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全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汇萃鲁迅作品的《鲁迅全集》，自鲁迅1936年逝世以后，主要经历过三次编纂，产生了三种版本：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三种版本各有不同的编纂思想。《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跨越时间颇长，其编纂既浸透了数代人的心血，也深深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鲁迅全集》三次编纂形成的三种不同版本，代表了社会对鲁迅的三种不同认识，其间包含着种种曲折是非。从版本建设的角度看，三种版本的第一种（1938年版）属奠基和开创；第二种（1958年版）属发展和变化，此变化有得有失；第三种（1981年版）则稳定而成熟，进入了较高的阶段。本文试结合以上两方面综合考察之。
一、第一次编纂（1938年版）
《鲁迅全集》第一版是在鲁迅逝世后，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起编纂的，1938年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此版《全集》共20卷，收入鲁迅各类著译约六百万字。编目如下：
1.序（蔡元培） 坟 呐喊 野草
2.热风 彷徨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3.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4.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5.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6.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7.两地书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8.会稽郡故书杂集 古小说钩沉
9.稽康集 中国小说史略
10.小说旧闻钞 唐宋传奇集
11.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 域外小说集 现代小说译丛 现代日本小说集 工人绥惠略夫
12.一个青年的梦 爱罗先珂童话集 桃色的云
13.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 思想·山水·人物
14.小约翰 小彼得 表 俄罗斯童话 附：药用植物
15.近代美术史潮论 艺术论
16.壁下译丛 译丛补
17.艺术论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文艺与批评 文艺政策
18.十月 毁灭 山民牧唱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19.竖琴 一天的工作
20.死魂灵 自传 年谱 译著书目续编 名·号·笔名录 编校后记（许广平）
煌煌大观的《鲁迅全集》20卷，其结构组成，如果以中、西分析，恰各当十卷（1—10；11—20）。如果以古今中外分析，则创作七卷（1—7），古籍整理三卷（8—10），翻译十卷（11—20）。其份量以翻译（外）为重，创作（中、今）次之，古籍（古）又次之。试逐项分析之。（1）翻译十卷。按对世界文学的吸收是鲁迅毕生最重视的事业之一，也是他重要的思想来源，希腊神话中Prometheus的“博大坚忍”、“窃火给人”[①]，正是鲁迅性情的写照。这些翻译，在国别上以俄、日居多，其他尚有荷兰、西班牙等弱小民族；在内容上则以艺术论和小说为主。此类取舍，有着鲁迅的倾向性。鲁迅早年注意外来文化颇宽泛，内容遍及科学、哲学、文学、宗教等[②]，一些时期论文在相当程度上有编译性质[③]，但后来翻译时渐渐收束成艺术论和小说两类，此渐见集中，亦不得不然。（2）创作七卷。按这是《全集》主体，鲁迅之为鲁迅，即在于此。这一主体，当以《坟》居首，其内容又可分创作（小说、散文、诗等）和杂文两类，两类互相呼应而分别变化，构成了鲁迅作品的格局[④]。（3）古籍整理三卷。按鲁迅整理的古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但其重心当在会稽故书、嵇康集和古小说三类。会稽故书属传统的越文化，此含所感受的家乡地气，鲁迅浸淫极深[⑤]。稽康集属魏晋玄学，且属其中耿直严正的一系，鲁迅感受亦极深。此当空、时，皆形成鲁迅重要的思想来源。鲁迅开创性的工作在古小说，这是他的研究重心，也和他创作成就相应。鲁迅古籍整理的功底极深，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虽然鲁迅所起的作用主要不在古籍整理方面，但鲁迅和中国古典文化的极深渊源，仍然对他参与开创现代文化形成助缘。
