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恨与爱——南来作家的叙述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9)04-106-108-3
香港“南来作家”是指从大陆南来香港的作家，主要指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难民作家和左翼作家60、70年代受文革影响自我放逐到香港的作家以及之后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出于各种原因移居到香港的三批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导致其创作心态由疏离向认同的逐渐演变，并影响着作者想象和叙述香港的方式从异质化到人间化再到总体化的交叉递进的演变过程。
对于前两批“南来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叙述香港，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中用一定篇幅作了比较研究[1]，可作参考。50年代南来左翼作家阮朗的小说《华灯初上》、《人渣》、《混血女郎》、《十年一觉香港梦》中，香港只是一个舞台布景，对香港现实的书写明显带有大陆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异质化倾向，离真实的香港有一段距离。如他的小说《劝君更尽一杯酒》，香港是如此黑暗，毕业生廖云找工作的几个地方都是那么肮脏，LL公司、KK大厦、BB大楼、尖沙咀教会，都想以“色”作为换取工作的条件，洁身自好的她以拒绝保住了尊严。但最后依然没有逃过百货公司老板的虎口……资本主义香港的罪恶可见一斑！站在左派立场上的阮朗，自觉地用小说为大陆新政权宣传，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对笔下香港黑暗、罪恶的严峻批判态度，因此他想象香港的小说主题大都离不开揭露和批判香港这个殖民地和资本主义都市的病态和罪恶，传达出了国人对于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想象。这是典型的中原叙事心态，无法让读者看到多层面的香港，显然有对香港异质化书写的倾向。
鉴于阮朗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对香港的异质化书写不足为奇，那么其他如中间派曹聚仁、右派赵滋蕃的香港书写呢？他们是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因为害怕被大陆新政权一脚踢开而自我放逐到香港，按理应该有对香港客观公允的书写，可是由于过客心态、难民心理等因素，他们对于香港的想象也流于表面。
以赵滋蕃《半下流社会》为例。虽然赵滋蕃的作品受“绿背文化”影响而带有右翼意识形态的反共倾向，但他对香港现实同样抱着严厉批判的态度。与半下流社会的贫穷与不幸相对应的是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赵滋蕃对此作了痛切的揭示：“在这繁华之梦的深处，有最恶毒的贪婪，最可怜的生活，引诱了大众，疲惫地前进！在那里，过往的客人，带着灵魂的枷锁，带着满身的情欲，燃烧着野兽的渴望，要想寻求快乐。”正是这罪恶无情的社会，引诱着李曼一步步走向堕落，成为上流社会物质享受的俘虏。然而这令人眩晕的繁华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欢乐，难言的寂寞袭上心头，她感到“生存空间，一天天在缩小；她的青春的花朵，一天天在凋零”。失去了爱情和友谊之水浇灌的李曼终于枯萎了，这是金钱社会逼迫下个性迷失的悲剧。
不管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都不愿在小说中反映香港真实，这当然是为了努力淡化政治色彩，但主要还是与香港的疏离使得他们无力表现现实题材，只能吟唱去国怀乡的悲歌或进行罪恶香港的想象了。曹聚仁《酒店》中把黄明中、滕志杰、陈天声推向深渊的不就是香港那个欲望社会吗？赵滋蕃《半下流社会》中群生的悲惨命运不也是弱肉强食的罪恶社会造成的吗？把人生的悲剧都归之于香港恶劣的生存环境当然有道理，但人性本身虚荣、贪婪、懈怠、懦弱的弱点恐怕也是造成自身悲剧的主要原因。更何况香港岂是“地狱”一词所能涵盖的？可是作者大都忽略人物的主观因素，片面强调香港客观环境的罪恶，显然这是对香港异质化想象的结果。
50年代的香港是动荡乱离的时代，也是最易酿造悲剧的时代，这是事实，但也不完全如此。当作者带着批判眼光审视和描写香港时，明显是带着难民一样的、试图到此寻求安全、真理和自由却没有实现可能的绝望心态的，因此对香港进行“荒谬、兽性、淫毒”等异质化的叙写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60-70年代后来港的第二批“南来作家”，基本上是伴随着大陆新政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都已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南来作家”同中有异，比如在福州、广州和在北京、天津读书，比如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比如是大陆来港的和从海外回国又来香港的，但是，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和格格不入，以及未能融入社会的焦虑感，还有处于底层的困惑，以及大陆所受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天然的仇恨等是他们的共同经历和体验。所以一开始“南来作家”的移民题材创作中，作者的情感态度爱憎分明，对认同资本社会利己损人的价值观念的人物形象如《追寻》(陶然)中的孙启从、《红绿灯》(颜纯钩)中的弟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道德的谴责，对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至上的商业语境进行深刻揭示和无情批判，其批判力度不比50年代第一批弱。
