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信论文,一书论文,音乐论文,王光论文,李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华萱是我国近代在中学、师范音乐教育以及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音乐家。1928年10月，他以原名李荣寿编辑了《音乐奇零》一书，因故未出版。近年来，笔者由于写作与研究需要，曾多次与其子女联系，寻访有关他的音乐史料与遗物。2007年8月1日上午，李华萱之子李毅飞君自山东东营来济南，登门送来他多年保存父亲遗留的四本珍贵史料文本。计有《俗曲集》一册，《皮黄曲谱》一、二册，《音乐奇零》一册。《俗曲集》和《皮黄曲谱》为我国20世纪20年代之正式出版物，目前已不多见。《音乐奇零》则是国内未曾出版之唯一孤本，全书为李荣寿亲自用毛笔竖行书写，页面为折叠双面16开宣纸，连封面共计40页，对于研究我国近代音乐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现将《音乐奇零》文本中的内容逐一介绍并做初步研究探讨。
“奇零”一义，为不满整数的数，零星之意，即作者自谦为编辑小部分有保存价值之信件、文章。封面右行为竖写“李荣寿编辑”五字，下有其笔名“化仙”之印章，正中为竖写“音乐奇零”书名，下端为横书阿拉伯数字“1928”年份；(图)无目录；“序”只存残页一页，末行书“一九二八年十月漫生于青州偶园”，“漫生”二字上盖有“漫僧”的印章。正文有以下几个部分，依次为：
一、一九二七年留德王光祈给我的几封信；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开第二次年会国民音乐组表决通过之议案；
三、西洋乐曲的种类；
四、西洋乐器的种类；
五、关于《少年中国歌》的一封信；
六、乐圣贝多芬百年纪念的一封信；
七、《明日歌》谱的由来；
八、中国乐器考略；
九、中国古代之乐器。
以上均为完整之信件与文章。最后三页有“笙的用法”、“箫的用法”、“笛的用法”、“埙的用法”、“胡琴的用法”、“法兰西的《马得龙》曲”、“德国的莱茵曲与法国的马赛曲”、“西洋音乐教学法之略史”、“皮黄曲的缺点”、“《华夏歌》的由来”、“西洋乐器的种类”、“西洋乐曲的种类”、“乐圣比托芬(今译贝多芬——引者注)”、“歌谣之父修陪尔(今译舒伯特——引者注)”、“乐圣巴哈”、“神童莫擦特(今译莫扎特——引者注)”、“十九世纪音乐创作家华格拿”(今译瓦格纳——引者注)、“什么是五音六律”、“‘律’与‘调’”、“十二律相生”、“律吕相生”、“旋相为宫”、“乐圣贝多芬百年纪念的一封信”、“关于《少年中国歌》的一封信”、“一九二七年留德王光祈与我的几封信”、“中国的古律——三分损益法”、“中国定律之法——上下相生法”、“中国算律之法——隔八相生法”、“中国的乐谱”等标题，应为本书已写或拟写之文章标题与目录设想。末页为作者设计的标点符号图。因此，《音乐奇零》是李华萱一部未完成的“论文集”性质的音乐理论著作。这样的著作形式在我国20年代末期如当完成，将是国内音乐界一部书信、论文汇编集，洋洋大观，非同小可。作者在“序”(残文)中说：“我们中华国人，对于音乐的专技，固不必人人勉强，然不可不有音乐的常识及欣赏的兴趣，我希望着中华民国的音乐教育，日广一日，研究音乐的程度，日高一日，欣赏音乐的民众，日多一日。我这编《音乐奇零》的目的，就在这一点。”说明了作者着眼于普及音乐教育的远大抱负与宗旨。以目前所见该书之篇目而言，其中最有史料价值者，为“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和“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开第二次年会国民音乐组表决通过之议案”两项内容。
一、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
李华萱在《音乐奇零》中亲笔抄录了王光祈于1927年给他写的五封信。
第一封信(1927年4月26日)：华萱先生大鉴：
顷奉手示及大作，拜读之下，不胜敬佩。往日常在上海出版之《音乐季刊》上，屡读先生之著作，久已慕仰，只以远居欧洲，未能聚首畅谈为憾。吾国近时留心音乐学术者，已不多见，留心斯学而又著述不倦如先生者，更为凤毛麟角。弟往昔常欲购买先生所编之《皮黄曲谱》第一、二集及《俗曲集》两种，只以不知出版处所之故，未能如愿以偿，不胜惆怅之至。若蒙先生将上述两种大作见寄，弟当检寄拙著音乐著作若干，或选购德国音乐名谱一二，奉呈左右，以为报酬，不知尊意以为何如？如著作有暇，尚希时赐教言为荷。
耑此敬颂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 弟王光祈于柏林
第二封信(1927年7月2日)：
华萱先生大鉴：
