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尝试与学派的追求——评劳承万教授主编的《文艺学美学丛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派论文,美学论文,丛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承万教授继《审美中介论》之后，接连推出了《审美的文化选择》、《人类审美深层结构论》、《诗性智慧》（节奏韵律论）、《美学文艺学逻辑体系探索》等卓有影响的著作，取得可观的学术成就。出任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后，积极罗致人才，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扶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使偏于南国一隅的湛江师院出现一个文艺学美学研究群体，陆续推出了一套《文艺学美学丛书》10本。
这套《文艺学美学丛书》内容涉及中文系各学科。其中有写作研究，如刘海涛的《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和梁家尼的《散文本体论与创作》；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林衡勋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有西方文论研究，如李珺平的《西方文学评论方法演进》和赵志军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有比较文学研究，如蔡茂松的《比较神话学》；有当代文学研究，如李干的《超越与流变中的思索》；有政治文化与新文学研究，如黄水源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新文学》；有诗学、美学、文化哲学研究，如刘士林的《语言与它的梦》；有美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研究，如劳承万等人的《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等。丛书的总序披露，丛书编辑、出版来源于他们对大学中文系科研与教学如何结合的思考，是他们进行教学改革尝试的成果。
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的基础理论僵滞于社会—历史学派的残缺框架上，无视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发展和大量成果，同时，教师个人的科研与教学严重脱节。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非常不满意这种现状，决心进行教学改革，一方面刷新教学内容，一方面建立教学科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教学体系与机制，把学术成果转化到教学上。
在建立教学—科研新体系新机制方面，他们首先尝试以一种现代形态的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基础，建立自己崭新的文艺学美学理论体系。为此，他们在充分吸收主编劳承万的美学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沟通各家各派之长，融汇时代精华，缩多为一，编出一套（3 本）“美学—文艺学—写作学”教材。他们认为：“美学是属于哲学（最高层次）领域，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文艺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文艺学属于文艺理论（中间层次）领域，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写作学理论的建构；写作学属于文艺理论的操作技巧（第三层次），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审美主体（写作个体）的操作性、实践性技巧体系的运演”〔1〕。同时，他们又从一到多，从美学、文艺学、 写作学基础理论向外辐射，向内开掘，进行各种基础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在文学史学科，以论阐史，以开放的理论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在阐释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把科研课题和成果纳入教学系列，开设出各门选修课，让学生在多个领域、专题、角度、侧面深入学习，开阔眼界，开动心窍。我国高等教育本来有着教学科研结合的优良传统，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的课程往往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在教学中出科研成果，把科研成果拿来教学。只是解放后受苏联的影响，才出现教学科研脱节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今，劳承万等人尝试使高校回归到原先的优良传统上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从学术价值的角度看来，这套丛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富有理论的启悟性。这套丛书每一本都有较强的理论价值，能给人以启悟。因为，作者们都力图求“生”、求“深”、求“新”。求“生”即研究别人不曾涉足或涉入不深的领域，直接从文学现象或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理论。例如刘海涛的《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除了论述文学创作主体的机制与特性、主体运思的方式之外，还深入研究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从大量作品范例中总结创作规律和写作技巧，发人所未发，无论对微型小说的写作与阅读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对微型小说的“意外结局与反转样式”、省略构件与遮掩谜底”等情节技法的精彩总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微型小说界佩服刘海涛的写作理论，誉他为“微型小说研究专家”。黄水源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新文学》对“周恩来文艺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寻找权力政治与文艺生活的契合点，建立“权力政治与文艺”的分析模式，也是别人不曾做过的工作。
