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目的论文,文化圈论文,范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文化圈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学科名目，较具范式意义和影响力的，是对译Philosophy的“哲学”一词。“哲学”的厘定，典型地展示了“中—西—日”三边文化互动过程中汉字新语的生成机制。
Philosophy的“爱智”义
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命题，诸如阴阳、道器、体用、心性等，直逼哲学堂奥。然而，汉字文化系统内，并无“哲学”一词，也无“哲学”学科的确立，较相接近的名称有“玄学”、“形上之道”、“理学”、“道学”等，但均不足以担当统括此一学科的总称。时至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学科意识渐趋明确，以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人生观、真理观为使命的学术突现出来，需要专门术语加以界定，于是，从西洋引入Philosophy一词便成为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共同诉求。
在西洋，Philosophy一词的形成过程，正是哲学学科的界定过程。英、德、法语的Philosophy皆源于希腊文Philosophia。Philo意为“爱”，Sophia意为“智”，合成义为“爱智”。在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之学，而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它来源于神谕，人们热爱并追求它，这就是哲学。第一个使用“爱智之学”的，是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稍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宣称自己是“爱智者”，其弟子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哲学从惊奇开始”，并提出“哲学王”理念，展现“哲学”总领诸学的思想。概言之，自古希腊开始，欧洲即有“爱智”义的Philosophy一门学科的潜滋暗长，这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研讨百学之“理则”的学问，自古希腊到现代欧洲，有着一以贯之的学脉和范畴系统。
早期汉文西书中Philosophy的译名：音译“斐禄所费亚”，意译“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
西语Philosophy传入汉字文化圈，是16世纪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欧洲耶稣会士进入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明末清初的中国传教，随之带来西方学术文化，Philosophy为其中之一。自16、17世纪之交，日中两国开始对这一西洋术语作翻译尝试。日本文禄四年（1595）印行的天草版《拉葡日辞典》，将Philosophy译作“学文の好き”，意为“良好的学文之径”。“学文”采自《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当为汉字文化圈最初对Philosophy的意译。
16、17世纪之交较高水平的Philosophy译名，出自中国的早期汉文西书。明天启三年（1623），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所著《西学凡》出版，介绍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将其分为“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艾儒略对这六科都给定音译名称，其中理科为“斐禄所费亚”，并有“大斐禄之学”的名目。同书又将“斐禄所费亚之学”意译为“理学”。文称：
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于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
艾儒略的另一著作——地理书《职方外纪》，其卷二《欧逻巴总说》介绍欧洲各国教育，谈到中学所设“理科”分为三家：“落日伽”（逻辑学）、“费西加”（物理学或自然哲学）、“默达费西加”（形而上学），三家“总名斐禄所费亚”。这就给Philosophia厘定了音译名“斐禄所费亚”和意译名“理学”、“理科”。
明天启四年（1624）出版的“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有“斐禄苏费亚（译言格物穷理之学）”的提法。次年，“高一志译校，毕拱辰删润”的《斐禄答汇》也将“斐禄”意译为“格物穷理”。
与艾儒略大体同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傅泛际（1582～1653）与中国士人李之藻（1565～1630）1628年合译的《寰有诠》、1630年合译的《名理探》，将Philosophia音译为“斐禄琐费亚”，意译为“性学”和“爱知学”。“性学”一词出自《寰有诠》，该书称性学为“因性之学”，指根据自然探究天地万物之理、天地万物之源的学问，所谓“性学者，形性之学也”，这显然是从宋明理学的“心性”一词演化而来。
