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别行政区设有中央改革学院_经济论文

大特别行政区设有中央改革学院_经济论文

大特区有个中改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从人员上说在全国可谓最小的社科研究机构,正干着许多研究机构无法办到的事,成为全国体改系统和海南省的重要研究培训基地,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研究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一批批重要成果在这里涌现。

我国有5个经济特区。

这里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

绿树和鲜花四季不凋,即使在太阳离北回归线越来越远的冬季,这里都生机盎然,使这里成为了中国难得的热带宝地,成为享誉中外的阳光岛。当然,它整个社会经济热得最为炙手的年代是在它成为经济特区之后,随着建省办特区的音,昔日孤悬海外的流放之地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组成部分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近乎神话的奇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便是这些奇迹中的一个。

许多人惊叹:在被人称为“文化沙漠”的海南,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高档次的研究机构,无论从自身体制创新或是为中国和海南的改革所作的努力,都无疑为全国普遍运作欠佳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添进了几缕新风,注入了几分活力,寻找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报刊杂志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这的确是一个颇值得人们去研究一番的单位。研究业务人员及行政人员:不到30人;研究培训课题: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改革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海南开发建设问题;单位性质:由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和若干企业共同投资入股的非盈利性法人。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正是这个类似于国外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机构,主办和协办了各类研讨会36次,其中国际会议16次,有2913人次参加会议,其中省部级领导202人次,海外专家362人次。编撰出版了包括中国第一套关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系列丛书《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内的各类著述和论文集25本计800多万字,《在经济快速增长与稳定发展过程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50条建议》等6份政策建议报告,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有50多篇论文和报告在权威报刊上发表,多次在海内外重要的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他们的论文,国内外合作交往频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政府、加拿大政府等处都有这个研究院的有关记忆……

这的的确确是从南中国吹来的一股中改院劲风。

情系经济转型,矢志改革开放

白沙门,海南岛的最北端,濒临琼州海峡,是海口市海甸岛的一个渔村。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这里打响了解放海南的第一枪。由于多种原因,岁月沧桑,涛声依旧,渔村如昨。直到海口市将海南岛东部作为开发重点之后,这里才渐渐有了生机。

1991年11月1日,偏僻的渔村更是变得兴奋起来。

上午9时, 时任中顾委委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安志文和海南省委负责人一道,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揭开了覆盖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牌上的红绸,向世人宣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来自中央部委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高尚全、何康、王梦奎、童大林、吴明瑜、李慎之和著名学者史维国、胡平、王珏、周叔莲、张卓元、陈吉元等,以及海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官员及代表100 多人也参加了庆典活动。海内外的新闻机构以最快的速度对此予以了报道。

就在成立的当天,参加成立大会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对刚刚诞生的海南特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

也就从那一天起,这个占地面积50亩,在繁华都市里难得觅见的风景秀美之处,在它的大型报告厅里、在多功能厅里、在别墅的会议室里,便总是不断有不同肤色的学者和官员云集,对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改革发展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对海南的开发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着高规格的研讨和培训。

改革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尤其是中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被触及,迫切需要人们对改革理论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而成立于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正式确立前夕的中改院,自建院之日起就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宏观管理与政府作用、发展经济与抑制通货膨胀、金融体制改革、证券市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民私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的问题,都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围绕这些问题而举行的研讨会,都是经过充分准备、精心安排的,大都是在其成为高层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改革重点和难点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滞后,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之一,值此之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先后主办和协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比较国际研讨会”等重要会议,就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国有企业种子队、全面搞活国有经济、有效地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某些具体操作措施,并形成了《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20条建议》、《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20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为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

