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根植于大学与社会之中的图书馆与情报学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图书馆论文,社会论文,学院论文,于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图书馆与情报学（以下简称LIS）教育面临着巨大压力，因为许多名校的LIS学院要么已经关闭（如西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要么其去留还处于待定状态，随时都有被关闭的危险。当时，几乎没有哪一所学校的图书情报学院觉得“安全”。玛瑞恩·巴瑞斯(Marion Paris)在她的论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这些LIS学院得不到所在大学支持的原因，她在《图书馆学院的关闭：4个案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4个已关闭学院的案例研究揭示出：①它们虽是学校的一部分，但与学校存在相对的隔离；②LIS的管理者们无力让学校和社会了解其计划的价值；③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学院正在侵蚀其他院系的“教育领土”；④外界实体对LIS课程的评价不太好。玛瑞恩·巴瑞斯断言[1]，幸存的图书馆教育计划必然有两个共同特点：有富有想像力、有策略的领导层和一种强烈的自我使命感。
这篇文章讲述了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LIS学院的教育方式，即试图使它们植根于学校结构之中，并彻底成为大学社区的一员。下面，我不得不带着某种偏狭，着重谈一谈伊利诺伊大学的变化。我从1986年1月开始担任该学院院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她比较熟悉。伊利诺伊大学的战略与其他学校略有不同，而且她还是美国主要的研究性学校之一。这所大学经常对其所有院系进行评估，因此我经常考虑如何让我们学院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85年，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院处于与许多同类学校一样的处境：与其他院系相对隔离，并受到其他大学同事的质疑。在我当院长的初期，一个前任校长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可能是路边的第一个苹果（即马粪），而且你们终究只是路边的一个苹果而已。”对他来说，即使我院排名第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图书情报学并不值得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改变学校对图书情报学以及对我院的看法。
改变学校与社会中的人对图书情报学的看法对于LIS的教师和管理者来说，尽管要花大力气，但仍是一件最容易做的事。信息技术特别是因特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那些运用新技术并使其作用更大化的人已经赢得威望。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弗莱德·凯戈(Fred Kilgour)和费莱斯特·乌迪·霍顿(Forrest Woody Horton)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图书馆员的技能将与新技术管理结合在一起。从那时起到90年代初期，图书馆员和信息科学家一直在预见计算机运用知识的重要性。可是直到计算机技术发展为信息技术，特别是当网络技术大大发展时，图书馆员所起的作用才被外界所了解。首先，第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图书馆计划把图书馆概念与数字内容结合起来；接着，网络的发展及其对信息构造、信息设计和内容构建的需求，更加要求个人具备像图书馆员那样的组织与获取信息的技能。最近有个同事感慨地说，谁会想到“编目”会成为一种增长型产业呢？
在美国，不同的LIS学院对于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西拉克斯(Syracuse)大学是最早意识到这种新使命的学校，它在30多年前（准确日期待确定）就成为信息研究学院。有些学校如匹兹堡(Pittsburgh)和雷克斯(Drexel)等大学，很早就重视技术性课程的开设，在电信、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开设了课程，并授予学位。其他学校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如有些更重视用户，有些重视传播研究和教育技术，还有些则重视一定形式的信息管理。近年来，各个LIS学院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些差异反映了各个学校所处的独特环境：不同的LIS学院，其教职员工和管理部门的优势与热情不同；各大学各有优势与薄弱环节；学院与学校的财政和政治地位有所不同。例如在伊利诺伊大学，新的预算系统将所有研究生的学费都返还给学院，并允许我们支配自己的资源。这有一定的好处，但也可能减少学生数量。如今，我校的计算机科学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人满为患，因此我们增加信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课程就不用费什么周折。同时，传播学院急于与我院合作，以声称自己与一定的“信息技术”相联系。所以我校的本科生一般在我院辅修“信息研究”，但该课程是“与传播学院合作开设”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学院为了使自己植根于学校都做了哪些努力。美国的院校在评估院系计划时有3个基本标准：①质量；②在学校研究任务和工作中的中心性；③计划需求层次——招生与分配。如果LIS的收支占了整个学校预算的主要部分，那么这些学校就还有第4种标准，即开支。
2 质量
不同的学校对质量的评定也是不同的。当一些大型的研究性学校对于是否开办LIS学院还举棋不定时，最主要的评定指标就是教师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在一些文科院校和二类大学中，LIS学院的教学质量可能是很重要的（尽管所有的美国院校似乎都更加重视教师的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例如，历史学家依赖于档案记载和图书馆，他们倾向于出书或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物理学家则依赖于做实验，并通过预印本向同事们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多学科领域，图书情报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传播研究成果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我们评价本院同事以及当我们在学校中遇到升职和聘用期问题时，研究方式与原则的不同带来了挑战。最后一点是，对于LIS学院教师和其它院系教师的评估标准应该是相同的：教学、研究与服务质量。
对教师研究的评估标准主要有：
外界资金资助的水平；
引文率；
本院系在出版物上的平均排名以及引文率的排名；
外界实体对教师研究的奖励；
由出版物所测定的生产力；
在国家级研究院及其它有影响的社团中的成员资格。
