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社会发育进程未来10-30年的基本预测（研究纲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要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未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相应的决策思想和对策建议
以下是些建议，可能有助于决策者对未来社会发育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做些准备：
1 决策的哲学思想之一：文化人类学的一个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历程，按照生产技术手段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依次划分为采集和狩猎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而当今世纪之交的世界性主题正是“工业文明的衰落和生态文明的萌起”（芒福德 ，1975）。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上，中国将无法回避一个如何优化发展战略的选择的问题：是步人后尘，亦步亦趋走完工业文明的全过程再向生态文明过渡？还是直接瞄准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决策者有无此概念，至关重要。这是由于社会进程具备高度可塑性决定的。
中国尤其需要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要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策略。依次观察世界上的古文明发祥地，都已经或者正在变成沙漠或荒漠。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生态环境已经衰退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我国近年的经济成就的实现也是以环境和资源为沉重代价：长江流域农业和乡镇企业制造业产值的多年持续增长，是以淮河、太湖流域的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北京房山区的石油化工企业高产值也是以当地局部地区的严重污染为代价的。黄河河水近年开始断流，这是向我们发出警号。所以，在预测到未来10至30年经济和社会高速增长发育的同时，也应当警醒如下一点：这个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很可能是以动员我国生态系统最后潜力为代价的。换言之，这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的实现很可能就是生态环境大衰竭的开始。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调查的长期研究结论，中国的环境容量，资源人口承载量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所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是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之所以造成资源枯竭，环境老化，根本原因是我们长期执行着一种“向自然索取”的发展模式，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消耗，始终低于对自然界补给的能量和返还物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思考如何把我们的文明，由过量消耗资源环境的模式，转变到尽可能多地向自然界补给物质和能量的模式。这是每行每业都值得思考和行动的大题目，涉及整个国家民族的移风易谷。例如，大力提倡改火葬为沙漠树葬的绿化国土的工程。就很值得有关部门研究推行。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先于社会现代化而进入人口老龄化，主要原因是迫不得已自七、八十年代实行了控制人口的极端政策，独生子政策。宜从新世纪开始，选择某些大、中型城市开始，选择适当的人口群体，实施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防止政策调后，整顿时开闸，人口增长又呈现新的规律性波峰。
总之，中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条件的制约，迫使我国只能走一条“依靠科技、节约资源、分配公平、适度消费、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 时代呼唤大手笔：由于社会进程具备多种可选择的特性，所以，以开放的心态考虑未来的决策极关重要，也是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因。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和巨大成功；一国两制重大决策的实施和成功，都表明中国社会走向在具有方向性特征的同时，又具有过程的多样性；目标明确的同时，过程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它证明，解放思想才能使主观认识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现实性。所以，决策者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思考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考虑灵活性的可能。由于社会进程的高度可塑性，所以决策失误也会造成“失之厘毫，谬以千里”的后果。这方面，失败的例证颇多。
尽人皆知，唯有中、西部复兴开发之日，才是中国真正腾飞之时。为克服地区差，迎接产业、人口、投资和科技的重新配置，结合当前大量职工下岗待业，宜早日启动西部开发的举措。美国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就是以失业工人建设了全国性的公路网和其他基础设施，以致至今受益不尽，并总结为对付经济萧条的一项成功经验(Melvin Levin 1986)。故，西部开发宜将基础设施建设先行，首先着眼于铁路、公路交通干线，机场和导航站，能源和水源基地，林区复建等项工作；
