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与性别知识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9-0014-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知识女性为主体、以妇女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和论著的大幅增多，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它在知识生产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谓的“性别研究”，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关于女性的或妇女的研究，男性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扮演的是“被参照”和“被批判”①的角色。即便男性作为“研究主体”对性别研究有所参与，即便男性作为“存在主体”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也不能不受到当前势头正旺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在不断增加，“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性研究”也成了妇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②鉴于此，笔者试以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为基本线索，把从事妇女研究的知识女性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进行观照，进而说明知识女性在性别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在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经验·理论·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
综观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现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学科”、一门“学问”、一种有用的“知识”；而建构学科、研究学问和传播知识的主体，则是接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这些知识女性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又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的“性别印痕”或“性别特征”，甚至带有一种旗帜鲜明的“性别立场”。
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妇女研究实际情形看，知识是有性别的，性别也是需要被知识化的。原因在于：(1)性别是一种客观存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定的性别身份存在着；(2)性别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人们认识世界、观察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3)性别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教给人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性别个体和群体；(4)性别是一种文化观念，它在现实中不断地被人们依据各种不同的理论或经验建构着并解构着、解构着并建构着；(5)性别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通过性别政策的推行来调节现实中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
尽管知识的生成与经验的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性别知识的生成与性别经验的积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经验本身并不等同于知识。也就是说，每一个妇女都是有经验的(包括受压迫的经验和作为主体人活动的经验)，但经验的个体特性只有经过总结和提炼才能成为供人们普遍享用的知识；同时，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经验也只有附着在文字、图片、音像等载体之上，才能穿越时空得以积累和传承。由此，总结妇女的经验，并使之转化成知识，知识女性便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她们不仅具有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女性的”切身体验，而且她们手中握有的记录工具可以使“不同层面妇女”的个体经验向具有普遍性认识基础的知识转化变为现实。因此，对研究妇女的知识女性来说，建构与女人相关的性别知识，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作为知识的初级形态，经验——包括妇女大众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女性研究妇女的经验，在“量”的积累方面还不足以实现“质”的突变(即理论建构)的时候，单纯对妇女个体经验的描绘、叙述、总结、记录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经过人们描绘、叙述、总结所呈现的“事实”或“故事”，首先表明的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存在”，其次表明的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同时也表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实际上，妇女作为一种“存在”古往今来都存在着，但只有当她们以“主体人”的身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反复不断地“被诉说”的时候，“妇女们”的经验才能被普遍认知，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能显现其“存在”的价值。
经验对人的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但经验又总是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有时甚至是有局限的。对一个人来说是经验，对另外的人来说就未必有用；在此时此地可以称为经验，换个环境就未必能派上用场。妇女研究中许多“悖论”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制于妇女个体经验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因此，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妇女的个体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抽象，并形成概念或体系，同时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对妇女的存在事实作进一步的解析或阐释，对已有三十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妇女研究来讲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
回顾三十年来中国的妇女研究历程，具有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建构是建立在丰硕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丰富的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经验这双重基础上的。或者说，这两者在中国本土的结合与交汇，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女性主义理论，无论对传统的知识生产体系，还是对主流的意识形态，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释放出一种变革现实社会的巨大能量。