翻译、创作、古籍整理三方面内容的浑成，构成了1938版《鲁迅全集》的特色，蔡元培《序》以“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赞之，极是。此版《全集》以蔡元培《序》殿首，又以许广平《编校后记》结尾。蔡《序》总结三方面内容，尊崇鲁迅为“新文学开山”；许《记》亦总结鲁迅一生工作，称其“一以振励民族精神为指归。”《全集》这一前一后的两大评价，均极恰当，至今难以磨灭。然而蔡《序》试图在中国文学范围中寻找坐标，以越缦先生（李慈铭）和鲁迅比较，以为新、旧间的衔接，则多少拟于不伦，因为李氏和鲁迅，性质决不相同。许《记》试图在世界文学范围中寻找坐标，则涉及俄国高尔基和鲁迅的比较，这一比较在当时虽然确有若干相似点，但数十年后来看仍不甚妥当，因为在各自民族文化发展中，高氏和鲁迅作用也决不相同。1938年版《全集》的编成，虽然奠定了大局，但终因距离太近，仍然较难妥当反映出鲁迅的位置和作用。
1938年版《鲁迅全集》，如果探索其根，其纲要成于鲁迅生前，由本人所手定。1935年底至1936年初，鲁迅曾有编集自己所有作品成《三十年集》的设想，并手定著述目录两纸。在鲁迅遗稿中，保存着这两纸目录[⑥]。如下：
其一
以上两纸目录，是鲁迅晚年在上海为编纂《三十年集》而拟定的。此前，鲁迅于1932年编成来上海后第一本杂文集《三闲集》时，曾编过一个《鲁迅著译书目》。鲁迅当时想用这个书目总结“近十年”“费去的气力”[⑦]，总结的范围尚属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而1935年底1939年初手定的著述目录两纸，总结的范围扩大为三十年，实际已是一生了。这里“三十年”指从1906年在东京弃医学文至1935年底或1936前初逝世前夕。所谓“三十年集”，恰成“三十年为一世”之象。如果要了解鲁迅对自己一生工作的自我认识，这两纸目录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
鲁迅手定的两纸目录，分“其一”和“其二”。“其一”当为初稿，大致写于1935年底或稍前；“其二”当为修订稿，大致写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其一”初稿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预算成书，而把《且介亭杂文》的“亭”写成“居”，可见此书也没有最后编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缺憾。但是，这份初稿透露了鲁迅最早的编集设想，有着重要作用。在初稿中，“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三个栏目的设定，相当醒目，说明了鲁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结构性认识。三个栏目依据在时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主要分别在“时”，前者范围主要为鲁迅在北京以及厦门广州时期，大体相当于前期鲁迅；后者范围主要为鲁迅在上海时期，大体相当于后期鲁迅。这里标示的前后期分野，于认识鲁迅极为重要。两个栏目以“人海杂言”和“荆天丛草”为名，前者说明了作者投身“五四”运动，以启蒙为己任，参与打破“铁屋子”的努力；后者反映了在时代因素转变后，作者在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抗争。而“人海杂言”、“荆天丛草”与“说林偶得”主要分别在“空”，“人”、“荆”主要为杂文小说，“说”主要为古籍整理。栏目以“说林偶得”为名，说明了作者古籍整理的重心，毕竟以中国小说史为主，对前两栏也形成了呼应。
鲁迅在“其一”这份初稿中，虽然设定了栏目，标示了大纲，但毕竟比较粗糙，编次不妥之处较多。例如把《两地书》归入“说林偶得”，并无坚强理由。第一卷以《坟》《野草》《呐喊》为次，亦属不妥。然而这些缺憾在“其二”修订稿中得到了修正，修订稿谨严清晰了。值得注意的是，两份目录都以《坟》居首，这实际上是鲁迅标示的自己作品的读解起点。以《坟》居首，不仅因为《坟》包含有作者在日本时期的作品，有此早期作品，方可当“三十年集”之目；而且还因为《坟》象沉稳厚实，由《坟》而及其他，可构成鲁迅作品格局的读解顺序，当“贞下起元”之象。
如果把鲁迅这两纸手定目录和其他目录（如《三闲集》末的“鲁迅译著书目”和《全集》1938年版末的“鲁迅译著书目续编”）比较，则可以见出这两纸目录包含着思想整理，其他目录仅仅是朴素的记录。如果进一步在两纸目录间进行比较，则可以见出“其二”胜于“其一”。“其二”修订稿取消了“其一”初稿的栏目，以时空为经纬混编而成，逻辑谨严，是鲁迅对自己作品编目的最早定论，理解《全集》的编目当追溯于此，可细加研读。
修订稿第一卷为《坟》和《呐喊》。《坟》中有早期文章，且为埋藏的意象，《坟》的积累，至《呐喊》而喷发。《坟》为论文，且包含杂文以至杂感的因素，《呐喊》为小说，如此并列出鲁迅一生从事的两种主要文体，组合极佳。第二卷《彷徨》等承第一卷《呐喊》而来，包括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五种创作。第三卷《热风》等承第一卷《坟》而来。《坟》似偏重于论文而杂文，《热风》等似偏重杂文而杂感。《坟》《热风》《华盖集》均以北京时期为主，至《续编》转折，由北京转入厦门。第四卷《而已集》继前卷《续编》而转折，《续编》承上，《而已》启下，由广州而至上海。《三闲集》《二心集》为进入上海后的早期作品。第五卷《南腔北调集》较偏于杂文，《伪》《准》较偏于杂感。此为在上海的中期作品。第六卷《花边文学》等为在上海的后期作品。《花》关联前卷的《伪》《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关联前卷的《南》。前六卷中一、二两卷为一类，约占三分之一，三、四、五、六卷为一类，约占三分之二。第七卷另列一类，《两地书》衔接北京、厦门和上海，《集外集》《拾遗》纵贯前后，此收束前六卷一、二之比，另成一象。如果说修订稿前六卷（以及第七卷）大致相应初稿的“人海杂言”和“荆天丛草”两栏的话，那么八、九、十后三卷转成研究，大致相应于初稿的“说林偶得”一栏。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发凡起例，是开创性著作。《小说旧闻钞》辅之，为史料辑集。第九卷《古小说钩沉》辑集先秦至隋小说，以一册占一卷者，参以初稿，知可分上、下。第十卷《起信三书》不详所指，为重要疑案。许广平认为可能指《嵇康集》、谢承《后汉书》、《岭表录异》三种[⑧]。许寿裳认为可能指蒲氏《艺术论》、卢氏《艺术论》及《文艺批评》三种[⑨]。然而鲁迅编此两份目录，原意在总结三十年的写作，并不包括翻译在内，故两说以许广平说为长。“起信”一词出于佛教经论，份量颇重，则三书内容可能涉及作者的思想学术渊源，此不详论。