随着移民生存境遇的改善，适时也正是香港经济起飞，香港意识逐步形成之际，“南来作家”对香港的理解逐步加深，批判态度也逐步缓和，开始客观地审视大陆和香港各自的优劣，如同大陆来香港探亲的李俊扬在《人间》中的感受一样。他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着与自我相隔膜的香港文化的固有缺陷，也对自我生长的本土文化的缺点进行反省。商业繁荣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贫乏，人们的生活紧张却又多姿多彩。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后，李俊扬决定提前返回。“大陆”有着既熟悉又温暖的氛围，人情味浓。与之相比，“香港”，钱就是亲情，没有钱，一切免谈。李俊扬寄居在妹妹的婆家，虽是亲戚，但房租照付，打国际长途也照样付费，小叔子不仅不帮助他，反而三番五次找他借钱又不还。李俊扬想念他的“乌鲁木齐”了。来了这一趟香港，的确长了不少见识，香港的繁荣华丽、香港的淡薄人情。李俊扬还发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快，工作效率高，不像大陆松松垮垮，工作时“文件旅行”是常事。难怪要被香港人挖苦：“在香港匆促的人流中，只要看到慢悠悠走路的人，便可以一眼看出是大陆来客。”
可以这样认为，写于1985年的《人间》是陶然对以往异质化香港书写的颠覆，也是作者想象香港方式的变化。移居香港十多年的陶然对故土大陆和移居地香港的态度和情感变得客观，因而审视更加从容平和，显示出东西文化交融的文化立场。正如陶然自己所说：“香港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正因为是人间，香港才有人间的一切好处和坏处；好好坏坏，我们也都只能接受了。”[2]
又如刘以鬯写于1991年的《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主人公麦祥确实有着作为香港人的自豪感，为“我城”经济发展的迅速所带来的现代文明而由衷地高兴，虽然高度发达的文明背后有着数不清的抢劫、人蛇买卖、钱色交易、交通拥挤等等。麦祥“不会因城市的喧嚣和挤逼感产生无奈的感觉，甚至自困。他喜欢新事物，却不会主张废弃古老的电车”，他对香港这个迅速发展的城市所带来的现代气息感到满足和喜悦。因此，当他搭乘小巴前往西湾河的时候，用“欣赏艺术品的目光注视车窗外的景物”[3]。香港是个国际性大都市，良善杂陈，鱼目混珠，刘以鬯非常客观地把握住了这种都市品格。犹如小说耳目一新的黑白相间的印刷编排，香港的罪恶、黑暗、贫穷、痛苦与善良、光明、富裕、快乐是并置的，这就是香港的都市交响曲，喧哗、骚动之中有着宁静与祥和。
再如白洛后期的《新来香港的人》，比之前期作品《暝色入高楼》其叙述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显示出从异质化到人间化香港书写的转变。《暝色入高楼》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好坏分明，地产商人李志坚正直而温情，另一个何世昭则阴险而荒淫。在商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前者众叛亲离，后者却占尽了风光，小说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无情。到了《新来香港的人》中，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到叙述者观念的转变。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不再像以前那样正反二元对立，对人物不同命运的揭示不再单纯地归之于商业竞争社会的冷酷无情，能力的高低以及对机遇的把握才是个人成功的关键。小说中三位主人公庄念潮、梁南风、王永炫都非常值得同情，因为各人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同，所以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了。可以看出，随着作者自身对香港的“都市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香港商业社会的无情竞争不再持完全贬斥的态度，靠能力吃饭是每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在港时间的延长，70年代移居香港的“南来作家”开始逐步认同自己的香港身份，他们塑造的世界从移民世界慢慢向香港市民阶层过渡，与香港都市对立的情绪逐步为平心静气的描述所代替，想象香港的方式也发生了从异质化到人间化的变更，并且逐步致力于探讨人在欲望化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存在和精神家园的建构等人类共同的话题。当然这同样适用于80、90年代来港的第三批“南来作家”。
