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认同:数字时代阅读风格与文化认同的变革研究_身份认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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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说“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①。无独有偶,若斯特说“告诉我你引用谁,我将告诉你是谁”②。同理可推,告诉我你阅读什么,我就会识别你的身份。“识别是向某些人提供认同”③。数字时代,如何通过阅读识别文化身份是当前文化消费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媒介融合和跨媒体传播为基点,分析阅读方式变革受传播技术影响对阅读主体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阅读作为工具理性与文化认同作为价值理性两者的互动关系,以企对当下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身份迷失和文化焦虑等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阅读识别身份的理论视阈: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特征与逻辑演化

数字时代,当信息传递的基本过程由机械转向电路,由书面转向屏幕,由在线转向链接时,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从纵向方式向横向方式变化,以广度换取深度。对海量信息的增加,人们为了获取资讯以适应社会的节奏,抛弃了传统阅读的反复品味与反复思考,由此带来的是纸本阅读越来越走向浅阅读和娱乐性阅读,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价值取向。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认识自然、社会亲身实践、感知体悟的时间减少,大多依赖网络获取知识,从而出现认知与思维既崇尚理性又缺少理性、既崇拜权威又消解权威的怪现象。这种“浅阅读和娱乐性阅读”作为“后现代阅读”是否就是一种流行趋势要代替“传统阅读”?恐怕也未必。如果将其放在数字时代的传播语境中去分析,可能任何阅读方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任何阅读都暗含读者的身份。对此,我们认为,数字时代,人类阅读史和传播史两相交汇、叠加发展,都包容在当下媒介融合和跨媒体传播发展中。因此,如何认识媒介融合和跨媒体传播就成为理解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点。

媒介融合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浦尔教授提出后,中国许多学者对其定义、探讨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认为,媒介融合与跨媒体传播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两者在受众服务目的和传播效果上是趋同的。跨媒体传播是指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流动与互动以及受众对信息的综合利用,它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相同信息在媒体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二是媒体之间的合作、共生、互动和协调;三是传播控者与传播受者的平等或对等交流。媒介融合是指不同形态的媒体为了最大化的获取传播效果而实施的既发挥媒介自身优长而有功能互补的综合开发、利用媒介资源的运作模式。它既有传播控者信息生产的创造性,也有传播受体信息接收的能动性。本文之所以让媒介融合与跨媒体传播作为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点就在于强调受众的重要性,受众在信息摄取方式上是有主动性、灵活性、综合性的。而以往对此多有忽略。

从以往的研究看,明显都将传播主体即传播控者如何综合、互动利用媒介作为叙述主体,而忽略对传播受体如何综合、互动利用媒介的研究。从而显示出该研究未能反映出本国国情尤其是受众的实际。这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分析中便可看出,当前的阐释大多偏向媒介融合与跨媒体传播者的控制研究,而对受众需求和传播渠道相对关注较少,这样也就很难将媒介融合与跨媒体传播形成的优势集中在受众阅读这一高地。鉴于此,在一种“后现代阅读”语境中也就很难完整理解阅读方式变化对受众作为接受主体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阅读演化到“后阅读时代”已经成为消费文化的符号泛滥,人们纸读、屏读、频读等的泛阅读已成为文化生产和精神消费的工具。由于媒体暴力和信息污染,不实、不良信息满天飞,使人们对某一重大事件或信息真假难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已经形成信息阅读整体接收、综合利用、分析整合、判断真伪、提取真知的习惯。对重大新闻事件传播,第一时间网上阅读,然后从电视图像信息求真假,再从报纸评论信息中探求本质,综合利用,全媒体解读,从而养成新的信息阅读规律。而对文化素质较低的人来说,则会出现阅读迷失和身份焦虑。那么,针对“后现代阅读时代”,如何在媒体融合、跨媒体传播和全球一体化语境中认识阅读及其阅读方式的变化对文化身份的影响呢?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身份”、“认同”由于受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影响,呈现出理论语境与现实语境的混乱和困惑。这大概源出“身份”、“认同”在英语中identity是同一个词语。由于东、西方语境的不同,从而给理论阐释造成困惑。我们认为,“身份”是一个抽象名词,“认同”是一个具象动词,只是在个别情境中才是名词。从词的语义社会性看,“身份”是人自出生或母体中就蕴含的本身固有的社会属性或阶级属性,它具有社会学的“先致性”,如人的家庭出身、民族信仰、生活习性等,可能表现为某一时期人的固定性或原有性,这可以说是人未受社会驯化前的身份因属。但是,一经社会改造,即经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或文化熏陶,它就呈现出不稳定性、可变性或可塑性,即社会学上的“后赋性”,从而显示出文化对身份的构建、消解之作用。这一过程是不断地认知、变化的过程,其中确认、认可、认同是关键。因此,可以这样说,人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其身份就是靠文化来表现、识别的,这样,身份与文化是被认同紧紧连在一起,所以,英语identity中“身份”、“认同”同为一词不无道理。实际生活中,身份与文化也是等同的。“在当代,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许不是某种实在的差异而是一种形式的差异,往往表现为一种姿态或表征为一种符号”,身份“实际就是指文化,在当代,身份总是文化的”④。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阅读方式变革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无阅读,任何符号和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无所依傍,不成载体;文化身份认同是阅读方式变革的掌控和调适,无认同,任何阅读和认知无所区分,不成秩序。如何认识这一问题需从阅读方式与文化身份认同内涵特征的演变及其形成的新关系进行解读。