《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编纂，基本依照两份目录而有所增益。最大的增益自然在翻译作品十卷。鲁迅有名言云：“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又云：“拿来主义”[⑩]，如果没有这十卷翻译作底，皆成空论。此外，在创作类增益了《且介亭杂文末编》。《末编》可以见出鲁迅逝世前的最后思想，对这些思想如何认识，后来引起了极大分歧，竟成为《全集》1958年版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古籍整理类增益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和《汉文学史纲要》。前二种涉及鲁迅与家乡（空）、魏晋（时）的精神联系，其中至少有一种在“起信三书”之内。后一种涉及作者由小说史而及文学史的上出之心。鲁迅一生有几个未完成的写作志愿，如编写文学史和写长篇小说等，[(11)]《纲要》是其中的部分工作。鲁迅在手定目录时，所自认的作品“其一”是24种，“其二”是26种（如果把“起信三书”算成三种，则为28种），经《全集》的增益，乃成确实的29种。此中国部分的29种，如果和翻译部分的31种对应，恰成60之数。
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编纂成的。为《全集》的编纂和出版，花费了极大的精力。鲁迅晚年曾说：“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朵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12)]鲁迅的师友和学生们，以事业作实际的纪念，为《全集》的编纂和出版，花费了极大的精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丰碑式的《全集》，其功勋永存。然而，此版《全集》仍存在部分缺憾，对鲁迅两纸目录中所表示的编集思想，理解似有所不足。如果把《全集》和两纸目录对照，可见《全集》编目是综合吸收“其一”、“其二”而成的，而没有详加研究，取“其二”为主。这里存在着种种是非，具体述评此不及详。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后，影响极大，曾多次重印（据说曾印过8版，重要的有1946年版和1948年版）。《全集》的别本则有《鲁迅三十年集》，这是《鲁迅全集》出版社依照鲁迅生前设想于1941年出版的，是一个应付社会需要的过渡性版本。《三十年集》共收鲁迅著述29种（包括古籍整理），计三十册（《古小说钩沉》分上、下），售价三十元，皆合“三十年为一世”之数。这套《三十年集》是《全集》的派生本，其编目虽以《全集》和手定目录为依据，然于《全集》和手定目录的逻辑顺序已不讲究，而基本以著述年代为序，间有未可理喻之处，此不详论。《三十年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单行本集成的性质，对普及推广鲁迅起了较大作用，是《全集》的辅助。
二、第二次编纂（1958年版）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鲁迅全集》1938年版本身是有缺点的。主要是搜集鲁迅著作有所不足，其中缺《鲁迅书简》和《鲁迅日记》两大部分，其他还有佚文的搜集等。《鲁迅书简》最初由许广平编定，1937年出版了影印本。此书收信仅69封，但它使社会认识到鲁迅书信的价值，开了搜集鲁迅书信的风气。此后许广平于1946年再次出版了《书简》排印本，收信增至800余封。《鲁迅日记》最初于1938—1939年曾发表片断，但全书在1951年才得以影印出版。此外，佚文收集的较大成果有唐韬的《鲁迅全集补遗》（1946）及《续编》（1951），还有一些其他发现。这些内容都有重新荟萃的必要，这就使新版《鲁迅全集》有了需要和可能。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为新版《全集》的出现提供了时代的契机。
1950年10月，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代表鲁迅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版权，并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聘冯雪峰为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该社迁京，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冯随即拟定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展开了大量工作，经过多年辛勤努力，终于在1956～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十卷，即《鲁迅全集》1958年版，也就是《全集》的第二次编纂。《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主持者为蔡元培、许寿裳、许广平等，1958年版的主持者则成了冯雪峰，相差了整整一代人。