《名理探》创制的“爱知学”，更接近Philosophia本意。古汉语“知”“智”相通假，“爱知”即“爱智”。《名理探》称：
爱知学者，西云斐禄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
爱知学之本务，在通物物之性，性性之理……凡就所以然处，推寻确义，贯彻物理，皆为爱知学之属分。
《名理探》将Philosophia意译为“爱知学”，是贴切的，甚至比两百余年后日本思想家西周（1829～1897）的译词“哲学”更为完整地表达了Philosophia的意义。然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介的西洋哲学，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西学凡》、《寰有诠》、《名理探》等人文学著译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泥牛入海无消息”，其Philosophia的译语，如《西学凡》的“理学”、《灵言蠡勺》的“格物穷理之学”、《寰有诠》的“性学”、《名理探》的“爱知学”，鲜为人知，关于Philosophia的译名尝试并未在中国知识界留下多少印象。
直至19世纪中后叶，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译介西学时，哲学的译名与17世纪明清之际时译名大同小异。1877年出版的《格致汇编》载英国传教士慕维廉（1822～1900）撰《培根格致新法》，称哲学为“格学”或“学”。德国传教士花之安（1839～1899）撰《德国学校论略》，介绍德国大学学科，把哲学称之“智学”。至于清末的官私学校，尚未把哲学视为独立学科，哲学所涉及的论题混杂在“经学”的总名之下。
日本兰学书、洋学书的译名：究理、学文、物理学、性理论、理学、玄学
日本德川幕府中后期相继兴起的兰学和洋学，主要译介西洋自然科学，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宽政八年（1796）出版的稻村箭撰《波留麻和解》，将西洋的世界观学问译作“鸿儒”、“硕学的学修”、“究理”、“学文”。兰学家志筑忠雄（1760～1806）1801年译注《极西检夫尔著异人恐怖传》，创“穷理科”一词，以对译西洋哲学科。
天保十年（1839），洋学家渡边华山（1793～1841）的《外国事情》创“物理学”、“格智”二词，以译介西洋哲学。洋学家高野长英（1804～1850）在《闻见漫录》中，将Philosophy译作“学师”，取义“总体之学”、“至要之学”。安政二至五年（1855～1858），洋学家桂川甫周（1751～1809）编《和兰字汇》，用“理学”译西洋哲学。
类似的翻译还有：津田真道（1829～1903）文久元年（1861）的“性理论”；元治元年（1864）村上英俊（1811～1890）在《佛语明要》（此处“佛”为“佛兰西”省称，指法国）中的“天道之说”；庆应二年（1866）堀达之助等在《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的“理学”；明治元年（1868）《学舍制案》中的“玄学”；明治二年（1869）《舍密局开讲之说》中的“知识学”、“熟考知察学”、“考察学”；明治三年（1870）《大学规则二月》中的“性理学”等等。①
总之，在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关于Philosophia的译名，纷纭杂陈，莫衷一是。直至西周以“哲学”翻译，方获得规范、统一的译名。
西周、津田真道的厘定工作：从“性理论”、“希哲学”、“希贤”到“哲学”
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是从科技入手的，德川时代称之“艺术”（采自古汉语的“艺术”义，指技艺）。洋学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典型表述。日本人对西洋“哲学”的发现，是幕末洋学机构“蕃书调所”（1856年创办）—“洋书调所”（1862年创办）—“开成所”（1863年创办）培育出的启蒙思想家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是西周与津田真道。西周等人对西学的认识，也是从科技层面入手的，庆应四年（1868）夏，西周在译作《万国公法》的卷头语中说：“方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国，火车俭地，汽船缩海，电机以通千里之信，新纸以广四海之闻”，对火车、汽船（轮船）、电机（电话）、新纸（报纸）等西洋物质文明成就发出由衷赞叹。西周等人的可贵处在于，对西学的关注并未停留在技艺领域，而是由西洋物质文明推究其精神文明，将研习的目标直指哲理层面。
津田真道于文久元年（1861）撰《性理论》一文，探讨哲学问题，“性理论”一词，相当于Philosophy。“性理”指心性与天理，借自宋明理学。西周还于1870年以“理性”译Reason。西周在《尚白札记》（1870）、《生性发蕴》（1873）等文中论及：“哲学家”探讨“百科学术”的“统一观念”。“哲学”是成体系的学问，追求“究极的原理”。哲学所论之“理”，包括生理与性理，心理与物理，为此征引《易》的易象、易数之理，《中庸》的中和之理，《说文》的治玉之义，包括脉理、条理、文理，进而与西洋哲学涉及的理性、原理相比拟。西周论哲学之理，有一种打通中西的气势，从而为“哲学”术语的译制奠定基础。关于Philosophy的译名，西周启用“希哲学”，是打通中西哲思的产物。西周在为津田《性理论》一文作跋时，使用“希哲学”一词：
