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欧新社会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年代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就公众动员的规模还是政治行动的方式看，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是，西欧新社会运动(NSMs)经过两个十年的发展后，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注：比如，1980-1989年间在荷兰、德国、瑞典、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五国和平运动参与人数是环境运动的10倍，而1994年与1980年相比荷兰环境运动参与人数增加了351%，成为第一大单一新社会运动。参见：Ruud Koopmans,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ng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1(1996),pp.28-50.）。因而，如何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深层次政治与社会原因，就成为新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新社会运动两种主要形式，即环境与和平运动及其在两个西欧主要国家（德国与法国）发展的比较，对它最近十年来的现实进展做一个大致的理论判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欧新社会运动：环境与和平运动
沃夫冈·吕蒂希(Wolfgang Rüdig)80年代中期在比较分析了西欧两大新社会运动类型即和平与生态运动的发展现状后指出，这两个运动正在进入一个发展的分水岭：和平运动已经度过了它的最高峰而走向衰弱，相比之下，生态运动在经过了70年代初以来的持续发展后仍可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注：Wolfgang Rüdig,Peace and ecology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 11/1(1988),pp.26-39.）。现在看来，他的这一预测是基本正确的。和平运动在随后的一个十年中确实处在了近乎沉寂的低潮，而环境运动在总体规模与政治影响上都有了实质性进展。尽管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那种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活动对于二者来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但它们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温和的环境运动团体大都成功地建立了不同政府水平上的机构化联系渠道，开始以正规化、建设性的方式向政府反映自己的要求并实现运动团体的目标，而和平运动则未能做到这一点。
环境运动团体政治参与能力与影响的扩大突出表现在它对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和欧洲联盟改革的积极介入。加利·马克斯(Gary Marks)和杜格·麦克阿丹(Doug McAdam)从一个社会运动团体拥有的对欧盟机构的相对结构可接近性和欧盟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对它的主要议题的一般政策敏感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伴随欧洲一体化出现的一个政府“多重管制格局”(Multi-layer governance structure)对各种“挑战性团体”包括社会运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在所有的主导性社会运动中，环境运动团体是处于最优越地位的社会运动（注：Gary Marks and Doug McAdam,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2(1996),pp.249-278.）。
欧盟生态敏感性的最初表达始于欧共体1972年巴黎首脑会议上宣布的“一个共同的环境政策”。欧盟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了涉及各个方面的5个环境行动计划，并且还是一系列旨在阻止国际水域污染的重要国际公约的创议方。欧盟几乎所有的机构都体现了赞成这种环境主义的迹象。受欧盟委员会环境同情立场和欧盟作为多种国际公约发起方身份的鼓励，环境运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环境院外集团由四部分团体构成：欧洲环境局(EEB)、地球之友欧洲办公室(SEAT)、世界野生自然基金(WWF)和绿色和平(Greenpeace)。欧洲环境局是由欧盟建立并支持的，而其它三个团体的部分预算也来自欧盟各种计划下竞争基础上的基金资助。此外，环境运动团体还通过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来实现它们的目标。
如果考虑到与环境议题的明显相似性，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着和平运动的重要分支如反核能运动也能在欧盟水平上享受到像环境运动那样优惠的“政治机构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它们毕竟在本质上都是环境性的运动，而且面对的都是在各国边界内难以消除的威胁。但是，欧盟在这一议题上并没有显示出像环境议题那样的敏感性。欧盟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核能或能源政策，而且能源是28个成员国政策领域中最后从属于欧盟管理的5个之一。核能或能源之所以仍然能够超脱欧盟的控制，根本原因在于成员国过去和现在的核能政策的多样性。欧盟因其有的成员国对核能或能源持有直接对立立场，如法国和荷兰，因而它不愿意介入这一很难取得积极进展的领域。总之，由于缺乏任何真正的欧盟层面上的机会，反核能运动未能像环境运动那样大规模出现在布鲁塞尔。