1958年版《鲁迅全集》共十卷，最大特色有几方面：一、析著述和译文为二。新版《全集》仅包括著述，译文另出《鲁迅译文集》。二、在著述部分的古籍整理方面，删去了原来八、九、十卷中编校辑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小说旧闻钞》、《康宋传奇集》，仅保留了文学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此外，增添了《书信》。三、编排方式作了调整，大抵1938年版以著作年代参之以出版年代，1958年版以出版年代参之以著作年代。四、增加了近八千条注释。以下列出本版《全集》编目，再对以上诸项进行评述。编目如下：
1.呐喊 坟 热风
2.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3.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4.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5.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6.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7.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8.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
9.两地书 书信
10.书信 鲁迅著译年表。
总体而论，《鲁迅全集》1938年版和1958年版的最大区别首先是时代的差异，分水岭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果说，理解1938年版的主要坐标在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话，那么理解1958年版其坐标就必须加入新中国的成立，此决无疑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政纲可远溯至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此《论》大力推崇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3)]。这就为在新时期如何认识鲁迅定下了基调，这一基调和蔡元培、许广平有所不同，潜在地成了新版《全集》的基调。伟大人物身后，有其继续性影响，而这些影响及其变化的复杂程度，往往决不亚于生前，鲁迅也有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社会的推崇和公认，也由于毛泽东的倡导，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但是，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和新变化之间，毕竟存在着若干难以弥合的差异，而且当年和鲁迅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在时代变化中也产生了方向各异的变化，对此如何理解，成了编纂新版《全集》的重要课题。这样在《全集》的新、旧版之间，就自然落下了时代变化的投影。试作评论。
一、析著述和翻译为二。1938年版《全集》统收各类作品，便于保存鲁迅的整体形象，1958年版析著述和翻译为二，则推崇了著述的地位。鲁迅的译作在历史上曾起过多方面的开创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开创作用被冲淡了。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对鲁迅译作的价值已经产生了认识分歧[(14)]；另一方面，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鲁迅译作的不可替代性有所降低，而他以“硬译”为主的翻译理论也不容易推广。这里既有着时代的发展，也有着人为的抑制。1958年版《鲁迅全集》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装帧，而且多次重印，而《鲁迅译文集》仅有二种装帧，印数也极少。《全集》和《译文集》之间冷热不同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在古籍整理中析去《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等，意义大致与一同。其中《唐宋传奇集》1956年曾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刊行过一版，《嵇康集》单行本似乎没有重印，而且魏晋时代的自由精神和嵇康“与物多忤”的独特个性，以及这种精神乃至个性和鲁迅可能具有的联系，未必为五十年代的当时所喜。如果新版《全集》不取译作，尚继承了《三十年集》的做法，而不取部分古籍整理（由此相当削弱了“起信三书”的地位），则是新版的创例了。新版《全集》，突出了鲁迅著述，重点鲜明，此有所得；但削弱了鲁迅著述与古代和外国的联系，亦不得不有所失。
