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性论文,区域性论文,区域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77—12
今天讲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六七年前就已经开始注意的一个问题，启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曾有在法国的几位朋友跟我提起，请我为纪念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出版50周年纪念写一篇文章，谈谈这本书对于研究亚洲的影响。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关注一种作为区域整体的历史。另外一个启发的缘由是，在西方，很多人重视世界史。可是在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与中国有所不同，因为在中国，据我所知，中国和东洋以外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还是有他们各自的专业。但是在美国，说到世界史，这些学者有可能也是从专业的历史学背景中出来的，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却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封闭的区域。这些学者开展对全世界范围内历史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工夫了，并且它们的影响不仅在学界，还波及到许多的中学和大学。我也参加世界史的活动，但有的世界史专家往往把我当作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还是不大愿意接受他们把什么问题一概都视为世界性的，我觉得很多问题并不具有世界意义，而仅仅是区域性的。我认为，还是应当把全球化与地方性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从“最大的”还是从“最小的”角度看待历史，中间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现象。所以，我试图在世界史的范畴内，更加重视下一层空间性的问题。由此我开始想到，19世纪以来除世界以外，还应当关注日益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那些世界性的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区域逐渐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许多区域尽管日益受到世界的影响，但他们仍然具有区域的特殊性。
最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促使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我在做18世纪中国经济研究时发现，18世纪的中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近代的一个部分，但如果把它当作“近代早期”（一种西方说法），那也并不准确。所以，当我们想要把16到18世纪的历史与近代史联系起来的时候，会碰到许多无法解释、甚至无从表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史，还是欧洲史，要将这种关联性论述清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从这些缘由出发，我开始讨论区域性世界的问题。提及“区域性世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交通还没有近代那么方便，很多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象都可以说是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然而，我们提及小的范围，最好也不要把现在的“国家”概念用在那时候的政治与经济事件之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提到东亚历史的时候，当然要用到中国、韩国、日本这些词汇，但是问题在于，把现在的国家概念放到历史上，总是会发生一些不太合适的情况。
区域性世界的意思是说，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然而我们说区域性的世界，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会有其他的因素和标准去判别这些区域的存在，比如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我的这些想法，很多做欧洲历史的学者可能不会很赞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史的学者通常都很重视15、16世纪欧洲人的航海活动，所以对他们来说，“区域性”就不太合适，因为从那时候起，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就几乎已经是全球性的了。也应当承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化”的想法很多还是受欧洲史的影响和启发。但是我也认为，航海活动对于欧洲社会来讲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对于欧洲人所到之处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比如在东亚和南亚（以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为主），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很难说来自于西方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到来能够对当地社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通常我们认为，从那时候起，欧洲对于东南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也应当注意到，欧洲影响起到较大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本地人口少、文化欠发达的地区。我们往往很容易从19、20世纪的历程看欧洲的重要性，并把这个重要性推测到前期历史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这是不适当的。我认为，16到18世纪，在亚洲，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变化主要还是在亚洲里面。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亚洲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而是强调，应当更加注意这些区域文化及其社会内部的历史变化。以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例，这多半都是由本地因素所造成的，与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度。虽然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发现，影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与欧洲是类似的。但是，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说仍然都在区域性世界的内部。所以，区域性世界里面，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内在性，这些内源的特征才是我们研究和论述的关键，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反而不是重要的分析对象。举另外的例子，在那一时代的中国，我应当强调，已经有美洲的白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虽然，我们不能假设没有这些白银，中国的历史又会怎样。但我的看法是，没有这些美洲白银的进入，亚洲的商品经济还是会有所发展，它有其自足的发展逻辑。
到19、20世纪，所谓“近代”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日本、欧洲或美国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就能看到区域与世界的联系、外来因素的影响，等等。所以，到这个时候，从前的“区域性世界”就变成了“世界性区域”，这是相当重要的变化。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从而才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以及他们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所以19世纪以来东亚社会的发展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40年前费正清教授的历史学立场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即必须要注意到19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西方影响，冲击与回应是观察这一段历史的基本模式。所以在30多年前，许多学者认为，没有西方对于亚洲的进入，亚洲就不会有发展。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从马克思以来19世纪学者的普遍看法。但是最近，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公开承认这样的说法，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似乎越来越意味着一种“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我们也应当看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仍然是把“西方”当作重要的启动性因素。我对这些看法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外来因素的重要性；而是说，为了理解它的重要性，必须在讨论外来影响之外注意到区域自身及其内部的自足逻辑。所以，我们发现，虽然有一些外来的影响，但仍然应当更加重视他们自己组织与变化的各种可能性。