五月十二、十九，两次手示，以及《皮黄》、《俗曲》乐谱三册，均已先后拜阅，敬佩感谢无已。兹寄上拙作音乐书籍三种，即希指正为荷。拙作出版者原不止三种，但多数已为友人索取而去，现在行箧之中，只藏此数，特以奉呈。今年Beethoven百年纪念，德国各地曾为大规模之音乐演奏；兹特精选Beethoven之纪念像片十种，奉赠左右，即乞查收为荷。
尊译《皮黄曲谱》、《俗曲集》两种，极有价值。此后如能继续翻译，当于吾国音乐前途，发生良好影响。
弟之近影及Beethoven之像十张，均夹在书中寄上，即希望查收，得暇并新时文稿赐教为盼。
耑此即颂
弟王光祈拜启 七月二日
第三封信(未书日期，按顺序判断，应在1927年8月间)：
华萱先生大鉴：
上海中华音乐会所出之《音乐季刊》，尚在继续出版否？弟只接至该刊第五期，便未续到——此外尚有新出之音乐杂志否？如有即希望以其名称，出版者，价值见示，无任感谢；或由尊处邮寄一二，弟当寄款偿还。
又京师各大学联合音乐演奏会，所刊之Beethoven事略，能寄弟一阅否？弟远居欧洲，已愈七载，对于国内音乐消息，非常隔阂，故甚望多读国内出版之音乐期刊也，耑此拜托，即颂
弟王光祈于德国柏林
第四封信(1927年9月14日)：华萱先生大鉴：
手示与尊著《作曲研究》一册以及师大周刊三张，均已收到，至为感谢钦佩。先生对于音乐教育之努力，与音乐著述之宏富，在现代中国，实不多见，弟敬佩异常！
弟在德国研究音乐，至少尚需三年，日与经济压迫奋斗，如将来尚能生还中国，当与足下对座畅谈以谋促进吾国音乐之道也。
耑此即颂
弟光祈再拜 九月十四日
第五封信(1927年12月17日，即“关于《少年中国歌》的一封信”)：
华萱先生大鉴：
奉读十一月四日手示及乐谱三篇，不胜欣慰感谢之至，惟该信似系由海道寄来，故在途中，约有五六星期之久，以后赐信，请于信面书写Via Liberie二字，则当直接由西比利亚铁路寄欧，只须两星期即可收到。
先生以拙作《少年中国歌》教贵校学生，并印成单行本，至为感谢，不知尚能寄弟一二份否？又该歌之内，“覩”此不平，误为“都”此不平；且“上”昆仑山，误为“登”昆仑山；并乞便中改正为荷。
贵校学生对于该歌，果真爱唱，先生何妨以其试验结果，撰成短篇报告，寄登“上海哈同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出之《中华教育界》以介绍于国人之前。因弟曾为中华书局编有《初级小学音乐用书》四册，大半采用中国旧调，现正在印刷之中；弟颇思此种歌谱，能在学校中实地试验，究竟学生是否爱唱？较之西谱究竟何如？
耑此敬颂
弟光祈拜 十二月十七日
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在《音乐奇零》中浮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王光祈的书信文本，止1993年统计，所见共有32封。其中在国内期间与政界通讯的文字为18封(含赴德途中一封)，多发表于《少年中国》；1920年4月赴德国后，至1935年7月26日，写回国内的书信仅见14封。①此外，李岩发现“王光祈致曾琦书”未统计在内。②这些信件多为讨论关于“少年中国”之问题，与音乐界联系的书信寥寥无几。因此，王光祈在1927年一年间写给李华萱的五封信更加突显出王光祈音乐史料方面的价值。在这几封书信中，表达了王光祈虽远居欧洲，却对国内音乐界状况及音乐事业的发展依然渴望了解的心情。王光祈赴德自1922年起转学音乐，1927年已经卓有成就，出版了《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1924)、《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1925)、《东西乐制之研究》、《各国国歌述评》(1926)等著作以及大量论文，1926年考入柏林大学(1927年4月28日正式注册)，致李华萱的信正是他进入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之时，信中的心态体现了王光祈虚怀若谷的品格和心系祖国音乐前途的思绪。“顷奉手示及大作，拜读之下，不胜敬佩。”“上海中华音乐会所出之《音乐季刊》，尚在继续出版否？”“弟远居欧洲，已愈七载，对于国内音乐消息，非常隔阂，故甚望多读国内出版之音乐期刊也。”这些话语都是他这一心境的流露，信中却很少提及他自己研究音乐的成绩与取得的声誉。同时，王光祈信中高度关注与评价李华萱音乐著作的价值，“尊译《皮黄曲谱》、《俗曲集》两种，极有价值。此后如能继续翻译，当于吾国音乐前途，发生良好影响”，“先生对于音乐教育之努力，与音乐著述之宏富，在现代中国，实不多见，弟敬佩异常！”类似的赞扬并非客套虚语，而是王光祈对中国传统音乐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对音乐教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李华萱20年代音乐理论著作成就的恰当评价，凸现了学者间的相互尊重。王光祈作为一位音乐学家，学术上的一丝不苟也在信中体现得异常鲜明。李华萱在学校中推行《少年中国歌》(王光祈词曲)，王光祈深表感谢，但依然指出所印歌谱中有两个错字，“并乞便中改正为荷”，治学严谨之精神随处皆见。