性、超时性的意义。但是他的“范式”分析框架又是表面的、现象的、经验的堆积，缺乏深层的、本质的、理性的研究。马克思对这类肤浅的认识早就作过批评：“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11)因此，要对西方的政治冷漠现象有个深刻的本质把握，还要剖析其背后隐藏着的基本动因。
首先从经济地位上看，财产占有状况的差异所造成的阶级鸿沟是西方“政治冷漠”的经济根源。以美国为例，约占美国总人口2‰的资本寡头，控制了全部公司财产的60%；占美国总人口1.6%的金融寡头，却控制着美国股票的80%。这些“超级富豪”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少数，但却拥有超越一切人之上的经济地位，享受着与其财权相应的政治特权。在这方面，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Sterling教授（相当于我国的一级教授）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看得也很清楚：“美国──我不打算毫不偏袒──巨大的财富仍然掌握在使人道德败坏的福利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街道和住宅越来越不安全。它的昂贵的法律制度面向富人敞开，民法对于穷人难以接受，刑法对他们抱有敌意。”(12)政治地位受制于经济地位，经济地位是政治参与的过滤器。在一个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参与渠道无疑是由富人控制和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采取“非正规”的过激手段扬泄呼声。在资本主义法制下，他们更多的是以冷漠的态度回敬富人政治，这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从政权性质上看，政治权力的归属与运作状况是西方“政治冷漠”的阶级基础。在一个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里，政权的服务向度和政府的行政效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中轴运转的。据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乔治·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民认为政客都不大可靠”，大多数人“觉得国会很差劲”，“相信近一半的经费被联邦政府浪费掉了”。(13)乔治·盖洛普感慨地说：“低投票率不是由于美国人不关心他们的政府，说得明白点，问题似乎是他们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14)确实，一个碌碌无为的政体、一个远离人民大众的政权、一个为“权贵集团”所控制的政府，必然会导致为数众多的人们对政治的厌弃或疏远，这是问题的症节所在。
第三从民主虚实上看，“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5)是西方“政治冷漠”的制度肇端。资本主义宪法在形式上规定了公民有许多民主权利和自由，但同时又连带了许多附加条件使之趋于虚无。美国当代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说：“不同国家中关于选民登记和选举方法的立法，也使选民的投票受到影响，并且鼓励了某种类型的选民，限制了另一种类型的选民，但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有限的投票时间和复杂烦琐的选民登记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经济情况不佳的美国人失去了投票机会。”另一方面非极化的两党制并不能给予公民以真正的自由选择。罗伯特·A·达尔指出：“有些人不投票、或者不参与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各政党没有向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机会。……在美国人中，‘40%认为两党差不多是相同的，还有8%不知道两党究竟相同还是不相同’。”(16)可见，虚伪的民主是影响公众逃避政治角色、厌弃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第四从精神文明上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价值体系，是西方“政治冷漠”的文化成因。极端的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使人们在精神状态上消极、颓废，在思想道德上空虚、败坏。有产者中“象是有一种病态的厌倦情绪袭击了他们，他们拒绝前进，拒绝永远生存下去。”(17)因此，人们对政治的冷漠、不介入也是理想祛除、精神萎靡的一种体现。
总之，一个按少数人的利益要求所设计的政治体系与人民的愿望在本质上是相斥的。它的正常运行需要个人和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冷漠和不介入。正如美国学者H·马尔库在《白宫的柏拉图》一书中所说：“我们的制度在什么限度内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很简单：限于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不造成实际威胁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性、有效性和局限性。可以说，“政治冷漠”是资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三、
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历史类型的最高和最后型态。民主主体的普遍性、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民主内容的真实性，使政治破天荒地“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8)，而成为“人民的事”。(19)然而，由于诸多因素泛复交织，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仍然存在着绵延以久的政治冷漠现象。据80年代初期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62.41%的公民表示“对谈论政治问题，我很谨慎”；73.79%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在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人们熟视的景观是众多的普遍性、基础性的政治角色对政治参与的静淡反应。尤其在“文革”和“六·四事件”后，无论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抑或是一场设计得波澜壮阔的运动，仿佛很难激起他们的满腔热情。他们更多的则是满足于谈谈琐事、发发牢骚。那么，在人民主体地位确立并有保障的政治环境下，我国为何还存在与政治现代化潮流不相适应的政治冷漠现象呢？对此问题，我们不能将其与西方社会混同并理，应从新的视角来作立体性的把握和多元性的思索。
第一，历史渊源。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国家，历史上的政治生活曾经长期地为少数特权者所操纵。他们罩着神秘的“正统”面纱，剥夺民权，使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劳苦大众长期过着被奴役、受压抑的生活。这种历史病毒对我国公众的社会性格有较深的污染，这是其一。其二，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血腥屠戮犯禁士人，使大多数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由于“惧一身之祸”，他们只能埋头儒家经典，重训诂、审音义，“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20)不谈时事、不问政治，以苟全性命。这种历史阴影对我国公众的社会心态有较大的遮盖。其三，专制君主为其官僚机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窒息了人们的头脑，篏制了人们的思想。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政策引诱着芸芸学子们“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无暇目”。(21)为了达到“优”的标准，进入官的行列，他们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历史痈疽，积淀于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对我国公众的社会意识具有较强的侵蚀。可见，“政治冷漠”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二，经济层次。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是携手并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层次愈高，其政治参与层次也愈高。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人们为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节省，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才可能以更多人力物力去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亿万群众普遍地具有参加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担任管理工作的能力；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社会才可能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看，生产力水平的规模和由此决定的物质文化条件的限制，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充分实现还有待不断创造条件。因此，我国公民中许多人对实施他们的权利或履行他们的义务漠不关心是情有可原的。
第三，科技水平。先进、便捷、快速的交通、通讯和传播工具，是提高大众普遍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我国是一个地域人口大国，在科技水平总体度低、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和社会主义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实行全国范围的直接民主制是不现实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及其应用设施的改善，一可为民众进行政治交流和社会沟通提供便利条件、二可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设备支持。历史表明，科技进步与政治参与成正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遥控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电子邮政、通讯卫星、电视广播网、数据送话器；直升超音速喷气飞机、原子潜艇、单轨高速列车等发达产品，就可为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制民主的过渡创造良机。或者“利用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创造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接合起来。”(22)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全民切实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还只是一种理想。