1.阅读是人类摄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众所周知,人类的知识是由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直接知识和理论总结文献记录所形成的间接知识组成的,尤其是以语言、图像等符号记录的文献知识占绝对多数。阅读是一种认知行为,也是人内心活动和思维的一种凭借。人通过语言、图像等符号将信息摄入大脑中,从而感知事物、体悟道理、辨析是非、形成判断,由此从感性世界进行理性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信息专家认为“人接受信息的通道大致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而通过视觉所获得信息是其他通道的6倍,即视觉信息占全部信息的87%”⑤。华兹华斯认为“眼睛是所有感官中最专制的”⑥。可见,视觉阅读是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

2.阅读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在场行为。所谓“在场行为”是指阅读者作为主体必须深入到阅读客体的内容中去并对其内容进行感知思考的共时空的在线行为,这里的阅读是指信息升华为思想、文化的有效交流的传承手段,它强调阅读主体与客体在同一场域相互作用。其中阅读与思考紧密相连,而思考不仅仅是对信息、知识的索取、分析和利用,还包括它对思想的认同或消解以及对文化的积累或积淀。“它具有连贯性、广泛性、抽象性、清晰性、语调的单一性和由因果演绎故事内容的特点”⑦。任何语种的人似乎都应遵守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总结的这一阅读规律。任何种性的人和民族要繁衍发展,都离不开血缘关系和文化传承。其中血缘关系只能算作自然生存的基础。而作为社会人,文化传承才是其民族乃至国家构成的社会基因。而文化只有通过自觉的感知、浸染、熏陶等学习在场行为方可习得,任何不基于民族文化根土而靠外力的强加或好心的移植都无济于事。因此说阅读是亲近、感知文化在场行为的唯一体现和不二法门。

3.阅读是一种文化消费。从外显层面看,它消耗了纸张、油墨、光盘、屏幕等文献记录的文字、图像阅读客体的物质材料。从内在本质看,它不仅消耗了阅读主体的身心、智力等,而且还消费了阅读客体所载的内容。阅读客体所载的内容就不能纯粹的用“消耗”一词来概括,因为他消费的科学、文化、艺术等人类精神产品甚至是社会意识形态。这里,人们阅读得越多,也可能淘汰的多,继承的多,但是无论淘汰、继承都不是消耗,因为它会产生出新的信息、知识、思想、见解等文化的构成元素,不仅不能说消耗了以往的精神产品,反而会生产出许多精神产品来。这主要因为文化消费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价值消费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潜在性。“谈得更远一些,在电视和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⑧。这里的“潜在性”,可以理解成阅读在消费中产生了新质,即文化具有再生的创造性或破坏性,因此,文化通过阅读而消费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社会进步的阶梯。

由此观之,阅读由传统阅读演化到现代阅读、后现代阅读乃至三者的融合并存发展,每次变革都与文化消费有着必然联系。其中阅读方式变革蕴含的技术、文化、民族、时代等因素就成为精神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中认识文化身份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文化身份是社会分层的标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上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下到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可分为十个社会阶层。这种划分是符合当前的实际。问题是谁是社会分层的制造者?这些阶层人士具有怎样的文化身份?其文化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撇开政治、经济等因素,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中认为:“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机制”⑨,文化是彰显人社会地位的标尺。因为任何文化身份都必须依附在某一职业或个性特征之上而彰显其生存意义和价值体现,而人作为文化身份的主体是自我认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的复合体。由此看来,教育、文化影响社会分层,阅读影响人的社会身份。

