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见的30年文艺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我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9）03－0066－06
我是30年来中国文艺批评的亲历者，也是热情的参与者，呐喊者。虽然谈不上有多么了不起的实绩与贡献，但却没有偷懒，没有苟且，没有落荒，无论遇到过怎样的艰难险阻，付出过怎样的代价，都始终保持了进取的姿态，力求保持着与历史大潮一致的取向。所以，可以说，我也像许多勤勉的前辈和意气风发的后来者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对象化列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文艺批评中去了。功也罢，过也罢，都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只能任人评论，包括同代人和后来人。至于大的文艺批评主潮的30年风云激荡，30年长足发展，30年沧桑变迁和突飞猛进，30年艰难曲折和经验教训，我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一孔之见，一得之愚罢了。如果要对30年文艺批评，作全面、系统、科学的评价，那就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后得出有学理性的结论。但那就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承担的了，而是需要一大本，乃至若干大本学术专著去完成的。
现在就来谈谈我们“一孔”和“一得”，也可以说是“30年中国文艺批评之一瞥”。
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
改革开放30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即从1978年的12月到现在。这是按政治路线的转折进行划分。但作为这次全会的思想准备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以这个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在此之前就已经风起云涌，漫过以文化知识者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的头脑，由其先知先觉者提领风骚。文艺，包括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从一开始，就处于思想解放的前沿，与真理标准的讨论，保持了基本同步的态势，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
新时期文艺的开端，实际上要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文革”算起。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早期的八十年代初，大约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早春时节。沐浴南池，春风送暖，春意萌动，但严冬并未最终褪尽。绵延差不多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和弥天“左”祸，在观念形态领域，在人们的头脑里，仍有极大的惯性力量，不时吹来一股股寒风，给刚刚露头的文艺的新苗、新绿，以极大的杀伤，人们差不多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文坛艺苑，风一场，雾一场，雨一场，常见料峭春寒，但春风频至，生机勃发，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最终阻挡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所以，我称之为早春时节。
这个时期，文艺批评面临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与文艺创作的新题材、新趋势、新潮流保驾护航，任务是艰巨的。
所谓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指对于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纲领的极左文艺理论、路线、方针及其流毒的清算。通过这一清算，使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特别是党用以指导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到被长期偏离的正确轨道上来。文艺批评家针对极"左"的所谓在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论证了真正全面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迫切性、必要性，倡导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强调尊重艺术规律；批评“主题先行”的论调，讨论以形象思维为主要表征的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与此相应，是理论批评界掀起了长时段持续的“美学热”，并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著作。李泽厚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
文艺批评一端连接着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一端连着文艺创作的实践。文艺批评摆脱了极“左'环境下或处于被批判被整肃的地位，或沦为极左路线的打手和吹鼓手的尴尬，不再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以鸣鞭为能事。它一方面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武装自己，一方面尽着自己的天职，密切关注文艺创作的动向。在新时期文艺早期的料峭春寒中，文艺批评实际上是刚刚从初融的冻土下探出头来的新苗的保护神和辩护士，是盾牌和锋芒。
