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183;密里本德：走向辩证理性的政治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尔夫论文,理性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B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5-0001-08 在英国新左派的群体谱像中，拉尔夫·密里本德以其国家理论和政治批判思想独树一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国家本质的讨论，对于英国新左派共同政治理念的形成和学术思想的凝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与政治批判“与1956年后英国新左派的涌现以及随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繁荣活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1]146，并从此确立了他一生“批判事业的主题”[1]146，不仅使他成为“英语世界具有领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2]，而且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哲学理论为基础汲取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优良品质，凸显了辩证理性的政治批判视域与理论架构。密里本德的政治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渊源和方法论基础，以总体的资本主义体系为对象，以评价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核心，以在经济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为最终诉求，表现出强烈的辩证理性特质，其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内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密切现实关联，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活的灵魂 密里本德的思想成长期和成熟期，正是“二战”后东西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对峙、剧烈交锋的时期，这种交锋不仅以不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区域战争、外交摩擦、外交危机等比较显性、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以各种非对抗、非冲突的隐蔽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理论思想领域展开。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基本问题与基本论断的批判层出不穷。另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独裁主义与极权统治，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们不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极端和专制做法，提出了强烈质疑、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在这种批判性反思中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思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英国共产党一贯的亲苏立场及其对党内自由而有意义的理论探讨的排斥与打击的不满，大量的英国共产党员纷纷退党，截至1956年11月，有超过7000名共产党员退党，其中包括爱德华·汤普森等后来成为重要的英国新左派代表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内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较年轻的学者，义无反顾地提出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观点……围绕《新左派评论》的一批历史学家，倡导回到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从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他们呼唤大众意识，倡导一种作为合法政治力量的民族的、开放的、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3] 坚信马克思主义、曾经在马克思墓前许下“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密里本德，一生牢记其导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工党政治家哈罗德·拉斯基的教诲：应当透过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在这里，作为英国新左派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代表的密里本德，与作为具有自身独特经历和观点的密里本德，实现了现实中的契合。其外在表现就是，密里本德非常认同这种“回归经典本源”的理论态度和理论研究方式，且在其理论研究中身体力行；同时在回归经典的过程中，充分关注对马克思真实思想的整体的、客观的把握，并结合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对其加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解释和发展，力图在密切现实关联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活的灵魂。 密里本德认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客观现实的解释力、对理论受众的说服力，“回归经典本源”是前提和基础。“回归经典本源”首先意味着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原著中，“要在阅读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首先是在阅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基础上”[4]18寻找马克思本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相关论述和阐释，并将其放到马克思著作的系统之中进行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准确的理解和解读。在密里本德的诸多论文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回归经典本源”的理论初衷和理论尝试。 在密里本德重要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年出版之前的1965年，密里本德发表了一篇《马克思和国家》的论文，其主要目的和内容就是为了整理和总结马克思著作中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他认为，长期以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或者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并不能被当成构成了对马克思本人观点的充分解释”[4]3。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仅通过超简化的方式强调了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方面，并且在总体上忽略了马克思国家理论中一些相关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这种状况，密里本德检视了马克思本人相关的著作，总结了马克思重要的国家思想的年代顺序和内在的逻辑发展，试图通过这种系统地整理和归纳，得出马克思对国家行为、本质、功能等问题的确切分析和看法。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为随后写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奠定基础。 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密里本德再一次进行了回归经典、正本清源的具体工作。密里本德认为，马克思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4]3。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关系和概念的理解有关。虽然马克思本人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但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长期坚持“经济基础”具有第一位的作用和意义，而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系统政治理论构建上的缺失。因此，为了在葛兰西以后运用经典而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葛兰西之后几十年所发生的经验性事实进行解释，“需要对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原著给予最优先的注意。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4]7。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建和重建，因为“不仅对原著可以有各种各样和相互矛盾的解释，原著本身确实也包含有矛盾、对立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4]7。 回归经典本源的着眼点是密切关联现实，这不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整体性研读、总结和提炼，还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和方法的原则坚持和具体运用。密里本德基于自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守。首先，密里本德始终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现象和社会现实。“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阶级分析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它提供了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时的一种十分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同样，它对构成历史记录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大量的不同数据进行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最好的方式。”