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月，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新世纪之初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卷对上个世纪的唐研究做了系统的学术史总结，嘉惠学林。杨志玖先生的自选集《陋室文存》也于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了作者早年发表的多篇论文，不少都与隋唐五代史研究有关，如：《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关于唐代除陌钱的几个问题》、《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等18篇。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经部分修订后重新由上海书店出版。
政治军事法律方面专著：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浙江大学出版社）、张中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等。
社会文化思想方面有：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牛致功《唐代碑帖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董恩林《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郭锋《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等。
经济、历史地理及人物方面有：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唐德宗评传》（齐鲁书社）、曹虹《慧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岳麓书社）等。
2002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在总量上比前两年有所下降，但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除去隋唐五代文学及敦煌学专论的研究成果不算，本年度正式刊发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专著20余部，论文400余篇。
一、政治 礼法 典章制度
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王三北、严文科《隋代国家权力与私家权力的矛盾——兼论隋朝灭亡的原因》（《西北师大学报》2期）认为二者对户口争夺的矛盾的激化是隋亡的深层原因。曾现江《唐高宗遗诏的产生及其与政局的关系》（《贵州文史丛刊》1期）论证高宗遗诏是按武则天的意愿写的，并对中宗、睿宗废立及裴炎被杀等事件做了新的诠释。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期）通过考察《大云经疏》所涉之图谶祥瑞，指出武则天授意造此，是统治者制造祥瑞以利其统治的范例。相关文章还有何剑明《论南唐与吴越的战争及其对南唐失国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4期）等。唐华全《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河北学刊》1
期）指出这一时期的宰相具有人数多且更替频繁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李文才《简论会昌时期的宦官》（《史学集刊》1期）指出唐武宗会昌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显现出“振兴”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宦官给予了积极合作。孙昌武《唐代的宦写与佛教》（《国学研究》9卷）认为宦官的佛教信仰直接影响到皇帝以至朝廷的宗教政策、佛教的发展、佛道二教的斗争与兴衰，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
贾玉英《唐宋御史六察制度论略——兼与刁忠民同志商量》（《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0月）认为该制度的创置与发展强化了六部等统治机构的监督机制，对提高行政效率、整顿吏治均有重要作用。相关文章还有：刘长江《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四川师范学院学报》3期），周宝砚《唐王朝监察制度的运作及特点》（《南京师范学院学报》5期）等。
杜文玉《五代选官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五代选官制度虽然上承唐朝后期的制度，但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唐制的特点，这些新变化构成了唐宋之际选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宋代选官制度的基础。许友根《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人文杂志》3期）认为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主要不是统治者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金滢坤《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及第入幕的关系》（《人文杂志》4期）认为中晚唐诸使府辟僚佐各自精求，务在得人，以重府望；中央需要人才，又取自方镇。陈飞《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历史研究》3期）认为唐代进士科在确立“二项（场）试”制度、“三项（场）试”制度以前己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和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同作者《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期）指出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关联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其各科考试皆仿明经，但多有专业考试。傅璇琮《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史》3辑）指出“翰林学士不带知制诰就不能草制浩”是一种误解，并考察了翰林学士在参政时所起的作用及其文学创作和与其他文人交往的情况。马自力《翰林学士及其在中唐文学》（《国学研究》9卷）认为翰林学士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既体现了中唐的时代特征，又对当时的学风、士风和文人心态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作者还有《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求索》5期）。其他相关文章还有：苗怀明《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河南社会科学》1期）、郭绍林《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史学月刊》1期）等。