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诸学科，间有窥其室者，独至吾希哲学一科，则未见其人矣。遂使世人谓西人论气则备，论理未矣。独自我友天外如来始。今此论颇著其机轴，既有压夫西哲而轶之者，不知异日西游之后，将有何等大见识以发其蕴奥也。西鱼人妄评。
津田真道的论文和西周的跋语写于二人1862年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前一年。西周跋语中的“希哲学”为“希求哲智之学”的简称，是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太极图说》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语中套用过来的。以“希哲学”或“希贤”对译Philosophy，颇有沟通东西方哲理的意蕴，也生动地显示出：近代日本思想家接受西洋哲理，以中国传统学术作依凭，用汉文古典词充作“格义”西学的工具，汉字固有语汇是译介西洋概念的得力中介。
作为通晓东西哲理的思想家，西周并未在西方哲学与东方学术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在《开题门》一文中指出：
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②
他既看到东西哲理“明天道”、“立人极”的一致性，也不把东洋的儒学与西洋的斐卤苏比（即哲学）混为一谈。他的学术工作的重心，是向东洋介绍西洋的斐卤苏比（哲学），从而成为一系列哲学术语的厘定者。西周充分利用自己对汉字文化和西语文化的通识，在“中—日—西”三方语文世界间游徙，完成了富于创意的沟通工作，而“哲学”一词的创制，便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西周与津田真道留学荷兰莱顿大学，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更加深一层。返回日本后，西周在明治三年（1870）的东京讲学中开始使用“哲学”一词，该讲义的笔记多年以后，方由西周的学生永见裕整理出版，此即《百学连环》。《百学连环》称，Philosophy有“爱贤、希贤”之义，“亦可直译为希贤学”，又说：
凡事物皆有其统辖之理，万事必受其统辖。所以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正如国民之受辖于国王。③
古汉语没有“哲学”一词，“睿智”、“聪明”义的“哲”字却多次出现，《尚书》有“哲”字十八例（如《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等），《左传》有“哲”字五例（如《左传·文公五年》“并建圣哲”等），《诗经》中“哲”字十二例（如《诗经·小雅·鸿雁》“或哲或谋”等），《礼记》中“哲”字三例。中国古来常将有大智慧的人称“哲人”、“圣哲”，如《礼记·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左传·文公六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西周深悟此意，所创“哲学”一词是“睿智之学”的意思，虽然未能将Philosophy（爱智）的“爱”义突现出来，而“智慧之学”的意思则是一目了然的。1870年西周在书简《复某氏书》中出现“哲学的巨臂”④ 等语。而在公开书籍中首见“哲学”一词，是西周于明治七年（1874）出版的《百一新论》。该书“卷之下”论及学科分类，明确地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他在该书中说：
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⑤
并说哲学体现了“百教一致”的精神，物理、心理皆遵奉哲学的法则。⑥
山本觉马明治七年（1874）二月一日为《百一新论》作序，也多次出现“哲学”字样。其序文曰：
教之与政其理混淆，学者之惑数千年，于兹心理之与物理其学交错，世人之疑亦数千年。于兹我友西氏忧之，由哲学明政教所别，又晰道理之所歧，将辨世人之惑，著斯书名曰《百一新论》，取于百教一致之义也。……西氏于和汉西洋之书莫不讲究，……且能明哲学者，我邦未尝闻有其人也，故余请而刻之以公于世，识数言于卷首云。⑦
这里的“哲学”，取“百教一致之义”，也即“万事统辖之理”。
明治七年（1874）日本建立“东京开成学校”，明治十年（1877）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包括法、理、文、医四个学部，文学部内设“哲学科”。这是“哲学”一词在日本获得正式地位的开端。但“哲学”与相关词纷然并用，在日本延续了十余年。
西周于19世纪70年代使“哲学”一词面世，但并未立即受到社会及学者的认同。关于西洋世界观之学，另有种种译名，与“哲学”并用，如中村正直（1832～1891）明治四年（1871）译《自由之理》，使用“理学”；明治五年（1872）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使用“学术”、“理”、“道理”、“道”；西周本人明治六年（1873）著《生性发蕴》，并用“哲学”、“理学”、“理论”；同年柴田昌吉等编《英和字汇》使用“物理”、“理论”、“理科”；福地源一郎（1841～1906）明治七年（1874）为《东京日日新闻》撰《社说》，使用“性理学”；儿岛彰二明治十年（1877）撰《民权问答》，使用“理学”；尺振八明治十三年（1880）译《斯氏教育论》，使用“理学”。