[5]在他的每一部重要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尤其是在1989年密里本德出版的一部专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著作《分化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次，密里本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状况及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实现了重新地分化和组合，也就是进行了一个“重组”的过程。“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与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处于生产过程从属地位的工薪阶层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由于他们的从属地位，他们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并由于他们的巨大人口数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6]最后，密里本德始终确信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认为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客观的现实存在也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真实的基础和可能性。“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一群人，他们追求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在那里，民主、人人平等和合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成为社会组织的优先原则。他们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他们斗争获取的胜利，成为人类的最好希望。”[7]194-195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同时，密里本德特别注意吸取苏联对待马克思主义极端教条主义的教训。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和方法，同时又应当具有变化和发展的眼光。“对于马克思思想，需要做出两方面的区分。……这种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在理解阶级社会及其矛盾时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尽管自马克思以后在用它分析已经发展了的世界时需要加以提炼。”[7]158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时代重任，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对其加以拒绝从而“严重地陷入贫困”[7]158。这个论断绝非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可以说，密里本德之所以能够在英国新左派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其在结合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方面所做的成就和贡献，而这种成就和贡献集中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建和重建”上。 虽然密里本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明确提出了“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4]3的理论任务，但事实上，这一工作在更早的时期就开始进行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针对资产阶级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面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失效”的断言和质疑，密里本德宣称“尽管各种各样关于权力精英的理论是如此精巧，但对于权力的多元民主论最重要的替代理论仍然唯有马克思主义一家”[8]9。但是，在葛兰西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结合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现实来讨论国家问题，只作了很少的有价值的努力”[8]11。而密里本德明确表明，他写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目的就是“对这种不足作些贡献”[8]11。而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本著作中，密里本德特别运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精英、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来源和构成、政府的意向和作用、政治权力的有限竞争、统治合法化的过程，以及国家在处理阶级矛盾中的具体功能等，通过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分析，充分验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国家本质所做的论断、在当代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密里本德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功能和本质的分析，不仅是对各种资产阶级民主多元论、权力平等论的有力回击，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当代运用和发展，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了英国的国界，在整个英语世界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已然成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二、辩证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特质，规约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 密里本德把政治批判的核心聚焦于民主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密里本德在很多场合是不加以具体区分的。很多时候，他把资本主义就称为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在他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在这样的社会中，市民享有普遍的、自由的和规定的选举权、代表制度，包括言论、结社和表示反对的自由在内的实质性的市民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法律、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政治文化保护下，都能充分地行使这些权利。”[8]6对于这样的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的那种制度模式，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在描述它，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越来越熟悉地被人简称为‘民主的制度’。”[8]26 对于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密里本德始终坚持一种辩证理性的观点和态度，主张运用历史的、发展的、比较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民主制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密里本德承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形态的民主形式、尤其是政治民主，确实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也就是说，从现实的、经验的角度去观察，资本主义民主是真实的、客观的存在，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复合的印象：它包括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职责以及有限的行政特权；军队服从于文职权力；自由地获得准确的信息和公开开放的政府；活跃的选民对相关事务的连续辩论；传播异见的自由；自由而有效地选择真正的政策替代方案”[9]201。对此，左派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或故意视而不见。因为对于各种左派而言，这种故意低估资本主义民主真实性和广泛性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和常见的。而这种故意忽视甚至无视资本主义民主事实和民主现实的观点和做法，“远未提供一种对于现实的指导意见，却造成了一种对于现实的深刻的困惑”[8]9。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如果对资本主义民主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加以批判，很难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也对实践中实现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极为不利。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民主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进步。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和民主成果，不能仅从上往下把它看成统治阶级的有效统治工具，还应当从下往上看。“没有任何疑问，统治和剥削与资本主义民主制紧密相连，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确实如此。但它仍旧是来自下层的、旨在扩大政治、公民、社会权利的要求以及来自上层的、力图限制与腐蚀这些权利的激烈斗争的结果。”[10]110“不管公民自由是多么不充分和多么不可靠，它们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的产物。”