在为人处世方面，尽管王光祈在德国生活极为清苦，经济拮据，却依然不乏君子风范。李华萱寄赠他《皮黄曲谱》、《俗曲集》、《作曲研究》等著作以及师大周刊并乐谱之后，他回赠“拙作音乐书籍三种”、“弟之近影及Beethoven之像十张”等著作、照片，遵循“来而不往非礼也”之古训，并向李华萱介绍德国纪念贝多芬逝世百年盛大音乐会等活动。同时，这些信件文笔精练流畅，体现了王光祈深厚的文化修养。文如其人，小中见大，王光祈致李华萱的五则信件中，他的学术人品表露无遗，读来格外亲切，更为人性化。这些在论著中是难得一见的。王光祈在德国时，“他几乎天天上柏林国立图书馆，他的不少著作都是在图书馆写成的。由于营养不足，加以疲劳过度，他不止一次地晕倒在图书馆，有时头痛难忍，他就左手按住额头，右手奋笔疾书。这种顽强精神，见者无不钦佩”。③他献身于学术，对自己生命之不测似乎有一种预感，在信中说：“弟在德国研究音乐，至少尚需三年，日与经济压迫奋斗，如将来尚能生还中国，当与足下对座畅谈以谋促进吾国音乐之道也。”他在1924年7月底写给曾琦的信中也曾说：“弟在欧洲至少尚有三四年之勾留，在此三四年之内，如不病死，则拟编辑音乐丛刊三十种左右……是即弟在留学期间所以报答社会之道……我兄读此，当能了解弟所以不愿急于回国之意。”④王光祈报国有心，天不假年，中国近代音乐家命运许多如是，读来令人怆然。
信件中另一重要发现是王光祈自述曾为中华书局编《初级小学音乐用书》四册，而且“大半采用中国旧调”，作为小学生唱歌的曲调来源，这些教材“现正在印刷之中”。“旧调”一般指中国民歌小调与京昆曲牌的曲调。王光祈期望在学校中做一实地试验。这是王光祈和黎锦晖在同一时期所做的同一工作。黎锦晖将“中国旧调”用于“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创作之中，而王光祈则更进一步将之编成歌曲直接作为教材供小学生歌唱，具有异曲同工之意义。两人地处一东一西，都用“中国旧调”做儿童的精神食粮。在王光祈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教育实验；在黎锦晖则为大逆不道，成众矢之的，遭万人唾弃，做了传统音乐的“牺牲品”。两两相较，感慨良多。因之，“关于《少年中国歌》的一封信”尤有学术意义。这封书信日期为1927年12月17日，中华书局应于1928年或稍后出版。然而，《初级小学音乐用书》四册目前不见于任何王光祈著述及研究资料，究竟是半途夭折、未曾出版，抑或至今尚未发现、不知下落？既给音乐界留下了一个谜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研究王光祈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国传统音乐价值观认识以及音乐创作实践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回顾意义。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开第二次年会国民音乐组表决通过之议案
1923年8月21日，在清华学校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12月成立于北京，属于“五四”时期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步为宗旨。蔡元培、黄炎培等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音乐教育委员会”，共召开过四届年会。1922年10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第二届年会于1923年8月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于1924年7月3日在济南举行；第四届年会于1925年8月17日至23日在山西太原举行。⑤在第二届年会上，萧友梅任“国民音乐组”主席，黄继文任书记，李荣寿提出了“京都亟应设夏季音乐讲习会招集各省音乐教员讲习理由”、“全国学校宜悬国歌挂图”和“吾国皮黄在国民音乐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可否采取作乐界之参考”三项提案。先由李荣寿说明理由。