第二,文化身份是符号消费的主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符号主宰的世界,“符号控制是比资本控制更高一级的控制力量,人作为符号的动物,是逃脱不了被控制的宿命”⑩。人以自己文化身份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将其自我编程,形成阅读习惯和欣赏品味,进而又反射在文化身份上。比如草根阶层的孩子艳羡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的自由潇洒而迷失于虚拟皇宫,网瘾者痴迷于虚幻世界的意志畅游和价值实现,如此等等,都是普通大众丧失自身文化身份,在阅读文字、图像信息时,“迷失于失去质量的符号,丧失自己的理性观察力和判断力,只一味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就会丧失”(11)带来的恶果。当然,人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不仅消费着符号,也创造着符号,甚至连自己也成为符号,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身体和物质构成了一个同质符号网”,使“身体被出售着,美丽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12)。不言而喻,人主宰物,物被符号主宰,自身的文化身份又迷失在其中。

第三,文化身份是大众传媒逐利的对象。文化身份,既是主体,又是个体,既是抽象的符号,又是活灵活现的实体。因此,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各种形态的媒体都在寻求分众化、小众化、窄众化传播的盈利模式,受众的文化身份就成为其逐利的对象和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媒体经营者在把握受众心理,熟知受众习惯,猜度受众文化身份,扩大发行量(收视率)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一家报纸的办报理念是“tickle the palate at breakfast”,意思是像搔痒一样要挠到人们的早餐味觉上,可见其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心理熟悉程度。其实,他们这样尊崇读者无非是要广告效应,因为广告“最重要最根本的作用是使消费者意识到消费商品的重要性,意识到商品是人的身份认同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手段,消费商品是和身份、地位、品位等因素相关的,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和交流的方式”(13)。这样就形成了媒介追逐广告,广告追逐品牌,品牌追逐符号,符号追逐文化,文化追逐身份,身份追逐媒介的循环逐利的链条。

文化消费场域中的两极张力: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

西利亚·卢瑞在《消费文化》中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充满了消费者个性或消费者态度,而且消费文化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14)。这里,起“主导作用”应是数字时代传播技术发展对阅读方式的影响所形成的人的文化身份差异和变化以及消费文化对符号的生产与需求。阅读方式发展到“后现代阅读时代”,已经不仅是物质的消费,而且是一种符号的文化消费。这种文化消费使传统阅读丧失翻阅方便、不择场所、专于一心、重思考、敬安谧、贵分析、尚批判等纸质阅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精英阶层独擅阅读的权利,使平民成为阅读的主体,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快捷、虚拟、互动的读频、读屏使阅读方式产生了新质:阅读即丢即弃、一心二用,习惯思维中断、随意链接与不相关符号的瞬间插入和干扰,崇尚快感、商业性、当下性,消解权威、拒绝经典等。从而使精英阅读和大众阅读对人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积极、消极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身份难以区分,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将学者文化与大众传媒文化进行对照,并将它们从价值上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且荒诞不经的”(15)。阅读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难以区分,也使阅读方式与身份识别成为当下一大难题。尤其是阅读方式的应用以及被谁掌握所造成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的困惑与焦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上无论是普通人士还是精英人士,只要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健全,都可用网络阅读进行生产和生活,显示出其有固定的身份,反之,很可能利用网络阅读不良信息,或从事过度游戏或色情阅读,显示出身份迷惘。当然,高素质的人利用网络制造淫秽、色情的阅读内容进行犯罪则另当别论。这样,是什么身份就阅读什么,是什么阅读就能识别什么身份就成为文化分野和身份标识的衡器。

上述阅读方式演变与文化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新质,使其同时发力,相互影响,从逻辑上形成了两极张力的互动关系:即阅读方式变革文化身份认同两极对决又归于统一。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化认同具有构造、消解之作用,表现为其标识、形塑着文化身份;一方面是文化身份对阅读方式具有抵制、汰旧作用,表现为其选择阅读信息、防御不良阅读方式的入侵。两者作为手段和目的在信息世界和消费文化中共同统一于消费场域并进行角逐。使得“符号”“虚拟”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色调。如何认识这一问题需在阅读方式与文化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新质的基础上进行解读。

