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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发展中正日益临近21世纪。人类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于评价过去，并批判地研究现在。以往的一百年，在各国和各大洲的历史中，充满了悲剧和凄惨，但也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政治手段和军事技术手段的辩证关系中，在预防战争的问题上，在军事理论观点和发展国家及其军队之间的信任程度中均有体现。
俄罗斯军事社会学家们在研究新的军事政治学观点中，也作出不小的贡献〔2〕。 军事社会学家在克服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危机现象和战争、和平与军队研究中片面观点的同时，目前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上。
问题之一。研究俄罗斯军事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历史经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世纪的俄国军事社会学思想特别重视确立、揭示和解决军事社会学的独立地位问题，以及社会和军队相互关系和军官精神生活中道德方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军官H.科尔夫的著作《军事科学的哲学探讨》（圣彼得堡，1887年）。他认为，从广义理解的社会学，就是集中了社会科学（政治、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等）最广泛成果的研究祖国的科学。从狭义理解的社会学则是包括了从静态和动态研究各社会群体运动发展和相互影响的科学。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20世纪初，俄国的军事社会学家们就已经特别注意到军事社会学的两个有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研究部分。同时，那个时期的研究者们还揭示了上述两个组成部分的有现实意义的发展方向。下述几个问题就属于最有意义的理论性问题：如军队和社会的相互影响问题；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的辩证关系；俄罗斯军事政策和外交在欧洲的作用〔3〕。
民族、国家、家庭对军队编制和状态的影响，宗教和道德对军人精神素质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这一切有助于增强社会和军队之间的联系，使进步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感到有改革军事教育、建立规范军人行为准则的专门法典的必要性。
除了研究对俄国军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外，当时的军事社会学也很注意这门学科经验研究部分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俄国的军事社会学家还进行了许多独创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Π.A.列热波所完成的若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上校军官统计》、《将军统计》（圣彼得堡，1903年）、《军官问题》（圣彼得堡，1909年）等等。在这些研究中，按军队的需要，对相当数量的军官和将军作了有充分论据的分析，揭示出他们的年龄、教育、军人职业的特点：对将军和军官的家庭作了描述，对完善俄军军官和将军的培养作了总结并提出建议。例如，社会学家列热波就总结出如下一条定理：俄军指挥官培养中的缺陷，大多与社会生活的性质有关。
19—20世纪的俄国军事社会学十分注意社会道德状况与军队的相互联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关于在恪守军人天职和荣誉所体现的军官精神风貌的概念。军官的精神风貌是其生命的道德涵义，是处理军务和日常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份历史文件曾说道：“畏首畏尾和怯懦与军官是格格不入的。在生活中的一切意外情况下，他必须勇于战胜面临的困难，抱有坚定的信念，使一切人都把他视为可以依靠、可以信赖和寄希望于受到他保护的人”〔4〕。
必须注意的是，精神风貌概念常常包含军人荣誉观念的涵义。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两种倾向。第一，通过反映俄罗斯进步思想家、学者、作家、军事统帅的观点以培养军人的荣誉感。下述历史人物，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纳希莫夫、M.德拉戈米罗夫、Л.托尔斯泰、M.加尔金等人就属这一类人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赋予军队的军事活动 以应有的道德意义，并对“军人荣誉”范畴的认识过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批人坚决反对徒鹜虚名、追求名利、道德沦丧的表现。
第二，在军事道德中具体体现社会进步阶层的观点、习俗和规范准则。士兵所认为的个人荣誉，是同爱国主义、勇敢、无畏、善良、勤劳、正义等道德素质紧密联系的。军事集团的归属性本身已成为军官荣誉的基础。著名军事史学家M.加尔金指出：“荣誉是军官的至宝，它高于他必须捍卫的利益和必须保持它的纯洁无暇。荣誉是他幸福的奖赏和痛苦的慰藉。”〔5〕
问题之二。军事社会学对政治和战争的辩证关系、对政治手段和军事技术手段进步演变进行研究和揭示。力求表明核武器的积累是无前途的企图，导致某些军事社会学家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Г.A.特罗菲缅科提出：“新思维坚决要求放弃把核战争视为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6〕
我们认为，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在方法论上不够严谨。要避免这种不严谨就必须剖析战争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弄清战争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政治本身的。它决定着作为历史现象的战争出现的原因。这一方面把注意力放在作为特殊政治现象的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起源关系上。无论是历史上的战争，还是潜在的战争，都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决定着第二个方面。它表现为军事暴力。在核武器出现以前的时代，战争可以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潜在的核战争则是另一回事。在全球灾变的战火中，谈论达到什么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其他一些目的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个方面同分析核战争本质时，越来越多地对战争进行价值评价，尤其是道德评价有关。如果以前的战争善于依据善、正义、宗教、信仰、荣誉等等范畴的话，那么核战争从其规模和潜在的后果来说则否定了这种观点。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正是防止战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至上命令。