虽然在当代历史学界，我们对于西方中心的观点已经有了相当的警惕，但它仍然很容易作为一种思维的底色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些很不同的想法，强调的是区域性文化内部可能存在的一些好的因素。比如在日本70、80年代经济的大发展就致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传统社会关系对公司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有所帮助。但奇怪的是，同样的因素在50年代却被认为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阻碍，比如日本缺乏个人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等等。这说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同样的因素既能被认为促进发展又能被认为是阻碍发展的？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因素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我想，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与问题也许恰恰可以为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提供某些关键的启示。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两个方向的影响：第一就是很难排斥19、20世纪亚洲发展的西方影响，第二就是亚洲本身的发展逻辑。但是新的问题又在于，我们总是很难确定这些因素他们各自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程度。因此我认为，当我们想了解19、20世纪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回到从前。这样的回访会告诉我们，19、20世纪仍然与它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当然，这些关联性、影响并没有所谓“好的”或“坏的”之分，我们要确认的是历史脉络的存在。
这里，我可以就19、20世纪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举两个政治上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的很多看法还是从欧洲历史来的，我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也提及这种立场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缺陷。仍然举日本史为例，琉球到19世纪初年的时候同时与大清帝国和德川政府有关系，但是到19世纪西方人进入亚洲，比如1820年代英国对新加坡的征服，琉球人也由此开始关心新的殖民环境下自身的归属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琉球政府已经请求清政府帮助他们驱逐法国的传教士，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琉球政府因此意识到清政府的不可依靠。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60年代以后也开始试图把琉球纳入到它的统治范围之内，到1876年就正式把它改称为冲绳，使其成为日本的附属。所以，日本基本是在西方势力进入亚洲的影响下获得对琉球的统治权的。这可以视为西方对亚洲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新疆的例子。19世纪以前，清政府对新疆的统治与帝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行政制度是不同的，而到了19世纪末年，对新疆的统治则被纳入到帝国统一的范围之内，新疆被视为帝国内部的一个区域，而不再是特殊的边疆。这与英国和俄国对新疆的争夺有很大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看19世纪亚洲政治上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应该承认，西方的影响是有的；但并不是说，西方影响是告诉我们，亚洲的历史完全由外来力量主宰。这些历史进程既包括外力的作用，也包括了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脉络。
讲到这些世界性区域的自足性历史进程，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证。一个是经济上的事例，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历史资源的当代影响，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特殊和有趣的示例，欧洲历史上就不存在这种小范围内的、较小规模的工业类型。我认为，乡镇企业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手工业背景有着极深的联系，这并不是说明清时代的农村手工业与乡镇企业是同一性的，而是说，除非有这样的一个手工业背景，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创生了乡镇企业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没有。所以，中国在他自己的区域世界所拥有的农村手工业传统，这些事物与欧洲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与传统资源的差异，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后来以及当代经历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由历史连续性所决定的现象。
还有一个有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即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我个人认为，有关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区域性差别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欧洲和美国也有经济的区域差别，但只有在中国，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才能够上溯到他的历史。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即使到了19世纪，清政府的积弱已经致使它没有力量去对抗或消除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但这个政府及其官员也仍然在一定限度内为此做过努力。如果上溯到18世纪，清朝政府所做的努力就更值得称道，政府不仅意识到对经济的区域性差别负有责任，而且采取了许多政策试着去消除这些不平衡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所以，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方面都实实在在受到18世纪的影响。历史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它的绵延性质，也许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18世纪或者更早以前的历史资源。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种历史解释的困难之处。实际上，到了21世纪人们对于许多事物，包括对政治的看法，都与18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也绝对不能利用以前的一些看法、范畴以及表述来做分析。但是，当我们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分析的时候，我仍然认为那些连续性与绵延的特征是存在的。
