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加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产业高加工度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中国80年代初期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中，能源、基础原材料工业被列为战略扶持重点，政策导向的资源配置重点。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五分之二因能源短缺而开工不足；机械加工能力和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之比为4∶1。在这样一个数量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结构状态下，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产业间再生产比例关系的良性化而不是优化，以能源、基础原材料工业为战略重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长期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六五”、“七五”、“八五”等中期战略规划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资源、资金等条件约束，在完成“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中，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增长始终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加工产业基本上是一直被当做“长线”产业来对待；在国民经济所经历的80年代初，中期的“第二次大调整”、80年代后期的“治理整顿”、90年代初期、中期以来的“宏观调控”中，加工工业一直首当其冲，处于区别化、限制性产业政策的对象位置而很少受惠于大的、全局性政策环境。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惠及加工工业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80年代初、中期开始在深圳等地经济特区开辟初期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时期、80年代中、后期短暂存在的以“迎接世界性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大进大出加入国际大循环”时期、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贬值出现的轻纺等传统产业出口迅速增长时期以及90年代中期刚刚开始实施的“以汽车工业为下世纪支柱产业”规划时期等非主导性的短期或区域性政策。
如果说，在前一轮长期发展战略中，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始终未能在政策体系中取得战略调整目标的位置，那么在新一轮长期战略规划中，特别是在“九五”这样一个跨世纪的中期发展范围内，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启动高加工度化过程已属十分必要和迫切。
第一，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经之路。
高加工度化并非只是理论对一般趋势的概括，其实践意义已为大量国际经验所证明。许多石油输出国，不论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的水平如何，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产业重心后移的结构调整是其至今仍只能位处“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之一；日本在60年代成为钢铁大国之后，在70年代后又迅速成长为汽车与机械大国是其实现经济赶超的基本经验之一。
实施高加工度化战略也并非出于对国际经验的简单照搬。在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中，经过前一阶段的战略发展后，尽管农业滞后、能矿产业滞后的情况仍然严重存在，但从产业质量、技术及装备水平、规模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成本水平、产量规模等方面看；从相对增长速度、产品结构改善速度、外资引进速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等方面看，最薄弱的产业环节却是加工产业，特别是国民经济装备业。在“八五”末期，中国的煤炭产量超过了11亿吨，占世界总产量45亿吨的24.5%；钢产量超过9，0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70，000万吨的12.9%；水泥产量超过31，0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115，000万吨的27.0%，都已经居于世界最前列；而汽车产量只有区区130余万辆，只占世界总产量4650万辆的2.85%，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落后于后起的韩国，还落后于同处发展中地位的巴西，全国产量还不抵日本一个大汽车厂的产量。从80年代初期以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甚至第三产业都曾出现过革命性的跳跃式增长局面，而除家电业外的加工工业，特别是对工业化最有意义的机械制造业，几乎没有呈现过快速增长的繁荣局面；钢铁、化工等原材料产业通过引进等都拥有了在规模经济、技术水平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企业，而加工、制造中达到这样水平的企业屈指难数。在这些意义方面的产业间不平衡程度已经相当明显。在本世纪末所要缩小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最紧迫的应当是生产手段上的差距。
第二，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是克服资源约束，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中国的能、矿产业尽管在前一战略阶段中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其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至今处于“瓶颈”地位，究其原因，一是资金，二是资源本身储量的自然约束。当前，相当一部分能、矿产业已经面临采、储比的严重失调。这一状况在本世纪最后五年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日趋严重；在下一世纪初、中期，“无矿可采”，“无油可采”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通过贸易途径依靠外部资源输入的工业化之路在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讨论过程中就早已为中、外专家证明行不通。中国克服资源约束靠什么？一靠技术进步，二靠规模经济，三靠产业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的具体方向必然是高加工度化。
