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推谜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数学史上，有许多数学名题与猜想，名题即难题、谜题，著名的有古希腊几何三大难题(three problemis in Greek geometry)、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又名费马猜想(Fermat's conjecture)、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四色问题(four color problem)、柯克曼女生问题(Kirkman's girl students problem)等等。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提出的众多名题与猜想，几乎每一个都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都引得无数数学家和爱好者为之呕心沥血，凡能破解这些难题的都成了数学名家，有些难题至今未获解决。其中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则是费马猜想，它的提出、发表以及破解都堪称数坛佳话。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费马(Pierre de Fermat 1601-1665)在1637年（一说约在1630年）阅读丢番图（Diophantus希腊代数学家）所著《算术》(Aritmetika)一书拉丁文译本第二卷第八个命题“将一个平方数分为两个平方数”时，写下了被称为“千古之谜”的批语：“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或者将一个四方数分成两个四方数，而且一般说来，不可能将任一个高于二次幂的方幂数分成两个同次幂的方幂数。我对此找到一个真正妙不可言的证明，但这页边空白太窄，无法写下。”费马去世后其子萨缪尔找遍了父亲的遗书、笔记，也未能找到这个证明，1670年费马的笔记、批注及书信被汇集成《数学论集》出版，从此费马猜想闻名于世，法国和德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曾分别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悬赏征求费马猜想的证明。直到1995年才由一位英国数学家最终证明，所以英国人西蒙·辛格(Simon Singh)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①
我们的目的不是研究数学史，到了这儿，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没有跟‘费马猜想’的传奇色彩类似的难题、谜题？”回答是响亮的：“有！而且如果论时间之长，远远超过费马猜想。”“是什么？”“就是‘颜之推谜题’”。
一 颜之推及《颜氏家训》
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祖籍琅邪。其九世祖颜含在西晋末年追随琅邪王司马睿，《晋书·颜含传》：“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晋书·诸葛恢传》：“元帝为安东将军”，“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晋怀帝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渡江移镇建邺（今南京），316年晋愍帝为刘曜所俘，此后中国北方基本上为各少数民族的政权所占领。司马睿于317年在建康（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偏安南方，颜含在东晋王朝历任要职。颜之推晚年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551年颜之推为侯景军所俘，《观我生赋》言及此段经历云：“经长干以掩抑（自注：“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白下。”），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赋中所云“长干”，在今南京中华门南，“白下”，今南京西北幕府山南麓。“靖侯”即颜含。据其自述，颜之推应为建康人，他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后期（公元590年后）。②
颜之推出身于南朝士族，生当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梁书·武帝纪》赞：“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颜之推年轻时博览群书，故有十分深厚的文化修养、学术造诣。24岁时（公元554年）被俘至北方，26岁（公元556年）起仕北齐，47岁（577年）入周，581年杨坚建立隋王朝，之推仕隋十余年。他历仕南朝、北朝，晚年著成《颜氏家训》，分裂的年代、动乱的年代造成了他的特殊经历，他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这本名著。这本书在旧时士人中流行甚广，奉为“家训”之祖。其实，依照鄙见，应该如此定性：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中国从317年起分裂，已历二百余年，在《颜氏家训》中，他胪陈了南朝、北朝的风俗、民情、经学、书法、音韵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其异同，间下己见，或褒美、或指摘，难能可贵的是，不偏不倚，不主一方。
宋人沈揆认为此书“辞质义直”，“辩析援证，咸有根据。”明人张璧云：“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是可范矣。”③今人范文澜先生评论颜之推说：“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④王仲荦先生说：“由于他经历南北，饱经忧患，深知南北俗尚的弊病，政治的得失，南学北学的短长，因此在《家训》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时，往往非常中肯。”⑤周一良先生指出《颜氏家训》所述的若干事情与词语都可以从史籍得到证明。⑥
这些是历史学家对颜之推其人其书的公允评价。不过，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自己去认真读书，看看《颜氏家训》的可信度究竟如何？目的在求一个是字。限于篇幅，仅举语言学人所关心的民族语的一例：《颜氏家训·教子篇》：“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颜氏家训·省事篇》又云：“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我们看看他那个时代其他文献对鲜卑语有否记载？如何记载？在北朝，皇帝是鲜卑人或者鲜卑化的汉人，自然鲜卑语是强势语言，当时叫做“国语”，《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序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又“孝经”类序：“魏氏迁洛，未达华言，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国语孝经》为隋志“孝经类”所著录，在“小学类”著录了以“国语”为名的书籍9种，如“国语十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原注：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杂物名三卷（原注：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杂文十五卷”“国语号令四卷”等，值得注意的是《隋志》另著录有“鲜卑号令一卷（原注：周武帝撰）”。