我们时代所呼唤大手笔，不限于呼唤大政治家，大决策者，还呼唤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诗人，聂耳式的大音乐家，铁肩担道义的著名记者，等等……治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今年人民关注的第二位问题，仅次于对克服腐败的关注。环境恶化已经被人们认识了，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通关注，这就是世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在抗议令人窒息的空气的同时，很少有人抗议当今昏昏噩噩的社会风气。在政府大力治理环境、美化绿化之时，很少有人指出：这个城市前进的方向不正确！很少有人批评它没有履行好首都的职责：为一代新社会文明的到来担当棋手和前卫！这是现今的北京已经丧失的能力。在罗马帝国走向没落时，它的首都罗马城的景象是一片靡靡。对此，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总结教训说道：“……无论从政治学或是城镇化的角度来看，罗马城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地发出典型的危险警号，警号人们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渡密集，哪里房租陡涨而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边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致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一一在这样的地方，古罗马的遗风便几乎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大规模的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大型比赛、展览和足球场，国际性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地道的罗马传统……这些东西都是厄运临近的征候。”
大政治家和大决策者是需要以大思想家作前导的。瑞典戏剧家易卜生说，“唯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不可设想一个伟大的文明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做它的前导。大思想家、时代精神的旗帜般的代表人物的出现往往不可预期，不可定做。大思想家的孕育不是朝夕之功，要为大思想家的出台准备温床。我们有了积极培养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长江计划”，同样要考虑培养大的社会科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的“长江计划”。
这些努力是指向一个目标：缩小中国现有的三大差距：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差距；
3 社会变革中的结构性冲突还将多次出现，这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谓结构性冲突是指纵式社会结构和横式结构更替或者变形中所发生的破坏和改制。表现有多种多样，群体间的冲突，或者思想冲突。为避免错误的理解和历史上政治错误复萌，为克服民主制度发展迟滞，为克服腐败，宜广泛建立论坛（准党派制度），发展大众媒体，广开言路；过去有人说，“……共产党贫穷的时候是很和善的。一阔了脸就变。一阔就整人……”“稍微富一点，就忘乎所以……”要警惕这种现象的复归，不要在仍然很不富裕时流露出“新爆发户”式的铺张和浅薄！提议在2008-2010年之间，当“大跃进”50周年之际，建成“大饥饿、大灾荒”博物馆，2016年5月16日建成“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再次以史为鉴；以及其他应当建立的历史教训博物馆，以史为鉴；海外学子提出了“如何重建中华文化的尊严”这样的问题，我想，建立这样的博物馆就是实实在在的重建中华文化的尊严。一个不忘记自身错误和挫折的民族和政党，是可敬、可信的民族和可敬、可信的政党。
考虑到我国人口文化平均水平低下，法治传统薄弱，法律观念淡薄，在社会高速发育的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犯罪率上升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所以，需要大力加强公安、执法队伍的建设。增加设立检察院、警察、法院、监狱等机构和设施等等措施，恐怕是无法舍弃的重要选择。而除增设机构和设施外，尤需加强这支队伍的文化和业务素养，以提高法治和执法的效果。否则，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设想会流于容谈。
4 加强预测研究和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加强舆论监督：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教训，一是社会发展的预测、预报、预警研究太差，二是民众参与和民意表达发展过慢。返顾改革之路，有许多情况是出人意料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后期也曾说，“农村改革以来，我们没有料到的一件大事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在八十年代末期，他又曾预料说，“……九十年代，中国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据此，农村工作始终注意农业政策，注意“延包”的实施效果。而就在那个时期前后，一位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社会在九十年代面临大量的就业问题（当时还没有广泛使用“下岗”一词）但是，社会对于他的警告重视不够，准备甚差……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预测、预报工作过去很少有人做，大有加强的必要。为保证社会安定，宣传媒体上“弘扬主旋律”无疑是安定民心、稳定社会所必需的。但社会又面临高灾变的现实特点，所以决策要兼顾稳定民心的需要和研究者了解实情的需要。让社会研究工作者了解实情，就更显得重要。要保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情权。