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与创意城市的发展战略_艺术论文

文化产业与创意城市的发展战略_艺术论文

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文化产业论文,策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2-0120-05

文化和创意产业、打造“创意城市”的理念和实践,随着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知识和观念的跨国转移,已经迅速从欧美等先行国家,扩散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城市地区,同时,也成为我国21世纪以来最强大的发声之一。

本文主要参照国际上有关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创意城市的学术讨论,思考中国目前在以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双轮驱动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等议题的学术差距和策略瓶颈,指出联系全球化语境、突破现有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城市之相对狭隘的过时认识,对于重新思考文化经济和创意城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意义重大。

文章首先引出全球化和知识语境如何深化和扩展已有相对狭隘的文化和创意产业概念,然后重点从6个方面的知识传统,具体讨论各自与文化和创意产业以及创意城市发展策略的相关性:(1)创意集群的发展模式问题;(2)吸引艺术家和创意阶层的问题;(3)项目生态学以及知识和创造力的提升问题;(4)创意公民与文化消费的中介性和反身性问题;(5)创意环境与创意城市的文化生态问题;(6)创意城市的全球联网策略。

一、作为策略维度的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语境

有关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概念以及范围在学术上仍无定论,但大致可归结为6类模型[1]:(1)英国的“创意产业”模型,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电影和视频、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广播电视、视频和计算机游戏等13个门类;(2)强调符号文本、形象、象征的内容产业模型;(3)强调创意和设计从核心部门向外扩散的同心圆模型;(4)版权产业或IP产业模型;(5)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模型;(6)“艺术”商业模型。我国则在测量和统计文化产业的实用要求下,通过2004年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将文化产业加以限定。

不论这些定义和范围如何不同,西方国家日益在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语境中,深化和扩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如果说过去古典经济学主要从“产出”形态界定文化和创意产业,而现在人们开始强调从横跨不同部门的创意“投入”来鉴别创意产业[2]。同时,在远程通讯、电子媒体特别互联网等新经济的推动下,艺术、商业、技术和知识、创新等的融合,不仅本身构成全球化的动因,也极大地促动了“创意公民”和知识社会的形成,使得以知识、创新或创造力为基础的文化和创意产业概念得以强调,突出了人人都有创造力,而非仅限于独特文化创意产业部门的艺术家劳动者。于是,文化和创意产业的范围扩展到受全球化影响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论域中。这种推进到整体经济层面以及全体公民范围的最新认识,对于我国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构建创意城市,具有新的启示。以下联系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语境的新维度,具体回顾和评述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和理论观点。

二、从创意集群检视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

创意集群被认为是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以及打造创意城市的重要策略。我国近年来或自发形成画家村、艺术村落,或自上而下打造各种文化园区、积聚基地、示范基地等,如北京798、上海苏州河、深圳大芬村、华侨城等。上海已授牌75家创意产业聚集区。广东已有5个政府挂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我国目前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多是在政府有关部门如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主导和推动下,并参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开发区的先前模式而移植过来,有的还特别表现为圈地和房地产开发目的以及对政绩的追求,反而比较忽视集群的两大要素:“地理临近”和“关联性”中的后者,从而使得因这两个要素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创新优势、外部性、集聚规模经济等集群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被学者批评为属于具有势能的园区而不是动能的集群[3]。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本来源于(工业/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一般性商业集群。但创意集群被独特地表述为“包括了非营利性企业、文化机构、艺术集合点、独立艺术家。临近科学园和媒体中心。既是工作也是生活的地方,既生产也消费着文化产品。为工作和娱乐而日夜经营,并依赖多样性和变化,通常在繁华的闹区里发展。是一有着本土特色同时又与世界相联系的多元文化城市地区。”[4]从历史来看,创意集群或文化园区远可追溯到19-20世纪之交波西米亚巴黎艺术社区[5],这种城市语境的创意集群,在当代又被称为文化区或文化产业区。