索尼亚·玛泽(Sonia Mazey)和杰里米·里查德森(Jeremy Richardson)对各种利益团体在欧盟1996年政府间会议(IGC)中不同参与表现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了环境团体在欧盟水平上政治参与能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注：Sonia Mazey and Jeremy Richardson,Policy framing:interest g oups and the lead up to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3(1997),pp.11-33.）。
1996年政府间会议之所以吸引了数量那样多和政治观点迥然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做出解释。一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及批准过程中遇到的公众强烈反对震惊了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公共政策决定者和工商界领导人，他们都认识到任何政治体制要想稳定就必须唤起公众的广泛支持。问题是，在缺乏欧洲水平上的政党和媒体的情况下如何唤起公众对一个超国家机构（欧盟）的支持？利益团体看起来就成为检验公众对改革支持的一个主要渠道。1995年10月，欧洲议会机构事务委员会举办了第一次涉及公民权、基本权利、社会、环境与消费问题的公众听证会，结果100多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因而，本次政府间会议前利益团体中间普遍有一种它将比以前的政府间会议更开放的气氛。二是利益团体这次游说的大范围和高强度可以认为是被戴维·特鲁曼(David Truman)称为“潜在团体”(potential groups)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如果一个团体或团体群体变得如此成功，就会刺激反对性团体的出现并动员起来以夺回失去的利益或阻止主导性团体的垄断（注：David 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New York:Knopf,1951).）。由于普遍意识到商业团体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主导了欧盟主要政治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政策功效，非商业团体认为需要一些反对性动力以影响当前政府间会议政策问题的框架化。它们大都认识到目前有利于商业团体的欧盟政策氛围，但希望获得一些适当的让步或“局部收获”以作为其维持支持欧洲一体化动量和动员公众支持欧洲计划的交换。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团体“基于目的的游说”策略的例子，也是环境团体和工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中成功使用的策略。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环境院外集团成为欧盟水平上第一个组织较完善的、商业团体的竞争性联盟。考虑到对环境议题的长期的、高度的公众支持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对提升公众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关心，它的“可持续发展”和“参与民主”的核心性概念是很难被公开拒绝的。虽然商业团体主导了8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所谓“高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的议事日程，但环境院外团体在将有关议题传送到欧盟并能得到偏爱的政策结果方面也取得了诸多的成就。比如，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时，欧洲环境局、地球之友和世界野生自然基金在强化《罗马条约》的环境主义向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为了1996年的政府间会议，环境运动团体建立了广泛的支持联盟。6个环境团体包括欧洲气候网络(CNE)、欧洲环境局、欧洲交通与环境联盟(T/E)、欧洲地球之友(FOEE)、欧洲绿色和平(GI-EU)和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于1995年5月联合提出了一个长达44页的详细文件：《绿化条约Ⅱ：一个民主联盟的可持续发展。对1996年政府间会议的建议》。虽然不能说环境院外团体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政策角色集合体，但事实证明它们比商业团体如欧洲工业与雇主联合会联盟(UNICE)更容易形成一个具体化的政策建议。它要求《欧洲联盟条约》做出以下三方面的修改：即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欧洲联盟条约的基本目标；环境关心应当被纳入欧盟其它的一体化政策领域；为了环境保护的利益，欧盟机构的民主亏空应当减少。
与此同时，西欧和平运动却自80年代中期起迅速陷入了停滞的困境。迪亚穆德·玛格尔(Diarmuid Maguire)对1983年后英国和平运动和加利·普里沃斯特(Gary Prevost)对西班牙和平运动发展过程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结论（注：Diarmuid Maguire,When the streets begin to empty: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 after 1983,West European Politics 15/4(1992),pp.79-94;Gary Prevost,The Spanish peace movement in a European Context,West European Politics 16/4(1993),pp.144-64.）。迪亚穆德·玛格尔认为，英国和平运动在庆祝“冷战时代”结束的同时就已意识到了“后冷战时代”可能对运动本身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并采取了拓展行动议题以维持运动活力的诸多努力，但一个公众“低动员”(demobilization)时代仍然很快到来了。结果，英国和平运动80年代中期后在确定行动议题、维持运动内部团体和争取工党政治支持等方面都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加利·普里沃斯特则认为，西班牙和平运动始于1981年出现的西班牙加入北约议题并在1986年举行的全民公决前达到了顶点，但随着政府立场在公决中获胜，和平运动也迅速走向衰弱。在他看来，和平运动的社会支持力量并未完全消散，而是转向了北约成员国的强制性军事义务、环境破坏、核能等议题。相应地，和平运动的主流转向了社会性抗议运动。