1994年是中国通货膨胀率突破20%的一年,部分城市超过30%,接近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恶性通货膨胀。部分群众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出现了困难,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市场秩序出现混乱,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多,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形成了威胁。对此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中改院于1994年11月下旬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召开了“亚太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稳定发展国际研讨会”,海内外专家重点讨论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对1995年的通胀进行预期,对在高速稳定发展中抑制通胀提出了重要建议,并迅速形成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与稳定发展过程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50条建议》,送交给中央有关部门。这个报告的适时送达,为有关部门的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谋作用,而且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以及关心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人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为置身中国大特区的中改院,一直把经济特区的发展尤其是海南的发展作为重要研究课题,先后开展了海南市场经济模式和建立高度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研究。1992年上半年,中改院受海南省委、省政府委托完成了《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先后在海口和北京召开了3次有关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和咨询会, 编辑印制了《海南的希望和出路:建立特别关税区》论文集。这种探索境内关外创办特区的新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形成了轰动效应。尽管由于多种因素海南没有建立特别关税区,但这却为海南的开发热潮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在海南股份制改革、建立产权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和培训中,中改院也作了大量工作,对海南的改革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少做法成为全国有关工作的经验之谈。1995年,经济特区因受宏观调控及东西部差距拉大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发展中的新问题,从而使经济特区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中改院选择了海南建省办特区7周年纪念日,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召开了“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就经济特区是否应当特下去以及怎样特下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我国经济特区进一步发展的22条建议》,在特区存废的大讨论中独树一帜,澄清了人们的一些模糊看法。嗣后,他们又进而与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了“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就如何判断和分析区域发展差异,如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研究成果形成政策建议报告后也引起了普遍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中改院这许许多多在关键时期对关键问题进行的研究成果,除形成政策建议报告、论文集,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外,还迅速转化为培训内容,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培训了一大批改革骨干,许多内容的培训都开全国之先河,推动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刚刚在海南进行试点不久,1991年11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就与国家体改委分配司联合举办了“全国体改系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培训班”;在股份制刚刚通过股票为中国老百姓初识之际,中改院就主办了“全国股份制实践研讨班”、“全国股份制规范化管理培训班”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等还特地在有关培训班上作重要讲话……这些紧扣时代脉膊的培训班,为推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的改革人才。中改院也因此而成为中国体改系统高层次人才培训的重要基地。

面向市场,依靠社会力量办院

在4年的时间里,中改院主办和协办了36次研讨会,进行了10 多次有关方面的培训,编辑出版了25本800多万字的著述,发表了50 多篇论文和报告,提交了多份政策建议报告。这样浩大的工作量,是一般研究机构所不能企及的,还何况这里长年只有20多名研究人员!初到中改院的人们总要提出他们为何能做出如此多的大事这个问题。

这首先得从中改院的办院经验谈起。

“小机构,大网络”便是中改院的一个经验之谈。在中改院一直没有突破30个研究人员的小机构上,有一个由国内12名知名专家组成的高层次学术委员会,有一支118人的特约研究员队伍。 这支特约研究员队伍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国家机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业界、金融界等领域,都是我国改革战线和经济学界有影响的人士,其中有28位是德高望重的部长级领导,有三分之一是十分活跃的中青年专家和学者。这支过硬的特约研究员队伍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中改院重要研究培训活动的基本队伍。

有这样一支具有影响力的特约研究员队伍,有这样一个联系广泛的学术网络,中改院就具备了围绕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诸多改革的重要问题进行研讨的能力。

自然,要使这个学术网络有效地运作起来,自己的力量也十分重要。

中改院院长高尚全,是一个公认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枢纽人物”之一,是一个勇于对历史作出承诺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他参与了中国改革史上一次次重大理论的突破,其新观点在转换为国家决策的进程中建树颇丰,多次参与起草中央的重大决策性文件。这位1956年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让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的经济学家,在早些年就列入了世界名人录。如今,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和中改院院长的他,虽然多数时候不在海南,但院内的重大决策和活动,总少不了他的参与,并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中改院的发展和活动的开展尽心竭力。

军人出身的常务副院长迟福林,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改革理论研究的后起之秀,是毕业于中央党校的硕士研究生,并在中央政策研究机关工作过。1988年,年仅37岁的他全面负责海南省体改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成为大特区建设尤其是改革方面的风云人物。由于他扎实的功底、超前的意识、务实的精神和辛勤的耕耘,引起了海内外经济理论界的关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最年轻的副会长,先后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海南省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聘为教授。军人的性格、学者的睿智以及改革者的务实,在这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领导者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提倡的“说干就干,团结协作,拼命工作”的精神,成为了中改院的三种精神,并形成了良好的院风。在海南这个特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这个院凝聚了一些有志于中国改革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能够保持高度的敬业精神,潜心研究改革理论。业务人员的敬业务实,高效精干,给每个到过中改院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小机构,大网络”才得以运作,并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

