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科学技术功能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派对论文,科学技术论文,当代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3—0014—06
人类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西方学者普遍陶醉于科技创造的神话之中，他们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大工业的效能，已经造就出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信息时代。也就是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科技发展所具有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已成为被利用来为资本控制整个社会服务的实用工具，进而从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上升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增值综合成为一个系统，这就使得科学失去独立性，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学技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有着双重职能，它既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又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不再是一个“中立”概念，“技术理性已成为政治理性”，因而全面的控诉科技。法兰克福学派抓住了资本主义下科技理性的消极面，试图从根本上抨击资本主义，可是他们混淆了科技合理性以及这种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的应用，其立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认为，自19世纪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增强。这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已经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内部的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人的直接因素已越来越降到次要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生产工具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力。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分析到：“生产工具，作为‘绝对统一’的倾向，在机器自身变成了一个机械工具的关系系统，并因而远远地超出了个人的劳动过程这个程度上，通过减少劳动者的职业自主权，并把它整合到受控但又控制技术总体的其它职业中，机器表现了更大的支配作用”。[1]也就是说， 机器已逐步独立为生产力中的一个主体因素。马尔库塞说：“自动化显然已在本质上改变死与活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它正在力求达到一个目标，那时，生产力将以机器而不是以劳动的个体生产来确定”。[1]一言蔽之，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在这里发生了畸变，劳动者不再作为主导因素，而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的工具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力。
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论证，由于自动化的实现和劳动者与机器位置的颠倒，科技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变成机器所创造的了，“它同马克思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很没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失去了运用的条件……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愈来愈失去意义”。[2] 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变化趋于作为个人生产工具，作为‘绝对单元’的机器，这也就似乎取消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以及与这一概念相伴随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认为，机器永远也不创造价值，它只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而剩余价值仍是剥削活劳动的结果，机器是人的劳动力的体现，通过它，过去的劳动（死劳动）保持着它本身并决定着活劳动”。[1]很显然， 法兰克福学派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归结为非物质的超阶级的科学技术。
对于科技在当代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更加深入地分析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管理和使用深入到国家政权领域。于是，科技统治代替了过去的政治统治，“科学技术获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3]。 哈贝马斯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情况，指出：“国家政权对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干预，一般的改进公共生活的组织的纯技术手段出现，倾向于同科技和工艺相结合。于是，科技日益成为统治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一切其他方面的工具，成为人民‘解放的桎梏’”，[2] 这样，“技术与科学同时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4] 马尔库塞也说：“技术合理性的概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不是技术的使用，而是技术本身成了统治（对自然和对人统治），成了方法论的、科学的、预料的、以及机敏的统治。统治的目的和兴趣不是当作一种‘补充’，而是从外部加强给技术的——它们已经是技术结构的一部分，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想；社会以及统治社会想干的事情都根据技术设计好。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客观的’，因而也属于技术合理性的形式。”[5]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继承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思想，认识到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实质表征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生产过程以至全部社会生活必须依据技术发展的统一标尺规范化、标准化、专门化，在大工业生产中，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被消融在人之外的“技术理性”中。在人本主义看来，这种合理化就是人的非主体化，就是人的异己化和外在化。法兰克福学派从人体学角度出发，那么，他们必然会反对这种合理化的思想，指出合理化的实质是一种打着技术理性的幌子的新的统治形式，它使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罩上了一层合理的、非人的技术理性的错觉。[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技术式的工具合理性从生产出发已开始逐步支配了人们的一切活动，包括非经济的活动，“现代国家社会的复杂一体化已经产生一个技术行政制度，在这里，技术的合理性日益成为操纵的合理性”。[7] 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
马尔库塞引证马克思早年的重要思想：随着大工业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消耗劳动量，……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的技术进步……。他依据此观点，将一个崭新的解释视角导入对发达工业社会现状的分析，从而得出了结论：技术生产体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能力与人类不能批判思考自己处于富裕社会中被支配的奴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即技术进步已扩展到社会的整个控制和协调系统之中，从而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权力形式，并使反对技术统治奴役的力量弱化。
马尔库塞这一结论包含着以下几种涵义：
（1）科技进步促使发达工业社会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威胁， 但却并未如人所愿的带来精神上的进步，完成从奴役和不自由状态中解放人民的使命。科学技术进步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财富极大涌流的奇迹，并进而证明了现存秩序的合法性，较易地完成了从一种暴力的压抑性秩序向一种非暴力的压抑性秩序的转化——技术通过创造财富同化了先前社会制度中观点相异、利益冲突的人们，弱化了他们的批判理性。“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
（2）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的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维度，人类的一切制度化、非制度化成就等等，都被置于技术的关照之下。技术给人类带来了欢乐、幸福的同时，又给人类制造出许多痛苦和烦恼，带来许多消极后果。人们对科技的强烈依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改造、规避某些危险性的科技的能力。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技术统计逻辑的延伸，意味着个体独立性的逐渐缩小，意味着工业社会一体化现象加剧。这样，技术合理性就显露出它的政治性，技术的逻各斯就成为奴役的逻各斯。因此，科技在发达社会就变为一张令人恐怖的“达玛提斯”铁床。[8]
（3）技术的进步等于全部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造就的权力体系迅速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整合，技术理性也因之成为政治理性，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深入到个人灵魂的深处，一步步把他变为资本主义现存原则的驯服臣民。人的主体随意性和个别性被压制了、消解了。个人逐渐成为压抑整体的无理性的一部分，导致人深刻的异化。这是因为，“正当技术知识扩大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个体人的自主性，他对日益发展的大众操纵机构进行抵抗的能力、想象力、独立的判断，似乎被消弱了，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基本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9]所以，“人变成了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自我本身的原则相反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本质，相互同样地经受强制控制的集体性孤独，不能相互说话的划船手”[9]。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9]。 解析上述观点不难看出，马尔库塞的用意就是要阐述科技在当代的作用，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在社会中造成文明的蜕化和畸变。