第四，政策成色。如果一个公民坚信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无论怎样都会很出色，那么就不大会介入政治。“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信心不高会使人丧失参与的勇气一样，高度相信一个政治体系的决策全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公平性，也会使一个人的参与看上去没有必要了。”(23)大量经验材料也表明，在相对清明的政治态位下，多数公民都倾向于避免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只有当政治气候较为恶劣的时候，人们才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参政愿望和政治热情。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只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确定和利益实现都能得到基本保障，那他就不再热衷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政府都是人民的公仆。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人民的利益而展开的。政局稳定，政策开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官民谐和，措施得当，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五，文化素质。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24)政治确实是人类的高级性需求与后天性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据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25)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工作上的失误，我国的教育文化总体水平还不高。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我国民主建设的步伐。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时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26)文盲往往又是科盲、法盲和政盲。政盲无所谓参与意识，也无所谓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自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的。
第六，体制承荷。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政治体制尚不具备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时，过速的政治参与就会造成政治动乱。因此，政治文化的迅速变动与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与民主发展水平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有个“度”的界限。否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给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
第七，主体意识。客观地说，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是较弱的。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极大地压抑和侵蚀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同时，希望“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封建文化在生活中的复活与蔓延，使“人治”思想、王权意识和等级观念也找到了寄生的温床，这又极大地妨碍了人民主体意识的萌发与提高。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7)看来，肃清“长官意志”与“顺民思想”的社会氛围仍需做许多方面的工作。
第八，知情状况。公民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信息有着内在的关联。“政治参与要求接收一般的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28)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的中央集权、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使人民群众很难对政治过程有明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的主动参与程度。人民群众了解和讨论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重大情况和重大问题，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增加对党务和政务活动的报道，健全和开辟正常的、经常的、多种形式的渠道，是保证公民积极参政议政的有效手段之一。“知情”才能“事举”，可以说，政治透明度不高也是我国政治冷漠现象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九，功效维度。功效维度体现了事物对人的实际利益的大小。对人们来说，如果介入政治的报酬是遥远、含混、模糊和抽象的，就可能会对政治参与持漠然置之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功效维度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在所有制上，公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使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似乎成了非所有者(29)。这种奇特的现象是“政治冷漠”的底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所有，而忽视公共事物；对于公共事物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今天我们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承包制、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得力措施。2.在政治活动上，为数众多的人对形式主义极为反感。这种现象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很高的显现。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为例，“对政治学习持否定态度的同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3.04%，出现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许多同学认为学校的政治学习内容空洞、拘泥于形式，这种学习纯粹浪费时间”。(30)形式主义害死人，“搞形式”、“走过场”的各种政治活动不可能不使人们害“政治冷漠病”。3.在政策反弹上，人们对社会或公共问题的关注如果得不到政治组织的回应，就会消减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譬如，“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就必将大大淡化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人民群众强烈痛恨的腐败现象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就必将大大弱化人们的政治使命感；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公民政治热情的因素。
第十，挫折效应。新的全国政权建立后，翻身的人民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活动中，都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可是，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却是一场政治欺骗、政治愚弄、政治动乱。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蒙蔽、蹂躏了亿万颗天真善良的心。加之后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腐败现象的大量曝光，使得人们对政治产生了冷漠、疏离与反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运动或事件，可能导致人们政治观点及态度的根本转变。”(31)巨大的心理挫折及其生发的晕轮效应，就使得人们视政治为畏途，消极地适应政治环境、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自发地减退政治兴趣。
综上所述，“政治冷漠”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存在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通过发展经济、科技和文化，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清除历史传统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提高民族的民主意识、增强人民的参政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基本途径克服之。从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2)只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发挥创造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迅速前进。
注释：
①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③⑥⑦⑩(16)(23)〔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29、131、参见133-138、125、136页。
④C·M·鲍勃：《古希腊》（纽约，时代出版社，1965年），第108页。
⑤查尔斯·H·利弗莫：《纽黑文共和国》（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886年）第44、231页。
⑧〔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⑨(13)(14)〔美〕乔治·盖洛普：《操纵人类命运的九大力量》，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参见116-118、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2页。
(12)〔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65页。
(15)(26)《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784-785页。
(17)〔法〕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19)《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20)宋濂：《礼部侍郎曾会神道碑铭》、《銮坡集》第7卷。
(21)廖燕：《明太祖论》、《二十七松堂文集》第1卷。
(22)〔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页。
(24)〔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2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27)(3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322页。
(28)〔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
(29)参见刘世锦：《公有制经济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新华文摘》，1994年第4期。
(30)马永良、吕志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化的述评》，《社会科学学刊》，1988年第2期。
(31)刘振洪、高民政、文新明主编：《政治学导论》，内蒙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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