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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云集群贤汇至：全球巨变时期的跨世纪会诊
虎年伊始，世界新闻的中心再次转向瑞士的达沃斯：来自世界近百个国家的元首及政要、世界最大的一千家企业的巨头、以及世界媒介巨子、科技精英和百名未来青年领袖一齐云集世界著名滑雪圣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会议。大会是在全球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拉开了序幕的。
忧心重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似已对在愈来愈密的全球互存化趋势下的几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全球突飞猛进的网络化技术，正通过发达国家电信业的开放和随之而来的收购与兼并狂潮而日行千里。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这种主动性的全球化、信息化调整，正对信息高速公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构成新的战略侵略；生物遗传学的新近突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又使人类正在通过自身的行为无可逆转地影响着未来的人类社会。
全球一体化与信息化已形成今天世纪大调整的最明显的主旋律。而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已不仅仅是对亚洲金融市场复苏的贡献，更是对倍受观注的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重大贡献。
参加本年度会议的既有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索罗斯和一群世界级金融超级巨星；又有亚洲金融风暴的受害者：泰国的总理、南韩的巨头、日本大藏相、菲律宾的政要、香港富豪、印尼的失落家族；还有刚从拉美金融风暴中走过来并至今余悸在心的墨西哥总统、巴西总统……。这次相见，不再像1997年IMF 香港世界银行会议时那样唇枪舌剑，与会者更关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又一次使世界经济如此脆弱地滑向无奈的金融风暴，人们开始怀疑起世界几大金融体系存在的有效性。
在台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委员会的首脑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已显然对索罗斯提出如下观点无言以对。索罗斯认为：“当今世界金融机构组织做为冷战政治的产物，已失去了调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化职能，基金本身过分地追逐股东利润，为局部地区的泡沫化经济推波助澜。当人们的预期对未来突然发生变化时，这种游资以追逐短期利润而非维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长期利益为第一目标的机制必然是以汇率的大起大伏为代价。”
索罗斯所提出的“建立全球国际信贷保险公司的计划”，并没有成为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相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雄辩却引起了会场上一次次掌声。希拉里夫人既没有过多地谈论美国对伊拉克的动武，更不愿提及克林顿的绯闻，而是对《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及现任主席施瓦布提出的“21世纪受托人”计划给以极高评价。
该计划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格局与生活质量，正在受到人类今天自身行为的巨大影响。人类的自律与建设，要求形成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与各国政府官员、商业巨头、媒体科教一体化的新型跨世纪组织。
与政要官员同样活跃的，当数世界各大信息技术行业新崛起的企业家们。他们当中有执掌当今IT行业牛耳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英特尔公司董事长葛鲁夫，以及IBM、惠普公司、SUN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大型IT公司的老板们，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近年崛起的大多来自美国硅谷的网络英雄们。－－－－－是他们仅用几年的时间将世界产业的中心，由以亚洲为中心（日本为技术龙头、亚洲四小龙为坚强梯队、东南亚国家为加工基地）的电子时代，转到了以美国为中心（硅谷为技术龙头，企业间兼并为战略联盟，无国界的网上传播为行销）的网络时代。这些人中包括美国联机的“英俊少年”、电子贸易的“货币大师”、网络交易的“看不见的手”、金融时报的“多媒体之父”、网络信息源的天才、网络报刊税的怪才。
中国做为发展中重要大国，也派出了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并在全会期间表明了中国政府捍卫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决心，同时也以高增长，低通胀的事实和三年内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7500亿美元的计划获得了与会各代表的高度评价。
尽管参加本次会议的政要代表来自不同国家、精英来自不同领域、富豪拥有不等的财产、学者所持观点迥然，但与会者都有一个共识，即全球互动化与信息化已是当今世界跨世纪大变革时代的主旋律。
全球互存化：亚洲金融危机敲响的警钟
所谓全球互存化，是指世界一个局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波动，都将引起周边地区和国家乃至全球的跟动，而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跟动，又加剧了该国家或地区的更深层波动。
