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行知的教学理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_陶行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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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6)01-0116-06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余年的教育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创建了广博精深的思想体系,开展了切合实际的教育实验,为教育发展积淀了丰富的精神财富。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在对中国传统教学论进行深刻剖析与批判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教育实际,承继传统与借鉴西方相结合,对教学目的、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详细阐述,多维度探索了促进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途径,对我国当今的教育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陶行知对传统教学论的剖析与批判

       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教学论的反思与批判,他立足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指出传统教学论的种种弊端,对其加以剖析与批判,在此基础上而逐渐构建了符合中国教育实际而又富有创新性的教学论思想。

       综观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他对传统教学论的剖析与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教学内容的批判。陶行知指出,传统的教学内容仅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属于一种关起门来的教育,“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1]611,这种教学是一种死的教学、死的教育,培养的只是书呆子。正如其在诗中所说:“我是书呆子?住在太平洋。读破万卷书,要中状元郎。农家供酒肉,主人快饿死。失业教蒙童,尽变书呆子。”[2]210以书本为主的教学内容,缺乏甚至忽视了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在这种畸形的教学下,培养的学生也只是“死了的书呆子”,难以获得改造社会的知识与技能。

       二是对教学方法的批判。教学方法是开展教学的重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实施效果。陶行知立足中国教育教学实际,深入剖析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他指出“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3]87,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做分离,形成“教自教、学自学”的相互独立状态,同时还隔断了学校与社会的沟通、生活与教育的联系,学生处于被动的注入式学习状态,所获得的也只是“伪知识”、死的知识。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的教育,处于一种静态的、单向的输出状态,摧残了人才,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生活力、学习力及改造社会的力量,无论是对教育发展、人才培养,还是对国家民族进步、社会改造,均不能带来实际效益,未能发挥教育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三是对教学过程的批判。陶行知认为,传统的教学过程以教师教、学生学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更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头脑被知识塞得发胀,却很少有机会使用双手……因此,有机会上学的人,毕业后有个大脑袋及一双小手,用个比喻来说,他们看起来有点像只袋鼠,只有提笔写几行字的力气”[2]211。此外,陶行知指出,传统教学过程也导致了师生关系的疏远,就教师而言,教师将教学作为一种维持饭碗的工具,在教学中重于书本的讲授,所做的也只是叫卖自己的话语与知识;就学生而言,将上课当作上班,求学也只是花钱买教师的话。这样疏远、死气沉沉的师生关系,导致“学校简直成一个卖话买话的大市场,讲室简直是成了卖话买话的铺店。说什么关系,是提不到的”[4]117,致使教学难以相长,学生知识无长进、能力无发展。

       传统的教学论未能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难以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教育发展及人才培养带来实效,陶行知看到了传统教学论的弊端所在,因此他在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的基础上,对传统教学论进行剖析与批判,从而为其教学论思想的提出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陶行知教学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陶行知以“教育为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立足中国社会与教育实际,开展了诸如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科学教育、普及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各种教育活动,在这些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系统、完善的教学论思想体系。

       (一)培养“真人”的教学目标论

       在陶行知看来,传统的教学培养出来的是“死了的书呆子”,无法为时代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基于此,陶行知提出培养“真人”的教学目标论,即“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5]592。“真人”是一个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其所学的是真知识,即从经验中、从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中而产生的知识,所追求的是“高尚的生活,完全的生活,精神上的生活,永久继续的生活”[3]126。

       陶行知将培养“真人”作为教学目标与人生目标,其提出的“真人”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自身素养和目标志向两个方面。就其自身素养来说,“真人”是一个求真知、说真话的人,是一个能够造福老百姓的人,是一个具有人民大德的有道德之人,是一个集“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职业”于一体的整个的人,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创造的人;[5]就其目标志向来说,“真人”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人,承担着社会改造及为国家、人民谋福祉的重任,他们以“为老百姓造福利、为国家民族谋幸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2]379为志向,具有为服务社会与大众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正如陶行知在《育才学校节略》中所指出,育才学校的宗旨是教导学生“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2]507。陶行知培养“真人”的教学目标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主线,以致力于社会改造、国家进步为目标的思想主张,统合了教育的本体价值与社会价值,通过“真人”的培养而向美好生活迈进。