在第一项提案中，他说明：A.现在音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包括师资缺乏、办教育者多忽视音乐教育、缺系统的研究、教法不良、虽有新制民歌不能普遍宣传等内容)；B.设夏季讲习会之必要(包括增加担任音乐教育者之乐理知识、提高音乐教育、使音乐为有系统之学科、改良教学法、时间经济问题等内容)；C.办法(包括举办夏季音乐讲习会会址、听讲员、讲师等内容)。会议决议通过。“唯会址‘北大或男女高师暑期学校附设’一项改为‘由各省高等专门学校暑期学校附设’。”议案名称亦改为“各高等专门学校亟应设夏季音乐讲习会，招集各省音乐教员讲习”⑥。将提议由北京扩大至全国各省。这一提案对于20年代中国普通音乐教育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我国中学音乐教育在当时普遍存在着忽视音乐教育、师资缺乏、教法落后等时代性的现象，李华萱作为身临教育第一线的师范音乐教师，对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提案，对存在问题、采取措施、解决办法等几项环节都做出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议案获得通过。在1923年北京政府期间能够提出这样的议案，说明李华萱具有相当前沿的全局性的音乐教育观念。
第二项提议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认为国歌(《卿云歌》——引者注)代表国家之精神⑦，宜在全国中小学校悬国歌挂图，以求普及。提议获得通过，当无可非议。
第三项提议“吾国皮黄在国民音乐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可否采取作乐界之参考”，显示了李华萱对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价值之认识。提议理由认为：“吾国皮黄盛行全国，然近今研究乐学中多不注意讨究。吾想，一国有一国之精神，一国有一国特性。文化之盛衰，风俗之厚薄，国民性之刚柔，与音乐俱有深切之关系。皮黄集国人之声情，根古乐之遗响，逐渐脱化，日异月新而成。曲质慷慨激昂，庄严深厚，喜怒哀乐，变化自如，是国性之音乐也。用取其调，改良戏词，未尝非社会教育之一助。可否采取，加以改良，译成世界共通乐谱，用作乐界之参考焉。”这一提案由主席萧友梅提出“修正案”如下：“吾国古今乐曲在国民音乐中定有相当价值，应组织研究会(由中西音乐专家担任)将所有现成乐曲译为世界共通乐谱以备作曲家之参考。”李华萱这一提议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京剧唱腔保存着中国戏曲音乐之精华，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译成世界共通乐谱，用作乐界之参考”，无论对于传统音乐之搜集、整理、保存，或作为音乐创作、研究之参考，均有无可估量之价值。李华萱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见地，并且自己付诸实践，以五线谱翻译《皮黄曲谱》出版，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实在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萧友梅提出的“修正案”更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他将李华萱提出的“皮黄”修正为“吾国古今乐曲”，将译谱范围扩大至中国所有的传统音乐与当时现存的音乐作品，这无疑是一项无比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中国近代音乐家总是寄寓着美好而崇高的理想，他们对音乐文化发展的宏观认识总是远远地超越于政府机构决策之前。李华萱的“提案”和萧友梅的“修正案”，相当于建国后音乐界所做的“中国民间音乐五大类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此时距李华萱和萧友梅提出的议案已经将近7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传统音乐也已经大量失传乃至濒临灭绝之边缘，与20年代社会与民间存在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传统音乐学界有大量数据可以证明。是音乐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过于“超前”，还是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如此？无论如何，李华萱和萧友梅的历史超前意识已经在这一议案中留下了历史记录。
李华萱当时作为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青州)的一个普通音乐教员，能够在全国性的音乐教育会议上一人提出三项议案，并均获通过，说明他作为一位音乐教师所具有的敬业精神、渊博的音乐知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在当时中学、师范音乐教师中是极为罕见的。他一生的教育业绩，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的历史地位。