强化预警机制（社会科学界可以考虑建立专业性的灾变研究杂志和报纸），强化灾难赔偿制度；中央电视台开办的“焦点访谈”节目，七年的播出证明官方媒体揭露弊端，弘扬正气的做法，大得人心，值得大力提倡；它也证明，民众参与和民意表达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事业，是稳定社会，促进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5 以制度化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现代社会要求有适应时代特点的精神文明准则。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谓“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可能导致如下危险：长期持续经济发展增长的结果，中国极可能成为类似西方经济强国的经济大国。而现在的西方强国，以其只占世界总数20%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80%的资源，如果中国重蹈西方强国剥削他国的模式，也不可以抄袭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泛滥的浊流（目前这股高消费的浊流正方兴未艾，很有潜在狂兴之势）。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俭和清廉的风尚。设想，如果中国以其16亿人口与西方各国竞相消耗资源，那么世界将不堪重负。
精神文明建设还要配套制度文明，例如法治建设：举例来说，我国目前已有相当多的人愿意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用以救治他人的疾患。如捐献角膜、骨髓等等。医务工作者也急需此类支援。但苦于我国还没有以脑死亡为判定标准的鉴别死亡的法律，没有器官捐献的有关法律，更没有安乐死的法律依据，所以没有器官传输的社会渠道和利用机制，致使医院缺少器官和志愿捐献器官者无处可献的现象长期并存。此类事情是需要在立法范围内解决的，也是社会发育过程中需要社会学家们共同参与策划的事情。再例如，四川綦江虹桥案公开审理不是向我们证明：社会发育，软件（精神文明）如果长期得不到保障，硬件建设（物质文明）是会落空的。虹桥案件还证明，我们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是应当被依法判刑，应当依法被送进监狱的！它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中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有必要果断实施“裁减冗员，高薪养廉，渎职严办”的政策了？否则，一党执政（虽然有多党参政），廉洁的政府何从实现？当今民众的消费疲软，高薪养廉和渎职严办，这实际上是使廉政产业化，将廉洁政府连同优良环境作为商品，提供给消费者和纳税人。这正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此外，为了刺激内需促进消费，鼓励信贷消费，社会除了要做道德准备和法律准备之外，还要做相关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亦即开办消费者信誉查询机构和制度。这个举措已不可再拖延了。
“哲学是报晓的雄鸡”（马克思“小逻辑”）为克服缺乏新鲜的哲学和精神旗帜：提倡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促进科学真知的发展；新文明的启蒙必定有其理性、理念、哲学、精神的旗帜。当今有思想活跃的迹象，尤其近年对于古籍和近代思想史的整理和出版，如“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整理了由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共110余位思想家的成果；近来又有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著名学者自序集”（又名“学林春秋”）这众多出版物，若引导得力，有可能昭示着一次更为广泛的新思想的解放运动……要奖励对于媒体中误谬言论的批评。未来的中国社会将呈现极大的生机活力，如同恩格斯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概括那样，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税制建设：现代化社会是典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卢梭(1712.6.28.-1778.7.2)于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用社会契约为手段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同时借此手段把“公众意志”奉为社会的主宰来创建社会道德。这个想法基于他试图解释为什么社会上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平等现象……卢梭思想的精要，就集中体现在他由此思考而得出的这个“由老百姓办理的社会”概念当中。而这个概念的实现，它的现实基础，只能靠税收，靠完善的税制来实现。百姓共同出钱，办理一个好人政府。
6 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崛起的局面，要大力发展新型教育事业：近代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促成了信息产业跃居国民生产的首要地位。美国自五十年代以来至九十年代各个产业部门产值在美国GDP的百分比，唯一处于上升地位的就是金融、保险、信息服务和政府部门：比尔盖茨1998年的家产额度达到1000亿美元，过去一年中他的每小时收入高达456.6万美元，知识经济的增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国际互联网自1993年问世以来，神速发展。它作为第四媒体有三大优点：1 跨越时空，全球一网，信息无限，时效空前；2 文字、图片、图表、动画、音响以及电视，六种媒体合成一体；授受双向交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议题发表见解。专家预测，10-20年内，互联网可望成为首选的大众传媒。这个预测是可信的，看看如下统计就知道了；让自己的受众达到5000万人，广播传媒问世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