       (二)立足生活的教学内容论

       陶行知主张“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他始终将生活教育理念贯穿在教学中,只有以生活为核心的教学内容,教育才能满足学生实际生活的需要,发挥其社会价值。立足生活的教学内容是一种动态的教育素材,属于“活的教育”,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陶行知主张“拿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他认为,活的教育内容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他们活泼的精神,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因此教育工作者就要随时随地拿些活的东西去教那活的学生,养成活的人才,[3]181以此来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后来,他又先后制定了《育才三方针》《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等,均体现了其立足生活的教学内容论,尤其是《育才二十三常能》,以“初级十六常能”和“高级七常能”为学生制定了所需学习的日常生活技能。

       陶行知提倡立足生活的教学内容论,并非反对书本教育。他针对当时“撇开衣食而讲学问,或忘了学问而单谋衣食”[4]137的弊端,指出书本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用”[1]184-185。陶行知主张要“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教导学生要用活书去学习、去生活、去建设、去实验、去革命,用活书来改造社会。因此,陶行知立足生活教育理念,从实际生活出发而编撰了诸多教材,他编撰的教材“在选题上贴近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在功用上也能够让学生现学现用”[7]。

       (三)师生共进的教学过程论

       教学过程是教学的具体实施,陶行知针对传统的教、学过程,更加突出“做”的教育过程。他认为,教师与学生没有严格的界限,“每个人都是在教做,也都是学做。‘会做的教人,不会做的跟人学’是我们的座右铭”[1]35,当然,陶行知并不是否定教师的作用,而是凸显师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的教学过程,以此来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

       师生共进的教学过程,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陶行知认为,师生共生活共甘苦才是最好的教育,因此他要求教师要融入到学生的队伍中去,将自己变成个小孩子,向学生学习,“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2]30;唯有融入学生生活中,教师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才能更好地、富有成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在陶行知看来,儿童的潜力与能力是巨大的,教师只有通过与学生的共做、共生活,加入到儿童的队伍里,才能了解儿童的实际能力,正如他所说:“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您立刻会发现小孩子的能力大得很:他能做许多您不能做的事,也能做许多您以为他不能做的事。”[1]244陶行知师生共进的教学过程论淡化了师生的界限,构建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教学环境,他主张师生在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相互传递、人格的相互磨炼及技能的共同增进,更多地凸显了学生的主体价值及师生交往的功用,使教学更能贴近学生实际,促进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均有所学、有所进。

       (四)三维一体的教学方法论

       陶行知注重教学方法论的构建,从三个维度对教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是从教学对象与教学方法的关系来看。陶行知为更好地统合教学对象与教学方法的关系而提出“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他指出,教学做是一件事并凸显了“做”的中心地位,正如他所言:“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变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1]289以“做”来决定学与教的方式,统合了师生、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统一,使教学方法能够与教学各环节、因素深度融合,有助于获得良好的教学实效。

       二是从其教学方法论构建来源的维度来看。陶行知承继了中西方思想精髓,并且结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而逐步建构起系统完善的教学方法论。一方面,从承继上来说,他继承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根据杜威的五步教学法而将其演变为“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1]404。此外,他还根据《中庸》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过程,提出了“体验、看书、求师、访友、思考”[2]479的治学次序。另一方面,从现实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展了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创造教育等;他根据教育类型的不同而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以创造教育为例,他提出“六大解放”,即“解放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时间、解放空间”[2]542-543,以此来锻炼学生的创造力,使其走上创造之路。

       三是从教师专业素养的维度来看。陶行知在1919年的《新教育》中指出:“新教员不重在教,重在引导学生怎么样去学。”[3]127他认为教师要具有“共和精神”,即“就是不可摆出做官的态度,事事要和学生同甘苦,要和学生表同情,参与到学生里面去,指导他们”[3]128。按照他在1927年的讲话《以教人者教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要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学生考虑,自己先把事情弄得清楚透彻,同时也要在与学生的共同参与、生活中了解学生实际,以便于有意识地调整教学方法,努力使学生明白。