[4]201因此，资本主义民主作为来自下层的人民群众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体现了民主的意愿和需求，不能轻易否定和放弃。 在此基础上，就会自然而然地涉及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在现实中实现了广泛的民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真实的民主，那为什么还要批判它、超越它、替代它呢？这就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传统主题上了。诚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民主，尤其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是广泛的、普遍的、真实的，但是依然存在着根本的不足和缺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其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的民主并非同步发展。其在政治上实现了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等具体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选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关注，竞争性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但工人阶级经济上的权利却无法保障，广大的挣工资者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权力。“在两个方面，劳动过程仍然是居支配地位的主体：发达资本主义的产业大军，不管其雇主是谁，都持续地在组织内部起作用，他们对于其权力机构的存在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对于其政策和意图的决定也没有做出任何贡献。”[8]43这导致工人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危机的年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在工资谈判中工人为了避免失业、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偏袒性的干预下，工人阶级经常会忍气吞声，被迫接受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否则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或者被指责为“不顾国家利益、自私自利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法律上工人享有广泛的权利，但事实上这些权利经常会受到限制，尤其是罢工权更是如此。 第二方面，即便是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也并非是真正的、受到充分保障的权利。密里本德观察到，“拥有财产的人总是厌恶民主”[9]191。因此，选择民主制度而不是专制制度或者其他类型的独裁制度，从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资本主义民主制’这一提法，也往往用来表示像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存在和无法消除的矛盾现象或紧张关系，一方面保证民众享有体现在奉为神圣的普选权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横加阻挠，拒不实行那种诺言。”[11]2“经验一再表明，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包括极端的独裁主义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形式。……关于资本主义同专制主义难以两立，或者说它提供了反对独裁主义的保证的说法，也许是很好的宣传，但它在政治社会学上是拙劣的。”[8]26密里本德在《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中，就对英国的民主发展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英国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压制下层压力和反抗的有效工具。通过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精心设计和运行，把对资本主义有所不满并试图反抗的各种“反对派”吸纳进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这样，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和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一体了。 第三方面，资本主义民主并非真实的民主，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在资本主义普选制的背景下，其实还有大量的政治职位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具体的人选，而是通过普遍存在的委任制得以进行。在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中，工人阶级政党在经济来源上远不能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另外，在资本主义的整体背景下，不仅是经济方面存在着不平等，就是在其他的诸多领域也存在大量的不平等现象，比如教育、就业机会、社会流动等方面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竞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在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的表象下，是统治阶级对权力和机会的垄断，是平等表象遮蔽下的真实的不平等。“总之，有这样一些国家，尽管一切宣传都说那里是平等的，那里的人民依旧存在着人数相对来说很小的一个阶级，他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拥有大宗财产，他们的大宗收入通常全部或部分是从他们所有的或控制的财产中得到的。”[8]30 第四方面，从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前景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多重矛盾和危机的挤压下，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制将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就是说，虽然其表面上仍旧承认公民的权利，依旧维持着自由民主的形式，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却不断增加，各种监控形式不断地被采用。“它现在拥有高度广泛的内部间谍系统；它公开信件，窃听电话，否认护照，查抄‘颠覆性的’文学，以怀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忠诚’的原因解雇它的雇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手段。”[9]204这样，资本主义民主将会走向它的反面，从而完全暴露它的专制本性和阶级本质。“自由主义与直接的独裁主义之间不再有一种质的断裂”，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纯粹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9]204了。 第五方面，资本主义民主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和困境。“政治体系的改变和民主的出现改变不了社会秩序”，改变不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病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生命、人类、环境等方面的整体威胁。因为资本主义从本性上而言，是功利的、异化的，具有破坏性和反道德性的特征，这完全植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内涵，而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从人的本性来讲，资本主义社会是极其不道德的社会，迄今为止，它本质上具有统治和剥削的特点，这决定性地影响着人际关系。这一观点是早期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它迫切需要重申。”[12]13 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突出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种种紧张状态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张力关系。“我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是被当成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被操纵的、欺骗的交往方式。”[7]34 可以看出，密里本德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分析和批判。基本上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方式和路线。作为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批判资本主义并非其根本的宗旨，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问题，密里本德设想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构建，实现资本主义民主的整体替代。 那么，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呢？是完全抛弃从而设想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必须继承和借鉴呢？密里本德认为，对于两者的关系，依然必须严格本着辩证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成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因此应当充分继承它的优点和长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出自由民主的许多特点，包括法律治理、权力分立、公民自由、政治多元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10]113。