现实主义曾在“文革”中受到致命的摧残；“五四”以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新文学创作，它的许多经典作品，在“文革”中绝大部分被否定；大批操现实主义枪法的作家、艺术家被加上莫须有的“黑帮”、“黑线”的罪名，被戴上各种“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坚持现实主义美学观念的文艺批评家和他们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主张，也遭到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同样的命运。在被“四人帮”及其文化打手们反复批判的所谓“黑八论”中，至少有四论，即“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和“写真实论”，是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有关系的。因此，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四人帮”设置的瞒和骗的魔障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回归现实主义。在文学领域最初是以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被对手加上“伤痕文学”的恶谥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严文井称之为“潮头文学”，同类作品较为重要的还有《枫》、《铺花的歧路》等，批评家为这类作品做了充满热情的辩护，指出了这个潮流，真实反映了人在“文革”中的受难和抗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论证了它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性质，从而使“伤痕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正面的阶段性历史称谓。在戏剧界，《丹心谱》最早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吹响了现实主义回归的号角。导演梅阡要求演员一踏上舞台就要把生活带进来，一切要从生活出发。朱寨在《文艺报》复刊第一期上，以《从生活出发》为题，发表了长篇论文予以肯定。《丹心谱》以及在此前后的《于无声处》、《有这样一个小院》等，也都可以划归“伤痕文学”的艺术潮流。在美术界，连环画《枫》，还有四川青年油画家程丛林以文革武斗为题材的绘画等，也都可以从这个艺术潮流的角度来描述。
稍后，出现了被理论批评家概括为“反思文学”的潮流。“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潮流的深化，它是人们思考何以会出现“文革”浩劫，反思在左祸对人性的戕害，对党和人们的血肉联系的破坏的必然会有的一个结果。这个潮流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文学作品如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月食》、《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内奸》等。电影《天云山传奇》、话剧《桑树坪纪事》和《狗儿涅槃》，特别是巴金陆续写出的《随想录》，也大体可以划归这一潮流。在美术创作中较早出现的罗中立的《父亲》，也有很强的类似“反思文学”的色彩。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看，在对“反思文学”的评价和总结中，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批评家们在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代表的创作潮流中发现了极左的以绝对化、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其实践给我们这个民族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了极左思潮的深刻的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的性质。大写的人，正是在反思中，被重新发现的。
但为人道主义正名，呐喊的理论批评家，特别是冲在前面的人，都付出了代价。文艺界的早春时节，新旧观念的冲突是剧烈的，常见反复。但是，在以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朱寨、钟惦棐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理论批评家的带领下，一大批刚刚人到中年的批评家，向极左的观念，进行了连续的冲击。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我因为鼓吹人道主义，抨击确实存在而又由文艺创作揭露出来的异化现象，而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我找钟惦棐老去诉苦，感到委曲。钟老当时就说：“既然从事理论批评，你就要有付出更大代价的准备，这一点挫折都抗不住，你去干别的好了，何必做文艺批评！”他后来还在给我和刘再复的一封信里说：“文艺界将不可避免，有一场恶战，马革裹尸，我所愿也。”表现出革命者和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铮铮铁骨与人格精神。他作为理论批评家的一生，就是他的主张的最好注脚，堪为表率。
从多元吸纳到文学主体性
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就向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把现实主义定于一尊？回答是肯定的：不能，也不应该把现实主义看做唯一的、排他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定于一尊，也就会停止发展，走上僵化。
以思想解放为前导，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政治，而且包括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打开了长期锁闭的国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开放的眼光，宏阔的胸襟看取世界，并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国外一切用得着的东西，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在文艺领域，人们译介的热情是很高的，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最重要的作品，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文论家、美学家、心理学家、批评家的重要著作，都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上一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文艺批评而论，除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论，新批评派的文本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批评，文化学批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理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后现代批评等等，都有理论的译介和具体的批评实践，称之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格局，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这在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和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早期会有某些艰涩难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弊病，甚至被称为新名词大爆炸，大搬运，但总的方向，或者主流是好的。何况，任何吸呐与借鉴，都会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一到多，多元吸收，多元并存，多元互补，无疑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一大进步。