1.阅读识别文化身份又被文化身份标识为雅俗之分。阅读作为信息摄取的主要方式和文化传承的在场行为,必然要在人类社会中养成和习得,其中识字的语言教育是文化身份养成的关键。这无疑就打上了社会分层和分级的烙印,这一烙印作为文化身份的标尺是由阅读体现出来的。阅读是身份的象征。阅读作为教育的一大功能,它将人分为不同的人群和阶层,并使其在社会地位、自身修养、家庭收入、从事职业等方面判然有别。在古代,是否识字、阅读可以说是区分两大阶级对垒的分野,许多古装戏剧中达官贵人、才子佳人、刀笔吏、师爷仰仗自己识字阅读有文化而对不识字的人群耀武扬威刹那间都反映在摇头晃脑地卖弄中,可谓形象之极。“文革”期间即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在牛棚接受改造,其职业、身份貌似普通农民,但是其忧国忧民、善于思考、执著于专业的精神迥然有别普通人士。在当下,掌握外语并熟练应用就可进行跨国和跨文化交流,这无形就是精英阶层的文化身份;掌握古文并熟练应用就可进行古今交流和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这无形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掌握计算机并进行专业应用就可领略信息世界的变化无穷,这无形就是当下社会主流人群的文化身份。当然,掌握黑社会行话和谍报工作的术语并进行熟练应用并发号施令,则是另外一种文化身份。个别青少年利用计算机打游戏进而沉迷于“网瘾”则是身份迷失的表现。因此,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身份绝不等同于村野老叟,航天工程师的身份也绝不等同于网吧打游戏的孩子,皆缘于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决定了其文化身份。这是因为,阅读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复合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接收和认知的工具,关键是它承载着信息、文化等内容。犹如汽车与货物,是合二为一的载体,正如鲍德里亚所说“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他运送的煤炭和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递的画面,而是它造成了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6)。这里信息、文化等所阅读的内容有高下、优劣、有用、无用之分。内容健康、思想品味高尚,阅读对人就具有教育之作用,社会就进步;反之亦然。这就是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时期为何有禁书、禁播剧之原由。不难看出,阅读实际上形成了精英阅读(专业阅读)和大众阅读的社会分化,精英人士可以从事大众阅读,而大众要进入精英或专业阅读则必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文化身份和专业技术训练。这种雅俗之分不仅仅是阅读内容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身份造成的。

2.阅读形塑着文化身份又被文化身份鉴识为有类别之分。阅读形塑着文化身份是指阅读作为批判的武器这一工具理性对文化身份的构建具有培育和毁育的作用;文化身份鉴识阅读是指文化作为武器的批判这一价值理性对阅读具有汰旧、剔除、防御等作用。显然,在这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理解文化身份的构成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对此,学界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认为文化身份一旦确立,就不容易更改;一种是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文化身份总是时刻被塑造着,永远没有完成的流动着的东西,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未完成状态。”(17)哈贝马斯就认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18)。在这里,问题是“谁”给定,又由“谁”设计。马克思认为,身份是由社会决定的,即社会存在决定着身份,米德、巴赫金则认为身份是在与社会交流和他者的交流的过程中被构建的。因此,身份是易变的。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地变化”(19)。我们走出哲学的思维,将问题固定在具体的论域中,就得承认这样的事实,身份是在原本就有和易变中被不断地构建和消解的,没有无源头的身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身份。这样,无形中就推导出,身份是怎样被构建的,谁在形塑着身份?当然,我们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都能找到相应的答案。但是从信息学、传播学、教育学角度去寻找会更加贴切。文化身份率先是由阅读所负载的信息所养成的,也是通过识字育智来进行的,从而培养成文化身份必须具有一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当然良好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信息摄取方式对文化身份具有增加养分、促成固化的作用。文化身份一旦被形塑成熟,它就会对常态信息进行加工、生产,或再生,或湮灭,也会对阅读所负载的不良信息进行选择、过滤、淘汰、抑制、防御,进而将所阅读的信息分成级别。这突出地表现在成年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网络信息所提供的虚拟世界都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利用其为己、为人、为社会服务;而青少年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等文化身份所必需的养料缺失,会被网络信息所提供的内容以及火爆刺激的阅读方式击倒,从而消解了其正在构建的文化身份,正如菲斯克所言“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20)。因此,从阅读方式和信息摄取来看,阅读形塑人的文化身份大致体现在它灌输、劝服、强加植入、春风化雨等技术手段对文化身份的构建和消解起的信息输入的作用上。所以网络传播增强阅读就成为通行天下的方法。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的工具被运用于它所出现的全球情境中,产生了世界的本质化不同文化的构型和族群或种族,这依赖于历史阶段,文化还产生了识别者的专业认同”(21)。这里文化“专业认同”就是阅读形塑人的认知方式而产生的思维定式对某一熟知的信息过分依赖和青睐。因此防御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不仅是建构、稳固本民族文化身份之必要,也是国家文化安全之必要,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作为信息摄取的工具它与文化的这种一币两面的功能对人的身份构建具有培育与毁育的作用。