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3期）回顾了两位史学先行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及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
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黄正建《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中国史研究》4期）考察了唐代这种戎服的形制，指出唐代穿“鞬”服谒见观察使、宰相或朝廷使臣，不仅表示对其的尊从，也表示愿意从军事上接受指挥，反映了唐代刺史所具有的军事长官色彩。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中国史研究》4期）分析了唐后期至五代中央和地方接待四方来使的礼仪机构和官员即客省、客省使和客司、客将的职能，论证了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礼仪职司方面的对等与互接作用。于赓哲《从朝集使到进奏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5期）讨论了从朝集使制度到进奏院的发展变化，认为从中可反映唐代中央集权制的兴衰。黎虎《唐代的押蕃使》（《文史》2辑）探讨了有关押蕃使的问题。李方长期以来对西州史地用力颇勤，其专著《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考察了唐代西州地区的行政机构、官员设置、官吏职掌、兼摄和升迁及官府的运作，并对当时西州少数民族部落的情况作了讨论。李文澜《从唐代地方长官的选任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山南荆楚为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辑，以下简称《资料》）认为晚唐山南三镇成为维系唐王朝的根本，其节度使的任选是一个重要原因。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8卷）考察了唐宪宗平定西川和浙西的事件对元和时期政治的影响，认为不用等到平定淮西和淄青，宪宗作为中兴之主的名声就已深入人心了。其他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中国史研究》2期），景遐东《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社会科学》6期），米海平《简论唐代的鄯州》（《青海民族研究》2期），李渊、李大龙《唐安东都护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3期），吴丽娱《再析P.2945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遣使中原》（《敦煌研究》3期），樊文礼《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民族研究》2期），金宗燮《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政策研究——以对州县政策为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4辑，以下简称为《评论》），赵建玲《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的关系》（《安徽大学学报》3期）等。
礼仪、礼制研究。吴丽娱《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13期）对月仪和一般内外族吉凶书仪中的复书作了进一步发掘，指出复书在唐人改革文体前曾经被广泛使用，并认为吉凶书仪中复书的减少、改革和别纸的不断增加是书信体裁适应官僚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相关文章还有：方百寿《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唐开元礼〉封禅仪分析》（《甘肃社会科学》1期）、赵澜《略论〈开元礼〉的制定与封建礼制的完备化》（《福建教育学院学报》1期）、宋亚伟《唐代官府写本考略》（《图书与情报》2期）、赵幼强《唐五代吴越国帝王投简制度考》（《东南文化》1期）、于赓哲《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资料》19辑）等。
法制史研究。李锦绣《俄藏Дх3558唐〈格式律令事类·祠部〉残卷试考》（《文史》3辑）对仅存10行文字的俄藏Дх3558号文书残卷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此文书应定名为《格式律令事类》，并对武德至开元年间大、中、小祀的演变，礼与令的关系，《格式律令事类》的构成及影响等提出了新的意见。李伟迪《论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船山学刊》1期）认为血缘关系在唐律中具有重要地位，并探讨其原因。楚永桥《〈燕子赋〉与唐代司法制度》（《敦煌研究》6期）指出《燕子赋》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从诉讼到结案的一系列司法过程，反映出丰富的法律文化、法律观念和社会心理。王立民《论唐律的礼法关系》（《浙江学刊》2期）探讨了当时礼法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其他相关文章还有张艳云《试论唐代京兆府的司法权》（《唐都学刊》2期）、何宝梅《从〈唐律疏议〉看唐代公务文书处理的法制化》（《浙江档案》1期）、侯雯《唐代格后敕的编纂及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期）、胡纪平《唐代封爵贵族的法律特权探析》（《湖北社会科学》7期）、彭炳金《论唐代明法考试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期）和《唐代官吏赃罪述论》（《史学月刊》10期）等。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期）指出《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今后要研究的不是均田制是否实行，而是如何实行，主要按《田令》哪些条款施行。