这里，我想再谈一谈有关于“区域性世界”是如何走向“世界性区域”的问题。最近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包括我以及我的许多朋友在内，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即欧洲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样，在欧洲以外其他地方的历史虽然与其存在着共同之处，或者说，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仍然应当注意到他们各自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历史学家讨论各个不同区域间历史的共性与个性，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针对19、20世纪的有关讨论就会比较困难。原因在于，到了19、20世纪，世界上所有的区域都既有其区域性，也同时呈现出许多世界性的特征。我们首先承认外来因素的存在，并且这种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也应当意识到，西方影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的，更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亚洲以及所有那些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放到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中予以观察，将他们在19、20世纪之前的历史与近代以降的经历联系起来看。虽然这很困难，因为传统时代的发展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些系统性的变化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或者同一套言辞去概括。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中国史的学者，关注明清史与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大命题。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史的学者倘若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梳理清楚明清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连续性问题，这将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进展，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历史学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探讨，甚至于会改变人们通常的思考历史、思考世界的方式。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历史学家思考历史的方式或许还将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进展。比如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这样一些当代重要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学者们的具体研究以及所有概念与范畴的确立几乎都是源于美国经验；糟糕的是，所有的学者都必须用这些带着强烈美国色彩的学术术语、规范去研究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那些各具差异的社会。所以我想，历史学家在学科内部的这种反思与回溯，将有助于社会科学其他部门的学者把历史的维度以及那些差异性原则加入到他们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建构中，或许也将会拓展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讨论部分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性区域与区域性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从前我们国内也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比如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就认为，世界历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王国斌教授在探讨近世世界历史变迁的时候引入了“世界性区域”与“区域性世界”这两个概念，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理解，王教授今天的演讲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区域与整体的关系，王教授特别讲，一个区域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共同体。如果缺乏这种内在的联系，哪怕是地缘上很接近的地方也不能算是一个区域。只有存在这种内在联系的，才是区域性的。关于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我常常喜欢举两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与孔飞力教授聊天的时候，他曾经用一个例子跟我道明了这之间的关系。孔飞力教授说，区域与整体的关系，用中国人的一个词汇来说，就是“一叶知秋”。意思是说，倘若你不知道秋天，又怎么会懂得一片落叶的意义？只有看到了全部的秋天，那一片落叶才会具有它存在的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所讲的，陈先生认为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就像一个手指一样，手指如果剁下来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它只有放在生命体中，才能确切地了解它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我觉得，王国斌教授的这个报告实际上为我们了解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是对我启发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用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这样的概念来解释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有极大的帮助。在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的过程中，以往我们常常强调的只是外部因素，而正如王国斌教授所讲，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后并不意味着区域性世界的消失，而是依然会作用于世界性区域，对世界性区域的发展还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造就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像王教授举到的一些例子，比如乡镇企业，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可能不大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可能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性世界有着莫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变”与“常”的关系—“变”中有“常”，“常”中有“变”。也就是说，区域性世界变为世界性区域，这实际上是“常”中之“变”；而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之后，区域性世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变”中之“常”。这样一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是极有帮助的。以下，我将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专家，希望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有意思的对话。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世界史学发展的当今，我们感到的一些担忧或者说我们希望扭转的一些偏向，我感觉和王国斌先生之间没有二致。而这个题目，我是这样读的：“区域性的世界”与“世界性的区域”，中间加了两个“的”字。按照我的理解，以19世纪50年代为界，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热棒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就是全地球上人的历史。但是这个世界史是人群以若干区域相互隔离的独立存在为前提的，不排斥少量的、偶尔发生的交流，甚至还有过部族大规模的流动。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交通和通讯全球贯通以后，这个地球上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确实也看得到在强势文明影响下的“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这个概念勉强可以成立。但是，也应该老实承认，我们今天仍然对这个“全球化”的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没有把握，相互之间“同”虽然多了起来，“异”是不是一定会不断减少？