1997年7月2日始发于泰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在十天内波及东南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从而诱发亚洲第一轮金融风暴。
1997年10月17日台湾弃守新台币导致亚洲邻近国家“竞争性贬值”出现第二轮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股市暴跌、南韩币值狂贬，日本证券界破产频出，第三轮亚洲金融风暴由此爆发。由于仅东南亚地区就占世界GNP与国际贸易总额1/3、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0%、 占欧盟出口总额的20%，世界性的金融市场互动效应已深深地波及世界，并迫使国际金融组织对这一地区提供巨额贷款。目前亚洲市场是否可以稳住关键取决于中国人民币的稳定与日本市场的开放。由此可见世界互存性依存关系之密、波及速度之快，都超过世界以往任何时候。
全球信息化：来自美国收购潮的启示
自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颁布新的电信法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收购兼并风席卷全美，波及世界。其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涉及之广，已使全世界目不暇接。在高潮迭起的兼并潮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在全球信息化大革命背景下，企业为在未来信息战中谋求有利地位而主动采取的全球化战略大调整。
宏观上，美国则完成了一场主动式全球化、 信息化战略大集结。 1997年，全球兼并与收购的总额高达12,023 亿美元， 仅美国一家就占58.1%。
在1997 年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中， 美国企业的兼并案最多， 共有7941件，兼并总额7026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它九国，比1996年的6582亿美元增长了8%，频繁程度比处在第二位的英国高出4倍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收购兼并潮中发生额最高的是通信业，兼并额高达963 亿美元。1998年伊始，世界新兴计算机厂商康柏公司以96 亿美元收购Digital数字化公司，掀起了又一轮信息技术行业的收购潮。
而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购并行动背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以信息空间“新圈地运动”的方式，把世界财富与价值的中心居为己有。事实上仅几年的时间，美国已经把持了网络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先权：无论是用户端的界面软件，还是服务端的支持硬件；无论是与视听多媒体联网的压缩技术，还是与通信接口的调试解调器；无论是网络间的路由器，还是银行间的防火墙技术等等。这中间几乎看不到日本或其它国家的品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美国还规定了一系列软硬件标准，为试图追赶的后来者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门槛。而本国市场的大力开放，已使其以Internet/Intranet为主流的网络普及远远高于其它各国。
大局观理论：人民币保值的新战略体系
所谓大局观理论认为：中国已是全球互存化和信息化下的中国。中国重大的国策既影响着中国本身，又影响着周边国家、地区和全球的走向；全球的信息化，又使中国的未来更多地受着全球潮流的制约。据此，中国的人民币保值问题已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全球互存化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将有走向更加多变、更加恶化、更加无序的危险。同样，如果中国的政策没有把周边邻国和世界各国的因素考虑进去，其国内经济有走向更加被动、更加脆弱、更加封闭的可能。全球信息化告诉我们：新一轮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为争夺信息空间的制高点而展开的。199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全世界GNP的调查数字表明，有65%的世界GNP总值与电子信息技术有关，计算机行业的单位投入对GNP的贡献是汽车行业贡献的200倍。
针对人民币保值问题，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人民币的汇率变动主要是受人民币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外汇在国内供给的对比情况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保值问题有两个解决出路：一是刺激国内市场的人民币需求；二是增大在国内市场的外汇供给。而运用全球互存化和信息化理论与上述供求二方面的俩俩组合，我们可以得出四大重要的全新战略，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财政、金融、产业、组织、舆论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导向与实施方案。
战略一：大局观下的国内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倾斜，将创生出2524亿元人民币新增直接需求，间接激活几万亿元甚至几十万亿元的国内需求。
（一）财政支出：这方面可以直接创生出2500亿国内市场需求，国家应对信息基础工业进行规模化投资，并应放在比传统重工行业更优先的投资级别上，对这一行业的同等支出，将会产生几倍于其它行业的市场需求。如果单位质量的钢筋对GNP的贡献为1， 那么小轿车的贡献为5，彩电为30，计算机为1000，集成电路为2000。
