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资本出口理论与当代国际投资_资本输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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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科学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投资理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国际投资的主体、形式、流向、实质和作用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基本理论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和列宁的资本输出理论

1.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①

(1)“资本过剩”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马克思认为,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国内不仅存在相对于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生产过剩和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劳动力过剩,而且也存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相对的资本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② 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大量相对过剩的资本, 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追求高额利润率是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家不仅在国内寻找并控制有利的投资场所,而且还突破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③ 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是影响利润率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利润率较高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剩余价值率较高而形成的高利润率。马克思指出:向殖民地国家输出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④。另一种则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而形成的高利润率。马克思假定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达、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欧洲国家,另一个是经济落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亚洲国家。通过数量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这个亚洲国家的利润率比这个欧洲国家的利润率高25%以上,尽管前者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后者的1/4。”⑤

(3)资本输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并使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国的附庸。经济全球化肇始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使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演变成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从而世界经济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⑦ 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

2.列宁的资本输出理论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的基本观点,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输出理论。

(1)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列宁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取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有五大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资本输出。尽管资本输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⑨。

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特征。列宁深刻论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客观必然性。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生产集中和资本积累大大加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客观基础。列宁指出:“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⑩ 另一方面, “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11) 资本输出之所以成为必要, “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12)。而资本输出作为争夺和瓜分世界市场的一种手段,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13)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根本目的是攫取高额利润。他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14) 当然,列宁也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也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尽管后者在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中不占主要地位。例如,列宁引用统计资料,揭示了1910年前后法国的资本输出主要在欧洲(仅在俄国就不低于100亿法郎); 列宁还引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整理的统计资料,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英国和法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情况。(15)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16)

(2)资本输出的作用。资本输出对于输出国和输入国具有不同的作用。 就资本输出国而言,一方面导致了食利国的形成。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17) 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某些资本输出国经济的停滞趋势。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排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18),从而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推动商品输出,加重了对资本输入国广大人民的剥削。列宁通过对资本输出附加条件的分析,深刻地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19)。金融资本“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20)。第二,促进了资本输入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操纵和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附属国。因此,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21)。

二、当代国际投资的重大变化

马克思和列宁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初期创立的资本输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他们关于“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资本输出的根本目的是追求高额利润率、资本输出能拓展和强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等基本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度内,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投资或国际资本流动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和列宁当年考察和分析的资本输出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应在坚持已被实践证明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紧密联系实际,力求科学认识和正确阐释新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投资问题。

1.国际投资的主体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投资主体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或金融资本集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任国际投资主体角色的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也有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既有资本主义企业,也有社会主义企业;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国际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联合国成立后国际经济协调核心机制的逐步建立。正如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国际投资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国家可以进行国际投资,社会主义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国家也可以进行国际投资,全球性的金融组织还可以进行国际投资。当然,主要由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无论在国际直接投资或国际间接投资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中,发达国家1993—1998年和2004年分别占85.9%和87.3%;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中,发达国家1980年和2003年分别占89.2%和88.7%。

2.国际投资的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是以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为主要形态的资本输出,即主要考察的是国际间接投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投资,尽管在相对比重上国际间接投资仍占主要地位,但国际投资的规模与形式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投资总额仅有约400亿美元(22);而2004年,全世界国际投资的规模竟高达50430亿美元。(2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金融证券化(即传统的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筹资的方式逐步转变为通过证券市场发行证券的方式)已逐渐成为国际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还出现了国际租赁、国际基金、BOT投资(建设—经营—转让)、ADR投资(美国存托凭证)、金融远期、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在国际投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形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有了惊人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05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存量已高达10.1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2.7%。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标准为纽带,以各国为车间”,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建立起以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跨国生产与经营体系。2005年,跨国公司海外分公司总产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2%,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8.5%,提供了6209.5万个就业岗位。(23) 目前,跨国公司进行的研发活动约占全世界研发活动的4/5。

3.国际投资的流向

马克思和列宁所考察的资本输出,一般说来是单一流向,即从经济发达国家流向经济落后国家,或从帝国主义国家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达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出,则只占次要地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流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与国际投资主体多元化相对应,国际投资的流向呈现出多向性和交错性的特点。既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垂直流动”),也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逆向流动”),还有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水平流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一身而二任”。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仍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中,发达国家1993—1998年和2004年分别占63.8%和58.6%;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中,发达国家1980年和2003年则分别占56.4%和69.2%。显而易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