三、编排方式的改变。第一卷以《呐喊》《坟》《热风》为次。按以《呐喊》为首，置于《坟》前，这样以出版年代为重，强调的是《狂人日记》等在五四时代的影响，虽有其理，但对鲁迅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却有所颠乱。在《全集》的三次编纂中，把《呐喊》置于《坟》前，1958年版是唯一的一例，应该说失大于得。然而新版把旧版第一卷的《野草》移入第二卷，又把第二卷的《热风》上调，绝佳，胜于旧版。新旧版之间其余诸卷的调整此不详论。第七卷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增入不少新发现的佚文（当时搜集到佚文106篇），颇可喜，但两书由此膨胀，没有完整反映出当初出版时的原来面目，此为缺憾。第九、十两卷编入《书信》，为一大特色，然此中尚有问题，容当后述。第十卷末附“鲁迅著译年表”，虽简单，但颇具参考作用，增入为佳。
四、1958年版《全集》编写了近八千条注释（另每卷前有“说明”，说明该卷所收著作的版本状况），这是鲁迅逝世后的长期研究成果，为开创性的工作。注释虽然以“普通中学毕业学生都大致看得懂”为大概标准[(15)]，实际作用却不止于此。《鲁迅全集》是一部牵涉面极广的大师作品集，它的文化触角渗向四面八方，而注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些触角的展示。在五十、六十乃至部分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处于一个相对禁锢的时代，流通著作中真正可读的极少，仅有毛泽东著作和鲁迅著作内涵较为丰富，他们的著作及其注释确实滋养了一代人。然而，《全集》新版的编纂毕竟面临着一个变化的时代，《全集》出版延续的1956～1958年又恰好跨越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编纂者本身也受到了冲击。面对鲁迅著作所牵涉到的范围极大的种种人和事，注释必须明确表态，于是注释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批判性言辞触目皆是，而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各种力量间的一些争论，其注释更受到权力的介入而多次修改，有的后来甚至引起了轩然大波[(16)]。故此版《全集》注释，留下了种种时代的痕迹，在所难免。
1938年版《全集》共20卷，1958年版《全集》删削后10卷保留前10卷，于前10卷中第7卷以后部分又重加编辑，基本在旧版的“古今中外”里除去“古”和“外”，突出“今”和“中”，正和当时流行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相应。凡时代变迁会导致对文本认识的变化，而认识的变化也会在文本上留下痕迹，此永无休止。新版《全集》在已经确定编目的出版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原来的编纂设想仍然有所变化。最突出例子就是《书信》。《全集》1956年出版第一卷时，卷首《出版说明》这样承诺：
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
而在1958年出版第九、十两卷时，在分卷的《第九卷说明》中却改变了这一承诺：
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封。
《全集》总的《出版说明》和分卷《说明》的不一致，就是编纂设想受干扰所留下的痕迹。《说明》中的“1946年排印本”指许广平编的《鲁迅书简》。鲁迅一生留下的书简估计约有二千余封，《书简》仅搜罗到855封，不过三分之一左右，远有补充的余地。所以许文平《编后记》希望此书“在再版的时候加厚一倍，三版的时候更加厚一倍。”[(17)]然而，从1946年至1958年，时间虽过去了10多年，但书简的刊行反而减少了一半，如果算上新发现的300余封，则更减少至三分之一，和许广平的愿望恰恰相反。《全集》收信始于1910年10月致许寿裳，比《书简》收集始于1923年2月致李秉中要早，此为进步。但更多的是大量删落，如已被打倒的胡风的信自然是一封不留，萧军、聂绀弩等的信大量被删，而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信更被全部删除。可见政治乃至宗派的因素还是进入了《全集》的编纂，西人所谓“以权力解读历史”，此为一例。
1958年版《鲁迅全集》比1938年版《全集》终究是一个前进，编校注释者为此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功不可没。《全集》出版后，其姐妹版《鲁迅译文集》1958年版，《鲁迅日记》1959年出版（两书装帧皆仿照《全集》），基本形成系列之象，对系统认识鲁迅遗产提供了进一步资料。
三、第三次编纂（1981年版）