因此，无论从大规模公众动员还是从组织化政治参与视角看，西欧环境运动团体都已取代了和平运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拥有的“第一运动”地位，成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主导性流派。相比之下，西欧和平运动既缺乏像核武器威胁那样鼓动性的政治议题，也缺乏合法性、组织化方式传送运动关心的主题并实现运动的政策目标，处在了衰退境地。
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德国与法国
西欧新社会运动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除了呈现出不同运动形式间的巨大差异，还体现为不同国家间产生的许多实质性差别。比如，它在同为20世纪60年代末新社会运动主要发源地的德国和法国就遇到了十分不同的境遇，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对于德国新社会运动在8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走向，卢迪格·施密特－贝克(Rudiger Schmitt-Beck)在从不同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初的和平运动的确是最后的大规模动员现象，但新社会运动并不存在简单化的衰退，因为德国80年代末后经历了与前一个十年有着同样特征的大量社会抗议现象，尽管在范围上更集中。他提出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特征是，一个“运动部门”(movements sector)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建立起来，它可以将平时日常生活中处在潜伏状态的抗议潜力在短时间内动员成为明显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说，德国新社会运动发展趋势表明的是一个动员类型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的衰退（注：Rudiger Schmitt-Beck,A myth institutionalized:theory and research o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German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1(1992),pp.357-83.）。对他的这一观点，卢迪格·施密特－贝克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具体论证。
一是社会支持的程度和结构。9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表明，西欧大多数公众对生态、反核能与和平等新社会运动持同情态度，而且这一态度在整个80年代有了进一步增强，尽管表示准备积极支持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和事实上参与新社会运动活动的“活动分子比例”大大低于同情者的水平。德国新社会运动虽然不像其它西欧国家那样享有如此广泛的同情基础和动员潜力，但它的参与比例却是最高的。在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中，和平运动有着最高比例的同情、动员潜力和行动支持。从新社会运动活动分子的构成来看，一方面，活动分子群体显示了明显的社会结构特征。战后一代有着高水平、正规教育的群体是新社会运动的强烈支持者。其它强化对新社会运动支持的因素包括不从属于传统的机构组织尤其是宗教和从事社会与文化服务职业的群体。然而，将对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解释为特殊阶级利益的体现却肯定是误导性的。另一方面，越是接近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核心，人员交叉的比率就越高。核心分子的交叉比率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完全有理由将它们描绘成非专门议题化的、整体性的抗议潜力。
二是意识形态取向。新社会运动通常被描绘为以“后意识形态”运动为特征，它避免了以统一纲领形式制定的、被运动支持者作为约束性原则接受的封闭教义的影响，因而对它的研究一直集中于分析运动支持者的价值态度与取向。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新社会运动支持者是典型的后物质主义者和左派。这一看法似乎在一些国家得到经验数据的证明，并导向了对传统左右向度中左翼的后物质主义的重新定义（注：Ronald Inglehart,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但对德国生态运动绝大多数支持者的价值系统的具体观察表明，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极端怀疑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的强烈参与倾向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不仅如此，要理解对任何特殊新社会运动活动的参与，上述一般性的价值取向还必须与对专门议题的态度考察结合起来。而从它们的政治态度取向看，新社会运动支持者明确地呈现为改革主义者。他们的确比普通人更不满意现行政治体制的功能，但这一不满主要是针对现存的精英和既存的利益调节机构，而不是政治体制本身。