明治十四年（1881）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据英国人Wiliam Fleming 1856年编的《哲学词典》，参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和佛学典籍，编译《哲学字汇》，界定“哲学”一词，并以“哲学”作书名，又收录西周创译的一系列哲学术语，如“演绎”、“归纳”等，“哲学”一词的影响力大增。但此后一段时间，仍然有西村茂树（1828～1902）的《日本道德学的种类》（1882）、中江笃介（即中江兆民，1847～1901）的《政理丛谈》第三号（1882）等书以“理学”译Philosophy。中江笃介明治十九年（1886）翻译《理学沿革史》、编著《理学勾玄》两部名著，仍赫然使用“理学”一词。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明治二十年（1887）发表《伦理教科书凡例案》，使用“哲学”一词，日本大学课程也用“哲学”名目。此后，“哲学”一词才在日本通行，成为规范术语。
黄遵宪、蔡元培、王国维等输入“哲学”名目
19世纪末叶，中国学界开始介绍西洋哲学，但当时尚未使用“哲学”一词，书刊上出现的是“理学”、“心智之学”、“思维之术”、“心理学”等驳杂的名词。严复（1854～1921）译著《天演论》，将Philosophy译为“天人会通论”，译著《穆勒名学》将Philosophers译为“智学家”。
“哲学”一词传入中国，大约开端于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毕，1895年初刻）。该书的《学术志一·西学》，列举“东京大学校”的学科，“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其中“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⑧。黄氏撰定《日本国志》的1887年，正是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使用“哲学”一词的同一年，也是东京大学设“哲学科”后的第10年。但黄氏的《日本国志》延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方获刊印，故“哲学”一词在中国得以流传，已到19世纪末叶。
在《日本国志》刊印前的光绪十九年（1893），曾游历日本的黄庆澄（1863～1904）在《东游日记》中论及日本广设学会，其中提及“哲学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1873～1929）据日文资料，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文中多次出现“哲学”一名。同年印行的《浙江潮》第4期，刊登署名公猛的《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一文，是中文报刊较早介绍“哲学”这一新概念的论文。该文对哲学下定义：
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学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
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者，可称原理之学。
“原理之学”，即探求事物一般规律之学。此说颇能切中“哲学”的本质。
至20世纪初，以“哲学”命名的日文书籍大量译为中文出版，如井上圆了（1858～1919）著、罗伯雅翻译的《哲学要领》1902年印行；井上圆了著、王学来翻译的《哲学原理》1903年印行；藤井健次郎著、范迪吉翻译的《哲学泛论》1903年印行；井上圆了著、游学社翻译的《哲学微言》1903年印行。
清末影响较大的哲学译著是，德国科培尔在日本的讲演集、下田次郎记录并日译、蔡元培（1868～1940）中译的《哲学要领》（1903年印行），文曰：
哲学者，本于希腊语之费罗索费。费罗者，爱也，索费者，智也，合而言之，则爱智之义也。
认为“哲学”是“求知此原理及一切运动发现之公例”的“原理之科学”。
中国人自著的以“哲学”名书的著作，较早的是侯生编撰的《哲学概论》。1906年，上海广学会刊印冯葆瑛《哲学源流考识》，以“哲学”为全书关键词，并指出：“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具有“唤醒国民之灵魂，持示教科之正轨”的作用。
总之，清民之际，日源词“哲学”逐渐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类词“理学”、“玄学”、“性理学”、“形上学”，正式以学科名目被国人认可。其间王国维劳绩卓著。
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学涉文、史、哲，早年译介西洋哲学论著十余种，署名译著便有7种，其中日本桑木严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海宁王国维译本，1902年刊于上海教育世界社出版的《哲学丛书初集》），直接涉及Philosophy译名“哲学”。《哲学概论》的“第二章哲学的定义”，王氏的译文为：