王国斌先生说，他在国外开会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落后者”，对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们搞历史的人，与搞社会科学的人有许多不同。拿我在国内的经验来说，和那些“理论家”的对话常常显得无比困难。因为“理论家”执著于流行的各色各样“意识形态”，一心要把这些“意识形态”输入或者纳入到历史中去，所以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改写历史。这就是王国斌教授所讲的，总要把现在的概念强加到历史上，使得历史成为某种现代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我们都是研究很具体的历史，对每段历史有很具体的感受，他们所说的与我们感受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发现，没有受过严格历史专业训练的理论家下判断是最大胆的，而历史学家却显得“谨小慎微”，不敢说一句“太出格”的话。
今天王国斌先生强调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在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时，非常看重的一个话题是萧一山先生所讲的一个观念（实际上梁启超先生也曾经讲过），就是“有渐无顿”——只有渐变的历史，而没有那种断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在连续中变化。王国斌先生今天强调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实际上正好跟我看到萧一山提出的“有渐无顿”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与这个“有渐无顿”历史观对照的，正好是那个革命的历史观、突变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总是强调变，虽然我曾经是、或许也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但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那就是王国斌先生所说的，我们不能否认外来的因素介入以后对本土社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一些时候会非常显著，会突显在历史的表层，但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终究要沿着他们原来的道路，去把这些新的因素改造，所以最后变出来的肯定不是与输入的因素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从它的本土生发出来的。
现在人们很喜欢讲各种各样的“化”，所谓全球化、通俗化、西化等等。“化”本身有一个化学变化的意思。过去不做家务，今年暑假我被迫做了不少，比如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常识——麻油是有颜色的，是黄的，把麻油浇在豆腐上，白的豆腐一部分表面就呈现出黄色，而且会慢慢渗透进去，但豆腐与麻油本身仍然没有变。假如把麻油放到带皮的萝卜上，麻油就往下淌，进不去。这个比喻当然非常之差，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意志的。但我们仍然必须考虑，外来因素进入以后，它会不会渗透、怎么渗透、怎么吸收？起怎样的变化、产生怎样的结果？毫无疑问不会像西化或者全球化论那样，说最后都会变成外来者！所以我们现在强烈地感受到，所谓全球化的结果，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区域，它的自我认同不是变弱了，而一定是变强化了。我认为正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民族、区域、国家的自我认同要比过去更自觉，更强烈。因此区域性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回过来讲，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任何一种自我认同倘若不与“他我”联系起来，不吸收“他我”的东西，这个自我会越来越萎缩，最后这个自我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就会丧失立足的根据。既然没有立足的根据，那么它就不会存在。这正好是面对了我们中国当前所产生的问题。
其实中国人很清楚，所有的西方概念到中国来，最后几乎都会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变体，我们绝对不会相信西方的东西到中国来以后仍然是西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19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很多影响，有些变化假如没有西方的影响本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又是一个悖论。至于最后变化出来可能产生的结果则是另外一回事。回到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几乎把我们中国古代所有体制的毛病都检讨过了，但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所以解决都是使用历史遗产，翻来倒去，仍然是曾经用过的老法子。到了晚清以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了西方的东西。但西方的东西那么多，有俄派的、有英派的、有德派的，但非常奇怪，我们看到，在中国最后是俄派取得了胜利。那就说明，这种变化是和本土的各种因素、趋势有关系的。再比如说白银的问题，我是最近才了解到，实际上那个时候欧洲发生纺织品革命，纺织品的价格高出中国三倍到九倍，那就是说，欧洲商人在中国购买纺织品再转卖到欧洲，他的利润至少在300％以上。所以在这种贸易逆差的背景下，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300％以上的巨额利润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争取，却白白地让利给了别人？尽管我们进来大量白银，但事实上白银还可以获取更多。这就是基于我们自己体制的问题。
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刚刚王先生说我们中国历史学的命运要好一点，但是我也回过来说，像王国斌先生和我这样对宏观问题有认识和兴趣的历史学家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弱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紧要。我的意思是想说，所有的专深应该都有一个关照宏观历史的问题意识，而不是说要让这种宏观历史的认识变成所有史学家都必须做的事情。实际上，做这样的思考是有相当难度的，要求的方面太多，吃力不讨好。有人经常嘲笑我不懂外语却喜欢引用西方的东西，但是我想作申辩，在试图作宏观性的历史思考时，我们中国学者又怎么可能做到根本不去注意或者关照西方人的东西呢？另外，所有专深的研究，我也希望能够为通贯的认识提供一些新的看法，这样就打通了，史学家才可能由此通过具体的研究获得某种通识。
再比如说王先生讲的乡镇企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让我观察到历史延续性中间的“变”、“变”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们在微观研究中经常会碰到的。就以改革开放以后的乡镇企业为例，这里我们除了明清以来的乡村手工业传统以外，我最大的感触是，乡镇企业与人民公社制度培养的一大批乡镇干部是有极大关系的。最早的乡镇企业，是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公社的大队长、书记从政治管理者转向经济主理人的一种角色转变。而乡镇企业与今天浙江的民营企业之间又是一个演变阶段。苏南最早的乡镇企业多半都是由政权蜕变过来的。因此，某种意义上，它带有官商的、准官商的成份。那么这个阶段再走过去，就是今天浙江的民营企业。尽管民营企业与政权之间还有某种依赖关系，但毕竟与乡镇企业不同，乡镇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是被乡政府垄断和支配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与中国原来的权力体制基本连在一起，只能在原先权力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所以这个变化我想确实是西方没有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民公社、大队干部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一个背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事本国史研究，怎样厘清先后变化的脉络，找出一贯连续的变化以及变化的环境，都是极为重要的。
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毫无疑问又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无数的、连续的变化，是否会产生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个世界？从逻辑推理上讲是可能的，这个问题其实甚至都不用牵涉到全球化。在中国，唐宋以前与唐宋以后的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是唐宋以来的中国，而不是唐宋以前的中国，特别不是秦以前的中国。那么这就说明了连续的变化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这个变化与同一时期别的世界的变化，我想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刚刚周武先生提到的一个“变”与“常”的哲学命题。还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陈旭麓先生提出过的“一”与“多”的问题。地球只有一个，但一定是多元化的。“一”跟“多”，这是中国最高的哲学命题，变异也是中国最高的哲学命题。这些命题不过是我们用来解释历史变化的哲学底蕴，而恐怕更多的，仍然应当是直接从历史感受中来的。我想，这也是王国斌先生的学术特色之一，他的宏观思考绝大部分来自于他对于历史的具体感受。