正是由这样一些高素质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院,在研究机构的体制创新上作出了重大的探索。他们在这方面三年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建院之初,他们就向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个编制的中改院只要30个人的“皇粮”;第二步,建院不到1 年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此举得到省政府的支持和批准;第三步,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到一年,又向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寻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此事很快得到批准。如今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已成为由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中国)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若干企业共同投资的非盈利性法人机构。

对于这一在全国没有先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新体制,迟福林常务副院长的解释是,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力量越来越强大,对政府的决策和私营部门的决策有很大的作用,中国需要有官方背景的、为政府说话的非政府组织。中改院目前的体制就与此相类似,才得以在各方面支持下,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导,更为广泛地赢得各方面支持,吸收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客观和现实地研究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改革提供一些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方案。

事实上,中改院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他们自身体制创新的成功。这也足以破译这个研究院何以在近3 年的时间里对院内外各种学术活动的资助金额会高达780万元之巨。的确,照常理, 在一般吃“皇粮”的研究机构要拿出这么多钱来从事各种学术活动都不太容易被承受,还何况一个不吃“皇粮”的研究机构呢?

正是由于他们相对独立的体制和出色的研究成果,使他们得到了不少企业的资助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渠道也进一步拓宽,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对外经贸部等部门的支持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2年开始援助70万美元,用于中改院的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外方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都表示对项目的继续发展予以新的支持和帮助;

1994年2月, 联合国亚太区域合作网络首次工作会议在中改院召开,来自中国、韩国、印尼等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有关机构的代表, 一致同意建立亚太区域合作网络,通过举办高级政策研讨会等方式,共同研究亚太地区宏观经济改革与管理问题,中改院成为该网络的执行机构;

在对外经贸部的大力支持下,这个研究院又获得德国政府425 万马克的援助,用于中改院的研究培训,以及配备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建立综合信息库:中改院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合作,联合举办“总经理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并成为管理学院MBA国际协会创始成员之一;

中改院与加拿大总商会联合建立了中加经济管理研究院,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对该院的项目援助事宜正在落实之中,商务合作也开始进行洽谈;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与中改院进行了成功的合作;

美国东西方中心、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等一些重要的国际研究机构,也与中改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

毫无疑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已经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

面向市场,依靠社会力量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成为中改院发展的重要经验,“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也已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实在地赋予了实质性内容。

目标:亚太地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994年3月,海南的春已很深了,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考察海南,下榻并视察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杨尚昆同志视察中改院并听取该院常务副院长迟福林汇报,对有关该院成立以来所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感到惊讶,连声说:“想不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系统还有这么一个好基地。”杨尚昆同志接着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研究院是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问题、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很多学者在这里出主意,他们替中央出主意,也在替全国出主意。各省市,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专家来这里帮助规划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系统的一个好基地。研究院设在海口,对海南也是很大的帮助。我看你们这里完全可能经过努力,成为在东南亚地区国际学术交流的中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视察过中改院,为该院题词,并分别同意担任中改院的名誉顾问和名誉院长;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也是中改院的名誉院长;担任名誉顾问的还有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英国前首相希思和韩国前副总理、现韩国汉城市市长赵淳;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安志文、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剑锋及海南省政协主席姚文绪等,都是中改院的顾问。霍克先生64岁的生日都是特意在该院度过的。

冬景何曾到海南,椰风海韵尽是春。

11月的海南依然绿郁葱葱,春意盎然。在中改院建院4周年之际, 迟福林常务副院长告诉记者说:“目前,我们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正在积极筹办5次亚太区域的部长级论坛,并在国家计委、 对外经贸部等部门的支持下,积极筹建中国亚太区域国际会议中心,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的影响。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继续把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我们研究、培训、国际合作的重点,按照‘学术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标准,使中改院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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