（二）财政收入：国家要对信息化相关行业给予减免税优惠政策，这样可以诱导更多的国内资金和人才向这一行业流动。
（三）金融对策：鼓励更多的科技风险基金及金融贷款与国家投入，并对直接投资而非外债贷款方式参与、对信息技术行业而非其它行业海外基金与投资公司适度开放，并优先考虑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的上市与集资。
（四）产业对策：打破邮电部非公平竞争垄断体制，开放和鼓励各类体制下的信息行业的健康迅速发展。取消现行邮电部既是基本电信资源唯一的提供者，又是其零售批发代理的竞争者的不公平竞争。建立各类海外留学生回国科技园，鼓励对信息行业外商的适度开发。
（五）舆论：要以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为指导，大力在社会上宣传信息化产业，以促成国内居民及团体的信息化消费。
（六）组织：要为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队伍制定一系列与技术化、信息化相关的业务考核指标，以保证各级领导在实施中的信息化取向及国有体系人员素质的提高。
根据行业的初步评测，每新增1万个Internet用户将带动大约800万元人民币的ISP服务商投入计算机软硬件辅助设备等的需求， 从而带动电信基础设施5倍的投入。
战略二：大局观思维下的国内投资环境战略：向直接性投资倾斜。
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6年为423亿美元，占新兴市场792亿美元总额的5成以上，1997年又增至450亿美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全球竞争力的报告，中国被列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佳国之列，并在新兴市场占有5成以上的比例。
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市场的相对看好，将吸引大批国际游资和信息技术定向基金。1996－1997年的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之外的投资额约为400亿美元元－500亿美元之间，全球性的信息化扩张又将驱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的游资在亚洲寻找投资目标。如果中国采取适度开放的向信息化倾斜的投资政策导向，并坚持鼓励直接投资而非债务贷款的原则，有可能在中国市场新增300亿～500亿美元的外汇的供给。这一战略下的政策导向包括：
（一）财政支出政策：对外资信息化投资采取配套性人民币投入政策。即1美元的信息化外国投资， 国家相应进行若干元人民币的配套鼓励性跟投。
（二）财政收入政策：对在信息技术领域内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采取更多年限的税收减免政策，并对电子贸易相关领域的税收政策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免税政策。
（三）金融政策：适当开放国外基金、投资机构或业界同行在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参股与上市，使外商在高风险投入的同时有适当的避免风险的保障，并探讨在现有股市上开避以科技风险公司为主的柜台电子交易市场。允许外国风险基金的适度介入。
（四）产业结构政策：向国外成功的信息技术公司适度开放，允许其对中国同行公司进行参股，以加速提高国内同行的国际化程度，减少西方国家在探索时期的不必要学习成本。可以考虑组建国有民营、外商参股的混合新机制，以适应该产业的跨行业、跨国界、跨体制、跨文化的特点。
（五）舆论：适当宣传国际上信息技术同行在兼并、收购浪潮中的成功事例，为国内同行的正确决策提供参考，为更多的外商介入创造条件。
（六）组织：要相应地提高国有企业干部队伍素质，特别是进行在信息化和国际化合作中管理水平和新文化认同观的培训。并将大批国内青年科技人员、企业家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补充到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
战略三：大局观下的国际贸易亚洲联盟与世界加盟战略。
以周边国家或地区货币被动性、主动性和互动性贬值，对中国在人民币保值情况下外贸出口面临的巨大压力，作为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的重要砝码，并主动牵头组织亚洲金融与贸易互助联盟组织， 以避免周边国家或地区随时可能发生的恶性贬值风暴和随之而来的贸易出口恶性削价战（欧洲货币联盟统一后，将因无换汇风险带来几百亿美元的利益）。
在外贸上，要正视因周边国家或地区货币贬值，转嫁给中国产品今后几年出口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随之而来的外汇储备下降、及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的趋势。
1997年7月以来，泰铢贬值率最低时达52%，印尼盾为80%， 韩元42%，新台币、港币、日元的贬值也创历史新高，这将打破亚洲各国出口的竞争平衡体系。
从长期上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赤字在1998－1999年可能迅速升至2500亿美元－3000亿美元，总债务高达1万亿至5000亿美元。 美国在短期贸易战中从亚洲出口商贬值中谋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今后必然又以反倾销为由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所谓的报复性行动。
外贸出口竞争力将直接影响本国外汇储备，而本国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之间的相对平衡是保证本币不贬值的关键。亚洲金融风暴下的几个受害国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一平衡关系而蒙受巨大损失。（见附表）
由附表可见，除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在外债和外汇储备上有所平衡外，其余几国都有严重的入不抵债的境况。而这些国家除了印度封闭一点外，其余开放国家无一例外地陷入这场危机中。