别人研究过的问题，不等于就失去了研究价值，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求新的研究，同样有理论的启悟性。例如，“意境”问题，古往今来的研究可谓多矣，但林衡勋不避其熟。他在梳理“五四”至“文革”的意境研究成果之后，独辟蹊径，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系统方法，对中国美学之网的“网上纽结”——意境进行了四个维度的综合研究：“意境与中国独特文化关系研究”探讨意境与中国哲学、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层次关系；“意境历史研究”，分析意境生成的自然历史过程，确认意境是中国美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意境逻辑研究”探讨意境的共时结构，考察其包含的各种要素、规定的关系，揭示其如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矛盾运动；“意境与现代美学及艺术现代化关系研究”分析意境论的永久生命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写出了煌煌38万字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把意境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得到国内意境研究同行的高度评价。
求“深”则是向理论的深度掘进，集中力量突破性地研究某一专题。这套丛书的一些专题研究是有相当理论深度的。例如《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里劳承万教授所写的《论节奏感的分化过程与物化》一文，就节奏与人的节奏感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透彻的专门研究，揭示了从现实世界中节奏性活动到人类大脑结构中积淀的“节奏感定型”的历史演进模式，剖析了节奏性的几个要素，论证了从“节奏性”环节过渡到“节奏感定型”环节再到节奏感物化（外化）的链型结构，从而归纳出“节奏感
人的艺术存在”的双向互逆关系，阐明节奏感成熟的历史，就是人作为艺术存在的成长史。像劳承万这样深入研究节奏与节奏感的，在国内美学界还不多见，因而这无疑有理论的启悟性。
第二，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梁家尼的《散文本体论与创作》，从本体论视角对散文概念与观念的流变和散文的内在特质，以及创作主体的本质自由进行深入阐述，所以体现出与其它散文理论不同的独家面貌。李珺平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演进》也不像其它关于新方法的著述那样孤立地阐释各种方法，而是选取“演进”的视角，“把本世纪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重大进展与19世纪以前的文学评论方法所奠定的基础联系起来考察”。并且给自己的研究立下三条原则：整体性原则、转折性原则、内在逻辑勾连原则，“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变的整体过程中，寻找导致方法论发生转折或变化的关节点，抓住西方文学评论方法的整体走向，同时在各种方法之间仔细寻绎他们之间的联系，证实它们之间联系的接点及其相互间的互补性，从而让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整体脉络显示出来”。因此，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称赞此书“与那些拼拼凑凑的书不同，有力度和深度”（见该书《序》）。关于新方法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但最受启发的当属这本有自己独特视角的论著。蔡茂松的《比较神话学》，则把一个本来很容易弄得浮泛的比较神话课题写得集中而深入，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这一视角度展开研究。
第三，具有理论的开放性和综合性。丛书作者们所运用的理论武器，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之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审美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经验美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现象学等等，他们所运用的方法，除了社会—历史方法、逻辑方法之外，还可以见到系统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数学方法等等。这套丛书是研究文艺学美学的，但其中渗透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在丛书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成果，运用多种理论武器，多方寻求理论支持，采用多种新方法，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容受力，使这套丛书体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和综合性特点。例如，《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中翁家禧的《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一文，运用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说为武器，探视魏晋诗歌的生命底蕴，其中又吸收存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魏晋士人对待死亡的心态，把魏晋士人的心态和魏晋思潮的社会心理根源分析得颇为中肯。