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坚持把‘资产阶级自由’吸收进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强调了正在从事的事业并非一种来自于蓝色彼岸的乌托邦式的建构，而是赋予已存在事物以新的实质内容，以及为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而探寻更多的路径”[7]72。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民主并非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简单重复，它是在更高基础和目标上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种扬弃。“简而言之，它将赋予公民权比在阶级分化社会下更真实、更广泛的意义。社会主义民主包含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展，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突破。”[10]113 三、超越资本主义，达致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异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资源难以得到合理的配置，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大肆泛滥，“只要资本主义所有的内在罪恶依旧存在，社会主义替代选择就依然有活力”[10]113。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人类解放的政治力量，更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最佳的现实替代选择。 1956年以前，与其他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相似，密里本德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望，认为它在实践领域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模式，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主义和新的政治制度”[9]4。1956年之后，随着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内容的公开以及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密里本德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模式毫无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既不包括包罗万象的、命令式的中央计划，也不是官僚国家所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一党制下领导人对权力的垄断，也不是党和国家对社会的总控制，也不是个人崇拜。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无关，或者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无关。”[10]112也就是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反例”，即它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应是什么，而是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不应是什么。那么，理想的社会主义应当包含哪些具体的理念和制度特征呢？ 密里本德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人人平等和合作”[7]195，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完全不同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崭新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除了基于性别、身体条件等不可避免的差别外，不再存在其他人为的、不合理的差别；各种必要的权力仍将存在，但却受到了广泛的监督和制约，确保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真正的互补和合作关系。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主义，它的主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社会主义关怀的对象也是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道的，“是因为它再一次将现实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那些抽象概念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抱负的中心位置”[13]23。 社会主义也是实现了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和本质之一。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普遍的、真实的民主，从而也是真正的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始终尽可能致力于扼制而决非助长民众行使决策权和处理国事的权力”[11]2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简单地说，民主遍布于全社会，成为社会秩序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参与权成为一种‘自然’的公民权利。”[7]90 同时，社会主义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真正的民主意愿和自由，在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时享有充分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因此，它实现了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完美结合和统一。虽然“有效的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规定的特点”，“但是如果人们选择不参与，这将不得不被接受。参与应当被看成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7]91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整体化的民主化过程和状态，它不仅包括社会的民主化，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与社会的民主化密切相关”[7]74。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权，但是这种执行权是受到高度民主控制的执行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权力和民主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被限制，但不能被颠覆，从而恰好地维持在一种所需的状态之中”[7]76。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化经济”，这种社会化经济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拓展非商品化的领域，非商品化的领域涵括健康、教育、体育、文化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应当被看成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与个人的支付能力无关。因而在非商品化领域应当充分排除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之，社会化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化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们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等诸方面，并且影响整体的结构以及现存社会秩序的模式。”[7]121 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它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统一的意识形态支持。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是一种民主的、公民广泛参与的文化。有效的参与应当被看成是一种公民美德，它可以在社会化个人的形成过程中得到培养和塑造。在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建设中，密里本德十分注重知识分子和教育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7]157。在教育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总是在一方面是精英教育，另一方面是大众教育中陷入一种深刻的分裂。”[7]95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精英教育不同，社会主义的教育是真正平等的大众教育，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中，总是存在一种信仰，即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有潜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目标就是创造条件，使得这种潜力得到全方位的展现。”[7]95 四、整体推进社会的微观革命，在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理想 在密里本德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构想，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作为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实践，不能幻想社会主义能够一步到位，它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目标。“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实现它需要很多代人的奋斗，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达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努力达成其设定的目标的过程。”