重视研究科学技术的作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传统。继马尔库塞之后，哈贝马斯进而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当代控制性，他说：“自19世纪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的后一种发展趋势由于技术科学化而日益明显，这也正是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特点。它每次都承受了来自体制方面的压力。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应用便结合成为一个体系了，而工业研究一般总是从国家那里接受任务，这首先推动了军事部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后，科学技术的情报便从军事部门那里流入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科学技术便成了头等生产力。”[3]
其实，把科学技术看作头等生产力倒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惊异之处在于“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的人的力量源泉。这种意识形态非凡成就是：它使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了交往活动的参照系，脱离了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概念，而用一种科学的模式取而代之。相应的，限制于文化上的社会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就被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和适应性的范畴之下的人的自我物化取而代之。”[8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看作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
关于这一点国内一些学者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科技的日益发展使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首先是因为政治活动中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其次是因为在政治的运作程序性方面吸收了科技的操作规则；再次，科技日益侵入与政治无关的群体意识之中。哈贝马斯认为，科技对于实验系统的成功控制使得人们相信，这种模式照样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于是科技逐渐取代了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而变成了唯一生活准则。这样，生活由此变成一个以科技为核心的自调节系统。
哈贝马斯肯定历史发展中的科技进步，在他看来，资本的病根并不是科技合理化所造成的，而是上层的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所造成的。因而，他不赞成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那种摧毁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浪漫主义理论诉求，而寄希望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行政框架的改进，而行政框架的改进有待于交往合理化的实现，诉诸于“对话”和合理的行为交往，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内在一致”，真正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发生的变化，并深入地分析出这种变化的原因。然而，他们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被技术概念取代了，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比劳动者重要的力量，甚至提出摧毁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由于他们的研究离开了产生科技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也就使其‘批判’丧失了科学的基础，这是一个暗含在前提中的必然结果。”[10]
三
法兰克福学派分析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发展的悖论：一方面，科技理性的内在的工具性特征使科技及其应用日益综合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并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诸要素、生产工艺与管理诸环节之中，对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导致科技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通过它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连同其数学化、程序化、标准化、机械性特征，又会渗透并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其它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从而使实用、效率、功利等成为新的标准，而且会以这种特征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给日常观念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
对于如何解决科技理性自身的矛盾，法兰克福学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工业新的统治形式，这与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密切相关。所以，只要能使科技理性摆脱其工具性与功利性，重新确立其启蒙时期的批判性、否定性，就能使它从现在的统治与奴役的工具变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手段。他设想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科学技术的可能性，到那时，“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达到一个终点……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的、和平的存在的可能现实。”[5]哈贝马斯则认为， 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理性逐渐丧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于工具特征。这时，技术手段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开现在的科学技术，而是要依靠交往的合理性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理解，只要它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进一步解放的机会。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对待科技理性的态度上走向了两个极端。从科技理性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象哈贝马斯那样要彻底否定其工具性与操作性特征是徒劳的，因为二者始终是科技理性的本质内容之一。同时，也不能否认科技理性的工具性与非工具性、非功利性的相互渗透，科技理性与包括伦理学、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观念相容的可能性，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因素。这样，我们要谋求一种在科技理性的发展中把其工具性特征与人的存在及其真、善、美的人文追求相结合，力图强化其工具主义的特征，强化其整体协调的功能。
对于这一点应该看到：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谋划”增强人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满足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需求，实际上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奠定了基础，因而它与人的存在的崇高的美学、伦理学追求相一致。另外，也应看出，当代科技在展现其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与人的自由相一致和与伦理学、美学相容的其他功能，对于这一点，王贵友先生正确地分析为三点。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实现科学观念与思维方法的重大转变，这为科技理性的非工具、非功利性特征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在引起深层认识论构架的重大转变，突破了传统纯粹主客之分的认识论构架，确立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一元论认识模式，为科技理性中的人文因素的增长提供了认识论条件。
第三，科技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体化趋势，以及科技向社会生活的渗透，导致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融，使当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历史科学”中统一起来。当代文化发展兴起了一系列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它们正在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逐渐联系在一起。[11]
法兰克福学派以犀利的目光看到了科技畸变为工具理性而具有操纵作用，并以其固有的理论批判传统加以批判性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他们的理论要用批判的目光考量，同时要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潮中寻求新的接口，最终探索出一条科技理性批判面向未来的开放路径。那么，在今天面对他们的理论努力和失误时，我们一定会更稳健地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更高的科学之巅。
〔收稿日期〕200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