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峰[1]2001年在《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探索和实践》文中研究表明经营者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和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经营者的能力、素养、状态已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参与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且有所表现。本文着眼华谊集团的发展规划，分析了建立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现状、不足和问题成因，提出了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从现状来看，虽然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被广泛认同，但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华谊集团经营者仍普遍处于激励不足和约束乏力的境地。 其次，剖析问题成因，把握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作用机理，凸现经营者的特殊地位、人力资本价值、责任重要性和经营风险性，并妥善地解决好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对于建立、健全华谊集团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经营者队伍的职业化程度较高，经过长期的探索，在对经营者实施激励与约束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近几年，国内一些优势企业也在学习、借鉴国外探索成果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形成了一些个性化的工作模式。这些都为华谊集团进一步完善机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最后，面对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要求，华谊集团应在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的同时，立足企业实际，科学、全面地借用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做法，抓住问题分析、要素构成、力度控制、方法创新等关键环节，设计出符合华谊集团实际和满足经营者需要的可行性操作方案，努力完善和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华谊集团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实践探索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年薪制、股票期权制、技术成果入股等新举措的试点工作正方兴未谙，只要能持之以恒，勇于探索，解决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充分调动经营者积极性，实现华谊集团的内部搞活和发展振兴是有希望的。
郭洪英[2]2015年在《竞争性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所谓的"所有者缺位",政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上的存在和实际的矛盾使得国企经理人激励约束不足,如何激励经理人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构建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科学、系统化、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不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实证定量分析、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首先介绍了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需要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之后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包括国有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含义。接下来通过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对比分析掌握了竞争性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定性分析之后对显性、隐性激励手段,短期、长期激励手段对企业业绩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通过上述分析进而对竞争性国企经理人的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完善的激励机制包括经理人的选择制度、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叁部分,按照长短期结合、显性与隐性结合、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原则,构建包括经理人市场选拔、任用、管理、退出等方面的国有企业经理人队伍体系,从质量和数量上保证经理人队伍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激励、注重道德情感的精神激励以及弹性福利保障制度全方位的发挥激励效应,再加约束制度的保障,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得以形成系统。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来促进国有企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以机制促体制,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提供一定帮助。
吕竺笙[3]2005年在《企业并购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文中指出并购是兼并与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的简称,自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兴起并购以来,迄今为止全球已发生了5次并购浪潮,每次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并购方式。对并购的理论研究也比较丰富,如有管理协同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投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自1998年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以来,并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亟待理论上的创新来解释这些新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并购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企业并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回顾了中外企业并购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的研究综述:第二章从经济利益理论入手来解释企业并购这一经济行为,认为不同的并购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企业并购产生的原因,而从本质上来看,并购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达成均衡的结果;第叁章分析了企业做出并购决策过程中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包括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博弈分析,以及纵向与横向情况下的一次博弈分析与重复博弈分析;第四章就并购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展开了分析,指出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结合状况会影响到企业的并购决策;第五章分析了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在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第六章就企业并购中债权人的利益博弈问题展开了分析;第七章分析了并购中政府干预的利益动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经济学对于并购问题的一般性分析与描述,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并购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其次,论文在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企业并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并购并提高并购的效率,关键还在于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也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第叁,本文就协调企业并购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经济的对策、法律的对策等;最后,文章运用了较多的博弈论方法对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对并购利益关系研究的尝试以及作者研究能力和占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较多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改进、充实。
周海金[4]2015年在《中国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的“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表明了我国政府推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心。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设立中央文化企业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我国的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破难的深水区，隐藏在体制背后的问题亟待我们挖掘和重视。与此同时，改革和完善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文化产业的布局调整，因此，如何把握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确立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有效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紧迫课题。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基本概念，阐述相关产业理论基础，比较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实践进程，挖掘我国现行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政出多门、政企不分，文化产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缺失，文化产业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缺位”，文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等。与此同时，参考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资产管理模式，从创新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机制设计角度提出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路与对策。改革的核心是，在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框架内，结合文化领域资产管理的特殊性，对文化产业国有资产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与此同时，将经营性文化产业从公益性文化事业中完全分离，纳入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形成以财政部和国资委为监管主体的双层管理框架。最后通过对电影、图书出版、艺术表演团体的典型行业案例进行分析，得出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电影企业的独立法人主体、建立大型的图书出版集团、继续推动艺术表演团体的转企改制进程，是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