当这三批“南来作家”超越中原过客心态和香港本土意识望向世界和人类时，对生命的悲悯意识和宗教情怀使他们跳出狭隘的地域和文化框框，书写“人”的文学，是为“总体化”的叙述方式。徐訏的《彼岸》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江湖行》对本体意义的流浪生命方式的体悟，刘以鬯《酒徒》、《陶瓷》对金钱、欲望控制下人性异化的剖析，陶然《岁月如歌》、《记忆尘封》对岁月、生命的敬畏感，颜纯钩《天谴》、《背负人生》对人性困境中性欲解脱的无望和孤独死亡的暗示，王璞《话题》、《一次没有目的的旅行》对寻寻觅觅、徒劳无获的精神漂泊的揭示等等，都是对人类总体经验的书写。
以王璞小说为例。在漂泊的人生旅程中，无根的感觉始终缠绕着辗转迁徙的王璞。大陆和香港，虽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一直纠缠着存在于人物的普通生活里。人们无法与过去告别，也很难一下子跻身香港社会，只能在大陆和香港之间游走，回忆、追寻是故事主人公常见的生活历程，而与此相伴的是失落、怀疑、疏离、对抗，是永无止境的对生存的叩问和精神家园的建构。
在主人公的追寻、回忆过程中，我们常发现人物之间理解和沟通的徒劳，王璞不是简单地表露人物对物化香港的疏离，她最想诉说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隔，这是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困境。《话题》集中表现了王璞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和女性命运的思索。兄妹之间、母女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没有正常的人伦情感，母亲只对报纸上的股票信息发生兴趣，而父亲沉浸在他的花鸟世界中，对其他人、其它事漠不关心，神情淡漠。而“我”也只能靠着男友鲁岸往日恋人阿玲的话题才能勾起他的一点生机活力，否则他就形同一具没有情感的躯壳。只要提起阿玲，鲁岸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滔滔不绝地说着关于阿玲的一切，“又是辩驳又是论证，又是打手势又是晃脑袋”。男女之间的情感到了此般地步，这叫什么爱情？爱必须有心灵的沟通和撞击才能维持。在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物质”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精神的交流、情感的沟通。“我”的被注视是建立在对另一个女人阿玲的情感伤害基础上的，“我”的话语是在对阿玲往日点点滴滴的叙述中才引起关注的。因为活在过去的情感氛围中，所以鲁岸无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沟通，即使是新女友“我”。而在鲁岸的家里，也到处是阿玲的影子，鲁岸母亲全然不顾“我”所受的心灵伤害，随意地说着阿玲的名字，“我”的被漠视可见一斑。
《话题》虽然没有余华《现实一种》中人性的血腥与残暴，但引起的内心震荡却不亚于此，那平静得像一湾无风池水的“吻”里包含着多大的悲哀啊。“吻”，多么富有浪漫色彩并能引起男女内心情感激荡的行为，可是在王璞的笔下是这样描写的：“他把一大块鸡肉塞到我正好张开的嘴里，然后，他搂住我，吻了我嘴唇，一下，两下。”两张塞满食物的嘴心不在焉地吻在一起，何来美的感觉和情感的激荡？所以当鲁岸的嘴唇压过来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心里觉得有点悲哀。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漠然和疏隔、男女情感的畸形、女性本体意识的思考等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情人是如此，走进婚姻的夫妻也不见得彼此心心相印。《旅行话题》中的那个丈夫因为对妻子与梁兄关系的怀疑，始终不积极支持妻子的黑龙江寻旧之行，力主去新西兰旅行，最后两个地方都没有去成，去了一趟泰国，买回一包假的蛇药膏。这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是否意味着夫妻之间情感的虚假与沟通的徒劳？如果说《旅行话题》中的丈夫对妻子的黑龙江旅行计划还是若有若无地关注着，那么在《扇子事件》中，丈夫对妻子的古怪行为(翻检旧物、逛古董店)简直就是漠视。虽然同眠一床，贴身却不贴心，形同陌路。丈夫满脑子都是他的温哥华移民计划，因此关注的是房子、投资的事，而占据妻子脑海的全是旧日情人洪夏的影子，内心一直涌动着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注：这是旧日情人洪夏最后的落脚地)的热望。同床异梦，还有什么比这更无奈、更荒诞的人物关系？正如尤奈斯库所说：“对于无可解决的事物，人们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只有无可解决的事物，才具有深刻的悲剧性。”[4]身为情人或夫妻，竟然无法彼此理解，这是怎样的悲剧？王璞通过对人物行动的细致描绘和行动背后心理的深刻剖析，表达出这个世纪的“真实”，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疏隔以及永无止境的灵魂漂泊。
在许多“南来作家”看来，人生本来就是荒谬的，没有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追寻身份之旅和存在价值本身就显得徒劳无力。但明知无果却依然上下求索，犹如神话中的西绪福斯，这是对人类总体化经验极好的想象性注解。
总体来看，50年代以来三批香港南来作家叙述香港的方式基本遵循从异质化到人间化再到总体化的演变，但每一阶段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交叉递进，螺旋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