由此，我们看到，宏观历史如果离开了对历史具体的、实际的考察，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大家是比较讨厌的。所以我们历史学者很少对诸如现代性、全球化这些概念有过多的兴趣，一用起来就觉得可怕。比如做近代以前江南宋元明清市镇的，有些人就喜欢套用“城市化”的概念。试问明清的市镇，与今日的城市化是同一个东西吗？我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很多学者讲的明清时代的“公共空间”问题也是如此。我常常想，我们明清时代的这些社会现象与西方历史上的公共空间到底有多少关系？这就回到柯文所说的，恐怕还是必须回到中国历史中来看。
李学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国斌教授的演讲，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对于指导历史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极有意义。以前也读过王国斌教授的一些论著，王教授提出的许多想法，很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对于他今天的演讲，我同周武先生和王家范先生的感受是一样的，深受启发。王教授的命题，包含了区域与整体的关系，也包含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如果用这种“关系”思维来检讨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区域历史的理解与研究，会发现，在从事具体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历史的延续性与整体性，区域的差异性与变迁的特殊性的关注与思考往往显得不够。这几年我们在关注长江三角洲区域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我发现，即使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部，不仅能看到变迁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存在，也能看到这种变迁的连续性、互动性，包括渗透性，这些具体的区域史研究的结果也充分印证了王国斌教授提出的命题，所以我听了这个演讲的确很受启发。
我想，对这个命题的理解，除了“与”以外，恐怕还有一个“到”的过程——从区域性世界演化到世界性区域的过程，正如王教授在演讲中提出的“区域性世界”是如何走向“世界性区域”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大跨度，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关系”思维来加强对这个过程性的研究，则更能体现出我们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一种理解，即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也是区域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不同的学界对此大概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像我们从事农村研究时所使用的“国家与社会”这样一个大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不同的学界对这个范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概念，法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而我们历史学界在理解上与他们又存在着哪些差异？如果说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不仅仅是历史学界所专用的话语，那么，通过历史学家在学科内部的反思，不断改进与完善研究范式，进而在不同的学界能形成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提升整体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应该也是极为有益的。
王家范：我忘记提到，昨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日本的九州大学把传统的东洋史研究慢慢压缩为一个主题，标题当然仍然是“日本与东亚”，但他们提出了两个极有意思的话题：第一，先有日本还是先有东亚？这个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先有东亚，然后才能有日本。第二个问题，这过程中间经历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因此日本过去一直强调他是亚洲的西方。现在他们要反思，那就是说，他们重新要回到东亚，因此又把日本的历史与东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研究的主题。从中我获得了一个信息，日本的史学家、起码是九洲学派，他们强烈反映了日本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取向——他们要重返东亚！我觉得，日本的史学家研究东亚、研究中国，他们始终关心一个前提：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研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而且对这个“态度”，他们一直保持着检讨的立场，不满足既有的认识。这很值得我们中国史学同行思考。相比而言，有关“世界性区域”的关怀，在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就比较弱。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另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性区域”的题目下，从完整的意义上，整个亚洲是否可能构成一个区域？这就是周武先生所讲的，构成一个区域有许多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因素。一位德国教材专家曾认真地跟我说，你们还在编写中国史，我们德国已经不再编写德国史，而是编写欧洲史。我只能对德国同行笑笑，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我们还不到你们这种火候。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听完王教授的报告，我想他关于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提法是非常辩证的。我这样理解，区域性世界，也就是把一个区域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它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诸多特征的一块地方。那么世界性区域也就是在世界市场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各个区域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征，这也就是周武先生所说的“变中有常”，而这个在积淀中延续下来的“常”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并且，区域性世界实际上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可大可小，可以是亚洲，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中国的某一个小的区域。现代中国对于区域史的研究也很兴盛，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指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地区，比如江南、徽州等等，这是一个小的区域性的世界。不管是大的区域还是小的区域，都可以看得出16世纪以后的社会变迁。
从16世纪开始，实际上西班牙、葡萄牙已经在影响中国了，这些影响有大有小、有深有浅，但是它的强势是在不断增加的，一直到鸦片战争以来的影响是大大地增强了。在此过程中，一个区域性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区域，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关于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中国史学界也一直在讨论，比如文革以后兴起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是意在反思文革，即，文革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它的必然的因素是一定要从结构上来看的。从结构上探讨的话，则变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争论。那是因为在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不能针对文革直接提问，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展演思考。到1840年以后，中国“不变”的格局开始发生了大变，但是我们史学界过去有一些研究的局限性——过分夸大了“变”的情况。如果将中国社会视为一种长期稳定不变的情况，那么1840年以后的历史确实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则这种变化也并未撼动社会结构的“常”。