其后还有“杂号令一卷”，“杂”字不知何解，但是此书殿于鲜卑语类书籍之末，当有鲜卑语的内容。隋志又著录两部以“鲜卑语”为名的书：“鲜卑语五卷”，又“鲜卑语十卷”。北朝流行鲜卑语这一事实，也可从正史中得到印证。《北史·祖珽传》：“元康因荐猑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孙搴传》：“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北史·王昕传》：“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昕曰：‘颇解此不？’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周书·长孙俭传》：“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隋书·虞庆则传》：“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隋书·李德林传》：“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
我们还应该了解颜之推的治学态度如何？他在《音辞篇》写道：“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尧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在《颜氏家训》一书中，这种批评性的文字俯拾皆是，表现了他的不盲从的精神，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颜之推又说：“玙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祗之祗。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可见他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学者！
至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语：《颜氏家训》关于学术的所见所闻、所述所论，可信度是很高的。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细读《颜氏家训·音辞篇》。
二 《颜氏家训·音辞篇》与“颜之推谜题”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比较了中国南方、北方的文化、礼俗的诸多方面，我们语言学人最重视的是其《音辞篇》，周祖谟先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云：“考家训此篇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在下斗胆补充一句：跟其他诸篇的宗旨一样，《音辞篇》比较了南朝和北朝语言的差异，也多处叙述了南北语言学者观点的分歧，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段的语言的状况和语言研究的状况，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篇经典性的文字。
《颜氏家训·音辞篇》论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古往今来，特别在20世纪，许许多多学人都乐于称引颜之推的这段话，以论证当时南北语言的歧异，但是恕我不恭，有些理解有误；至于作深刻的体味，得其精髓的，则更付阙如。学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最后八句。其实，此八例，颜之推明明确确地冠以“其谬失轻微者”六字，又明明确确地殿以“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八字。试问：颜之推所说的“谬失轻微者”若此，那么，“谬失”重大者呢？请看紧踞其上的文字，也是颜之推说的：南语北语“皆有深弊”！请注意，是“深弊”！我们这些1400多年后的读者不禁急切地盼望他将“深弊”讲个分明，至少也举些例子哪怕两三个例子也好，那就能使我们知道当时南北语言的更深层级的特色。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颜之推只肯说四个字：“不可具论”，他就把这个千斤重的命题了了！遗憾之至！遗憾之至！颜之推这位大学者就这样给中国语言学史留下了一道谜题！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
不过，从我们后人看来，还有“不幸”中之“幸”，那就是，亏得颜之推还是多说了两句八字，他指出了南语、北语的“深弊”之“污染源”，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此，“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十六字就是颜之推设定的千古之谜。本文价值之一在于：揭出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或曰“颜之推难题”。这谜题或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语言史以及汉语方言史。
进一步的问题来了：这“颜之推谜题”能够破解吗？答曰：“也不能，也能。”按，这是仅就笔者而言，高手也许全能。
三 释“北”“南”兼“吴越”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两句中的“北”、“南”二字，含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体认广阔的背景，从而来确定其确切意义。笔者勾稽了《颜氏家训》一书中相关用语，加以排比。在颜书中，“北”、“北方”、“北土”、“北间”、“河北”、“江北”、“邺下”、“山东”、“中原”指北方；“南”、“南方”、“南间”、“江南”、“江东”、“江左”指南方。“北人”指北方人，“北俗”指北方风俗；“南人”、“江南人”指南方人，例句甚夥，文繁不录。
兹摘一些二者对言的文例于下：
《风操篇》：“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省事篇》：“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以上“南”“北”兼言）《归心篇》：“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两万斛船。此实验也。”《音辞篇》：“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以上“江南”“河北”对言）《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河北”“江东”对言）《文章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江南”“山东”对言）《书证篇》：“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江南别有苦菜。”（“中原”“江南”对言）《治家篇》：“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此“北土”“江南”对言）《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以上“江东”“邺下”，“南间”“河北”彼此对言）