事实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当前正处于“被建构”的过程之中。这里，我们虽然还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从具体的研究实践看，面对强大的父权文化和体制，研究者对现实社会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理路：一是彻底打破具有父权特质的传统知识体系，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男权和女权是你死我活或水火不容的，需要坚持“不破不立”的变革立场；二是先在坚固的父权体系/体制上打开缺口，添加有关女性或性别的认识或经验，然后在相互较量的过程中沉积性别研究的知识精华；三是将父权的知识和女权的认识并行看待，认为两者各具特色，且不能相互取代，但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四是将父权文化和女权文化水乳交融，在超越性别偏见的基础之上再造一种“以人为本”的知识传统。实际上，看似不同的研究理念或观点，反映的是妇女研究者在改造父权文化过程中不同的认识理路和迥异的实践立场。但不管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认识分歧，她们在建构平等的性别知识和推进性别平等的历史进程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也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建构“理论”，方法论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管在妇女研究中有多少种具体的方法或“主义”，“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是任何研究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的一种最为基本的学术素养。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掌握了“历史的”方法，研究者就能把抽象的理论还原或置放于具体的情境和语境当中，而不至于随声附和，妄下断言，还可以恰切把握“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方向和路线；掌握了“哲学的”方法，研究者就能从无数具体的且矛盾交织的事实或故事当中寻找到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制约性，而不至于在认识和实践中走向极端，出现偏颇。当然，运用“历史的”方法，不是简单地从事实到事实的“故事讲述”；运用“哲学的”方法，也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归根到底，是在澄清基本历史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对各种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寻求“合理性”的解释，探索“合法性”的解决途径。
当前中国的妇女研究对传统的父权文化以及知识生产体系所形成的巨大解释力和批判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再现毕竟还是“研究妇女的知识女性”的一种作为。怎样将研究者所建构的高深理论向具有广泛意义的大众知识层面推进，是妇女与性别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验、理论和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的。经验更多地强调人的生活实践性，强调个人的体验和感悟；理论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概念范畴、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解释工具，讲求的是条分缕析、以小见大、触类旁通；知识具有系统性、应用性、专门性等特点，且便于记忆、掌握和传播。在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中，“研究者”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当下中国妇女研究的具体实际看，一些研究者一方面在记录、总结妇女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并提炼、抽象着有关性别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相对专业的、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抽象理论或学术话语转变为比较通俗的能使多数人容易习得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这意味着，一大批研究妇女的知识女性不仅是研究的主体，而且也是妇女运动的活动家，性别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性别平等意识的启蒙者和倡导者，性别平等理念的建构者和践行者。而将妇女研究的理论和知识向大众层面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完善、修正自己的学术研究结果/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当前的妇女研究至关重要，它既可以在传统的研究经验基础上升华理论，还能够为新的妇女理论和性别知识的生产提供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二、知识女性在性别知识建构中的作用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不守规矩的知识”登上了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西方一大批女权主义领袖以学者的身份在高等院校的讲坛上公开张起“女权”的旗帜，开设了大量与妇女或性别相关的课程。③与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的妇女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次高潮与20世纪初期“男性解放妇女”的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她们在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已经扮演或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性别知识的建构方面，她们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一，记录、总结有关妇女④的经验。
为了将女性个体的性别体验和生活经验纳入知识生产的序列，觉醒了的一代知识女性一方面记录、总结着与妇女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生存、生活、生产、生育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另一方面，又力图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妇女的个体经验转化为知识，以便在记录妇女历史的同时，能够有更多的人共同来分享。
——有关妇女生存状况的。为了充分了解作为人们第一需要的“衣食住行”，许多妇女研究者经常深入穷乡僻壤和工厂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在此，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工、打工妹，甚至“小姐们”、同性恋者等群体，不仅成了她们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而且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在她们的笔下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有关妇女生活状况的。妇女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艰难困苦的。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到集体，从历史到现实，研究者通过对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有关女人的”故事讲述，记录的是女人们在各种性别角色扮演中的苦辣酸甜，表现的是女人们与父权抗争的策略和技巧，反映的是女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聪明与才智。
——有关妇女生产状况的。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和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此，妇女研究者一方面抒发着新中国劳动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扬眉吐气的心理感受和“能顶半边天”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又通过许多真实的事例述说着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生理特点被忽视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以及她们在择业、就业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性别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包括女人们反抗“不公”的举措及过程。
——有关妇女生育状况的。与女性生育有关的各种身体体验，既是女人引以为自豪的“资本”，也是女性备受凌辱的根源。这种极其复杂的生理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心理感受，在妇女研究者的笔下也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身为女性尽情地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和幸福；另一方面，作为“第二性”又被无情地剥夺了“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性别的麻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矛盾纠结，一并构成了妇女的“经验”进入到了性别知识的建构当中。
对妇女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女性社会学、妇女史、女性文学作品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研究者和创作者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民族志、生活体验等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报告、口述历史著作、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为人们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认识了解妇女及其生活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窗口。⑤