但是，实际上当时出现的诸多变化仍然只是表层的，深层次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比如从经济上来说，英国的纺织品进来了，但是中国人自己的土布，可以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许多同学穿的衣服还是家中土布织成的，盖的被子还是农村的土机所织。松江地区的学生，他们还是穿用家里面织的布。这是文革以前的情况。从社会整个的结构来讲，变化也不是很大。我在前几年编过一本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在我所搜集的苏州地区的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前我们想象1840年以后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这其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国，传统的义庄不断在建立，很多的中国商人，举例其中的一家，是陶希圣的亲家，姓鲍，就是一个从徽州迁去苏州的大商人。民国九年，他在苏州建立了鲍氏义庄，捐了五百多亩土地。像这样的碑刻，在苏州碑刻集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不是个别的现象。从我研究的徽州来讲同样如此，就是在抗战期间，很多商人都从江浙一带逃到徽州，因为那是当时江南地区唯一的一块国统区。商人把资金都带往那里，反而在那个时代兴起了一个修祠堂、修族谱的小高潮。
我还可以讲一个故事，1950年土改的例子。我在做口述史调查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地主的后代，他说，他的父亲当时土改的时候就是一个破落地主，土地都已经出卖，但是工作队要把他划分为中农，他很不服气，跑去跟工作队交涉，认为自己是地主，怎么能划为中农呢？这说明，在当时的价值观下，地主还是受尊敬的。因为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发财，或者勤劳是可以致富的。传统社会里，恶霸地主是有的，但不是多数，世世代代在一起生活的人们，地主也不可能对世代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面的人过分苛刻。我还碰到另外一个例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商地主家里的长工。这个工商地主在上海做生意，因为徽州是个山区，消息不是很畅通。而这个地主在上海的时候就知道解放军即将过江，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所以他让家里人尽快地把土地都出卖了。这些土地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那位长工，这个克勤克俭的长工以很便宜的价格便买回了一个“地主”的头衔，划成分的时候，就被划分为地主。这两个人的经历，让我的体会很深很深，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不是一场革命的话，在中国的内地、山区，那些宗族制度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那是在特定自然条件下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是很难用今天的眼光去判断的，必须根据它的地理环境以及那些特定的时空条件，才能理解它究竟是合理性多还是不合理性多。
所以由这个命题出发，实际上可以反思一系列的命题，比如，传统与世界的新的因素究竟是一种慢慢融合的方法比较好，还是革命的方式比较好。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责备革命，因为革命实际上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是结构的一个选择。革命为什么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应因了这个区域性世界所固有的深层的结构和文化。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要处理好区域性世界与世界区域性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区域性世界而拒绝世界区域性，从而为传统结构的固化造势。区域性世界与世界区域性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观——公正、公平、自由、竞争、人权——逐渐趋同、而区域性世界呈多样化的过程。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以实证史学为主，但是我认为，在研究实证史学的时候必须要有对世界的整体的思考，这有助于我们掌握一种通识，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是极有帮助的。这就是我听了王先生报告以后的一点体会。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我对王国斌教授报告的体会：他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性因素影响下区域性世界内部的作用。我是做宋史研究的，我记得我的老师程应镠先生曾对我说过，只搞宋史，是搞不好宋史的；那么我想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理解今天的报告上，即，只搞区域研究，是搞不好区域研究的。我认为，王教授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整个的历史研究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这个命题也是适用16世纪以前中国史的。比如说，陈寅恪就曾讲过，隋唐时征高丽，这是一个“东亚世界”的历史事件，而它立即就影响到中国内部的一系列反应。所以说，在我们的前辈史学家那里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这样的因素。
关于世界和区域的概念问题，这也非常重要。首先看区域的概念，刚刚王国斌教授提到的，西方世界往往把一个很小的事情视为世界性的，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根本不具备世界性的意义。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于区域这个概念应当如何把握？因为区域本身是可大可小的，所以这一问题是我们在开始讨论前必须加以界定的。有大的区域，也有小的区域。例如东亚，它既可以是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由许多区域构成的世界。同样，讲到世界的概念，它本身也是随着人类历史有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比如说，在很早以前，中国人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是“中国”，是一整个“天下”，天下即是世界；而后来，就逐渐在扩大，隋唐时已经把东亚包括在里面了。大航路开通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当然就越来越加强。所以对于世界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这是我对王先生主要命题的一点体会。
第二，我想讨论的是，在这个总的命题下，有一些区域确实是受到世界性的影响的，但是正如刚才王家范老师和唐力行老师所说的，许多区域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或者说是相当顽固的。这里我想到宋代社会经济史里常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隋唐经济大发展之后，原先的佃客都变为佃户，身份自由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社会的地区特征极强，原先具有农奴身份的劳动者还是在很多地区严重地保留下来。这样，在讨论唐宋变革是否整体性地影响到劳动者身份解放的问题时，就产生分歧。比如日本学界就此分为了两派，宫崎市定认为普遍地实现了佃户化，地主与劳动者已处于平等状态，而周藤吉之则提出在夔州路这一区域内，直到仁宗朝还有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平等、自由的关系。这就牵涉到了整体史与区域史的一种矛盾。这是我在宋史研究中关注到的一个具体问题，我想在近现代中国这种现象也仍然是存在的。近代史学界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都把1840年当代一个大事件来描述，当然它确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1840年的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或者某些区域是否都产生了那么决定性的影响，这还是值得讨论的。也许，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局对整个中国社会是一次更深刻全面、更具震撼性意义的冲击。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想对王教授提出的关于琉球历史的个例提供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王教授的观点并不十分妥贴。