经常以“南”、“北”对言，是那个时代的习尚。如《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魏书·崔浩传》“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还有当时两位杰出的语言学家陆德明、陆法言的用例，更为显明，请见后第五节。
我们应该体味到《颜氏家训》的这一特点：颜之推罗列、比较的多是上层人物即士族阶层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和问题，如上举的邺下妇女，“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走后门，行贿、腐败，岂是民家女子所能为？“江南文制，欲人弹射”，“山东风俗，不通击难”，那绝对是文人学士的事儿。具备这一认识对理解《音辞篇》必有帮助，详见后文。
现在我们将使用“内证法”的语域缩小到《音辞篇》本身，以考察其“南”、“北”二字的真义。“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的上文是：“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连珠般的方位词！我们可以从颜氏这段言论，从《颜氏家训》全书，先作出初步推断：这“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中的“南”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的语言（语音），“北”是指北方的语言（语音），这该不会引起什么争论吧！
接着要讨论的是，“吴越”意指什么？我们还是来查找典籍吧，例证浩繁，不胜枚举，略举数例，也兼及其同义词语和相关词语，这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吴越”的词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宋书·礼志三》：“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晋书·苻坚传》：“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先是，群臣以坚信重道安，谓安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谏。”《晋书·王猛传》：“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魏收《檄梁文》：“唯彼吴越，独阻声教，侯景竖子，本无土业，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离之地，甘辞卑体，进孰英华。”（《艺文类聚》卷五八）《隋书·史祥传》：“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我们还可采用“内证法”，即以颜之推证颜之推，其晚年所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氏此赋单用一个“越”字是照顾骈文的平仄，此字之义，不释自明。⑦而《三国志》中孙权则单用一个“吴”字。
总之，大量文献例证都表明“吴越”只有一义，即指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所统治的南方区域。因此颜之推所讲的“南染吴越”的“吴越”，本义与上述并无二致，借代以指吴越地区即南方地区的语言（方言）。
不少人阅读、讲解《颜氏家训·音辞篇》，泛泛而言：颜之推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南北语言的差异。“北杂夷虏”好懂好讲，“南染吴越”呢，仔细一推敲，就把人搞糊涂了：“南”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吴越”也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岂非二者同指一物？可是颜之推明明说的是“北杂夷虏”、“南染吴越”，分析句子：“杂”“染”都是动词，动词的前面是A项，后面是B项，任何一个初通汉语的人都知道绝不可能A=B，只能得出A≠B，即“北”≠“夷虏”，“南”≠“吴越”的结论。“北”≠“夷虏”意思是汉语的北方话跟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同，这容易明白。可是“南”≠“吴越”，怎么理解？“南”指吴方言，“吴越”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吴越”指什么？“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二者必居其一。
面对这一难题，会有人说，“南”指吴方言，那“吴越”就指南方的某种或某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显然这解释是比附“北杂夷虏”的结果。可是这与颜之推的原意相符吗？就值得思考了。在彼时，许多强势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相互杂处，战争不歇，密切的接触使他们的语言必然相互影响，还有，它们也必和汉语交流，都是情理中事。我们可以在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吏》里看到一节“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其中提到自东而西散处的山越，荆、雍州蛮，傒，俚人，僚族，嚭族，论其实，都是弱势民族，其中有些民族的语言会跟汉语吴方言有接触。不过，我们读《颜氏家训》，应该细细咀嚼，根据颜之推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会对鲜卑语和汉语吴方言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以他的价值观衡量，“夷虏”之语和吴越方言都位居次等，至于吴方言与东南某些弱势民族语的关系则未必会引起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的留意，作为南方高等士族的文化代表人物，颜之推写《家训》，注意的中心是南方、北方的大事，他写“音辞篇”，评点的是南、北士人的主要语言即强势语言，例如“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他十分严格：“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而且如果熟谙两晋南北朝史，就更不会错误地理解“南染吴越”了：永嘉之乱使北方大批士族逃跑至江淮地区，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土著居民吴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绝非南方的弱势少数民族。详后。
认真阅读《家训》，要准确理解“南染吴越”，只能指向第二选择：“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
