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走向与社会发展——张曙光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访谈录论文,张曙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在临近世纪之交的前夕，我们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战争与和平是人类两大社会生存状态，我们可否从这个现实问题谈起，然后再转入正题？
答：这很好。其实，战争与和平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问题。尽管世界上仍有局部战争，人类从总体上说已经有50年生活在和平之中了，并且，我们至今仍可断言和平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为什么会如此？是否因为人类变得善良和理性了？有这个因素，但我们大概都宁可相信50年前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显示了“毁灭性”威力的核武器反过来制约了人类及其统治者发动大战的冲动。人们造出的核武器在对准别人的同时也对准了他们自己，正是这一事实使人类变得理智了吧？20世纪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因为人类的战争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物极则必反，而且，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经过血的洗礼，人类真正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人而存在了。当人还是彼此分离的地域性的人时，他和作为地域性存在物的兽必定有更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把其他地域的人作为“兽”来猎杀，正表明猎杀者兽性十足。兽性发作后人类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兽性并设法消除它。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是地域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人真正作为全人类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入场券”。当然，“入场”以后，人类仍然有一个不断地摆脱“兽”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又要看到，即使战争这种极端形式消失了，即使在和平时期，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互助、冲突与和谐发展，根本上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古代的荀子在当年就是要用他认为公正合理的“礼”来“明分使群”，为人的欲望和需求进行“度量分界”，从而平息人与人的争斗。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合理靠什么？人类共同的实践经验证明，要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舆论监督。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我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只要有可能就占有更多的物、役使更多的人、获取更大的名，就是通过自发形成和自觉创设的体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所有人的机会均等、竞争公平，并使个人利益的实现与他人、与社会利益的满足一致起来。
问：如此说来，人性就不会有根本的改进了？倘若人类不能根本改变“为我”的取向，那么，一不留神，人与人的竞争岂不就滑向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何况再完备的制度也有空子可钻。人对自然的掠夺岂不也要一直持续下去？人对自身是否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答：这正是我要和你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前面所谈已经涉及到人的“根本”，但由于是以史为镜，所以主要展示了人的既成的方面，下面就来谈人性变化的可能性问题。人从动物界脱胎出来有了自我意识、族类意识，有了人道观念和平等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人性是可变的、可改善的。我们所关注的，是人性的改善能否有一个大的飞跃，人能否把“为我”的取向由“小我”扩展至“大我”，为别人、为人类甚或为自然界设想。这个问题可以从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人的文明素养能否有大的提高？二，人的生存意义会不会有新的内涵？
先说文明素养。文明标志着人对野蛮和蒙昧的超越，除了科学知识、思维能力之外，道德意识是人的文明素养的重要构成。我们不妨把论题归结到颇有争议的道德上。道德最早萌生于原始人的血缘共同体，它是对人们的合作活动、共同利益的反映与维护。如同有善就有恶，道德也有其反面，这就是以群体甚至很小的群体为本位的道德的狭隘性。分属于不同群体的人是难得讲道德的。《左传》就反映当时的中原人以“楚”为异族，认定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至于攻乎异端、党同伐异、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今天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然而，以群体为本位的道德毕竟具有超越个人“小我”维护群体“大我”的指向，并且，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和扩大，道德的普遍性、族类性也在提升，所以道德明确是人不断地摆脱兽性培育人性的重要精神资源。任何社会要存在下去，都要褒扬嘉言懿行，以道德教化其成员，这样，久而久之，道德就会被人们作为重要的价值接受下来，深受道德熏陶的人还会形成高尚的道德人格，视道德践履为人生意义所在。像鲁迅先生所称许的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就离不开中国传统道德的熏陶。然而，倘若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持久地践行道德，这种道德就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互补或互济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道德至上，贬斥“力”、“利”，限制普通百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长期落后乃至腐朽，权势者们的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恣意妄为，更是使堂而皇之的“仁义道德”信条显得极其虚伪。就我们的现实而言，道德处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建”之中。这种重建，一方面要求与经济、政治制度的重建共同进行，另一方面则要求道德本身增强“理性”。我认为，道德意识是由“情感”、“理性”、“信念”三大要素构成的。我们过去的道德是农业社会“血缘”关系的产物，突出的是情感，所以只在熟人、朋友、乡邻的圈子内履行。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不再直接依赖于群体，人际关系往往变动不居，人的传统情感淡化，因而传统的“情感型”道德必然“失范”。市场经济呼唤法制和人的理性，道德重建就应当从培植、拓展理性要素入手，弥补感情的“缺位”。说得极端一点，在今天不怕一个人不讲传统道德，只怕这个人不讲“理”。诚然，理性是道德的要素而不等于道德，但只要在理性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主体意识，使之形成自爱自尊且爱人尊人的信念，一种既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人格完善的新型道德就会逐步地得到确立。纵观人类历史，道德进步的突出表现正是理性因素的增长和狭隘性的破除。人类文明素养的大提高是很有希望的。