《鲁迅全集》1958年版即第二次编纂是所谓“十七年”的成果，它和《全集》1981年版即第三次编纂之间，相隔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非功过此不具论，但它最初是从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开始的，这就势必牵涉到“十七年”的文艺领导人周扬，并牵涉到相关的《全集》编纂。在揭批“文艺黑线”的过程中，周扬等人对《全集》编纂施加的影响被公之于众，并上纲上线。在这种情况下，在《全集》1958年版已基本不能再用。然而在“文革”斗争中，毛泽东这位饱读古今典籍的大政治家始终保持对鲁迅的欣赏，鲁迅的尊崇地位也始终未变。现代中国这两位于民族命运紧密关联并且都有强烈个性的人之间，其精神沟通有哪些内容，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鲁迅可读，《全集》1958年版又不宜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于是又有了编纂新版《全集》的需要。而且数十年来，中国文学界最精锐的一部分力量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始终不懈地研究鲁迅，不断积累着研究成果，这样就为新版《全集》的编纂提供了可能。
就版本建设而言，《全集》1958年版是存在缺陷的。如果说《全集》删去译文和古籍尚属自然的变化，那么由于政治和宗派等原因而仅收三分之一书信，则为极大缺憾，因为这样极易使这批珍贵材料散佚，而保存材料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全集》1938年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的《日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被日本宪兵抄走，后来虽然发还，却缺少了一册（1922年）。《全集》1958年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全的书信，在“文革”动乱中也几乎散佚。在“文革”中，由于各种力量的冲突，围绕鲁迅手稿曾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威胁到手稿的生存，许广平为此深受刺激，于1968年3月愤而逝世[(18)]。再次编纂《全集》，保存鲁迅全部书稿，已成为迫切需要，而且1958年版的《全集》不全，终究是版本的憾事。
然而，新版《全集》毕竟不能仓猝而成，由于当时领导层的干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重印了两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以应急需。首先是《全集》1938年版（20卷本），这是普及本，重印是为了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其次是《全集》1958年版（10卷本），这是布面函套大字线装本，印刷精美，重印似乎主要为了满足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需要。这两种版本实际都是过渡性质的。《全集》1938年版面向社会重印，实际意味着对1958年版的否定。然而1958年版的成就终不可磨灭，所以仍少量印制，以供参考。这两版《全集》的重印仅仅是一种间歇，它们不可能真正代替新版，《全集》新版之门打开了。
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约请一些高校中文系师生进行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这是《全集》开始的前奏。1975年11月，毛泽东在周海婴的一封信上作了批示，新版《全集》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976年4、5月间，国家出版局拟定了在1981年前出齐新版《全集》的计划。同年7、8月，《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相继再版和出版。《日记》是继1961年版后的再版，《书信集》则是第1次出版，此版收信1381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1958年版的334封，打破了框框。《日记》和《书信集》的先行出版，成了新版《全集》的重要准备。然而，其时正处于“文革”后期，鲁迅著作的部分内容仍和当时有碍，《全集》的工作仍然受到各种干扰。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国家出版局重新确定了以1958年版为基础进行修订增补的方针，编、注、校工作才全面展开，至1980年陆续分卷发排，1981年终于出版了新的16卷本《鲁迅全集》。这就是《鲁迅全集》1981年版，也就是《全集》的第三次编纂。
1981年版《鲁迅全集》把1958年版《全集》的250万字扩充到400万字，编为16卷。此版有以下特点：一、增加了《古籍序跋集》（115篇）和《译文序跋集》（34篇）两种。二、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原貌，将1938年来搜集到考订有据的全部佚文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共112篇，附录44篇，总计156篇，其中包括1958年以来新发现的55篇。三、编入已搜集到的全部书信1456封。四、增收了1912年至1936年（1922年缺）的全部日记。此外，注释增加到二万三千多条，近240万字，比1958年版增加了三倍[(19)]。全书编目也作了调整，如下：