三是行动方式。许多研究表明，公众个体的政治行动手段自60年代末以来大大扩大了，接受了很多最初被认为是非传统、激进的新社会运动行动形式。公众合法的非传统参与的潜在范围是如此宽广，以致“非传统”这一词汇看起来已不再适当。潜在的选择性市民抗议形式依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只是在低得多的程度上转化成了行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合法的非传统行动形式没有替代，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行动形式。大多数新社会运动支持者并不将其局限于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他们也根据环境状况灵活地运用各种传统行动形式。比如，新社会运动支持者并没有完全背离现有的利益调节组织，他们在工会、教堂和左翼政党中也表现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活动参与。同时，对新社会运动作为集体角色政治行动策略的研究提供了相似的结果，新社会运动的日常实践远大于规模宏大的公众集会和市民抗议。它的现实策略是极为多样性的，从十分传统性的到高度干扰性的，而具体行动策略的选择是由形势因素、机会结构和“行动逻辑”等决定的。
四是组织结构。对各种新社会运动内部结构的分析表明，简单将其解释为个体或原始网络的聚集是不够的，相反，它们应视为一种SPIN组织即局部化、非集中化和意识形态上一体化的网络。运动整体的正式化水平在不同运动与国家间有着很大区别。比如，妇女运动一般有着较为非正式和非集中的结构，而和平运动则以较高水平的正式化水平为特征。德国的和平运动由于产生于一个全国协调委员会而具有特别高的集中化水平。从动力学的观点看，至少80年代初基层迅速动员部分明显植根于预先存在的团体与组织网络，而从机构化的观点看，可以认为组织化结构已经在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创造出来，而且作为机构遗产面临动员衰退时或多或少幸存下来。这些遗产随之承担了“运动事业”的领导功能以发动新的动员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明显走向温和、组织化而略显寂静的新社会运动，在法国遇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境况，以至于萨拉·瓦特(Sarah Waters)用一个“新的抗议周期”和一个“新公民权”方法来描述法国新社会运动最近十年的发展变化与总体特征（注：Sarah Waters,New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s in France:the rise of civic forms of mobilization,West European Politics 21/3(1998),pp.170-186.）。萨拉·瓦特在仔细研究了法国80年代中期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变化后，提出它们与早期新社会运动最明显的不同特征就是其公民向度。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捍卫与保护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如移民、政治难民和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对法国当代社会运动的准确描述应当是一种“新公民权运动”，而不是早期新社会或新政治运动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认为，这一基本看法可以从法国当代社会运动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得到证明。
一是政治价值的变化。法国当代社会运动政治价值的最突出特征是它们强烈的公民基础。这些运动的主要功能就是加强社会与政治权利及自由，将这些权利扩大到新的或处在不利地位的社会团体。这些运动在面对使这些团体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的政策时，便动员公众对它们的支持。在实现这一功能时，这些运动诉诸于经典民主价值或主题。与传统政党不同的是，它们集中关注的是基本人权和民主化与公民化的政治参与概念。反种族主义团体种族拯救(SOS Racisme)的创始人宣称：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依据就是人权。我们既没有理论纲领，也没有宣传提纲，最多是一个基本章程。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时间的浪费和分歧的源泉。我们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此同时，提倡平等和团结也是这些社会运动的特点。
二是选择性行动形式。法国当代社会运动中传统抗议形式作用的下降导致了新的选择性参与形式的兴起，比如象征性行动、节日活动、媒体指导的事件、签名运动和公民抗议等等。与早期的抗议形式相比，它们可以称为是直接民主的。它们尽量避免传统的军事化形式，而是强调个体与团体在政治行动中的直接参与。游行被作为一种集体要求与利益的表达而不是狭隘地代表一个特殊社团或运动的观点。在某种形势下，游行甚至是文化价值的庆祝而不是不满的表达。当代社会运动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革新是基于战略目的的媒体的使用。如果说传统新社会运动依赖于政党渠道来达到它们的目的，那么当代社会运动往往是利用媒体给予个体以直接接近政策决策中心的方式。大量运动的成功是由于它们对媒体渠道的集体利用。另一个增加使用的战略是象征性抗议活动。它们包括不同于传统抗议形式的从公民抗议到占领或媒体指导的事件。参与策略的象征性形式往往被设计用来表明或代表一个特殊的社会议题或难题。
三是组织结构。法国当代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们一般寻求一种独立于正式政治结构的地位。这些运动所动员的很多游行活动以缺乏正式的政治代表或结构为特征。为了避免正式或持久的组织类型，这些游行是由一些特别的协调委员会组织的，而游行结束后它们就宣布解散。同时，许多反种族主义游行活动既是反对极右派的，也是反对主流政党的。比如，1992年举行的大规模反种族游行中，政治口号就指向了从前的政治同盟社会党。在1997年举行的大游行中，政党活动分子甚至被排除在了准备会议以外。结果，这一活动被一全国性报纸描述为“一个大规模的、完全独立于正式结构的公民游行”。这就明显不同于寻求政治联盟以推进它们目标的早期新社会运动。