3.阅读与身份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显示出文化认同危机。阅读与身份所构成的形塑与被形塑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这种阅读与身份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失调或断裂是导致文化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认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尤显重要。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同时认为,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即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控制人、社会、自然的主要手段,社会愈发展,科学技术愈进步,就愈扩大对人性的奴役和摧残,“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批判性,只满足物质需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想的单面社会”(22)。

应该看到,随着西方社会物欲的膨胀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深化,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则日益被漠视,被边缘化。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在大众阅读中,重要的营养液诸如教科书、经典著作、励志书籍、陶冶情操的小说被一些人边缘化或抛弃,道德素质、价值观念、是非曲直、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有关宏大叙事出现认同危机并将演化成文化价值危机。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就是阅读和身份构成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对人性和人的本质属性的破坏。按照本文的观点,阅读和身份相互形塑并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现实社会中商业因素和工具或技术因素的过于强大,使人的懒性、恶性未受到限制反而被媒介愈加放大,人们追求阅读的感官刺激和享受,而对阅读的意义愈加淡漠,甚至淡漠真理,蔑视权威,混淆是非。这些都是阅读方式演变中文化认同危机带来的弊病,正如波斯特曼所说:“电视淡化并且有效地破坏了作为政治教育和公共领域一切活动之基础的公共交流”(23)。可见,阅读方式变革对人的文化身份的型塑并不都是起积极作用。

数字时代,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贮存于光、磁等介质中,它与传统的纸介质、电子介质并存发展,共同作用于人的阅读并使阅读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产生的新质不仅仅使阅读对人的文化身份具有建构、消解、教育、毁育之功用,关键是阅读作为工具理性过于强大,反而抑制了人文化身份的彰显,使人迷失在虚拟和焦虑之中。这是当下阅读方式变革带来的一种隐患或弊端。因此在媒介融合与跨媒体传播的语境中认识媒介作为阅读工具的正负作用就需具有辩证的方法和思辨的力量。利用任何媒介阅读,它都具有双刃剑的性质,正如尼尔·波兹曼说:“媒介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24)

藉此,我们将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放在传统阅读、现代阅读、后现代阅读交汇中考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刷媒介是思想媒介,在思辨性文字阅读中,它所传播的思想文化信息其他媒介无可匹敌;电视媒介是一种娱乐媒介,在情感信息传播中,它所传播的视觉图像信息其他媒介无可匹敌;网络媒介是一种信息媒介,在综合信息互动中,它所传播的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其他媒介无可匹敌。这些媒体形态从信息阅读的角度说,对人的文化身份都具有构建、消解之功用,其中印刷媒介对人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尤其是学习认知所起的作用会更大,而电子、网络媒体对人的文化身份的消解尤其是娱乐、麻醉的功能会较大。当然,这只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尚未形成定律。因此,崇尚阅读、崇尚理性、崇尚思考是当下应大力提倡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捍卫印刷媒介的思想传播的权威性,就是捍卫文化身份认同的功效和价值。

注释:

①[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版,21页。

②颜纯钧:《“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47页。

③[美]乔纳森·费里德曼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2版,168页、310页。

④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21页。

⑤冯建伟:《信息新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月第1版,24页。

⑥W.J.T.米歇尔:《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101页。

⑦[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水喜,鲍贵,陈光明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第2版,7页。

⑧[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版,114页。

⑨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94页。

⑩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24页、273页。

(11)梅琼林,杨文娟,陈旭红,沈爱军:《符号消费构建消费文化——浅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118页。

(12)[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版,127页。

(13)徐小立、秦志希:《广告与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830页。

(14)[英]西莉娅·卢瑞著,张萍译:《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44页。

(15)[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版,92页。

(16)[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版,127页。

(17)苏勇:《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的文化主体性》,《贵州师范大学》2009年第1期,94页。

(18)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21页、19页。

(19)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11页。

(20)[英]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4页。

(21)[美]乔纳森·费里德曼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2版,310页。

(22)赵建军:《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0期,49页。

(23)[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水喜,鲍贵,陈光明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第2版,3-4页。

(2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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