又如林衡勋在审视了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叶维廉、吴战垒、钱仲联、吴奔星、胡经之、叶朗、张少康、劳承万、兰华增等几十人关于意境的观点，广泛吸收理论营养之后，这才确定自己的研究坐标和突破点。后继者总是以前行者为参照系和前进基础的，丛书的开放性和综合性特点，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这套丛书还体现着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对建立学派的追求意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以劳承万为核心的学术群体。这套丛书的著者有20多人，其中有已有多部学术著作的有10多人，这是一个有相当实力和梯队结构的学术群体。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套丛书是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和学术功力的结果，但大家都肯定主编劳承万的组织指导作用。不少人在论著前言后记中特别提到劳承万关于建构新的教学—科研体系的设想，以及他对自己完成专题研究的促成作用。
二、前述三本一套一体化的教材（《现代美学原理纲要》、《现代文艺学原理纲要》、《现AI写作作学原理纲要》），其“美学抓住主体形式感与客体形式结构的互逆（双向生成）结构，文艺学抓住语言·形式感内化—外化—交流与互补，写作学抓住语言·形式感外化的操作性技巧”〔2〕，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简称为形式美学体系。我们读这套丛书，不难发现作者们程度不同地认同了这一形式美学体系。例如，大家都偏重于艺术形式的本体研究：如本体诗学研究（刘士林）、艺术形式本体研究（赵志军）、微型小说的本体研究（刘海涛）、散文本体研究（梁家尼）、意境本体研究（林衡勋）……等等。刘海涛在论述创作主体的机制与特性时说：“凡是和艺术家的气质、性格、情绪、情感、理想能够吻合同构的生活信息，便被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同化了，而成为凝结了创作主体的本质力量、体现艺术家个性色彩的艺术对象。……没有这种审美心理结构，创作主体的本质力量就不能发挥，艺术生产的对象就不可能形成。”这里就是运用他们的理论体系来分析问题的，只是把“主体形式感”换成“审美心理结构”这个更常见的概念罢了。丛书中劳承万的《论节奏感的分化过程与物化》一文，则更是运用其理论体系来研究美学专门问题的一个典范。
三、劳承万是以《审美中介论》崛起于中国美学界的，擅长运用中介思维。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受主编的影响，也自觉运用中介思维。例如，赵志军在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形式消灭内容”（材料）这一论断时，运用中介思维指出其片面性：“形式对材料的克服、变形，实际上就是审美超越，而审美超越在劳承万先生看来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从图表上看，从S系统到Y系统，必须经由审美有效形式这一中间环节（中介）俄国形式主义在研究文学创作这一审美超越形式时，只涉及了审美有效形式中的审美规范这一项，即只研究节奏图式、格律、情节分布构造规律。……”又如刘海涛在专著的《文学与语言现代探索》一章中也提到他是在中介思维启发下入手研究微型小说写作规律的。丛书中有些作者虽然没有明说运用中介思维，但他们实际上也成功地运用了中介思维解决问题。如蔡茂松抓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介环节比较各民族神话，梁家尼、李干分别抓住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这一中介环节研究散文和报告文学，等等。
四、常见劳承万所喜欢采用的公式、图式论述方式。大凡读过劳承万美学论著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采用公式、图式来简化和概括自己的观点与结论，他还把自己的这一论述方式引进到集体编撰的三本一套的教材之中，使之成为集体风格。丛书与教材不同，是个人论著，但也可以常常见到公式或图式的简化、概括方式。例如，梁家尼在评述宗白华“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的三层次观点和王夫之“有形发未形，无形君有形”这句话，对意境的层次结构作哲学概括时，便用了一个图式把宗王二人的观点的相通之处揭示出来：
直观感相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启示
（有形） （未形）（无形）
从而得出“因此我们创作散文的意境，必须作好这三个层面的营构”的结论（《散文本体论与创作》）。又如，赵志军在论述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时，为了说明“陌生化程序（手法）根据潜在形式的要求对潜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变形，然后制成文学作品”这一过程中，也用图式加以简化。此外，刘士林评述结构主义诗学时也用了简明图式，刘海涛剖析《文心雕龙·神思》的结构与主旨时也用了简明的图式，蔡茂松在归纳人类起源神话和各国的开天辟地神话时也都用了简明的图式，等等。这些公式、图式的运用，使阐述与论证的问题与观点变得更为简明、显豁，也更富于理论概括性。
正如劳承万在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丛书编辑的成功，表明了在经济大潮日夜拍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地方，仍有‘智慧的痛苦’，仍有纯洁而高贵的精神求索，仍有‘合目的性’的灿烂星光。”
注释：
〔1〕《美学文艺学逻辑体系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123页。
〔2〕劳承万主编《现代文艺学原理纲要》前言，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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