马俊民《从唐朝实封家的衰微看中古社会的历史变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认为实封制的破坏历程反映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逐步吞食着封建土地国有制，劳动者对特权地主及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渐趋松弛。于赓哲《对〈“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京师、朔方军的“食盐短缺”是不存在的，朔方军的控制权在这段时间被太子党愈加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吴大旬《试论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1期）利用有关出土文书考察了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情况。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认为唐后期军镇的生产性质明显加强，并分析了军镇屯田的地理分布情况、特点及原因。陈国灿《莫高窟北47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736)后丁租牒〉的复原与研究》（《敦煌研究》2期）对此窟出土的八个残片文书进行了缀合、录文，认为该牒反映的新信息有助于对唐官府征纳丁租、租脚及营窑钱的深入理解。刘安志《读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敦煌研究》3期）考证此年是唐西州官府对当地民户进行全面清理、调查和统计的一年。陆离《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鲁番研究》6卷）重点考察了吐蕃王朝的三户养僧制、寺院属民制度和七户养僧制及相关制度等。魏道明《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指出虚实估源于虚实钱，本为民间行为，肃宗朝合法化后渗入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中，唐后期财政收支上的混乱无序皆由此而起。孙彩红《“用斗钱运斗米”辩——关于唐代漕运江南租米的费用》（《中国农史》2期）认为在多数场合此语属“流俗过言”。徐东升《论唐代物价的几个问题》（《文史哲》5期）讨论了虚钱、虚估、省估的产生时间、运作、作用和其长期存在的原因。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探讨了五代十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变化、国有土地私有化和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等。其他相关文章还有刘玉峰《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5期）、耿虎《“和籴”、“平籴”关系再探——兼与袁一堂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刘红运《隋唐五代传世文献中所见“庄”、“庄田”、“庄宅”、“庄园”释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吴树国《论钱米并征与十国田税的变迁》（《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期）。
工商农业研究。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从吐蕃占领敦煌到归义军时期结束，敦煌贸易市场一般使用实物（麦、粟）支付物价。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讨论唐代工商业经济结构和运营方式，揭示政治权力与工商业经济的关系，从唐代工商业中发现政治权力支配经济的内部机制，指出了唐代工商业经济产生不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因。王川《唐宋时代南海贸易中的市舶宦官》（《论衡丛刊》2辑，巴蜀书社8月）以唐代岭南最后一位市舶宦官李敬实为例探讨了市舶宦官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南海贸易的关系。林文勋《茶叶与唐宋社会经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分别从茶叶与山区开发、经济结构调整、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财政的关系考察了茶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卢向前《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探讨了葡萄的种植栽培与管理和种植面积、葡萄干的种类、葡萄酒的酿造与储藏及其与葡萄酒税的关系等。其他文章还有：贾志刚《唐代羊业研究》（《中国农史》1期）、王晓燕《关于唐代茶马贸易的两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期）等。
区域经济研究。张剑光《唐五代江南麻布纺织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考察了唐代以前、中唐和中唐以后江南麻布生产的特点。乜小红《试论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区域的分布》（《敦煌研究》2期）考察了湖泽畜牧区、紫亭牧区、阶亭坊—常乐县苦水下游牧区及西同——阿利川牧区的情况。
三、军事
有关军事研究的论述依旧不多，但内容多样，对兵种、兵器、兵力、兵制、军费、武官升迁等都有考察。张国刚《唐代兵制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史》3辑）研究了唐开国时期的府兵制度、唐初折冲府的分布、府兵的拣选、府兵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府兵的装备和负担等问题。黄冬云《军事改革对隋朝灭亡的影响》（《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期）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关系密切，且最终导致了隋政权土崩瓦解。探讨隋代军事的还有熊义民《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兵力新探》（《暨南学报》4期）。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了瀚海军的始置、兵员构成、兵种、组织制度、兵源的地区构成、其军人承担的杂役等问题。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8卷）初步分析了鸜鹆镇的下层军事组织、镇游奕所防务活动实际兵员、组织、装备、出土文书的年代及鸜鹆镇的置镇时间等问题。钱伯泉《唐代瓜州的墨离军与河西地区的吐谷浑》（《贵州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墨离军的名称和驻地，并考察了墨离州、墨离海得名的由来，认为它是设置在瓜州的大军镇，其将士多为吐谷浑人。