“哲学”之语，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人人知之。其原语谓之“斐洛苏非”或“斐洛苏非亚”……斐利亚译言“爱”，而苏非亚者，“智”之义也。故“斐洛苏非”，若以其语源译之，则可称为“爱智”。然其真义必非但爱智之义，而有究理探真之义者也。然而考其译语“哲学”之“哲”字，《尔雅·释言》曰：“哲，智也。”扬子《方言》亦曰：“哲，智也。”又如《书·舜典》所谓“哲，文明”，睿《说命》所谓“知之曰明哲”，皆与原语之“苏非亚”有所似者。……求之古来我国（按，日本）及支那所用之文字，如宋儒所谓“理学”，与其真义相近。然理学之语，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即总称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博物学等。故不关其意义之远，而袭用哲学之名称，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况哲学之语义反近于斐洛苏非之原义欤？⑨
王国维的这一译文，相当周全地论述了以哲学翻译斐洛苏非的过程及理由。
清末中国朝野尚不接受“哲学”一词，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上奏称：“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鹜广志荒之弊”，认为哲学使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故朝廷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大学科目中取消哲学一门。有鉴于此，王国维1903年撰《哲学辨惑》一文，申述译名“哲学”与中国固有名词“理学”相通，委婉地规劝国人不必惊骇，诟病外来的“哲学”一名：
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观去岁南皮尚书（按，张之洞）之陈学务折，及管学大臣张尚书（按，张百熙）之复奏折：一虞哲学之有流弊，一以“名学”易“哲学”。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斐洛苏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斐洛苏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⑩
王氏此议的主旨中肯，然关于日本译名的“理学”、“哲学”之辨有偏误：日本早在幕末即以“理学”意译Philosophy，至明治初，西周等以“哲学”意译Philosophy，方把“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总名。王氏认为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在先，这是千虑一失。
时过两年，王国维撰《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一文，更明确地强调新语输入的重要性：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11)
王氏同文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引进科技类术语，包括“哲学”在内的“形而上”新语的引入，对“文学”（指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至关紧要。当时朝廷讨厌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专列“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对“袭用外国名词谚语”的行为大张挞伐，声明“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针对此种保守之风，王氏充分肯定输入新名词的必要性，认为日本人创制的汉字译词，理当为中国人借用：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12)
王国维不仅是译语“哲学”较早的推介者，而且也是理性地对待外来术语的倡导者。其哲人风范殊堪效法。
注释：
① 参见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日本讲谈社昭和五十二年版，第327～329页。
②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19页。
③ 《百学连环》，《西周全集》第4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145～146页。
④ 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出版，第30页。
⑤ 《百一新论》，《西周全集》第1卷，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出版，第289页。
⑥⑦ 参见《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出版，第23～24、3页。
⑧ 参见《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
⑨⑩ 转引自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9、10页。
(11)(1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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