当代中国妇女生活的经验(包括教训)虽然是通过叙述、描述、记录等方式得以表现的，但这种看似“客观”的叙述和记录，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为改变性别不平等现状而不懈努力的政治愿望；同时，许多妇女研究成果的发表或出版，不仅对政府了解“妇情”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为性别知识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其二，阐释、建构有关性别的理论。
历史地看，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翻译与引进，以及中国本土妇女研究经验的日渐丰厚，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正经历着一场寻求“中国特色”的艰难探索历程。
——吸收借鉴阶段。在这一阶段，借用/套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解析、解构、批判、反思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及其现实表现成为一种时尚，如“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视域下的……”等一类题目不时出现在各类学术期刊的文章中。不可否认，在理论探索的起始阶段，尽管出现了许多机械照搬、囫囵吞枣的现象，但“消化”这一过程本身已经孕育了思想启蒙、观念变革乃至理论创新的因子，包括学术界对中国妇女研究或女性主义研究的诸多诟病，都一并为日后中国妇女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拓展了空间。
——本土思考阶段。语境、情境、环境的不同，使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旅行到中国后“水土不服”的情形日益严重。在反思中，许多研究者渐渐地由迷信、盲从变为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她们一方面从单纯对父权制的批判逐渐转向对西方女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的警醒，另一方面又大力挖掘“中国本土”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的相辅相成，使得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不仅与西方有别，而且与传统相异，在知识生产领域发挥了其他学科无以替代的作用。
——理论建构阶段。随着妇女研究在中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本土化”和“本土的”妇女研究的重要。由此，在总结中国妇女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渐渐由介绍、复述、转述西方理论转变为自我建构。也就是说，她们把中国妇女研究一个世纪以来对妇女解放实践的“推动过程”和“推动经验”，以及广大妇女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具体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男性作为同盟军”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都使得“中国的”妇女研究与“西方的”严格区别开来。事实上，被翻译过来的许多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或论著在研究者有选择、有鉴别的传播和使用中，已经成了中国妇女研究乃至妇女解放实践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日益中国化也为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许多男性学者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热衷就是很好的明证。
其三，传播、实践有关性别的知识。
——向主流学术研究领域推进。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妇女”及其不同于男性的“经验”作为主要的观照对象，并置于研究的重要位置，以打破或改变传统的知识生产体系；二是为管理部门进行社会治理提供有关性别的理据。为了完成这两项使命，许多妇女研究者不仅承担了国家或地方各类社科规划课题，而且在指导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与妇女相关的选题也不断增多，同时还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术研讨活动。与此相呼应，作为反映学术研究成果重要载体的学术期刊，也大量刊载了妇女与性别研究方面的文章。
——向政府决策层面推进。如果说十年前“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更多还停留在启蒙思想或统一认识的阶段，那么，最近几年将女性主义认识向社会变革层面推进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行动。例如，在政府决策和制度安排当中，一些管理者和决策者有了一定的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义立场。又如，许多倡导性别平等的课题，也都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立项——花钱——撰写研究报告——结题”的套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了“依靠政府力量”推动性别平等进程的实际操作层面，如反对家庭暴力，抵制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维护女性的各种合法权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设施的修建中都将“性别视角”贯穿其中。
——向高等教育的体制内推进。青年一代作为未来社会生产与建设的主力军和后备力量，性别知识的习得至关重要。近十多年来，许多女性研究者在高校不仅成立了各种名称各异的妇女与性别研究机构，而且在不同学科、以不同的讲授形式开设了多门与妇女或性别相关的课程，有的甚至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方向。在校园行动方面，也开展了多种倡导性别平等的实践活动，吸引众多青年学生参与，从而使得妇女与性别研究在知识传播的层面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而青年学生性别敏感度的日益增强，又为未来平等的性别文化建构和不平等的性别制度改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保障。
——向基层的普通妇女大众推进。许多研究者将课题调研与唤醒妇女大众的性别意识密切结合，在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启发劳动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帮助她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驱使研究妇女的知识女性勇敢地担当起了推动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的历史重任，“知识的行动化和行动的知识化”已经成了许多妇女研究者坚定的学术信念和政治立场。
——向妇女研究者自身宣战。许多妇女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身体力行女性主义的“批判”理念，即在批判父权/男权以及各种文化霸权的同时不断地反思自身。一是反思自身针对劳动妇女“有知识的”优越地位和特权思想，力求融入普通妇女大众的实际生活当中；二是反思自身在话语建构中的“女性霸权”，加强了与男性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三是努力营造平等、民主的学术研究氛围，不论课堂教学还是学术研讨，尽量给不同层次的参与者提供言说或意见表达的机会；四是极力倡导学术批评的良好风气，力求在对话与碰撞中不断提高妇女研究的学术水准；五是在反思中学会了理解、包容乃至必要的妥协和退让，“求同存异”日渐成为一种风尚。
三、知识女性在性别知识建构中所面临的挑战
妇女与性别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知识生产领域，知识女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极其严峻的。
首先，来自男性学者的挑战。
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在一个父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男性所具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和特权地位是女性难以企及的。如果说知识的生产与性别有关，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既成的和即将生成的知识体系里，父权文化的印痕仍然不可避免；甚至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父权文化的坚固性又会使女性主义研究在性别知识建构的路途上困难重重；同时，许多男性学者对妇女研究的不屑乃至鄙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父权文化与女性主义的对立立场。