王蒙的五篇意识流小说问世，引起了批评界激烈的争论，为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多元格局的形成带来了推力，也为现实主义的革新与发展提供了动力。高行健编写的《现代小说技巧》的出版，如王蒙、李陀等人在《北京文学》上以此为话题而放出的几只被评论家称为“美丽的风筝”的笔谈，成为八十年代前期一道闪亮的风景。而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多种译本的出现及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冲击，使文坛上卷起一股小小的旋风。主要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由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带动，一批年轻作家开始了“实验小说”的探索，尽管这个潮流的影响主要在圈内，其总体的成就并不算高，但在语言技巧，叙事方式上的追新求变，也还是有价值的。年轻批评家中被戏称为“陈后主”的晓明和被戏称为“张后主”的颐武，在推动和阐发这股潮流的理念上，与有功焉。
在戏剧界，素以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称著的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了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剧作，由高行健编剧，林兆华执导的小剧场戏《绝对信号》、《车站》，大舞台戏《野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激烈的争议。被批评家称为“高林系列”。“高林系列”对当代戏剧发展的影响，一如王蒙五篇意识小说在文学界的影响。单以北京人艺而论，从艺术上看，如果没有“高林系列”的成功探索和大力开拓，就不可能有《狗儿爷涅》这出堪与十七年中《茶馆》比美的经典作品的出现。像文学领域有“实验小说”、现代派诗歌一样，戏剧领域也有一批稍后颇产生这影响的实验戏剧作品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代主义的风，甚至吹到了戏曲领域，魏明伦的一些作品及其在批评界引起的反响，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尽管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的译介与吸收，大大地丰富与促进了八十年代多元的文艺格局的形成，但现实主义始终是主潮。而无论什么方法，表现在创作上，都无不把大写的人的描写。包括其深层心理和性格层面的剖析与展示，放在中心的地位。表现在理论批评上，就是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关注，在这方面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的提出是一个重要表现。它的优长在于不算把人的性格看做单一的、线性的、扁平的，而是用黑格尔矛盾两极的二分法，给出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剖析，缺陷也正在于此。实际上是把人物性格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简化了。这个理论对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我所知，魏明伦的《夕照歧山》里诸葛亮的性格塑造，就是颇受了“性格组合论”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界一次最大的争论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的缘起是刘再复《论文学主体性》分两期在《文学评论》上的刊出。当时我正与刘再复主持着《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刘文是我力主推出的。文章发表之后，掀起轩然大波。支持者、肯定者所在多有，反对者亦大有人在，遂形成一次激烈的延续数年的争论。反对者以陈涌、姚雪垠为代表，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著文批判，上纲上线；赞成、支持者则以《文学评论》为主阵地，进行反击与争鸣，我呢，更被加上所谓“新潮理论家”的帽子，后来《文学评论》主编易手之后，新任主编还不忘专门组织一篇大字报式的文章进行批判。
但是，平心而论，20余年后再看那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其积极意识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它是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突出了人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以人为中心，既重视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心的主体性，更强调读者在文学接受和鉴赏活动中的主体性。其二，文学主体性的研究，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文艺的特性，包括艺术思维特点，艺术社会功能特点的研究，把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的独立思考，独立创新，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支持。其三，大大地拓展了理论批评的视野，由畅广元带领他的一批研究生编著出版的《主体论文艺学》是这次论争之后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之一。其四，主体论是一个哲学命题，在我国最早是李泽厚在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时提出来的。刘再复移用到文学领域，作了创造性的文学发挥和放大。刘再复在论述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主体性时，显然吸收了当代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把读者纳入了艺术创造的过程。