多年来，LIS的研究者们倾向于独立研究并且主要由随机的兴趣所驱动。我所指的是，LIS研究时常集中于那些能得到资助和那些能使教师感兴趣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很少有LIS的教师进行过累积性研究，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对其他学者很重要而且也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某一问题。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LIS学院的教师为了使LIS学院更加彻底地植根于学校之中采取了一种方式——以个人名义共同行动——这种方式正好符合学校的期望。现在，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拥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项目和出版过一些重要研究结果的人已经成为LIS专家。我们也发现有一小部分LIS学者联合起来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他们自认为是一个团体，以一种商讨的方式来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受到了外界的重视并得到很多资助。LIS学院得到过许多“大型”的国家资助，这不仅使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更多，而且，对于改变学校对我院的看法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伊利诺伊大学，重要的是我院得到过许多资助，如来自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商业部、改善落后教育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包括数字图书馆计划、知识与分布式信息和信息技术研究）的资助等。这些资助使学校知道外界评论家对我院教师所作研究的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我院所获资助中的大部分都要求我们与本校其它院系或一部分本地社团合作，它们也资助研究生——这是学校如何看待我院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
大学管理者很重视学校影响力的排名状况，这种排名通常取决于对教员研究成果的引证和生产力水平。对我来说，提名我院教师去角逐各类学校或国家级奖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每届学校杰出者庆祝年会上都有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的老师或者获得殊荣或者能赢得一个ALISE奖，是我们的重要努力目标。显然，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其他的LIS学院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但我们必须系统化地做好这件事（尽管在20年前很少有人这样做）。要相信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的教师也能得到校级教学奖与研究杰出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前面，我已重点谈过了研究质量，而在许多学校，教学与服务质量也正同样受到重视。伊利诺伊大学的管理层对各个院系一些已毕业2年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被调查者必须回答一些问题如：找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所学课程对工作是否有用以及有用程度；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们是否还会选择伊利诺伊大学等。上级管理者对这次调查结果进行了评析。
对于专业学院来说，服务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在伊利诺伊大学，我们已经将计算机网络完整地覆盖了本地社区。当地方报纸披露我院的主要资助（用于把计算机引入低收入家庭）已经到期，并且学院将不再延续这个计划时，校长就会很快寻求到新的资助来延续这个计划。我们也注意到，在克林顿总统访问我校时，某一以建立社区计算机网络而闻名的教师被邀与其一起站在讲台上。
3 中心性
另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就是LIS学院在学校中的中心性。在一段时期里，LIS学院认为自己如果继续保持独立的话，就会更加“安全”，但玛瑞恩·巴瑞斯却认为LIS学院保持独立正是其最薄弱之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拉特格斯(Rutgers)最初提出LIS应与传播学院合并时所引发的学院斗争。
所谓中心性，就是指LIS学院与学校的目标和重点保持一致的程度。LIS学院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教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一点更容易体现出它们所具有的中心性，但这并不是LIS学院与其他院系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唯一方式。
正如我在谈到新的研究计划时所提到的，许多LIS学院更明显地表现出多学科性。通过对我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所学专业的分析，我发现LIS学院不仅有许多来自其他专业的教师，而且其中有许多还与培养学校媒体专家的师范院校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不过，这种多学科性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总是鼓励来自其他专业的教师带领我们去打破LIS的局限，而不再要求他们将重心从所学专业转向LIS。换言之，过去我们总是把这些教师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内，现在我们却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开阔眼界，并且建立与其他院系的联系。我们的课程对其他院系学生的吸引力和适用性越来越强——无论他是学管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还是学英语的。同时，我们也鼓励本院学生去学习管理、计算机科学、数学、英语及其他学科，并把它们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争取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信息专业人才。这确实是一项多学科性的工作。当教师们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各个学科时，他们在各个相邻领域都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与其他院系建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联系（在以前，似乎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在伊利诺伊大学，评估院系的一个正式标准，就是看其他各院系的学生选修其院系课程的程度。