这些文化区有的定位于艺术家和设计师创造新作品的地方,即生产型文化区(强调产出),有的定位在艺术产品的消费功能(如独特的商业性文化艺术消费空间),即消费型文化区。后者在当代西方城市语境中,与城市更新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塑造文化形象、发展创意城市等密切相关。我国目前不少类似的文化产业区和积聚基地也往往落户在旧厂房以及待改造的旧村落或城中村。但我国多强调创意集群的生产视角,而对消费型文化产业空间注意不够,或将两者分别归属于相互隔离的文化经济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管理和主导,彼此缺乏对话,没有充分认识文化经济和城市空间、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一体两面特性。总之,从创意集群角度给创意城市开出的策略处方,偏重生产或创意产业的经济层面。这一策略思路与以下关注创意阶层的视角有所不同。

三、吸引艺术家和创意阶层的3T城市策略

该理论取向强调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创意阶层或人才的崛起。创意阶层并非简单存在于某一特定部门或行业,而是贯穿在经济的整体方面,它可划分为超级或核心创意阶层,以及包括管理、金融和法律服务的创意职业阶层[6],是艺术、商业和技术的融合。文化经济语境中的艺术家,以其商业和公司行为、就业的创造者、对金钱价值的强调、职业的挑战性等为特点,扭转了传统艺术家的形象,如精神错乱、不计后果、激进、强迫、狂躁、自负和非正经工作等等[7]。

在文化经济时代,艺术和设计职业(包括画家、雕塑家、摄影师、作家、音乐家、作曲家、舞蹈表演家、编舞指导、表演艺术家、演员和导演等)可从5个方面提升城市经济的生产力[8]:直接输出文化艺术产品;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提升其他产品和服务,使其获得成功;通过购买专门投入,刺激上游产业创新;协助选拔和雇佣人才;本身作为企业家可提升城市的企业/商业文化。作为创意阶层的转型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企业家开拓市场的冒险精神。此外,艺术家还对城市空间进行循环利用,通过发起和主导城市废弃空间和衰退地区的绅士化过程,积极推动城市空间的转型。

因此,创意城市的关键是要吸引并留住艺术家和创意阶层,这样的城市往往具备3T[6](P25-57):即技术,人才和宽容。对于我国目前从吸引艺术家和创意阶层视角打造创意城市的实践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关注逐渐出现的城市空间绅士化过程所导致的高房租成本以至于将艺术家赶出的可能后果,同时还要迫切关注城市的宽容度以及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所说的城市空间多样性对创造性的重要价值。

四、关注创新和知识流问题以及项目生态学研究的相关策略

创新和知识问题几乎是所有产业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关键,而被称为内容产业、文本和符号产业或者版权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强调原创、知识与设计密集度。此外,文化产业往往以项目(而非公司)为其独特的组织和生产模式,为完成某一特殊任务而将各种来源的知识和资源组合一起,形成临时系统,项目一旦完成,该系统也就解体[9]。项目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经济行动单元,甚至标志着公司(企业)的终结。一部音乐专辑、一部电视剧或电影、一款游戏、一次广告或品牌服务、各种新电视栏目的推出等等,都是一个个的文化项目。在全球化时代,一些文化创意项目的生产过程可能同时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因素的影响,甚至合作生产出全球性的文化创意产品及其不同地方版本。

文化艺术项目或创意项目中的创新机制和过程隐含着知识的来源、分享和流动问题,以及知识、项目和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10]。这些问题在国内还探讨得很少,国外已经有少量学者开始关注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创新和知识流研究,抛弃传统的艺术天才论和创作个体性,强调文化经济的社会集体性,以及知识、信息和学习的核心价值。揭示了艺术创新和创作及其劳动常常发生在由自由职业者、临时雇佣者、销售商、小公司等共同构成的社群,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而非正规的经济结构,并具有交互性、非正式性、流动性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化反馈特点。

经典的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产业集群理论也十分强调创新是集群的关键效应之一,关注集群内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的知识流(信息流);关注文化公司之间通过战略联盟,以及与集群内其他机构之间的学习和知识溢出,强调地理临近有利于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形成默会知识、实践知识和创意场域[11]。少数学者还注意到知识的空间性以及流动性,强调本土知识或地方知识的价值,以及跨国知识流、多国文化公司和全球管道的价值[12]。

此外,有关创意城市的研究认识到城市或地点蕴涵广泛的创意资源,通过发掘和活化城市及其景观的象征和符号价值,可以将独特的城市空间,纳入到商品化的符号生产与消费系统中,这种基于地方的创造性[13],已经发展为以打造地方声誉和形象符号运动为主的,所谓第一代文化经济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14]。