此外，在现代军事政治关系发展条件下，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核威胁概念。虽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与实际运用核武器相比，它是相对明智的战略。核威胁的目的是使对手相信，侵略的费用可能大大超出任何预期的好处，从而削弱了以核打击作为武装斗争选择方案的盲目崇拜。同时，运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本身，是与人道主义规范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考虑增加国际交往和各国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依赖，以及以各自利益出发走向相互保障安全的原因。与此同时，下述这个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各国人民交往扩大的条件下，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导致从局部的国家安全（以及着眼于跟其他国家关系的外交方针）向全球安全体系（以及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内政方针）的转变。这说到底是一个外交目标和内政目的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社会群体、国家、宗教群体等等）的目标，将朝着正在形成的全球联合体的、全人类内部的目的进行调整。
在我们这个不安定的时代，从实力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中，正在产生一些社会学性质的原理。首先，只以军事实力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和方针或者甚至以使用这种实力作为威胁，都无助于保证一个主权国家的可靠的安全。即使在这些方面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也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使用发达的军事技术手段，其后果的绝对中立化看来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对遭到报复的恐惧（这一观点完全没有过时），将加剧国际关系中的疏远和不信任。
军事技术的完善无助于加强安全性，它给这一方或那一方制造出无法战胜的妄想。只要提一下世界上已经积累了许多可以多次消灭世上一切生物的武器就足够了。而人类只有一次生命。杀伤力更大的军事技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武器在宇宙空间扩散的危险性本身，就隐含着把人类作为非人道的军事技术逻辑人质的危险。
在安全保障体系中过于注重军事力量的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个体系中其他的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生态的、工艺技术的和文化因素的地位，从而使这个体系失去稳定。比如，核武器的存在使某些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严重地失去稳定。核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三角。虽然这个三角中，核武器的一角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低估军事安全问题，因为工艺技术的发展使许多非核体系成了极富毁灭性的体系，它们很容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武器。
从实力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产生了要从更加有根据的政治立场上来发现一切防止战争威胁的可能性。由于在国际舞台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俄国制定并实施一种防御性的政策。国家领导断然地向利益平衡、向军事政治的事件预报、向现阶段武器裁减的实际转变，反映了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7〕。
问题之三。发展旨在保持军事政治稳定的军事学说观点，降低世界核武库临界点。现代世界社会政治发展的逻辑，已把全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即防止全球战争问题提到了首位。这就是俄罗斯探索新的军事学说观点的原因之一，这些观点正在考虑20世纪末国际关系的趋势。
下述几个方面可能是这一问题中最重要的方面。第一，军事学说观点的政治内容的发展演变。问题的实质在于，军事学说观点现在优先考虑的是预防战争，巩固国际安全。这一政策内容的性质很好地表现在俄罗斯解决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的任务上：国内任务——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外交任务——保障稳固的和平；其中也包括军队的军事建设规划。
军事学说观点的防御目的最突出地表现在下述一些重要原理上：俄罗斯不对任何人进行威胁，永远不走侵略之路，它不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视为自己的敌人；俄罗斯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对任何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按照军事平衡原则进行军事建设，以达到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的实力均衡。
其次，赋予学说的军事技术方面以防御的目的。虽然军事学说具有防御性质，但研究和掌握由防御转入反攻的方法，将成为训练部队的重要任务。在战略范围上，这同研究战略反攻问题有关；在战略战役上，同战线的战略反攻有关；在战术战役上，同完善进行遭遇战、对攻和转入进攻的方法有关。
显然，不能把创新仅仅归结于上述两个方面。上述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形式是极为多样的。与此同时，强调下述这一重要原理也是必要的。如果我国以往的军事学说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决定国家及其军队行为方式的话，那么现在则把话题的重点转到国家和军队的活动上，以求达到预防战争和在各个国家相互关系领域中排除战争的目的。
军队能够和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以在反击入侵方面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来对解决理论观点作出重要的贡献。军队能够以其武装保卫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素养起遏制因素的作用和参与解决预防战争的任务。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军队的代表人物还要担负完成一系列其他性质的重要职能。首先——参与国家机构为进行有效的削减军备谈判制订原则立场，而且也要对谈判的阶段性的和最终的结果作出专家鉴定。其次，参与监督执行军事领域内已达成的协议和已签署的条约。现代军事政治状况要求国际关系的建立不是依赖伙伴，而是要与他们共同建设。第三，探索建设武装力量的最佳方针。这些方针必须伴之以各个不同的国家机器在有效的和有理论依据的军队改革过程中的建设性的和顽强的工作。第四，必须由国家最高军事领导和军事学家来担负制订实际工作的理论原理和方针的任务。第五，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运用一定限额的部队进行维和行动的条件。俄罗斯为防止军事冲突升级而专门运用一定数额部队的行动（例如在南斯拉夫），符合预防军事斗争、消除紧张学说的要求。