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向何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角度是既考察资本输出方的投资动机和自身优势(或广义的动力机制),也考察资本输入国的投资环境(或广义的引力机制)。由于私人资本输出在当代国际投资中占主要地位,从而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私人资本输出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率和资本输入国存在“有利投资场所”等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投资这一新特点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者海默(Hymer,S.H.)、维农(Vernon,R.)、邓宁(Dunning,J.H.)等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和引力机制做了较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其中的有益成果可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参考、吸收和借鉴。(25) 笔者认为,仅就私人资本输出而言,撇开其根本动机和自身优势不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成为相对有利的主要投资场所,至少有如下四方面的因素或条件: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消费结构)较为相似,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使跨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占主要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的生产和销售条件较为有利。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市场容量很大。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在投资环境的“软件”和“硬件”方面普遍优越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行的国际投资自由化,更为资本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政局较为稳定。以上重要因素或条件,有利于私人资本输出获得长期稳定的高额利润。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1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之首,其基本原因在于:第一,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第二,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当低下(如果排除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我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26) 第三,我国长期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税收等方面实行力度颇大的超国民待遇。(27) 第四,我国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法制环境和东、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国家政局长期保持稳定。从而,我国便成为境外资本(特别是境外私人资本)相当有利的投资场所。据有关部门统计,1990—2004年,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者共汇出约2700亿美元的利润。(28)

4.国际投资的实质

马克思和列宁揭示了资本输出的根本动机是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体现了经济发达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或殖民地、附属国)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投资仍具有相当的适用性。然而,结合当代国际投资实践进行考察,有两个问题应进一步加以认识。

(1)对国际投资中的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控股的企业与企业集团, 下同)输出与公有资本(或公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与企业集团,下同)输出、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动机要有所区分。私人资本输出在当代国际投资中扮演主要角色,其根本动机仍然是追求高额利润。无论经济学家将其具体动机作何种概括(“自然资源导向型”、“要素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交易成本节约型”和“研究开发型”,或“市场追求型动机”、“要素追求型动机”、“发挥潜在优势型动机”和“全球发展战略型动机”等),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然而,对于公有资本输出、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动机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我国大型国有石油公司的跨国直接投资,就不能将其动机完全归结为追求高额利润,其中必有我国开发和利用国际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的战略考虑。政府贷款在此是指一国政府向别国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向别国提供的政府贷款侧重考虑的是政治和经济援助等因素,而不是逐利因素。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提供政府贷款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等同。国际金融组织向某些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不能称之为公有资本输出,但其基本宗旨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逐利。

(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既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投资主体与流向的重大变化,也由于国际投资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调机制的逐步建立,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方与资本输入方的经济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而言,国际投资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在资本输出方与资本输入方之间,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则存在着主权平等国家之间程度不同的互利关系。

5.国际投资的作用

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输出作用的分析,偏重于生产关系,也涉及到生产力等其他方面。在他们看来,资本输出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拓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投资主体、形式、流向和实质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使我们对当代国际投资的经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角度看待当代国际投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当代国际投资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扩展与强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当代国际投资是非劳动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显著发展。(2)应将私人资本输出与公有资本输出、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明显区分开来。(3)总体来看, 当代国际投资相对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又是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制定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处于“被迫跟进”的角色,从而国际投资更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4)国际投资对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作用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国际投资对资本输出国的积极作用主要是获得利润、贸易和资源等方面的好处,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容易导致某些产业“空心化”、减少税收来源和就业机会、加剧贫富分化以及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不自觉地培植投资东道国的竞争对手等。国际投资对于资本输入国而言,其积极作用一般是扩大资本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等;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外资控制某些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命脉、挤占甚至垄断某些重要商品市场、通过转移“三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销蚀部分经济主权甚至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等。例如,国际间接投资中投机性极强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主要活动于离岸金融市场,在市场交易中负债率非常高,并且大量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有远远超过其实力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一度最有影响力的索罗斯管理的量子基金的投机活动,直接引发了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然,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居主导趋势的大背景下,同样实行对外开放,国际投资对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具体得失利弊,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国能否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外投资战略与引进外资战略),能否建立与健全既符合国际投资规则和惯例、又能保障和增进本国全局与长远利益的调控与监管体制。在这方面,韩国的成功经验和某些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可资借鉴。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国际投资中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挑战,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基本制度,努力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双向开放新格局,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注释:

① 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产业资本的运动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从而,广义的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也应包含商品资本输出的内容。本文阐述的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则是根据人们通常使用的狭义的资本输出的口径,将资本输出理解为区别于国际贸易的国际投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⑨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⑩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页。

(1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

(1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629、675—676页。

(1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页。

(1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

(1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1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630页。

(2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2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22) 李琮主编:《经济全球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2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

(24)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6 )》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

(25) 参见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87、224—237页。

(26) 根据波士顿公司提供的数据,2003年我国生产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包括福利)为0.8美元,而印度为1.12美元、泰国为1.96美元,日本为20.68美元,美国为21.86美元,德国为30.6美元。

(27) 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将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但在过渡期内对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仍保留一定程度的优惠待遇)。这一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重大举措不会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28) 参见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实际上,这一数据并不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全部利润。因为,这一数据既不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者通过转移定价获得的利润,也不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者从企业获得的利润中直接用于该企业追加投资和在中国进行再投资的利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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