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趋势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产业重心不断向加工、制造业等下游产业后移，同时加工层次不断延伸，从而与上游的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相比，加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二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些先行国家为了在国际交换中获取最大的比较利益，在自己的结构选择中努力发展加工、制造产业而不断淘汰采掘、原材料产业，形成以加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体系。不论哪种含义，高加工度化的发展都始终与摆脱资源约束，不断使国民经济的增长快于采掘、原材料产业的产出增长密切相联。根据《中国21世纪议程》，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水平还高40%，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其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产业结构缺陷，在于对资源投入的加工程度过低，有限的加工能力又集中于粗加工阶段。以这样的能耗水平，中国可预见的资源产出量是决不可能支持2010年国民经济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的。这就需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在本世纪末最后5年的中期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以较少资源投入支持较大产出增长的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
第三，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
在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面临四个方面的基本挑战：一是如何对付以“复关”为标志，在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过程中不断降低关税壁垒对国内产业的威胁；二是如何继续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势头和实现对新的出口产业的培育；三是如何打破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集团化趋势，实现对国际分工的稳定参与；四是如何从前一战略发展阶段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或成套散件引进组装为主转换为国产化。
解决这四道难题的关键，仍然是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
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换趋势的分析，在中国“复关”过程中受外来产品竞争威胁最大的产业将是加工、制造业。因为资源采掘及原材料产业在发达国家正处于转出过程，对我国内产业的外来竞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资本输入；而第三产业又具有不可贸易性的特点。国内的加工、制造业，由于在规模、成本及技术等方面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大，国际比较劣势也就最大。显然，加速加工、制造等业的产业振兴过程已经十分迫切。
在9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出口增长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而且在结构上出现了能、矿等资源产品为主向加工类产品为主的转换趋势。但是支撑这一增长的主力仍然是生产轻工、纺织等以消费品为主的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在前一战略发展阶段内几乎没有得到国家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支持，同样由于规模不经济、设备老化、旧体制留下的企业社会负担过大等问题整个产业目前已经面临换汇成本增长过快的极大威胁，要继续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唯一出路是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这包括在对传统出口产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基础上使原有出口产品上档次、进一步提高加工层次和培育以机电产品为主体的新出口产业两个方面。不论理论界还是政策决策层，对此已经很少有异议。而这些战略措施正是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内容。
在跨世纪发展过程中，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的国际贸易集团化趋势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发达国家以贸易与产业保护为基点的集团化趋势；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排除集团外产业结构同类性高的竞争者为基点的集团化。这两种集团化趋势对中国目前出口产品结构的排斥指向都十分明显。从中、长期发展过程看，中国的应对措施应当是尽快完成从一般贸易交换为主向产业分工为主的转换，实现对国际分工的稳定参与。在新战略发展时期内，一方面这种对国际分工的稳定参与显然已经不能单纯指望传统的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尚不具备走出主要依靠价格竞争阶段的实力；因而现实的选择应当是通过发展深层次加工，利用规模经济及其基础上的成本降低来形成新的国际比较优势。
二、中国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若干重点与政策建议
中国跨世纪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战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
第一，要与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发展相结合。
不论从规划还是从“八五”末期的客观发展态势看，在到本世纪末的中期发展阶段内，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数量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汽车、电讯、建筑、电子等产业有可能在强大需求拉动下以远超常规的速度增长。这些产业将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应当与这些产业的发展相结合，使产业成长与结构优化密切结合起来。
高速增长产业与结构优化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中的现有生产能力和资产存量的改造利用以及零、部件国产化上。这应成为这些产业的成长在“八五”和“九五”期间的一个明显区别。中国过去几十年投下的工业固定资产存量中，由于体制分割、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规模分散等原因，不能发挥效率的部分在很大比重上集中于机械、建材、电子等产业。一个典型事例是：在北京，一方面主要依靠进口零配件组装或作国外厂商代理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迅速掘起；另一方面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拥有中国最大电子原器件生产能力的“酒仙桥电子城”不断衰落。特别强调，如果这些产业不能在未来五年内在市场供求存在巨大差距的有利发展条件下通过国产化组合实现对原有加工能力的利用和改造，而仍走前一战略发展时期那种以“CKD”、“SKD”组装、大型成套设备引进甚至大规模买进成品填充市场的发展之路，那么这将成为中国战略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短期行为。在下一世纪，由于技术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市场趋于饱和，在这些产业领域中尚未完成的“军转民”、“国有企业改造”以及“三线建设”、“发展‘五小’”等历史过程形成的大量资产存量有可能永远失去重新发挥效率的机会。其结果，不仅大量国有资产、社会现有生产能力被牺牲，产业成长的代价将非常大，而且产业结构态势将更加趋于非良性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加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数量上可能有所提高，但一方面高速增长产业的产业间联系主要延伸于海外，与国内的产业间联系非常薄弱；实际上成为了国际资本抢占中国市场的产业延伸；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的加工、制造能力仍然未能得到优化组合与改造提高；产业结构的实际质量反而降低。