张雁[5]2004年在《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缺位与越位的成因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公司治理。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能否顺利实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公司治理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前提,良好的公司治理更是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但改善公司治理不是单靠企业自身努力就能做到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才能完成。因此政府能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将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本文在研究公司治理的理论流派和模式后,探讨了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越位和不到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政府在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基础,包括公司治理的定义、主要理论流派、模式、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结合公司治理理论,一方面论述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不到位问题与改进建议。从目前公司治理的法制环境、市场竞争状况、国家股的持股主体、激励机制、“新叁会”与“老叁会”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另一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越位问题与改进建议,从经营者的选拔机制、赋予公司多重目标、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机构投资者队伍培育问题、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加强问题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国情提出改进建议。最后对前面的论述进行总结,对未来进行展望。
佘倩澜[6]2013年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催动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呼之欲出。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冷战过后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开始“入侵”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求得自保，更应该自强自立，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的腾飞、政治的民主以及社会的稳定为中国文化实力增强打好了基础：文化体制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遥相呼应，成为现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本文选取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12年为研究的时间域，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重大突破及重大成果进行阐述分析，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历程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实践启示。中国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改革（2002-2005）、全面启动（2006-2010）、深化改革（2010-2012）这叁个阶段，在改革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的突破，例如准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公益性文化单位转换机制等等；文化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极大的激发了文化的产业潜力，助力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为中国文化事业内部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极大的激发了文化单位的活力。由于文化领域日渐开放，体制环境日渐宽松，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由改革实践得出了一些经验：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导，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进方向，要以繁荣文化、做强产业为目标，通过对改革过程中国家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及政策效果的分析评价，本文认为正确的指导思想对改革成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只有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总结摸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改革的实践带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公平的市场环境、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多元的市场主体，实践证明，科学运用“放水养鱼”机理能够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走向更好、更强的明天。
花双莲[7]2011年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如何为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合理保证?”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这是两个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将从本源上理清企业社会责任是“谁”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为什么要负责,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为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理念“落地”提供有效途径。企业社会责任自问世至今始终是富有争议的话题,理论界还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由于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认识不足,导致企业实践中形成对社会责任概念“事项化”和“泛化”两种曲解。比较而言,给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造成的负面影响,“泛化”更严重一些。本文赞同Clarkson(1991)的思想,不应该将社会责任的“社会”概念放到无限大,只需要处理与其有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内的相关社会事务就可。如何界定“有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呢,本文借鉴基于企业本质分析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划分(王竹泉,2006)思路,将其界定为外部利益相关者,从而推演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回应。企业目标是二元的,包含企业价值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企业内部控制应该为实现企业的二元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然而,现行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偏重于对企业价值目标实现的控制,忽视了对社会责任目标的控制。因此,进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理论探讨十分必要。全文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现象归纳、企业访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遵循“研究现状与相关理论梳理——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实施”的脉络展开论述。全文共设九章,除去第一章引言、第九章总结与展望外,主要内容可以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研究现状与相关理论梳理。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从基础性的叁大“母”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内部控制理论)文献的研究脉络中获得研究启示,同时客观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缺失,为本文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第二部分(第3章),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揭示。这是本文的第一个重点创新之处。本部分从企业本质开始探讨,并以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划分为认识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视角,在此基础上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是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回应。第叁部分(第4至7章),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理论阐述。这是本文的第个二重点创新之处。第四章主要在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动机、内容、特点基础上,探讨“目标、主体、层面和要素”四位一体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搭建。第5至7章分别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主体、层面和要素。第四部分(第8章),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主要在分析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外部引导环境、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的具体实践分析其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现状与问题,进而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要点。论文主要在叁个方面有所贡献：(1)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本文从企业本质分析着手,沿着企业本质契约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的认识视角,基于集体选择企业本质认识观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划分,论证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回应；(2)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企业目标包含企业价值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二元内涵,但现行的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都偏重企业价值目标的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只是隐含其中,并没有显化的表述,造成了实践中忽视社会责任目标的控制。本文通过从企业二元目标、企业内部控制二元目标到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推演,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为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3)系统构建了“目标、要素、主体和层面”四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并分别就这四方面进行了理论论证。
龚志文[8]2012年在《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研究》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随着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和并购重组的日益频繁，企业造“系”运动波澜壮阔，我国涌现出大量的企业集团和“事实性”的公司集团（如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s，ICM）被公司集团广泛应用。在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之下，成员企业之间进行大量的资本配置活动。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大部分仍然沿用“传统”的委托代理思路，尚未充分关注大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特征对公司集团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为此，本文从治理机制与财务决策主体行为特征相结合的崭新研究视角，探索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机理和特征。具体而言，首先从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市场治理和大股东控制叁个方面勾勒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同时从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形成的制度背景和内部资本配置的现状特征两个方面构筑本文的现实基础。然后，以大、小股东之间以及大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为主线，运用Kuhn-Tucker方法和演化博弈理论分别构建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理论模型，重点对大股东控制及管理者自利行为对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探究，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行为的存在性、有效性及其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叁个递进层次，展开大股东控制下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实证研究。