1.坟 热风 呐喊
2.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3.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4.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5.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6.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集
7.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8.集外集拾遗补编
9.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
10.古籍序跋集 译文序跋集
11.两地书 书信
12.书信
13.书信
14.日记
15.日记
16.鲁迅著译年表 全集篇目索引 全集注释索引
《鲁迅全集》1981年新版相对于《全集》1958年版，前七卷大致相同，后八卷则有所变化，体现了新版特色。新版的编目原则和以前两个版本也有所不同，大抵1938年版以著作年代参之以出版年代，1958年版以出版年代参之以著作年代，1981年版则基本按著作年代为序，其中《集外集》及《拾遗》《两地书》等属于特殊情况，排列于后。末卷为重要的附录[(20)]。而三种版本的编目，仍当推原鲁迅当年的手定著述目录，其分析此不详论。
《全集》1981年版在注释校勘上也有较大的改进。注释不仅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较大提高。1958年版注释中的一些“大批判”性质的不洁语言，新版中得到相当程度的技术处理。如旧版《人之历史》注释猛烈批评“斯蒂纳尔的极端个人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尚见50年代的火力，而新版注释比较平静，已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了。又如《摩罗诗力说》论及普希金歌颂沙皇镇压波兰起义的两首诗，本文引勃兰兑斯说予以批评，旧版注释却引俄文版《普希金选集》注反驳本文。旧版注释明显受到当时中苏关系的影响，新版注已无此障碍，故指出普氏两诗倾向有误。其他如《三闲集·序言》等文提到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的杜荃，旧版无注，新版指出即郭沫若。《三月的租界》中的狄克，新版指出即张春桥。而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旧版注释，新版表述也较客观。在校勘方面，《〈竖琴〉前记》原文曾引及托洛斯基论“同路人”，旧版删去，新版恢复了原貌。凡此种种，都使新版校注的科学性有很大的提高，为全面、准确地理解鲁迅遗产提供了便利。
结语
鲁迅是和20世纪中国文化关联极其密切的人物之一，他的著述生涯历经清末和民国，其内容并上瞻中国两千余年的文化史。他的著述和影响早已超越自身，和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变化中，《鲁迅全集》的编纂经历过三次大的调整，其间又有两次间歇，而其韵律起伏，犹如琴键般清晰，可图示如下：
鲁迅手定《鲁迅全集》《鲁迅全集》《鲁迅全集》
著述目录20卷10卷 16卷
（1935～1936年）（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
《三十年集》《全集》1938年版
（1941年） （1973年重印）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 反右运动 文化革命 改革开放
《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如果说1938年版是“逝世纪念版”，1958年版是“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版”的话，1981年版则为“诞生百周年纪念版”。《鲁迅全集》经过了三次编纂，终于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型态，有“新生”之象。新版《全集》虽然还存在可以改进之外，但总体上在短时间内已难以超越，鲁迅著作的内部整合至此亦大致告一段落。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众多支脉中，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乃至后来彼此间产生激烈争执的冯雪峰、周扬、胡风等，皆属其中比较激进的一支，其他尚有多支，如胡适、周作人等，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21)]。在时代的浮沉中，这种种支脉当时就有关联，以后亦在整合重组之中，执着其一，抹煞其余，弊大于利。在20世纪初，鲁迅在相当程度上是呼吸时代最新鲜空气的人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和自然科学也有所联系。20世纪影响人类文化的一些重大事件，如40年代核能的大规模运用，70年代的登月飞行等，虽然都在鲁迅身后发生，但在鲁迅著译如《说钽》《月界旅行》中仍能找到适当的对应点。理解鲁迅，似宜从时代联系中得其整体，执着其部分思想，亦弊大于利。《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中的种种变化，从局部观之，有是有非，从整体观之，皆属自然。鲁迅《题三义塔》诗有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文化面临着21世纪的新局面，我们也该进一步上瞻了。