王义康《唐代城傍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城傍是唐代蕃兵之一种，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团结兵。王树连《隋唐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期）指出隋唐是中国军事测绘技术发展的成熟阶段。赵雨乐《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北门长上”到“北门四军”的几点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指出北衙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朝廷与宫廷的政治主导地位。贾志刚《唐代剑南道军费刍议——以剑南西川为中心》（《资料》19辑）分析了剑南西川军费的征收与发放对本区域财赋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的兵数消长和边境形势制约下的西川军费与蜀地治乱之间的关系。陈志学《试论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国文化论坛》3期）探索了唐代武官入仕途径的概貌和趋势，认为片面地理解唐代“文武不殊途”则不能揭示唐代选举制度全貌。熊义民《唐初海军初探》（《史学月刊》11期）考察了唐初海军的规模、装备、技术和战术问题。
四、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关于城市研究，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期）通过考察二书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探讨了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3期）探讨了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在立体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变化和特点。冻国栋《略论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资料》19辑）指出这一时期人口的城乡结构出现了城市人口增多和传统城市经济意义日渐明显的倾向，工商业者人数的增长是一个基本的现实，所谓“四民”分业已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专论了东都及其留守、人口的历史变迁和其建城礼制，并分方位考察了唐代的边城及政府的政策。康震《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人文杂志》1期）认为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革，长安官员的早期诗与寓直诗具有稳定性、秩序性的美感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王静《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文史》4辑）分析了大明宫的构造形式及其与中书、门下、中书舍人院和翰林院的权力消长关系。
行政地理。林日举《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海南大学学报》1期）考证《隋书·地理志》所载隋代在海南建置有误，应是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载制度研究（之一）》及该篇之二（《敦煌研究》2期、3期）分别考察了归义军政权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的情况。刘安志《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敦煌学辑刊》1期）根据库车出土的汉文书考察出敦煌所出唐景龙三年(709)张君义立功公验中所记的“白寺城”所在地。相关文章还有耿虎《试论唐河北道政区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3期）、徐奇堂《唐宋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广州大学学报》1期）、唐晓涛《唐代贬官与流人分布地区差异探究：以岭西地区为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刘晓东《“车书本一家”的考古学诠释——论渤海文化与中原唐文化的趋同性》（《北方文物》1期）从多方面探讨了渤海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中原唐文化靠扰的趋同现象。马一虹《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3辑，中华书局4月）考察了诸国及民族集团对渤海及渤海自身的认识，并探讨了渤海国家的属性。张碧波《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学习与探索》1期）是其继《渤海大氏考》、《续考》之后的又一篇文章，认为唐统治者据传统的氏姓谱系与郡望观念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是渤海国家和渤海郡王爵号的由来。相关文章还有马一虹《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考：兼及唐朝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北方文物》2期）、李蓉《辽西两蕃对则天朝政局之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等。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5期）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又找出五方面的材料证明了崔乃粟特人。陈海涛《“萨葛”钩沉》（《武汉大学学报》2期）考察了萨葛部落的出现、从萨葛部落到索葛府再到其消失的过程，认为他们同沙陀的融合过程即是其汉化过程。同作者《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2卷）、《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1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一组文章考察了粟特人的情况。宋秀英、龙木《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从唐朝单于都护府的兴衰过程、治所的变迁、辖境及历任都护包括副都护的任职情况、都护的职责和选任制度等方面，对唐代单于都护府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探讨。