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三次思想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同志作为举世闻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其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在不断突破旧观念中完善，在创立新思想中发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历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转变；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了和平建国（走议会道路）构想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转变；建国以后，又经历了从模仿苏联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转变。毛泽东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开创了一条新道路。研究和探索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科学地揭示其规律和特点，对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心城市，建立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党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把暴力革命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武装斗争采取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十分清楚，在马列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在的答案。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首先从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然后迅速扩展到广大农村，夺取全国政权，于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一直用这个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当时，中共党内许多同志机械地套用苏俄城市起义的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并且积极付之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
由于这一时期，是我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尝试阶段，同当时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一样，毛泽东同志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早在大革命前，恽代英曾建议毛泽东象陶行知那样搞一搞乡村运动，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3 页， 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在后来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开始便受进攻城市这一思潮的影响，也有过攻占城市的企图和计划。如：1927年9月他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从赣北进入湘东北， 试图执行湖南省委制订的进攻长沙的计划；同年12月中旬，他在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仍然流露出进攻长沙的意念；1928年1月， 他主持前委与万安县委的遂川联席会议做的“形成赣西南割据”的计划中，也曾率部进攻赣州城。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在党的六大（1928年）那时候，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六大”没有认识，“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注定在中国行不通。
“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党在全国各地曾发动了100 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其目标无不是向大城市进攻，至少也是进攻县城。但是凡企图夺取城市的起义都失败了，而起义后转到山区或两省边界地区的都站住了脚。现实使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形势的认识和分析出发，开始逐步将该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率先实现从城市到农村工作重心转变的共产党人首推毛泽东。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着手攻打城市的一系列实践探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各路义军相继失利，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岗山地区进军，并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二八年十月到十一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岗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真正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着眼点还仅仅停留在影响城市工人，“帮助城市斗争”方面，还没有形成以农村为主的认识，但毕竟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重要一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断前进。到一九三○年，全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正规红军已经发展到十四个军，十万人，并拥有遍及全国十余个省，三百多个县的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部分地区还形成了对城市包围的形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新概括。一九三○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明确提出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标志着毛泽东同志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中，尖锐地批评那种不从中国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从哲学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路线上，对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还是走城市起义道路的争论，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二、第二次思想转变——从和平建国构想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围绕建国方针问题。毛泽东曾经历了一个由和平建国（即走议会道路）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5年2月，美、英、 苏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雅尔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以牺牲中国主权与代价与苏联进行秘密交易，以换取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从而达成苏美两国共同促进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一致意见。在1945年8月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政府同意给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的支持和援助，并强调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照会一〉，〈中外旧约章汇篇〉 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9页）。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因抗战胜利而捞到不少资本。 它的400多万军队由于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 加上对沦陷区的接收和掠夺，实力大增。雅尔塔会议后，又得到美、苏的共同支持，可谓气焰高涨，不可一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虽然在抗战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与蒋介石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战后的国际新格局，美苏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人民强烈的和平愿望和蒋介石集团的和平攻势，审慎地制订党的策略方针。1945年8月下旬，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8月28日，为了贯彻和平建国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毅然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底，政协会议闭幕后， 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由于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去解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材料，直到1946年3月15日， 毛泽东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主张以和平建国的方式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他在3月1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中认为：“党的路线主要的是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同联合资产阶级左翼力量并与资产阶级中央派成立有原则的妥协，孤立打击反动派，实现国家民主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之后。不是采用武装斗争的方法，而是采用民主评论的方法，只是在和平协议被反动派所破坏，反动派重新拿起武器反对人民，而且无法制止的时候，我党才应该重新拿起武器去反对反对派。”（《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3月15 日）可见当时毛泽东的主要愿望，还是力争同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并作有条件的妥协，在中国逐步实现新民主主义。
然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推翻政协协议，从根本上堵死了“议会民主道路”的恶劣行经，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对现实，着手修正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认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就致电各地负责同志， 向他们通报了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特别是宪草决议的情况，要求各地作好充分的准备，对反动逆流进行“坚决地回击”（《中情部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反逆流情况的通报》，1946年4月）。不久， 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几点估计》一文中，进一步修正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并对国际形势和各国人民进行的国内斗争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其要点是：（一）战后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然而是可克服的。（二）美、英、法同苏联或迟或早要妥协，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三）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反而要求他们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184—1185页）。毛泽东的看法表明，一方面中共仍然对于和平建国抱有希望，同时不放弃各种手段的斗争。另一方面，中共已开始考虑冲破雅尔塔体系的束缚，继续遵循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方针。
由于美蒋反动派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的和平努力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没能阻止内战的扩大。1946年6月底， 内战终于全面爆发。
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的战略方针要从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转变为以武装斗争来反击美蒋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就必须对战后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必须用全新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才能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战略上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才有可能战胜美蒋反动派。
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美国从对苏联战略出发，对蒋介石处处迁就让步，因而，中国内战难以避免；美国基本上没有力量出兵中国，苏联认为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的军队和空军就会压下来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击不仅不会引发新的国际危机，而且将对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作出积极的贡献。由于认识上对国际局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产生了质的飞跃，毛泽东便决心冲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议会道路思潮的束缚，摆脱美苏两大国对中国命运的操纵，走自己的路，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1946年8月，毛泽东发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郎的谈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而是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与美国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新的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们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历史将最后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191—1195页）
至此，毛泽东就向中国人民鲜明，完整、形象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革命人民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将不再受美苏妥协格局的约束，而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独立自主地向前发展。
三、第三次思想转变——从苏联模式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由过去以发动革命，进行革命战争为主转变为以发展经济、促进国家全面建设为主。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在国际共运史中更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历史给予的又一份考卷，以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艰难探索。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这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现状作出的重大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此发生变化，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除此以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又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新中国必然是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提出与苏联盟，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依据。
当然“一边倒”的国际战略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政治上，由于明确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对外关系上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的制约，所以在独立自主的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在经济建设上，由于缺乏领导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也不得不主要依靠苏联的经验，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反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在计划经济方面，基本上也还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从而导致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某些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总之，“一边倒”的苏联模式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在外交、外贸、经济、政治上倚重苏联的状况。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 一度发生了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偏差， 也遗留了不少问题。1956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曾经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情况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已经觉察到这些方面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并开始摸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办法。正当此时，苏共召开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一方面，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使各国共产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兴起了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世界性风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这样的局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摆脱苏联的控制，毛泽东毅然放弃“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开始重新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
从1956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开始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探索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陈云同志的“八大”发言之中。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照搬苏联经验的危害，感觉到工业、商业、计划经济方面的某些不对头，因此，他就不断地强调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照搬苏联模式，要批判地对待苏联的经验，走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他指出我们既不能因为取得了革命胜利而翘尾巴，妄自尊大，也不能因为自己贫穷落后而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妄自菲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正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 —287页）“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 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7页）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会。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报告，以及在此前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发表的讲话、文章，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方针。这些新思想和新方针的提出，表明了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始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比较自觉地采取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尽管这次探索是初步的，还不够系统，但毕竟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创时期，在社会主义各国大都把苏联模式奉为正宗，加以神圣化，并大力仿效的大环境下，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
综观毛泽东的三次思想转变，给我们的启迪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答案。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方法，创建新的理论。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超越时空，在新事物出现时就有一套正确的解决办法，他们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革命和建设中，也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实践中发现真理，纠正错误，从而进一步发展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是贯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党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毛泽东提出但没有实行的正确理论，坚持实行；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观点和实践上的失误纠正过来，加以改正，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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