基于政治价值的变化、选择性行动形式和新的组织结构特点，萨拉·瓦特认为，法国当代社会运动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经历了一个相对活跃的发展时期，但这些新兴起的社会抗议活动却很难简单解释为60年代末以来新社会或政治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而应该基于这些运动在政治体制中所承担的角色，在一个更适宜的框架即“新公民权”运动框架中得到解释。
因此，就像新社会运动的两种不同形式环境运动与和平运动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发展境况一样，它在德国和法国为我们展示的也是两幅相去甚远的不同画面。那么，西欧新社会运动为何在这一时期呈现为一种如此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我们又应如何判定它这一时期发展的总体性质即它是在走向“停滞”还是“更新”呢？由于审视角度的不同，这一问题即使在西方学者中也没有一致的答案，但笔者认为，对现有“新社会运动”理论反思基础上的新理论框架构建可以成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及其经验验证
“新社会运动”范畴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来指称西方社会随着60年代末的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的一个描述性概念；二是强调这类大众抗议运动的激进目标、非传统参与特征和社会生活改革性质的一种理论分析方法。而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是指学者们对这些新型社会抗议运动成因的理论化阐释及其对它们基本特征的概括。也就是说，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产生、发展和这些新社会运动与其它传统社会运动形式的主要区别，即它们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具体形式已有很多，但最有影响的则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价值变化与参与革命”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设定新社会运动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抽象的联系（注：R.Roth and D.Rucht,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91).）。一方面，现代化被视为新社会运动出现的前提。社会运动一般来说是一个现代现象。社会通过城市化、交通网络与交通手段、大众媒体以及教育扩大而实现的通讯联系是大规模社会运动出现的必须前提。而没有受保障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社会运动的活动也将是受阻碍的。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在许多方面又是现代化的结果，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中未解决难题的回应。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现代化社会深刻矛盾的产物。它们是一个新时期社会首要矛盾的结果，就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对它们时代难题的回应。而且，新社会运动所回应的难题可以视为前一段时期社会变化中负效果不断积累的结果，即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社会出现的变化和干预型福利国家出现的变化。在这种观点看来，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结果”——“生活世界的不断殖民化”和工业增长社会导致的文明危机，造就了一些对现代化进程负效果特别敏感的社会团体，而这些团体面对政治体制对于新利益的阻断不得不诉诸于社会性公众抗议手段来表达它们的政治要求。
“价值变化与参与革命”的理论不是根据社会现代化进程，而是依据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与“自我实现”价值观的移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取向的变化（注：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 among Western Public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根据这一理论，新社会运动不是被描述为现代社会中深刻结构矛盾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分化现象，它的支持基础首先是由社会公众的代际位置决定的。西方民主体制中战后一代是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们最先形成了后物质主义价值的优先性。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是他们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参与中希望优先实现的要求。生态运动体现了后物质主义者对更好生活质量的期望，而和平运动则被认为表达了后物质主义者的主观安全感和相关的军事设施已是一个多余存在的观点。与价值变化密切相关联的是政治参与形式的变化。社会变化过程一方面带来了一个由价值变化引起的直接政治参与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知识技能和直接政治参与能力的增加。这些发展导致了相当数量社会运动团体的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传统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得到非传统形式如签名、游行示威和市民抵抗的补充。