总之,关注文化创意项目的组织生产,以及地方(城市)、人与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向,强调城市的创造性、创新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建立所谓知识社群,特别是所谓实践社群和阐释社群等[15],从而形成知识共享圈,对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理解该产业的项目生态机制、打造创意城市,意义重大。相关的策略设计主要依赖于对创新和知识流问题以及项目生态学机制的深入研究[16]。

五、围绕“公民—消费者”概念,动员受众和文化消费中介因素及其反身性的策略

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受众以及文化产品的接受与文化批评等中介因素与文化生产的关系,始终没有超越一般经济学的供需解释模式。反而,艺术社会学注意到偏重文化生产组织、无视艺术家和作品意义的研究所形成的方法论困境[17]。特别是接受理论,提出要关注读者、观众对文化工业的影响,以及文化接受者的创造性、反身性、主体性[18]。试图构建由文化工业、批评家和接受者之间不断抗争和影响的接受模型。创意社群的研究,则将受众从消极大众和市场受众,转向强调文化权利、公民身份的受众观,提出人人都有创造力,特别是青少年艺术教育的重要性[19]。

近年来,西方国家引入“公民——消费者”概念,作为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维度,试图将欧洲的公共领域概念、公民价值观与美国的市场检验价值观结合起来[2](P1-32)。从“人”而非“产业”角度出发,建立文化经济理论。指出新经济时代的消费采用了消费商业主义去追求民权目标,知识商品的消费使得消费与传播而非消耗联系起来,消费包括了复制,消费者是生产线上的最后一个工人,因此,文化公司可将消费者智力用于产品开发,消费者成为研发的创新者,是富有创意的消费者。

事实上,在新闻和媒体娱乐产业中,互动和公民表决的参与,使公民生活与大规模娱乐节目形成某种关系[2](P89-97),例如,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如观众和粉丝们对作品进行“拼编”生产新的意义,为创意商品增值。公民身份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创意行为,通过消费(时装、旅游和家居产品)和互动媒介技术,以及品位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创造,将私人(个人)身份与政治身份结合起来。这种自助公民权,在商业民主制度中,随着版权和内容产业从传播(大众的、被动的)形式到互动(定制的)形式的转变,成为整套娱乐节目的产制特色。消费者、观众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说明了消费而非生产才适合阐释创意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劳动权利,而公民权也需要围绕消费者权利进行重新组合。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一种原创者行为,正是公民表决权的做法把观众带到了知识产权的领域,消费者创作实践的需要构成了文化、政治、法律和政策的基础。

我国目前还十分缺乏在公民—消费者理念下,对文化经济和创意城市的发展探索和设计相关策略。虽然我们在公共文化事业的框架中,强调文化权利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但如何与文化经济、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建设融合操作,尚值得进一步讨论。

六、培育创意环境、投资创意基础设施、建立创意城市文化生态,形成3C城市策略

文化经济、创意集群或艺术家倾向于大都市的世界性普遍现象,被解释为城市具有显著的创意环境和氛围,如适合休闲和年轻职业阶层美学感觉的自然和建成环境,以及如宽容、充满咖啡馆、俱乐部、音乐、剧院、设计和时尚街道风情的城市文化,对吸引创意阶层意义重大。创意城市往往弥漫着一种创新嗡嗡声:城市具有同行学习或同行尊敬网络的职业氛围,以及异质多样、宽容、跨学科交流、偶然相遇、文化消费、容忍差异的社会环境,鼓励不一致性、低进入门槛、具有设计感、历史感以及受保护的街道文化内涵等等。此外,与强调创意阶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相对应,作为创意环境的城市必须要有“地方品质”,如活跃的社区、无社会剥夺、就业、住房、教育、营养和保健等社会服务上的便利性。

有关美国二级创意城市(如波士顿、圣地亚哥、三藩市、西雅图等)的研究发现,构成“活力城市”的因素,有些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关,有些则与本土创新环境有关,如具有支柱型企业、中介组织、恰当的知识和技能基础、目标明确的公共政策、高质量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地点的多样性和品质。此外,还特别强调在资本和企业之外,需要一个有点类似于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舒适“道德温度”,即允许某些特殊类型的人才在某地某时段自由发展[20]。