从妇女研究本身来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成果还停留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复述和对中国妇女生活经验的总结层面，“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相对较少。而这一事实的存在，又从另外的方面强化了人们对“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的认识。尽管女性主义者可以从观念上“批判”这种认识的片面性，也可从事实出发进一步证明“女性的感性和男性的理性”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在现实中，要彻底改变人们对女性的片面认识(说“女性感性”，大多情况下是在说“女不如男”)，必须在妇女研究的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树——用事实去证明女性具有与男性同等的逻辑思维能力或理性判断水平——因为妇女理论建构是需要理性思维和逻辑抽象的。否则，难以在知识生产领域摆脱父权文化的消极影响。
其次，来自其他妇女阶层的挑战。
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以及以此为基础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尽管在挑战传统的父权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但也必须明确意识到，在女性“群体内部”向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青年女性和老年妇女有着明显的观念差异，少数民族妇女和汉族妇女间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便是在知识女性中间，研究妇女者和不研究妇女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正视这些差异，固然可以为中国的妇女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使得妇女研究在多种矛盾的纠结中陷入困境。
现实中，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不同阶层的妇女之间有多少不同的利益诉求或差异性需要，为其“代言者”大都是研究妇女或关注妇女的知识女性阶层。而在代言的过程中，不管研究者怎样“设身处地”地为研究对象着想，也不管研究者怎样高姿态地警惕自己的文化霸权倾向，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以及“站着说话腰不疼”的质疑始终存在着；加之在论文或研究报告形诸文字过程中受所谓“学术规范”的制约，研究者对材料的选择或剪裁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遮蔽了许多事实的真相。
仔细观察，还有一种现象发人深省。这就是许多女性宁愿依赖父权或者是与父权合流，也不愿接受女权主义研究者“为了女性”的研究结论。如果妇女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所生产的“知识”，连广大劳动妇女都不能理解和接受，不能满足她们妥善处理两性关系的渴求与愿望，那么，其理论或知识本身所受到的质疑乃至挑战就是必然的了。而在阶级之间的差异/矛盾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矛盾的情况下，妇女研究者怎样“自圆其说”，就不仅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了，更面临着“妇女群体”被瓦解的危险。
再次，来自研究者内部的挑战。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妇女研究者已经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以及性别知识的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来自研究者内部的分歧和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女性主义知识的普及。其一，在研究女性的知识女性中间，由于代际的、职业的、性别的、国别的、地域的、民族的、兴趣的等各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女性研究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或看法歧见迭出，观点相左。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可以在相互制约中矫正偏差，但同时也影响了认识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其二，由于妇女研究在高校学科体制内的边缘地位，以及研究者所依附学科的传统性，研究者在各自“学科圈内”的自说自话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妇女研究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性交流。虽然学者们对妇女研究“跨学科性”的特点高度认同，但历史所形成的学科壁垒也不是研究者说打破就能打破的，尤其是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将有关性别的知识融会贯通，没有数年的学科或学术积累是很难实现的。其三，知识女性鲜明的个性特点、坚定的政治立场、各自良好的“自我感觉”，虽然可以在研究中排除干扰、执著前行，但“一意孤行”的代价有可能使女性主义知识在极端的表述中葬送前程。其四，不断变化的“自我”和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使一些研究者经常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犹豫徘徊中；而学术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摇摆不定，不能不使性别知识的建构受到影响。其五，妇女研究成果的低水平重复，乃至抄来抄去的雷同，使得学术研究的质量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研究成果向知识转化的力度和速度，同时也影响了其传播和实践的社会效应。其六，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种种理论困惑一定程度上也在妇女研究者之间带来分歧，研究者内部的激烈争论一定程度上对性别理论的建构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当前中国的妇女研究在性别知识生产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研究妇女的知识女性在其中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她们一方面用自己所生产的性别知识指导、推动着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实践，另一方面又用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丰富、完善着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人类有关性别的知识。两者的互动，既是当前中国妇女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今后妇女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力量源泉。
注释：
①近十多年来出版的各种教材，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性”作为妇女/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特性。也就是说，对以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及其知识生产体系进行批判、解构、颠覆、反思，不仅是妇女学学科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而且是“妇女”进入到知识生产序列的必要前提，“不破不立”的思维路向为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②关于男性研究，方刚在《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自序”中写道：“男性研究是在女性研究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与女性研究密不可分，相互呼应，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社会性别问题。”
③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刘霓：《西方女性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④本文在使用“女性”、“妇女”、“女人”等词汇进行事实或现象描述时，其具体内涵是有区别的。当谈到“女性”的时候，是指和男性相对应的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当用到“妇女”的时候，更多时候是将其作为女性群体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范畴；当用到“女人”的时候，主要是指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独立自主性以及所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
⑤例如，李小江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四卷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杜芳琴、张晓、和钟华等主编：《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王红旗：《爱与梦的讲述——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