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形成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一个国家中不同新社会运动形式和同一新社会运动形式在不同国家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这一方法将新社会运动视为一种政治动员过程，而把分析的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将结构上的动员潜力转化成明显的社会运动条件即所谓“政治机会结构”上（注：这是80年代中期提出的用来解释影响新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外部环境条件或客观形势诸因素的概念。参见：J.Raschke,Soziale Bewegungen: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ss(Frankfurt:Campus,1985),pp.337-346.）。如果说前两个理论关心的是新社会运动动员的原因，那么，在这一理论中动员手段问题则成为关注的焦点。比如，前文论及的沃夫冈·吕蒂希对80年代中期和平与生态运动、加利·马克斯和杜格·麦克阿丹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新社会运动不同政治参与表现、卢迪格·施密特—贝克与萨拉·瓦特对德国与法国新社会运动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变化及其特征等的比较分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对它们面临的不同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
上述新社会运动分析模式作为单一性理论都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难以提供对新社会运动当代发展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它们并不是内在对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注：Rudiger Schmitt-Beck,A myth institutionalized:theory and research o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Germany,P.375.），能够进一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分析框架。依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一个新的新社会运动分析框架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运动主题关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议题。新社会运动突出表现为超越现代政治中基于社会阶级利益冲突向度的政权政治或政党政治的一系列政治化议题，尽管这并不否认不同传统政党对这些新政治议题可能有着不同的政治敏感性或开放性。二是运动主体“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特征和特定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学特征。新社会运动的主体理应具有某些近似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参与意识才是这一参与者和支持者群体的最基本表征。三是运动组织结构非集中化的基层民主特征。新社会运动只能始于、并且很可能力求保持一种分散化与基层民主为特色的组织结构，但运动本身的扩展和外部环境几乎总是使之面临着正规化、集中化发展的压力。四是运动行动形式超议会的直接参与特征。新社会运动各具特色的超议会直接参与形式是它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如工会和商业团体等的重要表现，只是必须清楚的是，新社会或政治运动本质上是对现行议会民主制的改革而不是革命。五是运动形态多样化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特征。新社会运动的流动性、分散化、周期性特征使其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外部环境的任何趋利变化似乎都是对运动动员机会与能力的削弱而不是强化。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性“新社会运动”理论分析模式能否对新社会运动当代发展呈现的多样化现实，做出合理阐释并帮助我们得出一种定性的判断呢？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8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与和平运动发展的不同境况可以由两个运动核心议题的张力、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运动行动方式的可选择度、周围环境的利弊等因素的综合比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新社会运动在德国和法国发展的不同轨迹则是“政治机会结构”影响运动生存与发展形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和平运动的全面萎缩和法国新一轮社会抗议的轰轰烈烈使我们不能对这一时期的西欧新社会运动做出一种简单化的描绘，而环境运动参与能力的提高与方式的多样化及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机构化发展，突出展示了西欧新社会运动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内在更新的一面；新议题运动的出现，早期新社会运动形式、行动战略与策略的调整，的确体现了西欧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某些变化，但由于并未否定“社会结构变迁”或“价值变革”的总趋势，因而并不支持法国当代社会运动是一种异质化的抗议运动的判断，以致于需要一种全新的“新公民权”理论框架来理解。当然，这最多只是对西欧新社会运动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的一种理论化阐释，这一理论模式本身及其上述解释还需要更充实的经验材料来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