创意城市的研究目前吸收了洛杉矶学派观点,注意到北美一些大城市在发展新经济和创意产业时,造成城市社会阶层的二元分化,提出除了经济目标,还应有社会整合与和谐目标,即社会可持续性目标,不能仅仅关注跳锐舞、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富裕、有技术悟性的创意阶层,城市决策还要关注如生态的、种族的、性别的、贫困的以及商业和艺术等多种声音的参与,建设所谓聪明城市,形成合作型文化社区,激发城市普遍的创造性,打造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创意城市。创意城市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地方,能进行实验、创新、工作、生活、游戏(玩乐)、能运用综合思维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21],能激发人类智力和想象力,关注和欣赏城市文化遗产、艺术生活、创造性、实验性以及差异性。创意城市应该是3C城市[22]:创造力、竞争力和凝聚力。

创意环境的含义随着创意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提出,而发展到创意社会/社群的概念,强调为释放每个人的创新能力,投资兴建创意基础设施[6](P133-159),特别是要追加研发、艺术、文化和高等教育中的投资,改革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这里暗含着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生态学视角强调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生态系统和群落中信息、能量、物质的流动(如食物链)和功能(共生与竞争等),十分适合研究由创意阶层、创意产业、创意环境、知识、信息和创新机制等融合一体的复杂系统。一些学者提出建立创意生态系统的观点。而创意集群的概念也被要求走向广泛的文化生态系统概念。如果对照以上观点,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对创意环境、创意基础设施以及创意城市的文化生态认识以及培育和建设策略,还十分有限。

七、全球和区域联网策略

强调国际关联的创意集群理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全球都市理论、文化创意产业本土设计、分包生产、全球营销的文化经济理论,说明了全球资源和视野对于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意义。此外,创意人才越来越因城市本身而非(文化)公司的魅力而受到吸引,城市的尺度也被认为正好适合文化产业的发展,它小到可以影响当地文化、大到可以作为通往全球的门户,为国际市场提供通道[23]。最近,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实践和理论日益强调开放性,并通过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网络,释放和实现城市的创造力。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文化多样性理念,于2004年开始实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global creative cities network)计划[24],为申请并进入该网络的城市提供一个连接并催生全球关联的平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依据自己在文学、电影、音乐、手工艺和民间艺术、设计、媒体、饮食文化等6个方面的某一优势文化资产,进行申报,加入这一计划。例如,埃及的阿斯旺和美国的圣达菲已经成为UNESCO的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城,德国柏林、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已经申请为设计之城、哥伦比亚的波帕扬为饮食文化之城、英国爱丁堡为文学之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音乐之城。

此外,在超越国家的区域层面,欧盟早在1993年就开展了文化之都(文化城市)项目,每年选拔一个城市作为“欧洲文化之都”。第一个被授予欧洲文化之都的是希腊。2000年为庆祝千禧年,有9个城市被入选为当年的欧洲文化之都。自1995-2004年的10年间共有21个城市入选。2001年后,选拔规则改为每年2个城市,以便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25]。欧盟的这个项目不仅从资金上推动了欧洲文化城市和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那些城市人口仅为20万的小城市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同样,在国家内部层面,德国鲁尔区经过近几十年的转型,与Essen市共同成功申报为2010年的欧洲文化之都,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姐妹城市2010”项目[26],为鲁尔区63座城镇与欧洲其他城市建立姐妹城关系,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型文化和创意产业项目的开展,为众多无名中小城市提供了连接欧洲乃至全球的机会,突破了创意城市仅仅能在大都市发展的框定,而且更富有操作性。

所有这些突破城市和地域限制、通过城市联网策略、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以及打造创意城市的做法,正在西方国家蓬勃开展。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地区/区域合作的背后,蕴涵着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这对于思考我国各省市如何在全球关联中,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以及培育中小(而非仅仅是大都市)创意城市,极具启发意义。例如,目前,广东在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创意城市发展方面,还没有充分形成和利用粤港澳地区、泛珠三角地区乃至东盟等已经建立起来的高级别区域意识,不善于运用空间尺度跳跃思维,获取发展资源和思路。因此,如何通过空间尺度的跳跃,加入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创意城市网络,是我国目前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进程中,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

收稿日期:2007-11-12

标签:;  ;  ;  ;  ;  ;  ;  ;  ;  ;  

文化产业与创意城市的发展战略_艺术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