问题之四。客观地分析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条件下国外军事社会学家在军队、军事政策问题上的理论观点〔8〕。
在东欧各国军事社会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军事社会学家的著作持片面的分析态度。对西方学者著作的研究采取简单的态度无助于知识的增长，会把军事社会学现实问题研究中对真理的探索引入歧途。
俄罗斯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使得寻求军事社会学家之间对话、不抱偏见地分析其观点实质和内涵的需求增长了。俄国社会学家在研究西方学者的观点时，集中注意力于分析下述两个方面：发展作为国家相对独立机构的军队；分析关于军事安全问题的主要的军事社会学观点。
在分析第一个方面时，俄国军事社会学家注意到，在国外作者（M.亚诺维茨、Ch.莫斯柯斯、R.沃特、J.艾伯里、L.曼德维尔、A.别布列 尔等）的著作中，揭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论证了军队的崇高的社会作用、社会和军队的利益一致性；揭示了军内关系的民主化及军人是“穿军装的公民”的地位问题。第二，集中研究了个性间的关系，群体与个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对新兵适应环境提出了建议，鼓励新兵的战斗积极性。第三，旨在揭示武器和军事技术对军人影响的经验研究增多了；对军事活动的分化和专门化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在部队中扩大技术专家作用的原理。第四，分析了“军队与社会和谐一致”的问题；民事结构与军事结构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了对军队进行政治监督的形式和军内管理机构活动的效率问题。
俄国军事社会学家同样注意研究国外学者在防止战争、保障军事安全问题上的观点。与此同时，不能不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系列西方军事社会学所特有的倾向。其中之一就表现在“赞同”优先考虑以政治手段解决不同范围的冲突的理论观点上。比如，著名的美国军事社会学家莫斯柯斯写道：“新的倾向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我认为，我们是目睹一个时代诞生的见证人，在这个时代，战争，无论如何在超级大国之间将不再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而尤其是不再成为解决冲突的不可回避的方式方法了。”〔9〕
要求必须降低核弹临界点，把人类注意力放在已积累的核能力上的人，其观点和原理正决定着西方军事社会学的另一个倾向。他们实际上反对将当代军事技术手段加以现代化的办法，他们力求证明“核威慑”立场是没有前途的，并要求世界大家庭各国，更加敏锐地看到战争后果给人类带来的危险。
Q.维特在《原子时代的战争起因》一文中指出：“战争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数量的变化已达到如此规模，国家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已成为另一种样子了。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10〕
下述倾向表现在一些主张停止军备增长和必须发展国家间相互信任措施的观点和思想中。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发展将有助于消除紧张状态，其中也包括俄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状态。德国陆军准将H.哈根指出：“控制军备必须辅之以加强信任的措施。每一个顺利达成的控制军备的协定，都对加强相互信任作出了贡献。”〔11〕
关于必须向广泛的社会阶层通报核武器“扩散”会危及人类文明命运的思想在社会学中已占主导地位，这是西方军事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倾向。在我们的时代，有近30个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掌握或接近掌握核武器的秘密。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中某些国家还远没有具备民主政体的特点。
美国学者L.斯佩克托在《今日的核扩散》一书中，在分析西方研究者的这个观点时强调指出：“核武器的扩散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威胁之一，是未来的核灾变的最可能的起因之一。”
总之，俄罗斯及其军队的当代矛盾发展，客观上要求全面地和客观地研究分析现实的社会学迫切问题。军事社会学在经历复杂和充满剧烈斗争的发展时期时，要集中精力研究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俄国军事社会学家观点的特点，揭示我们时代关于政治与战争辩证关系的观点的演变发展；分析旨在防止核灾难的军事学说观点；研究国外军事社会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译自俄《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注释：
〔1〕作者系哲学博士、教授、社会科学院院士、 莫斯科军事社会学协会主席。此文已经授权。
〔2〕《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3〕见И.B.奥勃拉兹佐夫：《军事社会学：历史道路和方法论问题》，俄《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4〕《军事汇编》，1975年，第10期，第243—243页。
〔5〕M.Л.加尔金：《现代军官的新道路》，圣彼得堡，1907年，第22页。
〔6〕M.特罗菲缅科：《新现实和新思维》，载《美国—经济、 政治、意识形态》，1987年第2期，第4页。
〔7〕参见A.Г.叶戈罗夫：《论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军事政治战略》，俄《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
〔8〕参见B.П.库尔迪金：《美国军事社会学的内容与制度形成》，俄《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9〕Ch.莫斯柯斯：《在“一个否定战争的社会”中的军队》，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第80—83页。
〔10〕Q.维特：《原子时代的战争起因》，载E.W.希尔加特纳编：《军备竞赛和核战争》，新泽西，1987年，第7页。
〔11〕H.哈根：《对北约概念的思考》，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1990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