[1]171 同时，社会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主义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那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4]164？ 应当明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由多种战略和方式构成的一个整体的、连续的步骤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和方式，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的背景和环境。比如，革命的策略就适合于经济落后、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和社会；而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策略则更为适宜，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合法性、宪政、选举制和议会类型的代议制机构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4]182。无论革命还是改良主义，“它们至多只是通向一个要大得多的目标的最好步骤和部分手段”[4]168。同时，不应当把改良主义与革命对立起来，改良主义不意味着没有暴力，革命也不意味着没有协商和妥协。比如，对于改良主义而言，“‘改良主义’是从斗争方面来设想这一过程的，更具体地说，它包括许多不同阵线和不同方面的阶级斗争。”[4]171改良主义“不包括放弃必须用暴力对付保守派的暴力的可能性”[4]183。 革命或者改良主义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社会主义政党通过这些策略和方式取得政权以后，还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必须镇压资产阶级并粉碎它们的反抗”[4]190，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家的存在不仅是必需的，还是必然的。“当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时，并不能够废除国家本身：国家必须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即使它终将‘消亡’。”[14]155因为“工人阶级在其自身的斗争过程中，将需要创造自身的权力机构，而这将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14]125。 那么，什么是国家呢？国家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呢，还是具体的、实在的实体呢？“‘国家’并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事物。”[8]54在这里，密里本德把它看成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看成最为重要的上层建筑。“所谓‘国家’，其本体是由一系列特殊机构共同构成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可被称为‘国家制度’的要素。”[8]54具体而言，国家包括政府、议会、法院等传统三权分立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机关，还包括其他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它们的具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国家的整体景观。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分为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对内职能主要是指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和阶级统治职能，对外职能主要是抵御外敌侵略和国际交往职能。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眼中，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尤其在经济领域更应如此。密里本德认为，这是一种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大量的资本主义企业接受了政府的帮助、国家的干预，或者渡过难关、或者得以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从其最本质意义而言，国家毫无疑问通过预算和税收政策卷入了‘经济生活’之中，而这是因为国家可以通过独立地颁布和推行法令而行动。但是，国家的干预远超于此。”[7]98 同理，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国家的存在以及政府对社会生活广泛的干预，“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是其中意思的最佳表达”[7]98。社会主义的国家职能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将更为广泛和深刻，目的也更为正当，“国家干预将总是成为实现有利目标的必要的最佳方式”[7]99，因而它的存在和运行将更具合法性。 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不是要立即废除国家，而是应当保障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实现国家本质的超越。“不再需要建立作为旧的残余的全权的国家”，而是需要一个崭新的社会和国家。这种社会是“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秩序，一个由男人和女人自己管理的真正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8]276。 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中，密里本德特别强调双重政权建设。双重政权除了国家层面的政权建设以外，还包括社会层面政权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建立起一个相当于‘双重政权’的人民参与的机构网”[4]200。在民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教育，达成社会主义共识，至为关键。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在现实的微观政治实践中，需要超越不同的人群界别和界限，在社会主义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联合，“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要耐心地和灵活地贯彻执行”[1]161。因为社会主义事业并非只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需要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支持。 五、结束语 密里本德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在其相关的著述中，专门谈论哲学思维和哲学问题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和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参与微观政治活动，其政治批判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辩证理性思想即是他在哲学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密里本德政治批判中展现的辩证理性思想，给予我们的借鉴之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在相关的理论研讨中，摒弃个人偏见，主张并积极推进开放的、平等的、多元的对话和辩论，在持续的辩论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差异和包容中逐步达成一致，形成基本的社会主义共识。第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态度上，主张回归经典本源，探寻相关问题的原初含义，并且时刻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坚持原则，有力辩护；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密里本德主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力图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和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说服力。第三，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中，随时注意辩证法的运用，主张客观、理性地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第四，密里本德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理想并非盲目自信或者盲目崇拜，而是完全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客观分析和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是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理性思考基础上所得出的客观结论。正是基于这样客观、理性、辩证的认识，使得密里本德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充满激情时能够保持冷静，但当人们对社会主义前景灰心失望时又能够满怀希望、不断获得激励。 同时，由密里本德受所处的具体环境和个人经历所限，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直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反例，认为其对真正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事业毫无贡献，即便有，也是负面的教训。这个观点并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因为他只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消极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其值得借鉴之处。只看到失败的教训，而不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反映了密里本德政治批判思想和方法的局限性。 收稿日期：2015-03-11标签：政治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