在我看来，这中间大国政治的比重似乎更大些，当然并不排除西方势力进来后，琉球本身必须面临选择。但我认为，应当把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国力的盛衰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来考虑，正因为中国的国力衰落才使它对于琉球的控制难以为继。但我反过来倒想为您的观点提供另外一个例子——越南的例子可能更合适一些。今年暑假我发现了一本越南的笔记，名叫《公暇记闻》，这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氏王朝统治时期的作品，是在史学界一般将1858年作为越南进入近代社会这一节点之后所写的。您的报告让我联想到，越南原来是清朝的附属国，但后来由于法国势力的进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到1858年之后，越南逐渐地去中国化，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我想这个例子可能比冲绳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马学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觉得王国斌先生的这些感触，更多是源于他作为美国学者的这样一种背景。在我看来，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其实都是相对的，刚才大家也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观察者、研究者的角度，或者说思维和态度的不同。对美国的中国学界和中国的史学界，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中心地”概念。所谓的世界，其实包括了中心地和边缘。所以我这里有两个感触，一是前不久我去安徽参加地域中国社会的研讨会，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提交大会的130多篇文章中有60多篇是研究徽州的，都是本地学者，但是很少有文章涉及徽州与外界的关系；而与此对应的，外面的学者却经常论及外界与徽州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或许不能去批评这些学者的眼界狭窄等等，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同样是源于学者们各自的感受，对徽州的学者而言，外面的世界与他们的生活世界关系并不大，所以很自然他们不会去提问与外界的关系。我当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考虑徽商与外部的联系，比如与汉口、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商业往来，等等。当我回到上海，开始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其实从美国的学者看来，我们上海的学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什么他们会用全球的视野去观察上海？而我们，这些上海的学者却多数停留在关心上海如何如何。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对的。我的第二个感触来自1999至2000年我在美国从事访问研究的经历，所见所闻让我开始考虑美国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世界概念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常常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人从美国回来以后似乎也都变成了世界主义者，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让我反思，其实研究者的取向如何，视角的广或窄，也许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视野宏大或者狭窄，而更重要的是态度和思维的问题。所以美国学者那里更容易产生一种“中心地”原则、19世纪以来的历史是欧洲中心的历史等等，我想，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关于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当然忽视区域的世界性是不对的，但反过来，我们中国学者为什么往往认为欧美学者在有意夸大这一点，尤其在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夸大了，很重要的原因也许都在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所以说，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本身都是存在的，可是由于研究者的角度，或者说思维的不同，我们可能有许多思维定式，这些都影响到了我们观察历史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感觉到，王国斌教授以他研究欧洲史的经验提出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这样的概念，对于我们思考历史、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极富启发的。
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概念，我认为，可能用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这种表达更合适。因为单就“世界”而言，早先并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从历史上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有这样的现象，即，不是按照行政来划分，而是有一些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比如语言的相通、自然环境的相通、贸易、通婚等等。因为区域给人的感觉就是山水相连，它必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从世界的文化发展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文化网络。我想从世界历史来看同样如此，比如地中海，它周围的区域，差异性非常大，但他们彼此之间又广泛联系着，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类型。这与中国远古的文化是有极大不同的，这两种文明共同体在后来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有些地区的联系是跨越区域的，比如香港、澳门这样的城市。他们的联系有时候比腹地更加多元，常常是跨地域的认同，就像我们今天讲中国，既不是一个人种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一个“大中华”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讲文化的认同，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网络的纽带而并非一定是地域在一起，或者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政治共同体）。我的想法是，一定的地域为某个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摇篮，但它同时也有可能限制它的发展，比如日本为什么在近代一直有向外扩张的需要，——因为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的需要，所以日本把整个东亚的沿海地区都看作它的扩张对象。同时我也想到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有那么大的地域范围，所以它的文明共同体的发展也是得天独厚的，不像德国这样的小地域国家会受到那么大的限制。所以我比较有兴趣的可能是文明共同体的发展与地域的关系，以及与它的传播的影响。
虞云国：我再补充一点。刚刚王教授的演讲里提到关于世界对区域的影响，认为越是本地人口少、文化欠发达的区域，则这种影响就越容易发生，这一点，我有所质疑。我认为，与此相反，繁荣的地方可能恰恰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在落后的地方，外界的影响则相对不容易进入。这就牵涉到刚才马学强教授也提到的，边缘与中心的问题。联想到刚刚我所讲的，日本学者对宋代的佃户到底是自由的身份还是不自由的身份这一问题，后来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对周藤吉之关于不存在自由身份佃户的观念进到了修正，她认为宫崎先生的看法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周藤吉之的举证也是存在的。在这一问题上，她认为应当用一个先进与后进，或者边缘与中心的概念来取代原先不同方向的两种定论。从这一问题出发，我想到，所谓世界的影响，不管是全球化范围的、还是东亚范围的，应该说都是从中心向边缘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认为，繁荣的地方更容易受到影响，最明显的例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就是沿海地区的受益，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则相对缓慢。这是我的一个补充意见。
