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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使其更加系统、全面和完整。
一、战略目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统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战略是为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国际战略的根本宗旨在于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益的外部条件，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发展国家利益。换句话说，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根本目的。在实际的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国家利益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归宿。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已成为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国家，不仅实现了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高度统一，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但是，国际社会主要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它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目的就是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正如周恩来所说：“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1](P52)
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具有共性或普遍性，它是实行国际合作乃至全球合作的利益基础。但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导致国家关系产生矛盾、对抗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正确认识和看待国家的个性和共性，是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制定整个外交战略不可缺少的前提。
国家利益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关系，从实质上讲是一种国家利益关系。但是，国际和国内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一度出现过偏差。从国际看，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联提出过“国家主权有限论”、“社会主义大家庭”等歪曲和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错误论调。这种论调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是有限的，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体利益”。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利益的共性，迫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牺牲本国主权和利益去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典型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导致了恶劣的后果。从国内看，受两大阵营对抗的客观形势和极左思潮的主观影响，我们在发展对外关系上，一度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忽视了国家间存在的其他利益，从而导致了自我孤立和封闭。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国对外政策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P330)在这里，他把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原则上升到理论高度。既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就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P330)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既为中国对外政策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基点和出发点，又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行性。
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并不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根本不同于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其一，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一心一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2](P79)其二，邓小平认为，在对外政策中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别国的利益，不损害对方的利益。他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2](P328)其三，邓小平强调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并不是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邓小平认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是有限的，中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发展，才能向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他说：“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3](P112)同时，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始终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西方少数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干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最后，邓小平反对牺牲本国利益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利益，强调社会主义把发展本国生产力，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与共产主义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他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2](P321)
二、战略目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性原则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可行性原则的统一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原则立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二战后所形成的旧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薪的格局尚未形成，国际局势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从和平方面来看，邓小平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1979年2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特使图哈米时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这一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的揭示，反映了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战争根源的思想。以霸权主义作为判定战争根源的标准，而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判断战争产生的根源，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某种政策。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要它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中国都反对，“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2](P162)这就使我们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也使我们的斗争方向更加集中，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加孤立。从发展来看，少数西方国家推行经济霸权，长期垄断、操纵国际经济秩序，盘剥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造成南北问题和阻碍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为重要的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现实社会制度和发展战略所决定和要求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战争产生的私有制根源，社会主义必须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纲领，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战略的基本任务和战略目标。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贯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针对两极体制趋于解体的新形势，对中国外交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把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的又一重大任务和目标。1990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外交政策有两个重要目标，“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2](P353)
国际秩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规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胜利果实和划分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一定的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格局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继承和深化。
邓小平主张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密不可分的战略问题。一方面，要彻底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只有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和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我们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原则，正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彻底否定，其中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结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2](P360)另一方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而且后者又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要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历来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是战争的根源，也是阻止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建立的主要障碍。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2](P329)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4]因此建立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发展繁荣。江泽民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4]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迟和制止战争爆发，以解决和平问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可见，邓小平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任务，正确分析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目标，乃至与解决世界和平发展问题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找到了后者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战略任务的最终目标，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
三、战略原则：作为出发点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作为基本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统一
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与战略目标时，必须有相应的指导原则，即实施对外战略的基本准则。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外交战略原则，从而使我国外交战略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起来。
从作为出发点的独立自主这一根本原则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独立自主原则作为我国对外政策根本准则。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P3)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还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主要是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P57)中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自己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中国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着眼于推进全球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和繁荣。真正的不结盟原则适合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需要，有利于拓展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为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尊重世界其他各国的独立自主。由于世界充满着多样性，各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主张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任何党、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别国的内部事情指手画脚，更不能不尊重别国的主权独立而横加干涉。
我们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发展国际合作，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3](P91)因此，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不妨碍中国的对外开放，而我们的对外开放也不能损害我国的主权独立。我们的开放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开放，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实施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我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有利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行，并最终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从作为基本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它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使用，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关系准则。邓小平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P96)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必须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无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周边邻国，都必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2](P70)
综上所述，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使我国外交战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起来，从而实现了战略目的、战略目标、战略原则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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