笔者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语言史背景下，讨论才会有意义，才会有结果，在这儿有必要重申拙见。我在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中说：“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4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我在《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1992)中进一步说：“4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以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于南方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300年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⑧
我所以不惮烦地引述自己多年前的见解，是因为我坚持认为，要想正确解读颜之推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二语，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四 述四五世纪江淮地区的“语言入侵”
本文的重点在试破解“颜之推谜题”或“颜之推难题”。颜之推谜题的表述就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本质就是“南北语深弊论”，可减之为“深弊论”。关于“北杂夷虏”而致成的“深弊”问题，在汉魏时，已有很多少数民族移居内地，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导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起事，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7)整个黄河流域遍地战火。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西晋王朝覆灭，中国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期，各个民族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忽兴忽灭，大战不已，达百余年之久。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此后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是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为主建立的王朝，当时的“国语”就是鲜卑语（前有简要叙述）。在北方，二百多年来匈奴语、鲜卑语等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这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要论证，却非易事，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颜之推谜题”的这一半我没有能力去破解。⑨
现在较详细地阐释“南染吴越”，追迹其前前后后。
非汉语的古吴语和其后的汉语的古吴方言，其区域本北抵淮河，古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极其珍贵的记载：《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左传》所述的“夷言”即古吴语，“郧”地在江淮间，今江苏省海安县境。前473年越灭吴，但《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原来吴国和越国同种同语，前333年楚威王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可见自淮以南至于浙江皆为楚属地，越从此溃散，余众散处东海之滨。⑩而战国后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荣辱篇》）可见“越”地的文化、语言还保持特色，足以与“楚”、“夏”鼎峙。至此汉语史上的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本为非汉语的古吴语什么时候变成汉语的古吴方言？也就是说，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时放弃吴语，而改说汉语，从而形成汉语的古吴方言？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是难以回答，有人说是在汉代，我思索过，猜测大概是在秦代稍前，只是猜测而已，容以后专文叙述猜测的“根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见语言也是诸侯立国的要素。汉高十二年又封侄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吴王夫差的都城是姑苏（今苏州），而汉代吴国国都是广陵（今扬州）。吴楚七国之乱削平后，此地区的统治者在汉景帝、武帝时是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都城仍是广陵。扬州今属江淮方言区，而古广陵则是吴地。《晋书·华谭传》：“华谭”，“广陵人”，“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晋书·祖逖传》：“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意甚怏快。”《晋书·戴若思传》：“戴若思，广陵人也。”《隋书·李密传》：“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昏主指隋炀帝，其时正在江都（今扬州），可见到隋代，今扬州还被北人看怍吴越之地。据《旧唐书·李密传》，李密是京兆长安人。
淮河以南历来是吴语区的状况持续到4世纪时发生重大变化。近来生物科学、环境科学有一术语“生物入侵”(11)，想借用其意，将“语言（方言）入侵”引进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语言（方言）入侵”是指由于人群的大规模的迁徙，一种语言（方言）由原所在地“侵入”“扩张”到另一新地区，其结果或者被原土著语言（方言）同化了，或者在新区“打败”了当地语言（方言），“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在中国语言史上，4世纪开始，同时发生两场“语言入侵”，一是逐渐进居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当然其语言也成了强势语言。另一是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大举“入侵”吴方言区，迫使吴方言全线退却，丧失自淮河至今常州地区的地盘，本文研究的是后者。