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欧亚学刊》3辑）运用史籍和大量考古资料，从石人含义、用色、形象、动作、服饰和刻字六个方面考证二陵的陪葬蕃人石像深受突厥丧葬风俗的影响。蔡鸿生《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文史》3辑）通过考察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及“七圣祆教”的游艺形式，认为“七”是唐代九姓胡从波斯文明中继承的神秘数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胡俗。赵心愚《南诏告身制度试探》（《民族研究》4期）研究了南诏告身等级、其等级排序及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南诏告身与唐、吐蕃告身的关系及实行这一制度的时间等问题。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研究》8卷）研究了唐代吐蕃历朝与羊同、吐谷浑、李唐、西突厥、突骑施、小勃律、南诏等的联姻情况，认为这一整套和亲策略是吐蕃对外扩张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金滢坤《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期），劳心《从敦煌文献看9世纪后的西州：兼论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文书年代和沙州回鹘的兴衰》（《敦煌研究》1期），赵汝清、周保明《745-840年间唐朝与回纥交往之弊及其实质》（《青海民族研究》1期），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3期），卫永锋《唐与薛延陀的和亲及薛延陀的平定》（《文史杂志》3期），郭声波《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落探考》（《中国藏学》3期）等。
对外关系。王心喜《日本“遣隋使”来华目的及年次探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期）认为遣隋使5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输入佛教和学习隋文化，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遗唐使的前奏。与此相关的还有李寅生《论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3期）。王力《“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学报》5期）指出此塔为吴越王钱俶所造而传入日本，日本不仅保留了较多吴越国时期的“印经塔”，而且融入日本文化，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印经塔”。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3期）分析了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的主要特征和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韩香《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等。
五、文化 社会 宗教
文化研究。李岩《唐代学术文化的流变》（《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5月）解释了人文学科的高度繁荣与科学文化发展相对迟滞的不平衡，指出古代科学文化多偏离于学术价值的中心，从而造成了学术文化结构中不合理分布的状况。李浩《谈唐代的贤能标准》（《周秦汉唐研究》1辑，三秦出版社）讨论了唐人对贤能标准的不同理解及其变迁、得失，认为当时贤能标准的贯彻为士人进入政府高层提供了制度标准和操作依据，为此后的人才选取确立了一个评价系统。王美华《礼乐制度与十国时期的南方文化》（《史学集利》3期）从礼乐制度与南方民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传统礼乐制度南移在南方社会文化崛起中的意义。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期）考证了此时的13所书院，认为书院有维系斯文于不坠的文化功效。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西北师大学报》4期）指出童子科的产生和发展与唐历代皇帝大臣重视儿童教育紧密相关，与乡学、寺学、私人讲学、书院等不同形式的社会启蒙教育也有密切关系。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资料》19辑）分别比较了《御注孝经》开元初注本和郑氏注本、天宝二注本的异同，并分析了玄宗注孝经的原因。童强《从注疏之学看唐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江海学刊》4期）认为唐代注疏之学在倡导平实的学风和以文证为主要依据的考证方法等方面有一定成就，为宋学的兴起提供了基础。韩凤山《唐宋官学师德建设的举措》（《江西社会科学》1期）指出唐宋时期重视官学，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规范、监督、考核及奖惩都做出了相应规定，在官学师德建设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士人群体研究。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漆侠先生纪念文集》）认为从唐末到宋初对文臣群体的任用逐渐淡化了个人家庭背景，凸现了能力素质并注重兼纳不同特长，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主要考察了关中、山东和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房锐《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天津大学学报》1期）认为王铎之死是晚唐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黄云鹤《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社会科学战线》3期）指出科举制度使士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并从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关系入手探讨下层士人作为远离权力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