教育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产业，将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繁多的种类形式，适应知识经济崛起的局面，大力发展新型教育事业，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将是必然出现的局面。科技和文化教育飞速发展，不仅政治决策中的科技含量日增；而且新科技手段将极其强烈地影响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就业方式，行为模式，社会组织形式，沟通方式，人们文化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旅游业走向追求自然；必需大力发展的教育事业，包括互联网上接受大学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工作，法律工作，心理学，信息产业，幼儿护理和老龄护理，家政教育课等等；汉字改革要重新加快进行；汉字，繁体汉字，应当适时地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7 环境产业和造林事业：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和造林绿化事业，新民俗兴起：树葬之风可嘉，宜积极诱导使之蔚成风气。针对我国耕地锐减、土地沙漠化严重、林木稀缺等客观现实，一项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行新风尚，改普遍的火葬保留骨灰堂的办法为纸棺深葬植树的做法，简称树葬，或者荒漠树葬。“……把我们的血肉，植成我们新的森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这项改革是有潜势，符合民心，并有长远的生态意义的，有积极引导之必要和高度的可行性。宜及早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培育有关的树葬产业和民俗。
8 为适应中国社会未来的“高速率、高灾变”等的几个特点，社会发展的预测预警研究益发显得重要。而科学的预测和中肯的预警，不是朝夕可以获得的。过去也曾有过种种发展预测，例如，八十年代中期，当陈元负责北京市的发展规划时，曾经预测过北京市的机动车至2010年时可能增加至100万辆。对于这个预测和交通发展对策，当时的专家赵冬日先生曾经评论说是“引狼入室”，定会越搞越糟。100万辆机动车这个预测已经提前15年成为事实了。可见当时预测能力之低下。而目前的社会科学的现状也仍然远远不适应这一要求。实际上，大变动时代的社会机体时时刻刻都传达出变迁的信息和病理的征兆。所以，宜极大地提高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调查能力、分析能力和预测认知能力。实际上，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还很多很多。建议创办社会灾害和预警的刊物和报纸，从世界经验中提取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提高人民和决策者的防御灾变的能力。发达国家的进程已经表明，城镇化高速阶段到来得越晚，其发展势头越猛，速度越快，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事实都提供了证据。而无法获得真实情况，社会学者也难为无米之炊。我国许多部门的信息历来都是“不对外”的。建议开办联合信息服务，开创信息共享的妥善办法；以期优化社会研究、国情研究，通过预测、预警，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结论：如果说，从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能够看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能否开始，那么从今后的二、三十年的过程将能够看出它的进程能否疏离和最终产物的质量状况。笔者在1982年12月举行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上，曾经做出过如下的预言，“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期，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成倍增长。对此，我们应当有所预见，有所研究，有所准备。……”1987年5月笔者在调查某地区社会结构、环境和民情时察觉到，该地区明显地酝酿着激烈的社会冲突，随即执笔撰写了预警报告……这些预言都应验了，都为后来的社会发展结局所证实。第一次的预言引起了建设部的高度重视，后来的预报未能引起重视，因而冲突果真发生时，缺乏必要准备。这是一次教训。社会机体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科学规律是无情的。预测未来是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非群策群力无以至善。
现在，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扎根，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将开始中国社会的自治区进程，紧接着，也必将加速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国家法治化的进程。这将是贯穿未来中国社会发育的主旋律，也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早已论证过的，并同样也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了的原理。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法制化都是些并行不悖的社会发育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结束和进入中期阶段，恰在时间和发展程序上与中国的城镇化完成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的转变向吻合，上述两个过程又与社会失范的发生、发展、显化……与纠正救治的努力向吻合，与社会运行有序化的过程相吻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正是现代化机体发育的主要时期，是孕育现代社会要素的核心阶段。使社会运行走向有序化，这是时期社会发育的最重要的目标。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束之日，也是中国社会新整合完成之日，那将是中国现代社会基本定型之时。这就是未来30年中国社会发育的主题。本文是这项研究的阶段成果，仍然有许多空白有待补充修整，仅仅可称为继续研究的一个纲要，以浅见就教于方家，期望促成共同商讨，以期把此项工作坚持深入做好。（续完）
责任编辑注：本文前三部分见本专题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