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过程与高速增长产业的结合应当在改革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资源分配与再组合力量。
第二，要与利用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相结合。
按照规律，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说到底，一靠技术手段的彻底改造；二靠规模经济。从中国现实的投入要素结构看，参与国际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利用规模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的成本降低和资源节约。中国产业明显的缺陷也在于规模不经济，其中加工、制造业最为严重。在本世纪末的中期发展过程中，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应当与利用规模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与利用规模经济密切结合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继续贯彻在“八五”期间已经明确的集中化与最低规模起点的产业政策，把规模及其基础上的成本目标作为产业振兴的基本目标，政策的产业重点从钢铁、化工等基础原材料产业后移至机械、汽车、纺织、食品等产业；二是适应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技术特点，集中化与规模的政策控制方式从控制设备功率、能力为主转换为提高专业化率和批量起点为主，推进“小企业，大批量”的良性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三是特别强调在工厂规模基础上发展以资本组合为基础的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形成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资本集团并逐步导向与金融资本相结合。
第三，与地区经济发展和沿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相结合。
中国现有产业结构的缺陷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非良性化密切相关；其高加工度化的调整也应当而且必须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
从战略高度看，在中期发展过程内，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有四个重点：一是与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二是与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三是与沿海地区的“特区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相结合。四是与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相结合。
从90年代初期以来，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多方面的广泛重视；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基础上适度加快中、西部发展，减缓与东部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已经势在必行。中、西部的发展目标首先应当是“兴地富民”，这就需要在能、矿资源产业等支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长期优势之外，适度加大高附加价值加工制造业的比重，一方面逐步改变与东部经济关系中“低价卖出资源产品，高价买进加工业产品”的利益双重流失状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在60和70年代投下的大量固定资产的作用，带动当地经济走出“二元结构”的非良性状态。
在“九五”面临的区域发展战略中，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的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再振兴，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典型。这些地区要么经过多年开发，原有资源已经接近枯竭；要么由于设备技术老化而经济效益急剧下降；再加上旧体制遗留问题的拖拽，不但很难支撑新的增长，连简单再生产都面临危机。这些地区经济振兴的出路只能是大规模的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的方向不可能是“另起炉灶，而应当是向重、化工业的下游产品延伸，利用既有优势提高产出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益。这就与国民经济整体的高加工度化联系了起来。
从80年代以来受惠于区域倾斜优惠政策而得到快速发展的沿海“特区型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问题，同样成为新发展战略中为人们所注目的焦点之一。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特区型”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产业结构从初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转换的过程；但这仅仅是实现“政策优势”逐步消失后的持续发展的良好开端。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特区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归根结底不可能离开工业化这个大背景。一方面“特区型经济”需要通过大大密切和内地经济的产业联系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持续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电子、汽车、机械、服装、食品等加工、制造产业的配置应当适度趋近于这些地区，在利用这些地区资金、信息、国际市场渠道等优势的同时给予其更大的产业支持。
在新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随着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第二条“大陆桥”开通、与三峡工程相联系的长江开发和京九铁路及高速公路的修建，沿这些重要的新交通线地区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带动地区。这就必然带来大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为了实现优化增长，有必要组织超越地区经济利益的区域与产业结构规划，把高加工度化、资源节约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地区产业分工与综合发展结合起来，把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使中心腹地和加工、制造业成为跨世纪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的两大新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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