汪亓《唐锦纹样及其演变溯源》（《唐研究》8卷）重点论述了唐锦纹样中的走兽纹、禽鸟纹、花卉纹和花鸟纹，并分析了从以走兽纹为主向写实花鸟纹演变的原因。李怡《西安地区后墓壁画中官员服饰探微》（《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探讨了服饰文化的特质，认为它体现了大唐皇室既遵从古制又不抱泥于古制、富于创新和开放平等、兼容并包的特色。韩钊《试论唐黄堡窑装饰艺术中的伊斯兰风格》（《考古与文物》2期）讨论了黄堡窑在装饰艺术等方面受到的伊斯兰陶器风格的影响。其他相关文章还有：李最雄《敦煌莫高窟唐代绘画颜料分析研究》（《敦煌研究》4期）、陈霞《唐代的屏风——兼论吐鲁番出土的屏风画》（《西域研究》2期）、刘玉霞《唐代艺术与西域杂舞》（《西域研究》4期）等。
社会史研究。孟宪实《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敦煌研究》1期）通过考察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资料，指出民间结社传统悠久并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组织结构，并探讨了其主要特征。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评论》4辑）考察了两种不同含义的奴婢，指出贱口奴婢大为减少渐趋消失、典雇良人由非法到合法是其主要变化。向群《判文中所见唐人身份法体制下的奴婢问题》（《论衡丛刊》2辑）从判词反映的内容分析和探讨了唐代士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中所反映的良贱意识身份法观念及文化价值心态。简梅青《唐代世俗社会造经现象述论》（《资料》19辑）分析了世俗社会从皇家到官僚士大夫到庄民百姓各阶层信佛者造经的原因、特点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盛会莲《唐五代百姓房舍的分配及相关问题之试析》（《敦煌研究》6期）认为中晚唐五代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口分舍”很可能是百姓在归义军政权所授的园宅地上修建的屋舍，并可父子相承。马林涛《唐代社会的文身习俗》（《民俗研究》1期）认为文身由少数民族先人图腾巫术发展到后来的文刺言志、由对罪犯的惩罚演化为无赖流氓群体与江湖社会的身份标记，唐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蔡鸿生《唐代“黄坑”辨》（《欧亚学刊》2辑）认为唐代太原地区死后葬于“黄坑”的习俗是佛教而非祆教葬俗。段小强、陈康《从敦煌本〈杖前飞〉谈唐代马球运动》（《敦煌研究》6期）考察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器具、场地和竞技规则等情况。其他相关文章还有李靖莉《唐代中原地区贱口部典趋于绝迹的原因》（《史学月刊》5期）等。
妇女、婚姻、家庭和家族研究。范家伟《从〈千金方〉论唐代前期女性身体观》（《唐研究》8卷）探讨了唐人欣赏女性身体肥白的可能原因。李志生《唐代非良人群体通婚试析》（《唐研究》8卷）认为唐代非良人与良人不相婚的法律规定对社会有较强的约束力，虽有非良人与良人通婚的实例，但并不能对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构成冲击。段塔丽《唐代女性家庭角色及其地位》（《中国文化研究》1期）、《唐代婚姻习俗与女性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和《唐代居住习俗与妇女地位初探》（《史学月刊》3期）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妇女地位。王力平《也谈所谓“唐代士族之家不愿娶公主”问题》（《文学遗产》2期）指出以往认为“公主闺门失礼、士族的门第观念及驸马为公主服丧期过长等”是其不愿娶公主的原因，但进士地位空前提高，与皇亲国戚一样有庇护一门、不差不科的优复特权亦是重要原因。张艳云《从敦煌的婚书程式看唐代许婚制度》（《敦煌研究》6期）认为敦煌发现的“通婚书”与“答婚书”既可看作是唐代婚书的样文，也可看作是法律规定在民间得到实施的范例。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期）探讨了吐谷浑与吐蕃移民中妇女的婚姻、主要经济活动及宗教信仰等状况。
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门第的历史荣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考察了其汉化比较彻底的文化特点、专长法律的家学门风传统和世代以官为业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同类文章还有杜文玉《武则天家族源流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3期）。邢铁《唐代家产继承方式述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唐代家产继承的各种具体方式和程序，都是围绕如何更有效地保证各种状况的家庭的门户延续而设计的，这也是认识我国古代家产继承方式的一条主线。相关文章还有郑显文《唐代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初探》（《中国文化研究》3期）等。
宗教研究。本年度关于宗教的研究还是集中于佛教方面。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分八章详述了当时佛学经典与宗派，佛教与寺院僧尼、世俗社会、民众信仰、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其《隋唐佛教通俗文献与民众的宗教信仰》（《评论》4辑）探讨了佛教通俗文献的理论宣传方式、劝善类文学和灵验故事所反映的宗教思想、佛经的伪造与佛教本土化及佛教通俗文献的社会意义等问题。高启安《晚唐五代敦煌僧人饮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为中心》（《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7月，以下简称为《敦煌佛教论文集》）认为敦煌僧人可以公开饮酒等，饮食戒律不十分严格，但其仍遵守“不准食肉”的戒律。严耀中《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世界宗教研究》4期）指出佛教与占卜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除了强化原有的诸形式外，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王秀林、张君梅《“爱僧不爱紫衣僧”小考》（《人文杂志》6期）通过对“紫衣僧”来历的考察，揭示了在唐末五代禅悦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人们不爱“紫衣僧”的根源。释觉旻《从“三教大法师”看晚唐五代敦煌社会的三教融合》（《敦煌佛教论文集》）认为这一师号意味着统治者“置佛教于各信仰最高”的政策，反映了此时此地三教融合的社会现象。马茜《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庶民佛教的发展》（《甘肃民族研究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2月）考察了此时庶民佛教的表现形式、佛事活动和社邑发展对其影响及其发展的原因。赵宏勃《从民间信仰考察唐代僧侣的社会角色》（《华林》2卷）认为僧侣在民间可作医疗者、预言者、驱邪者并在社会交往中也有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于巫觋术士之流。徐东来《玄奘法师赴“西天”取经之理论背景分析》（《党群·学术论文集》2辑，商务印书馆11月）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识成智”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成佛的理论问题。