注释：
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见《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1981年版，第209页。
②参见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手写的《拟购德文书目》，《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版，第99～111页。
③参见《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日]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另详拙稿《论〈坟〉与鲁迅作品的格局》，《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⑤郑择魁：《鲁迅与越文化传统》，《鲁迅研究年刊》1981、1982合刊，和平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参观鲁迅在民国前手写的《绍兴八县乡人著作》，同②，第111～114页。
⑥转引自《鲁迅全集》1938年版许广平《编校后记》，见该版第20卷第647～649页。
⑦《鲁迅译著书目》，见《三闲集》，《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卷第183页。
⑧许广平《〈鲁迅三十年集〉印行经过》，《许广平忆鲁迅》，马蹄疾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⑨许寿裳致许广平，二十五（1937.7.5），见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⑩《华盖集》，《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3卷，第12页。《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同上第6卷，第38页。
(11)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工作》，见《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195页。
(12)《白莽作〈孩儿塔〉序》，《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493页。
(1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98页。
(14)《鲁迅译文集》1959年版《出版说明》。
(15)冯雪峰：《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鲁迅研究资料》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6)参见阮铭、阮茗琳《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条黑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红旗》1996年第9期。
(17)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版，第1053页。
(18)周海婴：《揭露江青的丑恶嘴脸——对〈‘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的一点说明》，《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328页。
(19)李文兵：《谈新版〈鲁迅全集〉》，同上，第90页。
(20)王锡荣：《〈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唐韬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21)关于鲁迅和胡适、周作人，参见周启付《鲁迅与胡适》，《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陈漱渝《鲁迅与胡适》，舒芜《兄弟怡怡四十年——鲁迅、周作人失和前的兄弟关系》，《年刊》1991～92合刊，和平出版社版。关于鲁迅与王国维，参见郭沫若文。又鲁迅和陈寅恪长兄陈衡恪（槐堂）是好友，陈寅恪1902年随长兄东渡日本求学（当时12岁），与鲁迅赴日留学同年（当时22岁）。可惜不久陈氏因病归国，不然根据鲁迅与陈衡恪的密切关系，鲁、寅可能会有直接交往。鲁迅将《域外小说集》等书赠陈寅恪事，见《日记》1915年4月6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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