人，可以说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入侵”只能由大规模人群迁移引起。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彼此争战，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迁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个体的或小规模的动作，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数千家上万人。如《晋书·郭璞传》：“郭璞”，“河东闻喜人也”，“惠怀之际，河东先扰”，“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行至庐江”，“璞既过江，……”。《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逃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江苏省所接受之移民，较之其他各省为多，以帝都所在故也。……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地为最。”“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北次之，山东、山西又次之……江北所接受之移民较江南为多，……侨在江南者都聚于下游芜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淮间自滁、和以至于颍、亳，所在皆侨置郡县。”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书·祖逖传》；“范阳遒人也”，“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吏，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现在我们来着重考察彼时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则云：“《宋志》：‘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镇江武进一带），实查则又有司州之广平郡，后省为县，豫州之南鲁郡，领鲁县，并隶南徐州。五方杂处，无远勿至，盖以此州为最。”“南徐州共有人口42万余，是侨口且超出于本籍人口2万余。有史以来移民之盛，迨无有过于斯者矣。”至于设在今扬州的南兖州，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卷二“东晋广陵郡”云：“既侨立兖、青、并及幽、冀五州于江淮间，故广陵与晋陵互有五洲之号。”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中有一统计表：侨人对全州人口百分数：南徐州53.63%，南兖州31.87%。(12)
但是有一现象值得注意：在今江苏省之苏州（彼时之吴郡）、宜兴（彼时之义兴郡），浙江省之湖州（彼时之吴兴郡）、绍兴（彼时之会稽郡）四地区没有设置侨治单位，虽然勾稽史籍，也有北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但是比较零星。这四郡吴人众多，势力深固，大批北人南迁，不可能在此地生根，否则势必引起冲突，影响安定。(13)
现代历史地理专家对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的建置记载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幅彼时北方移民自淮至江南的分布图：今安徽的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满是南下流民，江苏的江北是“南兖州”、江南的北部是“南徐州”，南线直抵常州、常熟。当时的难民寄居江淮地带，怀有临时观点，然而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乡土难复，只得定居下来，人众滋生。他们是集团性的迁徙，原同县、同郡、甚至同州的难民仍旧集团式地定居，因此他们的语言没有被原地方言所融化，反而“定居”下来，“生存”下来，繁衍开去，喧宾夺主，竟达二百余年之久。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
我们只要略略看一下今日的江苏、安徽两省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的分野图就会惊讶：竟跟东晋南朝江淮地区侨州郡县建置图，亦即南迁难民及其后裔分布图何其相似乃尔。只是今日的两大方言的分界线比起彼时的侨州郡县的分界线略略北抬，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曾经讲过：“总之，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北方人民纷纷迁徙南下，……淮河以南的吴语区涌进大量中原流民，在江南，自今南京而东，直深入至今丹阳、武进、常熟诸县内。江淮之间，本是渡江南迁的必由之地，因此同样有大量北方居民聚集，从此以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迫使吴语撤退到江南中部。后来二者又反复斗争，吴语‘反攻’，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然北方话则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我所谓的“吴语反攻”，可举一例，前面说过，东晋、南朝没有在吴人势力深固的吴、义兴、吴兴、会稽四郡设置过侨州郡县，但是有一例外，即晋元帝年间在吴郡北境滨海地区的海虞县境内设南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侨县，《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东海太守”序：“晋元帝初，割吴郡之海虞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居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海虞，今常熟境；曲阿，今丹阳；京，今镇江。这就是说，仅仅三十多年后，在吴人麇集的海虞县设立的侨郡、侨县统统北移至京口。(14)
事情如此地明显：永嘉之乱，促使在中国东南方发生一场“语言入侵”，北方话鸠占鹊巢，盘据于吴方言的北域，反客为主，也接受了“客”的影响，最终成了南方通语。
图1.现代江苏安徽方言分区示意图
据《江苏省志方言志》、《安徽省志方言志》绘制
我们要继续探究“染吴越”三字，上段说：“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这“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就是“染吴越”的现代阐释。
“吴越”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很为重要的地位，唐宋以后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其前民风却是剽悍好斗。《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晋书·华谭传》载吴人华谭答晋武帝语：“吴阻长江，旧俗轻悍。”这多少透露出一点历史传统信息：吴越故地一直是一块具有离心倾向，甚至是野心家如刘濞、刘胥等借以制造分裂的地方。到了东汉末年，吴人孙坚起事，195年孙策进兵江东，营建割据之地，229年孙权称帝，直到280年孙皓为晋所灭。《晋书·周处传》：“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然而吴人心怀不满，《晋书·华谭传》：“吴人趦睢，屡作妖寇。”历史就是这样揶揄人：司马氏灭吴，曾几何时，仅仅37年后，司马氏又逃到吴地立国，如今他们的立足之地是故吴地，他们的统治中心是故吴都。只不过“建业”改名“建康”。