       综上所述,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大众性。陶行知将普及人民大众教育作为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8]他指出“现在开办学校之钱是人人所出,而教育只有很少数的人享受”[1]895,所以,他的教学论思想的目的是要把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将他们培养成具有全面和谐发展的“真人”,进而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及人类社会进步。第二,生活性。“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基于此,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也体现出生活性的特征,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择取、教材的编撰等均明显地体现出生活的特色,满足了学生及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此外,陶行知主张通过共同生活、集体生活来促进师生之间精神的沟通、人格的磨炼和感情的融洽等,正如他所说:“师生共同生活到什么程度,学校生气也发扬到什么地步”[4]195。因此,他在育才学校中的创办中实施了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四种集体生活,以此作为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三,实践性。陶行知指出:“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1]208因此,他主张“行是知之始”,提倡“教学做合一”,凸显“做”的中心地位,教导学生要学用结合、行以求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开展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第四,科学性。陶行知在教学论思想的构建中,援引西方思想精髓,传承中国优秀传统,结合中国教育实际,构建起了系统、科学、全面而又富有内在逻辑的教学论思想,并根据中国国情变化而逐渐使之丰富、充实、完善,对教学论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探索,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三、陶行知教学论思想的当代价值

       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结晶,它是陶行知对我国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来源于生活而又服务于生活,注重教学与现实的衔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经过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当前教育教学的发展实践与理论探索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教学目标应注重统筹学生发展与时代需求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陶行知立足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在批判传统教学论的过程中提出培养“真人”的教学目标,对“真人”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及社会责任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将其运用于教育教学实际。育人为本始终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当今教育改革的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9]。为进一步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应注重教学目标的设计,借鉴陶行知培养“真人”的教学目标论,在立足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同时,将时代发展对所需人才的素养要求编写进教学目标,使教学目标集学生发展与时代需求于一身,实现学生发展与时代发展需求的对接,以此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培养时代所需人才。

       (二)教学内容应立足生活,着眼能力培养

       从陶行知的教育内容论来看,教学内容的选择均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反作用于生活。在学校教育中,书本依然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但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书本只是一种狭义的教学内容,教学不能仅仅依赖书本教学,而应将书本知识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素材联系起来,在保障知识的科学逻辑、心理逻辑的同时,更需要融入些“活的知识”,加强教育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以生活来充实、理解教学内容,以教学内容来指导、服务生活,发挥二者的互益作用。当然,为更好地发挥教学内容与生活的互益作用,也应注重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正如陶行知所说:“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革命,用活书去树立一个比现在可爱可敬的社会。”[1]417因此,在教学中应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以立足生活的教学内容为媒介,加强教育教学与生活的互助功用,借助“活书”“活的知识”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9]。

       (三)构建师生生活共同体,改进教学过程

       陶行知鼓励教师要多与学生接触,要多参与到学生队伍中去,以师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来开展教学活动。他在安徽公学和晓庄师范学院开展了共同生活的实验,认为共同生活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大家通过相亲而达到相知相爱,自然可以造成和乐的境界”[1]59,当然真正的共同生活并非简单地生活在一起,而是“必须大家把人格拿出来互相摩擦”[1]59。往时今日,陶行知的这种思想主张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在当今的教学实践中,虽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教学改革,但仍是传统教与学的改良,师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因此我们应注重构建师生生活共同体,以此来促进教学过程的改革。健全的师生生活共同体,可以打破师生之间的藩篱,加强师生间的联系,在生活共同体中,教师易于融入到学生之中,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及学生的特长、潜力等,相互间更可以进行知识的交流、人格的感化以及关系的融洽,有利于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发展。同时,在师生共同体中,可以发挥群体及交往的作用,锻炼学生的集体意识与合作意识,对学生进行一定的社会化,为其未来走上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四)教学方法改革重在培养教师的创新意识

       在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方面,陶行知就“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指出“怎样教,就怎样训练教师”,尤其强调培养教师的教学创新意识。要教学创新,首先要考虑到“人”的因素,根据受教育对象来确定教学方法。因此,他提出“我们要晓得受教的人在生长历程中之能力需要,然后才晓得要教他什么和怎样教他;晓得了要教他什么和怎样教他,然后才能晓得如何去训练那教他的先生。”[3]128鉴于此,为取得更好的教学实效,我们应注重培养教师的教学方法论意识。当然,教学方法论意识并非仅指教学方法的选用,更多的是唤起教师关于教学方法论的内在觉醒,即着力加强教师的“适切意识、视角意识、层面意识、分析单位意识、思维方式意识”[10]等,唯有如此,教师才能更好地结合教学实际,将教学各环节、各要素有效地联结起来,做到教学对象、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融合统一。因此,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我们应加强教师教学创新意识的培养与实践,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艺术,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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