政策（一）组织外贸部门拿出一整套因周边国家或地区货币贬值，所带给中国各类产品出口造成巨大损失的产品清单及损失金额，以此做为中国重返世贸组织的谈判筹码。
政策（二）牵头组织亚洲国家贸易与金融市场协调跨国组织，防止恶性贬值造成整个亚洲市场在全球调整中的竞争劣势。
政策（三）防止发达国家在从亚洲贬值中捞取近期贸易实惠后，又以贸易逆差为由进行贸易保护性惩罚。
战略四：大局观下的国际金融预防性和主动性受援战略。
中国的人民币保值问题，已不再是为中国市场的稳定所作出的国内决策，更主要是避免向亚洲金融风暴火上浇油，从而在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引发全球性恐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仅东南亚地区就占世界GNP与贸易总额的1/3，美国出口总额的30%，欧盟出口总额的20%。 美国及世界各大发达国家在亚洲股市和产业上的投资与贷款，已涉及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大型企业的切身利益。美国累计上万亿美元的外债，已使其承受不了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类组织，采取事后补救的方法，对受害国进行大额援助。如对南韩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对泰国160亿美元紧急援助等等。为此， 中国政府应向这些国际组织提出合理的、主动的外汇受援支持要求。
以“人民币保值是中国对亚洲经济复兴和全球金融稳定的贡献”为由，向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申请主动性、 预防性的国际无息贷款500亿～700亿美元，以增加国内外汇储备力量，缓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结论
全球互存化和信息化已从整体上和结构上，对现有世界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所提出的大局观四大战略体系及配套十六大政策体系，对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人民币保值课题提出了一整套全新对策思路。
如根据大局观四大发展战略，中国在国内人民币市场需求上可创生出几千亿元人民币直接需求和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元人民币的间接市场需求，并在国内市场创生出近千亿美元的新增外币供给，这无疑是为人民币保值上了多重保险。而人民币的保值，将为中国更大程度地配合国内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实现8%的GNP自然增长、影响全球互动体系和更主动地完成全球信息化产业结构调整，勾画出跨世纪的灿烂前景。
曾强，1963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并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
1986年－1987年，受教于北美经济学名流，并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现代经济学高级培训班证书。
1987年，进入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中心，担任重大课题小组负责人。
1989年，赴加拿大，获得多伦多大学金融经济硕士学位，并任加拿大大学助教，加拿大政府美加综合国力竞争项目负责人。
1993年，创办实华开亚洲公司，先后策划并完成了中国国家级企业和超大型私营企业在北美的上市与融资，为中国企业的金融方式国际化积累了大量实例。在此期间，曾强研制并开发出第一代中英文万维网汉化平台用户端软件，并成为世界第一家电脑电话在华人市场总代理。
1995年，曾强回到中国，创办实华开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创建第一代中英文全球多媒体在线网。
1996年，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联通实华开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第一任总经理。同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之后扩展为6家，引起国内外百家媒体关注。
由于曾强在中国因特网行业的卓有成效的作为，1997年，他被国家计委任命为“迈向2020年中国”课题Internet专项负责人，并担任中国计算机协会Internet协会秘书长。同年，曾强荣获北京市第三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奖。
1989年由他撰写的论文荣获中央、国务院中直机关优秀青年论文年度唯一特等奖。近些年，曾先后在中国一级报刊及其他各类报刊发表论文五十多篇，并多次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由他主编的专著《历史的雄辩：中国经济素描1949－1989》，被评为中国经济出版社’89年度优秀丛书奖；
1998年因其在中国和北美金融理论与实践和国际信息网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突出成就，被《世界经济论坛》列为未来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时代》周刊1998年初封面文章以《网络化中国》为题，将曾强列入网络中国的精英榜。
外债与外汇储备对汇率的风险对比
（单位：亿美元）
1996年年底外债余额外汇储备
净债额
中国
11631049大致相抵
印度993 186入不抵债
印尼
1200 191 极度入不抵债
南韩
1243 332 极度入不抵债
马来西亚287 277大致相抵
菲 律 宾450 118入不抵债
泰国900 387 极度入不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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