三、李华萱的教育业绩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搜集整理的贡献
李华萱(1895—1965.12.9)，祖籍江苏宿迁县，出生于济南。原名李荣寿，笔名漫生、漫僧、李少勋、海韵、化仙等。幼年随其父亲学习京胡，对他熟悉皮黄唱腔与曲牌打下了极好的基础。民国前曾随山东高等学堂音乐教员李佩芝学习西乐，又随王露学习古琴。自云：“余幼年读书于历下明湖之滨，时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年——引者注)夏，适东武乐家王露心葵先生自东瀛归来，寄居山左公寓，倡设音乐传习会于题笔堂，余以爱好音乐之故，前往报名入会。”⑧李华萱时年14岁。新近在李华萱遗物中发现与其师兄海门的合影照片，两侧有李华萱的亲笔题词。其始云：“民五夏，王师心葵寓济南之渠园，与夏溥斋先生至厚。渠园者，溥斋先生之别墅也。寿不时往从王师学琴。师兄海门亦舆焉。次年分袂，各自东西，忽忽十阙寒暑，心师已归道山，溥斋亦因事东渡……”⑨民国五年为1916年，照片则摄于“丁卯仲夏”(1927年夏)。此乃李华萱亲述两次随王露学琴之史料。因此，李华萱是最早随王露学琴的弟子之一，时间在王露于济南大明湖畔成立“德音琴社”之前。⑩1912年李华萱免试入山东高等师范艺体科(11)学习音乐与美术。1914年毕业后，先后在山东武定师范、山东省立第四中学任教。自1916至1928年一直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青州)任音乐教员，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20年8月，曾参加中华美育会在上海主办的“第一次夏季图画音乐讲习会”。1921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他被聘为“国民音乐组”成员。1923年8月在清华学校召开第二次年会时，李荣寿提出之三项议案均获通过。1930年初，他曾赴武汉湖北省立师范及省立一中任教，同年冬返鲁。1932年春任山东省立七中(济宁)音乐教员。1933年，受聘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济南)任教，同年秋，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艺术科主任。期间，曾研究写作《大成乐考》一书，不幸手稿在邮寄途中丢失。只在当时山东报刊上发表书中“曲阜孔庙大成乐器考(二)”一节，日期为1934年12月。(12)1937年，他参加山东教育界组织的“抗日战地工作团”，途径临沂时，韩复榘下令解散该组织，而流离于泰安、济南一带，以卖画为生。抗战期间，因敌机轰炸，弹片击中李华萱腿部，落下了跛腿的残疾。1937年7月21日，国立音专发布第315号布告，其中有“庶务员兼男生指导员欧阳冶期满解聘，下学期该职由李荣寿担任”之记载。(13)但他一直未赴上海任职，缘由不详。(14)1938年冬赴青岛，先后在青岛市立男子中学、文德女子中学、崂山中学任音乐、美术教员。1944年，曾发起组织“青岛市国乐研究会”。建国后，任青岛市立一中教师。1952年调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任教。1954年任艺术系代主任。曾任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山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60年代李华萱专心整理王心葵制琴专著《斫桐集》与琵琶曲集《玉鹤轩琵琶谱》。1965年12月9日在济南患肺癌病逝。
20世纪20年代是李华萱音乐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自1920年3月创刊，至1921年12月共出版两卷20期(其中有5期为双月合刊)，其中以李荣寿名共发表曲谱(包括作曲、搜集民间曲牌及古琴译谱)17首，文章14篇，成为该杂志作者群体(如王露、萧友梅、杨仲子、陈仲子、黎锦晖、刘天华等人)中发稿最多的作者之一。有时一期杂志上他一人作品占有三四篇(首)之多。作曲如《得意进行曲》，古琴译谱如《平沙落雁》，民间曲谱如《罗江怨》、《大成曲谱》等；文章如《我对于我国学校歌曲当改良的刍议》、《教授西乐谱的研究》、《笙的用法》、《说埙》、《皮黄的缺点》等等。1924年，在《音乐季刊》(15)上，以李荣寿名发表了《说德国的莱茵曲与法国的马赛曲》、《作曲研究》、《近代音乐家小史》等文章及《接收青岛纪念歌》(作曲)、《武家坡》(译谱)等作品。这些文章，或属于学术之见解，或乃是教学之心得，或反映作者传统音乐知识之广博，适应了“五四”时期人们对音乐文化多层面知识的需求。作为山东省一名中学、师范音乐教师，能够在北京、上海的音乐期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并出版《教育唱歌集》、《爱国唱歌集》、《应用唱歌集》、《英文唱歌初步》、《风琴练习法》、《世界著名乐曲》、《世界国乐谱》、《军乐讲义》、《步号大进行曲》、《步号进行曲》、《新编步号曲》、《作曲大概》(16)等一系列音乐教材和《作曲研究》、《俗曲集》、《皮黄曲谱》等论著曲集，在当时全国音乐界享有很高知名度。建国前李华萱长期在山东武定、青州、济宁、济南、曲阜、青岛等地投身于中学、师范音乐教育工作，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1925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给他“文杏章”，以表彰李华萱教育方面业绩。“教育部文杏章执照”(17)如下：