道教研究。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从道教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关系方面，考察了道教在唐代社会的地位。王承文《〈隋书·经籍志·道经序〉与道教教主元始天尊的确立》（《唐研究》8卷）认为此序的道教教义主要是以东晋末年成书的一批古灵宝经写成的，叙述形式借鉴了《魏书·释老志》和《道教实花序》。冻国栋《唐代道士罗公远及其灵验传说——读〈道教灵验记〉札记之一》（《资料》19辑）通过考察罗及其灵验传说，指出这些传说的作者把握不同阶层人们精神的和现实的需求，以这种方式扩大宣传，与佛教争夺信徒。王三北、赵宏勃《唐代的佛道之争——论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整合》（《评论》4辑）论述了官方对佛道二教的管理政策。陈万成《杜牧与星命》（《唐研究》8卷）认为杜牧《自撰墓志铭》中关于星命的一段话是依据当时盛行于欧亚的星命学，与阴阳五行无关。
六、人物及其他
本年度所见有关人物研究的论著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仅论文就有近70篇，以下只能简略概述。刘玉峰《唐德宗评传》指出以往认为德宗是“昏庸之君”的观点有所偏颇，他虽有诸多过失，但仍有一定建树，不失为一位有为之君。魏良弢《唐唐先主李昪评说》（《南京大学学报》1期）认为李昪是一个为当时平民百姓所肯定的“好皇帝”。吴毅《侧论元载》（《人文杂志》3期）认为元载虽以恶贯满盈的佞臣定论于史册，但他铲除阉宦、建策抵御吐蕃等，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张卫东《晚唐直相周墀》（《天中学刊》1期）认为周墀虽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重要人物但并不热衷于朋党之争，而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以正直爱才而称誉晚唐。关增建《李淳风及其〈乙巳占〉的科学贡献》（《郑州大学学报》1期）指出《乙已占》保存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有助于了解古代有关天文学理论的演变，有巨大的文化史、科技史价值。林悟殊《唐百丈禅师怀海生平考》（《中山大学学报》5期）考证怀海生于公元749年，享年66岁。
墓志碑铭。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10卷）对该墓志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唐代不干涉胡人信仰的有力旁证，为了解唐代并蓄兼收、器度恢宏的特征、探索历史“他者学”中的一种“他性”的强韧命运提供了有趣的案例。周绍良《唐志丛识》（《文史》1辑）参考两《唐书》及相关文献，考证了三十二方墓志，补证了有关史实。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研究》8卷）考察了墓志中十二生肖图案的分期特征及演变规律，指出其兴衰与宗教相关，并说明了这些图案实际用途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资料》19辑）主要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考察了几支流寓中原的高句丽百济家族世系、唐朝强行迁徙高句丽百济国人的情况、高句丽百济将士与唐代军事及高氏族望的变化及其汉化等问题。彭炳金《唐代墓志中所见的清白科》（《评论》4辑）讨论了科举中的清白科、荐举中的清白科及清白科与吏治等问题。张乃翥《从洛阳出土文物看武周政治的国际文化情采》（《唐研究》8卷）考证了洛阳出土的“摩竭鱼”刻石乃武则天伪称“获之洛水”的瑞石，指出天枢的建置反映了武周政权的国际人文背景。毛阳光《唐墓志与唐代的“版授高年”》（《文博》1期）认为唐的版授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授、版授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其他还有牛致功《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期），葛承雍《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赵振华《杨元卿碑与唐平定淮西》（《考古与文物》4期），孙继民、马小青《〈大周秦君墓志〉初释》，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拔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樊英民《山东兖州的四件唐代墓志》（均见《唐研究》8卷），李伟洲《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周晓薇《新出土柳宗元撰〈独孤申叔墓志〉勘证》（《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等。
古籍整理校勘。吴玉贵《〈旧唐书〉识误》（《周秦汉唐研究》1辑）通过比次《太平御览》、《通典》、《唐会要》、《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考证了旧书之误49处。同作者《〈通典〉“
焚传”识误》（《中国史研究》2期）考证《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典”南蛮诸国诸中“薄刺”和“焚”乃同名异称，《文献通考》从《通典》亦误。其他还有李润强《两〈唐书〉纠缪四则》（《中国史研究》3期）、王化昆《〈隋书〉纠缪四则》（《中国史研究》3期）等。
综观2002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有如下特点：专著数量虽然不少，但有很多是早年文章的结集或经修订后再版；对礼法和特定群体的研究比较突出，成果较多；妇女史的研究仍然较热，关注点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墓志的研究也逐渐向纵深发展等。总之，2002年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较多成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影响今后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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