在这次空前的大灾难中，从黄河流域逃难到江淮地区的北人，首先面对的是原土著居民，即有历史传统的，刚失国不久但有强大潜势力的吴人，绝不是南方的人口稀少的什么弱势少数民族。(15)晋元帝司马睿的偏安政权其主要支柱是南迁的北方大族如琅琊王氏，《晋书·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请看这段文献记录，《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反映了司马睿的真实心态，也是来自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在试探吴人的反应，这位顾骠骑即顾荣，吴郡吴人。在东晋南朝政权中，北方士族始终占绝对优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考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尝统计《南史》列传中人物，凡728人（后妃、宗室、孝义不计），籍隶北方者五百有六人，南方但得二百二十二人。”司马睿自移镇江东之日起，他及南逃的北方士族，最棘手的内政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晋书·周勰传》：“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在江南，吴人势力盘根错节，《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条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世说新语·德行》“顾荣在洛阳”条引《文士传》曰：“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世为吴著姓。大父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晋书·陈敏传》：“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晋书·陆晔传》：“陆晔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陆晔与其弟陆玩都被东晋王朝任命为高官。北来的统治者对吴人采取的是两手政策，一方面笼络、争取：《晋书·王导传》：“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巳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又如《晋书·陆晔传》：“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但是吴人的对立情绪是很严重的：《世说新语·方正》：“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
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世说新语·政事》：“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此陆太尉乃陆玩，陆晔之弟。《南齐书·丘灵鞠传》：“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北方士族对吴人实际上是猜忌、压制，兹举例说明之。《晋书·周札传》：“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筵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周氏是义兴的武力强宗，《晋书·王敦传》：“敦又忌周札，杀之而尽灭其族。”《晋书·颜含传》：“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颜含，颜之推的九世祖，本是晋元帝的心腹，丞相王导的同乡，他被任命为吴郡太守，任务是整治这块吴人势力最深厚的地盘。
晋灭吴后，南人大受挫折，特别是永嘉之乱时北方的世家大族迁移到吴地，成了东晋和南朝地区的主要统治者，在语言上，主导者的语言必然占主导地位，成为优势语言，得到普及和推广。这一段时间的文献关于语言的记载却极为稀少，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觅、分析，前辈如陈寅恪、周祖谟等先生都有权威性文章垂世，不揣浅陋，略作补充发挥。西晋灭吴后，在威逼利诱之下，吴人中的上层分子如吴郡的陆机、陆云（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顾荣、张翰等北上洛阳，寻求在新朝谋官职。胜利者的语言自然在被占领区成了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也遭到当地一些旧势力的抵制，从葛洪的著作中可以体察到这两点。《晋书·葛洪传》：“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他讥笑吴人学北语显然是其立场决定的。永嘉之乱后，皇室卿相、世家大族为避战乱，涌至江淮吴人地区后，自然也带来了汉语的北方方言，这支南下的北方话是主导语言，其推行的速度、覆盖的广度必然远远超过葛洪所讽刺的时代，待到南朝后期，颜之推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可见在南方，是个双语社会，官员和士人（即使是南方士族）都说北方方言，而下层民众是当地土著，则操吴语。颜之推所说的南方庶族是指土著吴人中的下层民众。而吴人中的上层士族和官员绝大多数改说北语。《宋书·顾琛传》：“顾琛”，“吴郡吴人也”，“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吴人传统势力深厚，所以有极少数士族坚守吴音，显得十分突出，才被载诸史册。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者吴语》云：“史言江东贵达者，唯此数人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断可知矣。”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说：“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记录出自《宋书》，而《宋书》的作者也是道地的吴人，而且是丘渊之的同乡，就会益发体认到这一记录的可贵了。《宋书》，沈约(441-513)所撰，沈约，吴兴武康人。据《宋书·自序》，汉光武帝时沈约先祖迁至吴地，其后人“显于吴朝”，一直仕宦显赫，吴兴沈氏本是武力强宗，至沈约时转化为文化士族。(16)《昭明文选》收有沈约的《奏弹王源》，可知他维护士族名声的立场很为坚定，他在南齐时文名颇著，梁时是文坛领袖。作为吴地的著名士族，沈约特别记录了顾琛等四人“吴音不变”，可见吴地的士族绝大多数已经改操当时上层人士使用的南方通语了。我们还可从沈约为首的发现汉语“四声”的群体来观察，梁钟嵘《诗品》：“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在这个发现四声群体中，王融、谢朓、周顒都是北方士族的后裔，唯有吴兴沈约是南人，他们发现四声，根据的只能是“士”阶层的语言即南方通语，而不可能是南方“庶”阶层的语言即吴方言，《家训》说：“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按照南方士大夫心目中的语言标准，南方庶人的吴方言是地位最低的。《切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当然依据的是通语。颜之推指出，南方的士族和官员的语言较之北方士族和官员标准、规范，《颜氏家训·音辞篇》：“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史书也有一则记载，《梁书·卢广传》：“卢广，范阳涿人”，“广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祥、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在南人的眼里，北方学者如崔灵恩辈多音辞鄙拙，只有卢广清雅，这是南人的高标准。所以南方学者沈约、王融、谢朓、周顒发现四声、提倡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利用四声，成了南北朝时代的文化界的大事，沈约自傲：“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梁书·沈约传》）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文人用韵有宽有严，而谢朓、沈约都是用韵较严的，这正是从齐永明起文人精于审辨音韵的表现。……沈、谢所以能用韵细，也正是语音有别的表现。”(17)从用韵也可见南方士族沈约和北方士族的语言是一致的。