兹查有李荣寿办理教育成绩卓著，合于教育部颁给文杏章条例第一条之规定，由部给与四等三级文杏章；应填给执照以资证明。
教育总长 马叙伦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日
文字第九八号
“文杏章”是北京政府时期教育部为表彰有突出贡献教师的一种举措，获得者享有很高的荣誉。李华萱在20年代能够获此殊荣，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音乐教师，在我国近代中学、师范音乐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李华萱对于搜集与整理我国传统音乐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用五线谱编译的两册《皮黄曲谱》分别于1923年6月和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皮黄曲谱》(一)收有12段京剧唱腔，《皮黄曲谱》(二)收有7段京剧唱腔。(18)李华萱在“卷头语”《皮黄的价值》中说：“此编《皮黄曲谱》是我研究音乐之一得，我想：皮黄，在我国音乐史上也可以占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国民音乐中也可算是一小部分。我把他制成共通的乐谱，即可以便于我国深知泰西音乐的人去研究他；又可以使中西音乐沟通起来，并且可以使外国研究我国音乐的人知道皮黄的真相与价值。此是我编辑此编的意思。”王光祈信中高度评价了李华萱在搜集、整理传统音乐方面对于中国音乐发展的价值，认为“尊译《皮黄曲谱》、《俗曲集》两种，极有价值。此后如能继续翻译，当于吾国音乐前途，发生良好影响。”同时，《皮黄曲谱》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用五线谱记写的京剧唱腔集，比刘天华用五线谱记写《梅兰芳歌曲谱》(1930)要早七年时间。他编译《皮黄曲谱》是为了沟通中西音乐，使更多的人研究中国传统戏曲，并作为音乐界的参考，这样一种音乐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许多音乐家认为京剧也是“靡靡之音”的时代背景下，李华萱所做的工作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
李荣寿编辑的《俗曲集》于192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采集了“国内谣曲、风俗曲、流行乐译成共通乐谱，定名为《俗曲集》”，“本编以考究吾国乐曲之旋律及乐式为主旨”，“为研究中国乐之辅助品并非学校教授课本”(“编辑大意”)，说明了作者编辑之缘由与宗旨。集中收有传统音乐曲牌【鸳鸯扣】、【茉莉花】、【老十翻】等42首。包括有民歌曲调、京剧曲牌、昆曲曲牌、寺庙音乐、说唱曲牌、古琴曲等，均以五线谱记写。萧友梅为之作序云：“改良记谱法，为促进音乐最大原因之一，已成不可掩之事实。……顾一国之中，必有所谓国民音乐(folk music或folk tune)。此种曲调，虽无精密的记谱法，亦常存在于国民听官之中。唯辗转相传，日久难免以讹传讹之点。为今日计，如欲保存此种有特性的曲调，莫如速用万国通用记谱法译记之，俾可供作曲家与音乐史家之参考。李荣寿先生研究国乐多年，近以所译《俗曲集》示余，并邀为之序，欢喜应之。唯细阅各曲，未曾注明其来历，恐尚不足以博史家之信仰也。深望李君能补注之，俾研究斯道者，多得一臂之助云尔。”(19)因之，李华萱在出版时增加了部分曲牌之来源。如【老僧扫殿】、【泰山景】、【小青杨】注明为“傅翼汉先生口传”；【罗江怨】、【傍妆台】注明为“昌邑李国章先生口传”，【豆叶黄】注明为“今僧口传”等等。作者明智之举还在于收入曲牌时只留旋律，略去唱词，“以考究吾国乐曲之旋律及乐式为主旨”，避免了俗曲小调中歌词“淫秽庸俗”的负面影响。《俗曲集》是我国近代第一本用五线谱记写大量传统音乐曲牌的文本。因此，李华萱与刘天华一起有着我国近代早期采集、整理传统音乐之开拓者的历史地位。(20)李华萱与萧友梅20年代初相识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萧友梅颇为赏识李华萱的才干。在萧友梅病重之际，李华萱还特意为他定制一柄手杖，以示关爱，手杖尚未送出，便传来萧友梅逝世噩耗。这一遗物成为两人生前友谊的历史见证。(21)