从“文化热”到文学的世纪反思
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历史反思的潮流，文艺界以自己特有的形式，放大了这个潮流，影响了整个社会人群。我称之为文学的世纪反思；它的视野是文化的，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反思的时限大体在20世纪之内，也有延伸到鸦片战争的，那就有了160年左右的跨度。因为不止于文艺界，所以我又称之为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
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主要发生在当代的知识精英的头脑中，他们扮演了这个思想潮流的主角。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他们比一般社会人群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和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在历史的行进中，他们常常表现得更敏锐，更自觉，也更理性。在一些历史转折和变革的关头，他们往往能起到使整个民族走向自觉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由他们扮演世纪文化反思的主角是必然的。
到了新旧世纪交替的时段，人们总会回望来路上留下的一串串足迹，对以往的历史行程，进行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以便得出新的结论，引出以往不曾掌握的经验与教训，使新世纪的开局更好些，未来的路走得更快捷、更稳健、更有效率。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世纪的反思，虽然回望的是过去，但是其指归，却在未来，从而是积极的、进取的、建设性的。
文学的世纪反思，是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的主力军和主要领域。它的溯源，一是反思，一是文化，都可以一直上追到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我之见，“反思文学”的出现，应该是世纪反思的最早的源头，先是对“文革”浩劫的反思，而后把反思的时限前推数年、十数年，以至数十年。反思文学在题材选取和主题取向上，主要是针对数十年左祸对人、人性和历史的政治扭曲的，因而在评价和判断的标准上，虽然与左祸肆虐的方向截然相反，但本身也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思文学”的潮流，在“伤痕文学”之后也消歇了。但是反思并没有终结，在作家的头脑中，在一些作品中，仍在深化，只是一时没有形成潮流罢了。
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文化理论，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译介，很快便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艺界形成一股“文化热”。“文化热”的出现，是人们对左的、被无限膨胀，并且绝对化了的政治理念及其灾难性实践的一种反拨。大家早就烦透了那一套。这也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但文化是有承传的，无论就心理层面还是就物质层面来看，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于是敏感的作家和艺术家，便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求对当代生活的历史阐释。在美术界，是周韶华的《大河寻源》让观众，让批评家眼睛为之一亮。他从黄河母亲河的河口，一直走到河源的星宿海，画到星宿海。他所寻之源，不是一般的自然之源，也不是经流的自然风物，他探寻的是中华民族的与黄河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之源。在他的笔下既能看到作为自然物象的黄河的雄浑气象，更能读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与沧茫，再加上作者灌注于笔触之中的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胸襟，给当时的画坛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看了这个画展，我深受感动，写了《大河寻源画展之后》的评论，以与他的画作作精神上、文化上的呼应与共鸣。评论界公认他为当代气势山水画的代表。
周韶华的《大河寻源》在我的印象里，是稍早于文学界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的。文化寻根小说，是紧接着“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一个群体性文学现象。与绝大部分“反思文学”作品不同的是，那些作品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极左政治，人物的受难根源都是来自外部的强加，“文化寻根”小说则更多关注人物的自身，上承“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挖民族劣根性的传统，代表性作品如《爸爸爸》、《小鲍庄》等，作家看到的多是民族文化的负面，这在如《老井》、《远村》那样让人对主人公命运深表同情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在巴金晚年可以列入反思文学的散文杰作《随想录》中，巴老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也做了无情的解剖，这种精神并未在“文化寻根”小说中加以承接。文化寻根的小说家们淡化政治，避开政治，而从文化角度看人，写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们不算把政治标准第一的规律当一回事。尽管一些文化寻根的小说象，在推出作品的同时，在报纸上写文章申明他们的艺术主张，但他们的作品及其影响，远较他们的申明，要深刻得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也要大得多。