最后，对大股东机会主义资本配置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总结，并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对大股东机会主义资本配置行为监管的机理进行挖掘。并从大股东监控、经理人选择和激励、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资本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及其披露机制五个层面提出优化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对策。本文基本结论如下：（1）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呈现出“动机复杂、多功能和多目标”的特征。在目前我国法律保护制度和监管措施尚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薄弱的状况下，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存在被异化的风险。（2）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结果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呈现出无效、有效和最优的不同状态，并且对不同成员企业的福利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大股东-中小股东”代理框架下，运用Kuhn-Tucker方法建立内部资本交易优化模型，研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对内部资本转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理想型内部资本市场实现了资本配置的最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形成参与各方“共赢”的局面，也实现了公司集团财务目标；附加冲突成本的效率型内部资本市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和有效，可以持续维持，基本实现公司集团财务目标；侵害型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配置扭曲，并且不可持续，实现的财务目标只能是在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追求控股股东财富最大化。②内部资本最优转移量与母公司在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产出效率、母公司的控制力、利益冲突成本、侵占成本和侵占比例有关，而这些因素与公司治理内外环境、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密切相关。（3）本文在“大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与合谋寻租的框架下，从集团管理控制的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终极控制人和管理者自利动机对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超额控制上市公司，在不同的管理环境下终极控制人有不同的最优管理体制。产出效率、激励机制、集权程度、管理成本和CEO的非现金偏好度等初始状态及各参数变化影响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以及其长期均衡趋势。（4）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公司集团存在活跃的内部资本市场，但其配置效率整体不高，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的价值创造主要受大股东股权结构和控制特征的影响。①现金流敏感系数法测度结果表明，样本公司中只有大约一半的系族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其中民营系族集团的配置效率要远低于国有系族集团；②内部资本市场的EV （超额价值）普遍偏低，53.4%的系族集团的EV为负值；③超额价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差异程度、高层管理者持股比例、外部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系族集团规模呈负相关。（5）不健全的上市公司内外治理机制、金融抑制环境、较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职能共同构成了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行为特征的根源。对大股东机会主义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不能片面地重罚，必须结合考虑检查频率，采取合理的诉讼赔偿罚金和控制权收益。同时，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管者监管水平，增强其学习能力是有效遏制大股东机会主义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重要举措。
刘晏[9]2006年在《SDW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文中认为预算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之一,具有机制性、战略性、全员性等一系列其他管理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征。如何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企业内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首先对全面预算管理理论进行阐述,并对其在国内外发展历程以及应用状况作以介绍。在借鉴国内外预算管理的方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论文以SDWZ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该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状况作以细致的描述,指出企业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对其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进行设计。在SDW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包括全面预算管理组织、预算的编制、预算调控体系及预算考评体系这几个部分。论文在对SDW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强调公司组织机构与预算组织机构协调;预算编制方法、程序、内容上根据企业自身特征进行选择,同时运用杜邦分析法对预算编制结果---预算报表进行分析,寻找不合理的项目深挖潜能;对全面预算调控体系构建中,着重以业务预算及资金预算为重点进行监控管理。同时通过预算调整及仲裁的构建来确保预算目标的顺利实现;对预算考核体系中提出将预算考评和激励机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200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结果来看,新构建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初见成效。最后论文对SDW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构建进行了总结性的归纳。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竞争力,希望本文研究有利于对全面预算管理模式更深入的探讨。
欧培彬[10]2009年在《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投融资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命题。结合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产业投资基金必将成为文化产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但是中国尚缺乏将产业投资基金与文化产业结合起来的系统性研究,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务操作模式也尚未形成。因此,本文运用产业经济学和投资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了产业投资基金对文化产业支持的理论框架,重点研究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机理,并结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及融资现状,提出了组建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构建文化产业综合性金融支撑平台等具体的政策建议。全文分为六大部分:(1)本文的理论基础。对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升级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及金融创新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2)产业投资基金的特点与模式。首先明确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的特点;随后归纳总结了产业投资基金的模式;最后对国内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3)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首先明确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分析了文化产业的投资特性;随后分别以法、英、韩、美四国为例,比较了政府经营管理、政府行政指导、政府引导市场和市场主导四种不同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模式;最后对世界主要国家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配套措施进行了归纳总结。(4)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首先研究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企业成长的机理,在对文化企业成长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产业投资基金与文化企业成长的过程的关系,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文化企业成长的路径;然后研究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成长的机理,在对文化产业成长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产业投资基金与文化产业成长过程的关系,并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成长的路径;最后在对文化产业升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5)中国文化产业融资方式的比较与选择。首先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回顾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接着对中国文化产业中传统融资方式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各自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中国文化产业融资方式创新的必然选择。最后,根据现有文化产业基金在具体运作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指出构建新型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势在必行。(6)新型文化产业基金及文化产业综合性金融支撑平台的构建。首先对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这一全新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组建原则、组建规划、运作方式、投资策略乃至配套措施提出了具体方案和相关政策性建议。最后,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以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综合性金融支撑平台。该金融支撑平台包括两个子平台和一个体系,即政府金融子平台、市场金融子平台和金融服务体系。这些子平台之间,子平台与新型产业投资基金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探索和实践[D]. 谢峰.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2]. 竞争性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D]. 郭洪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5
[3]. 企业并购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D]. 吕竺笙. 复旦大学. 2005
[4]. 中国文化产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周海金. 吉林大学. 2015
[5]. 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缺位与越位的成因与对策[D]. 张雁. 天津大学. 2004
[6].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评价[D]. 佘倩澜. 湖南大学. 2013
[7].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研究[D]. 花双莲.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8]. 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研究[D]. 龚志文. 华侨大学. 2012
[9]. SDWZ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D]. 刘晏. 西安理工大学. 2006
[10].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欧培彬. 武汉理工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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