在我国近代中学、师范音乐教育领域，有许多音乐教育家毕生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的才华与精力，如李叔同、邱望湘、吴梦非、刘质平等都长期在中学、师范教学，培育了一代代青年学子。李华萱则是一位解放前始终在山东各地师范、中学勤恳工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教师。他的音乐教育业绩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以及在音乐理论方面的建树，对于今天中学、师范的音乐教师而言，无疑是一种鼓励与鞭策，启示着作为一名普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注释：
①毕兴、苑树青编《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631页。
②李岩《王光祈书、文、事考》，载《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46页。
③廖辅叔《记王光祈先生》，载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华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6页。
④《王光祈致曾琦》，1924年11月11日《醒狮周刊》第4号，第3版。
⑤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4页。
⑥同注⑤，第70页。
⑦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因参加学权斗争，1921年被法国警察关进监狱，陈毅等人曾高唱《卿云歌》以表示中国人的尊严与气概，即是一例。
⑧张凤良《忆我省早期音乐教育家李华萱》，《齐鲁乐苑》1982年第2期，第45—48页。文章作者称材料来自《音乐奇零》，而现见《音乐奇零》“序”文残缺，有可能此段话记述于已失佚的“序”文中。笔者曾就此与该文作者张凤良通电话询问，谓时间已长，记不清楚了。另，王露归国年代应为1911年，而非1909年，亦有可能为假期中自日本归国组织之活动。——引者注
⑨该照片由李华萱之长女李明与四女李笑琴于2007年9月提供复印件。
⑩“德音琴社”成立的时间，据詹澂秋《琅琊王心葵先生略传》一文，王露在“洪宪时代”(1915)末为章太炎“国歌”歌词《华夏歌》谱曲之后，“越二年先生南游……于是北游赵燕，南历吴楚。所遇琴家，颇不乏人。惟出神入化者，未多觏焉。遂复归济阴，思欲振之。结德音琴社于明湖之滨”。依此文推算，应在1917年。
(11)该校创建于1902年10月，初名“师范馆”，后改名为“师范学堂”、“山东优等师范学堂”、“国立山东高等师范”等，1911年设“艺体专修科”。191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12)著文同注⑧，第46页。
(13)《音》第63期，1937年3至7月合刊。
(14)张凤良《忆我省早期音乐教育家李华萱》一文中有“上海音乐院的萧友梅特为在院里增一挂名职员(支薪)”一句，但此说恐难成立。
(15)《音乐季刊》由招伟民、祝湘石、罗伯夔、黄咏台编，上海中华音乐会出版，1923年8月创刊，至1925年4月，存见五期。
(16)李荣寿编辑《皮黄曲谱》第二集封底内页广告，“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音乐部已出版之音乐丛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初版。
(17)“教育部文杏章执照”为新近从李华萱遗物中发现的材料，由李华萱之长女李明与四女李笑琴于2007年9月提供复印件。
(18)12段唱腔曲谱为《坐宫》、《洪羊洞》(两段)、《完璧归赵》、《鱼藏剑》、《卖马》、《斩黄袍》、《武家坡》、《空城计》、《琼林宴》、《李陵碑》、《黄金台》；7段唱腔曲谱为《采桑》、《祭江》、《托兆》、《寄子》、《刺王僚》、《打严嵩》、《武家坡》。
(19)萧友梅《李华萱<俗曲集>序》，作于1924年12月17日。见《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20)刘天华也是我国近代早期从事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者，1922年赴北京前曾在家乡向涌塔庵澈尘和尚学习佛曲和民间音乐，并记录《佛曲谱》一书，但未出版，逝世后遗失。——引者注
(21)此材料据李华萱之子李毅飞2007年8月1日口述，目前遗物暂未找到。据李笑琴云，李华萱尚有两箱封存遗物未曾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