显然南方通语占了优势，但是它跟南方的土著语言即吴方言长期接触、交流，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这是意理中事，颜之推指出“南染吴越”，可以说是文献中唯一的确切记录，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古籍也曾记载有个别北人学吴语：《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世说新语·德行》“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惔字真长，沛国萧人也，汉氏之后。”《晋书·刘惔传》：“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可见他是南迁京口的北方士族。王导在说吴语，正好被他撞见了，王导此举，大概是出于他奉行的拉拢吴人的政治目的。《隋书·五行志》：“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江都。”《资治通鉴》卷185述隋炀帝，“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胡注：吴人率自称曰依。），然侬不失为长城公（胡注：长城公，陈叔宝，叔宝后沈氏。），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杨广是北人，589年任灭陈的统帅，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隋文帝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二年、六年、十二年四次巡幸江都，所以钱穆先生说：“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隋代初年的《颜氏家训》记录了江淮地区“南方士庶”语言有大差异，到隋代末年，吴语并没有彻底退出江淮。如果我们放眼作更广范围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话“入侵”江淮后的原地士族和庶民使用语言的状况，跟欧洲的一段语言历史竟惊人地相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梅耶说：“拉丁语为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地区所接受，既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比罗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更高的文化。……在高卢，贵族阶级自罗马征服高卢以后就从事研究拉丁语。从帝国初期起，高卢贵族的文化就已经是十足的拉丁文化。但是高卢语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人民还把它保持着并使用了许久。”当然最终高卢地区的民众还是放弃了高卢语。梅耶讲得何等的正确：“一种更高的文化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18)《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注引袁淮劝曹爽放弃淮河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所以当借永嘉之乱的契机，北方权威文化遂得以席卷江淮，而使江淮人民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方言。
至唐时，天下统一，首都在长安，北语取得优势地位，吴语的地位日益低下，可从下例中看出：《旧唐书·王伾传》：“伾阘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亵狎。”丑化人，“吴语”也成了原料。
我们的目的固然在考证南北朝时代的语言地图，但是我们也要研究彼时的语言和方言跟现代的语言和方言的关系，亦即它们往后的发展史，语言史家的兴趣也许更在乎此。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轮廓，四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语言入侵”，经两百多年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不少被同化，其语言就逐渐消失了，北魏孝文帝禁断胡语厉行汉化的政策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隋唐自北统一中国，阻断了南语、北语分裂趋势，而且使北朝通语占了上风，在江淮流域的南朝通语其平分秋色的地位则逐渐被削弱，它的血缘后裔是今江淮方言或称下江官话。自古即存在的吴语，虽然在4世纪以后失去了北域江淮地区，但是仍然延续下去，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的一支很强势的方言。在今天的中国东部，汉语方言呈三分局面：淮北是北方官话方言，自淮至江南北部为江淮官话，其南吴方言，完全可以说，这局面在南北朝时已经形成。如今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中的薄弱环节，很多方言的来龙去脉讲不清楚，但是江淮方言却是原委分明，毋庸置疑。现代江淮方言应该称作江淮官话，它确是官话方言中的一支，因为它在1600年前源于北方通语。
图2.南朝通语、北朝通语、吴方言源与流示意图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海外很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丁邦新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一文，先撮述陈寅恪先生的学说，“由于北方士族南来，使北语在南方成为士族语言，只有一般老百姓才用吴语”。丁先生接着说：“经过东晋到隋代差不多三百年的演变，可能中原北语势力渐大，成为一般人用的语言，而原来的吴语则经由移民带到福建一带慢慢演变为今天的闽语。”丁先生的结论是：“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丁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重申此说。(19)丁先生1995年《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吴语则是从金陵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20)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正与丁先生的看法相反：南下到江淮地区的北语是江淮方言，亦即下江官话的前身。4世纪前本北抵淮河，东晋南朝后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吴语与现代吴方言一脉相承，如今重申旧说，加密论证，以就正于丁先生和学界同仁。
（未完待续。有关注文及参考文献下期一并刊出，不便之外，尚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