被我划归世纪反思潮流的作品，既深化了反思文学的反思，拓展了它的关注面，延伸了它的时间历史跨度，又承续了“文化寻根”小说的文化角度，拓宽了文化观察的视野。在我看来，这股潮流的最早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小说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刘再复从中看出了“审父意识”，当然是文化的。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发表于1989年初的钱钢的《海葬》，是一曲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挽歌，从建军、成军、写到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作品全方位地展现了洋务运动的功过是非，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力图摆脱以往的政治历史框架。《海葬》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取的却是政治文化的角度。批评界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以《海葬》为先导，九十年代中前期出现了一系列以晚清近代历史为题材料史志性世纪反型优秀作品，有代表性者如麦尺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的《世纪晚钟》系列，程童一等的《开埠——上海南京路150年》等。报告文学是一个在30年改革开放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文学门类，从原属散文的一种特写，取得如今可以与小说、诗歌、散文相颉颃的独立地位，不仅有了一支包括了老中青在内的有实力的创作队伍，而且也有了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批评家队伍，尽管在人数和实力上还弱于创作队伍。
作为文学的世纪反思的小说作品，在九十年代应该首推陈忠实的《白鹿原》。这部作品首发于《当代》杂志，接着正式出版。作品出版后，曾引发激烈的争议，有的领导人也认为有问题，至今还有批评家认为“历史观是错误”的。然而，多数批评家看好，编辑家也仗义直言，顶着压力，认定是好作品。这个作品终于在业界有眼光的作家、批评家的肯定声中获得了茅盾长篇小说奖。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当代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人，都发了言。前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这些评论中选出约40余篇，编为《〈白鹿原〉评论集》出版，出版社的负责人何启治命我作序，我欣然允诺。通读了全部评论，我非常振奋，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近2万字的长序。这篇序收入我的论文集时，题为《〈白鹿原〉及其评论》。我在这篇序中说，《白鹿原》可以反映上一世纪后五十年我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而关于它的评论，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在一个作家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评论中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白鹿原》的成功，颇得益于它的文化角度的反思，它是对白鹿原上的白、鹿两家为代表的五十年间农民命运和大的历史变迁的文化思考。如果按照那几个认为“他历史观错误”的批评家指给他的政治框架去写，这本书肯定会陈旧得惨不忍睹。
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的潮流，也像一切历史上的文化潮流一样，渐渐地消歇了。但它为新世纪文化繁荣准备条件，清扫基础，提供历史鉴戒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记得新世纪之初，由舒乙在现代文学馆主持的第一次文学讲座，就是我的讲演《文学的世纪反思》。我的主题正是向着未来，向着正在展开的新世纪的。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和文艺批评，进入新世纪也已经整整八年了，占了30年的将近三分之一。30年前那些带领我们在文艺批评战线上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而披荆斩棘的老一辈批评家，绝大部分都已作古，只有少数几位健在者，也以年事高迈而很少披挂上阵了。轮到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也陆续有人离去。但我们的民族正在振兴，国家正在强盛，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正在展开。像我这样一个生于危难，年道古稀的文坛老战士，一个放言无忌，常常惹祸的普通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仍能健康工作，跟着比我年轻的人呐喊，使他们勇于前行，是自以为很幸运的。头年，我曾在自己书室的门外写了这样的春联：“年届古稀体尚健，文逢盛世气如虹”，以此自励。近年来，我常写与文风和国运有关的理论批评文学。
在我看来，文风反映着国运，文风影响着民风。我们的文风，应该与我们这个正在强劲上行的国运相称，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刚健清新的文风，提倡上国气象。在美术界，湖北的周韶华的创作就有这样的气象。他以《大河寻源》起步，足迹遍于大漠戈壁，长江上下，横断山脉，先后有《世纪风》、《梦溯仰韶》、《汉唐雅风》、《荆楚狂歌》等重要画展画册问世。前不久，湖北省又为他举行三部曲《黄河》、《长江》、《大海》画册出版暨大型画展，祝他八秩大寿。他不仅画作开宗立派，而且勤奋好学，是一位绘画理论批评家。我总觉得他有非常自觉的文化敏感和时代感知，风云际会，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就是为这个时代而生。
张艺谋和他的团队成功地组织和表演了第29届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场面宏大，气度雄浑，一气呵成，美不胜收。不仅彰显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髓神韵，而且表现出大国崛起的不可遏制的力道与趋势。罗格的评价是“无与伦比”，不算过誉。什么是盛世华章？什么是黄钟大吕？什么是上国气象？这就是。在这里，张艺谋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开闭幕式表演的顶峰，也攀上了他艺术人生的顶峰。他也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理论批评家就是要为这样的文风呐喊。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取得了伟大实绩的30年，文艺史和文艺批评史应该大书特书的30年。我虽年逾古稀，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只要口能言，笔能动，我就还将继续为后来者呐喊。
［收稿日期］200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