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我在想，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就中国本身而言，不管是整体还是区域，都鲜少有改变，或者说，改变是相当缓慢的。而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以后，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对于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的问题，虽然我现在或许并不能非常明确地总结出这些问题究意是什么、原因何在等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有些问题就是我们历史学家无法用一种方式加以明确论断的，比如社办工业的问题。解放前的情况或许我不清楚，但是58年之后，所谓“大办人民公社”阶段，各社都有机耕队，有机耕队就有修理厂，社办工业渐渐就从这里开始了。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这个过程中，70年代的时候农村经济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计划经济是种短缺经济，所以农村或者作为整体的中国而言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寻找出路，因此农村的体制即便是在那样一种被强制禁锢的时代也相对地出现了松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办起了一些社办工业。这些社办工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那些乡镇企业的雏形，后来这些企业都转为私人的。这其中影响的因素很多，有突变的，也有其他类型的。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费力去思考和解决的。
王家范：就刚刚虞老师所讲的，我有一点补充。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比如先进或者落后，还有所谓原生、后发或内源、外诱等等变迁模式。实际上任何区域的发展，我认为一定是基于本土自身利益的选择，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史学研究者从“先进—落后”的对峙中走出来。从前我在读到嘉定地区的土改报告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报告中有关地租的部分让我感到很奇怪。在嘉定地区，所有的地租形态都同时成立，既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同时也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有定额地租，也有分成地租，每一种地租形式在这么一个小的地区全部同时存在，但采用各个地租形式的人是不同的。比如说劳役地租，很简单，对没有居所的外来人口，地主就提供他们简陋的居所，把荒地交给这些人开垦，条件是他们必须为地主提供各种劳役（包括代耕地主的田地等），这就是我们认为非常古老的劳役地租。我们过去通常认为在发达地区，劳役地租早被历史抛弃，不可能存在，可真实的生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我常常想，人的利益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作为研究者往往会去设想人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才是最好，其实现实的人们并不需要你去设想，他们总会有自己的选择。而选择哪一种方式最合适，我想这两者之间一定是一种接受与被接受的利益“交易”关系。这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选择。所以区域对于世界的回应，我想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利益选择的问题。世界提供了人们进行各种各样选择的资源，但回过头讲，人在最终做抉择时一定是根据他自己利益的考虑。
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国斌教授的演讲和周武老师的评论都给了我很大启发。王教授所提出的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概念虽然是从宏观着眼，但是对于区域的微观研究应该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我想结合我们正在从事的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研究的课题谈一点体会。就像刚才其他几位老师也都提到的，实际上区域都是相对的，关于“江南”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学界尚无定论，现在关于“长江三角洲”如何界定的新争论又发生了。刚才马学强教授和虞云国教授都提到的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如果从长江三角洲看的话，确实也有这样一个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很难用中心—边缘的模式进行完整地解释。举个例子，假如以太湖中心，那么环太湖地区还可分为许多区域，这些区域都是相对的。环太湖区域从经济上讲，它的蚕桑业是非常发达的，再稍微外围一些则是稻作区，再外围、靠近长江和东海的那些沿海岸线的区域则是棉作区。可以看到，以太湖为中心放射出来的是不同的区域。如果我们把视线下放到县一级，同样也是存在区域的。以环太湖区域内的常熟为例，以昆承湖为中心放射出去也形成很多的区域，昆承湖周边的稻作区、外围的棉作区。从这些例子我受到的启发是，区域，不仅仅应当像王国斌教授所提出的那样，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不同层次区域的存在，像中国、江南、长江三角洲，甚至长江三角洲内部的某一个县，它们都可能形成层次不同的许多“世界”与“区域”的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启发，我们在微观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区域的相对性问题。
另外，关于世界性区域的问题，仍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像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蚕桑区、稻作区，还是棉作区，从现在的研究来看，从明清时代起他们就与东南亚的市场发生联系，尤其从手工业来看，是非常明显的。由此，也与欧洲市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三角与东亚的贸易关系是很微弱的，不产生绝对的影响力。但是，到了19、20世纪，这些联系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农业和农产商品化程度的变化，另外还有手工业，旧的行业衰落、新的行业兴起，这一过程可以说与世界市场是有密切关系的。土布衰落以后兴起的花边业，以及新兴的织袜业、织毛巾业，显示旧的衰落下去会很快有新的兴起来，甚至在旧有行业尚未衰弱时已经有新的行业在兴起。这实际上与世界市场是密切关联的。但像刚才各位学者所讨论的，如果“世界”的概念并不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明清时期也称之为世界性的区域？——因为从那时候起，这一地区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即便我们认为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世界性较弱，20世纪的江南和长江三角洲无疑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区域。另外，我也同意刚才唐教授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这个地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和模式这些角度来看，与明清时代存在着非常大的连续性。尽管这些绵延的特征，在我们的学术经验中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感觉，尚未能够付诸于具体的研究。
王国斌：谢谢大家。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我想大家的看法，大部分与我的意思还都是一致的，而我的演讲中有一些是属于表述得不够清晰，比如欧洲影响是比较容易发生在繁荣的区域还是较为落后的区域这一问题；我所举例的15、16世纪的东南亚，是从小岛还是大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也就是说，我所选取的分析对象相对而言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可能会有类型上的差别问题。各位补充我的地方，我基本上都会加以吸取。我提出的这样两个概念，当然首先是从一种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去观察历史，但同时，我也非常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我更加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和扩展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如果一路走向偏狭，则我们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就难以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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