同时，人的生活意义也开始有新的变化。过去，人生的意义主要体现于人对生存和发展资料的创获和享受上，曾经风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格言，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证。在当今，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仍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延长，寻求新的人生多元化征兆已经出现。对公益事业的关心、与他人的平等交往、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真善美的超功利爱好、对自由个性和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珍惜。孔子当年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旨趣，正在被人们赋予时代内涵并实践之。但须指出，这一切同样是在矛盾和背反中行进的，数千年“一贯制”的传统人生取向尚未发生根本的整体的改变，并且还严重地干扰着新的人生意义的生成，在生活中我们仍然很容易看到真诚与虚伪、素朴与贪婪、高尚与无耻、正直与厚黑的冲突。要使前者压倒后者，有待于社会全面的重建，有待于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的大进步。
问：您对人生的上述分析和展望，表明了哲学凭借它的深邃洞察力，可以揭示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找究竟至极的答案。那么，下面就请您谈谈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的现状与走向。
答：对此我只能谈一粗浅的认识。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中国传统哲学处于很次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成为“显学”，这应当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使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实践”出发探究“人”及其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哲学，这个哲学认为，只有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才能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而要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就必须诉诸于人的物质生产和政治实践活动。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改造世界”的宗旨，给予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影响、深刻的启迪。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则并未把“实践”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更未重视“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这也难怪，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如“儒”、“道”、“法”、“墨”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的哲学，都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人的主体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这种社会的哲学也不可能重视人的实践改造世界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的时代，传统哲学的价值也必定急剧跌落。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各家各派只能说是各得一偏，或“道德”、或“超越”、或“功利”，或只是“破”“灭”世相而不事建设。而人生在总体上是通过人的自我否定而自我发展的，并且是以“道德”、“超越”、“功利”这三大原则的互斥互补为动力和结构的。对此，马克思认为人的功利性生产实践从根本上规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而后者又制约着前者；道德上的利己或利他，都是人自身实现的方式等等。诚然，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某些思想智慧也不乏超越历史阶段的普遍人类意义，某些命题也可以给予新的解释，并且，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早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着眼于我国的社会分化和世界的多极化，着眼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多样化发展，则我国哲学的多元取向是可以肯定的。任何思想学说都有长有短，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的社会的存在，而人生还有观念的个体的方面，在人生的这个方面愈益突出的情况下，对人的精神世界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探究，就需要在运用实践观点的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长之处。可以预言的是，中国传统哲学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会有可观的重建复兴，因为即使民族文化的认同曾经发生危机，新的民族文化的创造也不能完全抛开自己的传统，不能完全无视本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当然，传统哲学和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就必须真正实现所谓“创造性转换”；而由于“基因”的限制，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复兴”也必定是有限度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引进、消化将会受到人们更高程度的重视，我国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从可比方面看较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西方现当代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领风气之先”，所以学习西方哲学仍然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现实一味地炒人家的“最新产品”。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能够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的哲学，仍将是中西哲学思想在我们实践基础上的会通、创新。而这个会通、创新的“产物”，将在显示出中华民族特有智慧的同时，具有更加普遍的人类整体意义，因为开放的中国正以更迅猛的步伐走向世界，中国人愈来愈作为“世界公民”而存在了。因此，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关注并致力于我们这个民族向全人类意义上的人的提升，关注并致力于通过物化而扬弃物化的现代化的顺利开展，关注并致力于我们自己的思想素养和哲学作品的质量提高，——这样，我们的哲学大概才会与我们整个民族一道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