对于确立LIS学院之中心性同样重要的是该学院在远程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图书情报学院将课程内容从本院发送到一定距离之外并不简单。在美国，许多LIS学院往往也是各自学校的革新者。例如在伊利诺伊大学，教务长给我院拨款60万美元去设置LEEP3课——主要通过网络技术授予硕士学位。我院之所以能得到这笔钱，是因为我们在远程教育方面是一流的，我们的开课速度很快，这是因为所有的教师都在为成功开展远程教育而努力奋斗。无论是对伊利诺伊大学，还是对整个州和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榜样（以后开设的课程就再未得到过开始那样的“待遇”）。在其他大学，我们还发现早期的LIS教师现已是负责技术和远程教育的领导——这更体现出LIS学院重要的中心地位。
LIS学院的做法也使学校恢复了对本科教育的关心。众所周知，美国的职业LIS教育一般是在硕士阶段进行的。新开设的LIS学院本科课程并不是要培养图书馆员，而是要帮助人们胜任信息技术密集型的工作，并能使用和了解其他工作环境中的技术。由于这些课程满足了大学的一些关键性需求，因此招生人数猛增。
4 需求
这是大学在评估课程时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有许多本科生希望学习我院的课程，这给学校的管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管理者必须弄清楚我院毕业生是否能轻易地找到工作、申请者是否是优等生以及淘汰比例等。例如多年来，大约有80%的申请者被我院录取（我们规定了基本的入学许可标准）；我们只接收了不到1/3的申请者来学习LEEP3课程——这不仅体现了需求，而且体现了质量。
5 衡量成功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观点，那就是LIS学院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非常热闹的——也就是说，要坚持使人们关注他们正在做的事情。”LIS学院还应该与其他地区的学校建立联系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判断我们是否取得了内在的成功：
学院在学校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是在不断上升吗？
学院教师有没有得到大学委员会重要的任命？
其他院系有没有要求学院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上与之合作（它们找你们的次数与你们找他们的次数一样多吗）？
关于提升与聘用的推荐，容易被学校接受吗？
校长或其他上级官员向学院的教务长、主任或院领导征求过意见吗？
学院所处的地段好吗？学校对于改进学院的设备给予支持吗？——可体现出在学校中的地位中心性？
有来自计划之外的课程需求吗？
学院师生能在竞争中获得校级奖励吗（如校际奖学金）？
学院师生被看作是一定领域的“专家”吗？
6 国际展望
中美两国LIS学院所面临的挑战存在相似之处。在我今年（即2000年，编者注）5、6月份来中国时，就对此深有感触。贵院（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招收的学生有一部分是那些原本想读法律或经济专业的学生，贵院还遇到了资金来源方面的挑战，这些问题我院都没有遇到过——我们有校友给我们的计划捐款，而且有许多机会获得政府与基金会提供的教学与科研基金。我们能向学生收取很多学费（如前所述，学校会将其中的部分甚至全部返还给我院）。所得到的资金数量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该如何教以及该教什么；但资金又是相对的。为了使我院的课程植根于学校之中，我做了许多推荐工作，这些推荐的成功最终都不是靠金钱，而是与我院为教员制定的标准有关，同时，也与教师和管理者与学校的互动方式有关。
我院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要聘用以及留住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在美国与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计划中都是非常关键的。管理者往往有最终的人事变动权，但根据我的经验，很少有人认为决定谁去谁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我们都对教师的工作质量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可以通过合作交流项目来扩大教师的知识面和眼界；我们会努力改进博士课程，使新教师能符合智能、培训和社会化等要求，以使他们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学教师。
中国的招生程序与我国不同，但你们有可能激发那些本想去读法律或经济专业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吗？你们有可能在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领域发挥校园领导权吗？在我上一次来访期间，中国的本科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目前一批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和一批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进行合作——交流思想、互相学习一些不同的课程，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果把这些活力引入内部，校际合作将会提高LIS课程的知名度。
中国的教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活力、敬业精神以及对未来的思索。在中国，你们在校园里生活的一个特殊优势就是你们有机会结识其他专业的老师并与之合作。也许这并不是你所考虑的度过闲暇时光的方式，但是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我发现，如果在乘车或送孩子上学的过程中与对方交谈一下，是有助于发展在校内已建立的LIS学院与其他学院如工程学院、传播学院之间的合作关系的。
最后要说的是，贵院已经改名为“信息管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名字，这也是许多美国学院所梦寐以求的名字（令图书馆专业沮丧）。这个名字意味着更宽广的使命，不过其他院系对此的认知程度能有多大呢？
7 结论
许多年前，我曾撰文研讨过那些试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图书馆。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学一直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模式转变。遗憾的是，在对院系进行评估时，往往考虑的是它们对经济及学校经济福利所作的贡献，而很少考虑它们为社会以及公共利益所作的贡献。我们应不断地寻求一些方法证明我们对广阔的学术事业的价值，证明全体师生的优秀性，证明我们的研究以及毕业生的工作对社会的最终价值。
校对：陈传夫，男，1962年生，副院长，教授，博士，本刊编委，发表论文50篇，出版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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