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21世纪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是一个多元并存、共处竞争的时代；仁和“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将流行全球。
鉴于20世纪的对抗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痛苦，鉴于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各国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承认并接受多元已是时代的潮流，改变非此即彼、对立抗衡的思维方式已是历史的要求。和平共处、多元并存，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抓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寄希望于搞跨对手。在尊重他人，包括尊重自己的对手的前提下，学会妥协，学会求同存异，学会互利双赢。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多元并存中创造新的文明，推动世界的进步。
仁和，互利双赢的调和剂
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暴力趋向消解的过程。当人类文明由农业社会进化到工商业社会，人类开始告别蒙昧和迷信，开始理性地确立人生的信条，确立社会的制度和人际关系。提出了新的伦理原则和道德信条，如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主张互惠互利的“客观主义”，这正是人们实际遵循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和”精神的集中体现。
“仁”是人的本质。“仁”是孔子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仁”的最高含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友好关系。孔子给“仁”下定义说，人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仁”是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互助友爱的人道情怀和做人应尽的社会责任、理想情操。
“和”，是儒家解决人际关系的重要概念。《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把“和”当做“礼”的具体体现，当做实现“礼”的最佳途径。“和”的主要内容有三：(1)主张天下“和”。《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主张群体“和”。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家庭成员之间还是要和睦相处。即使发生了矛盾，也应“和解”。和气生财，和为贵。(3)主张夫妻“和”。夫妻要相敬如宾，对感情要专一。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一些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只讲竞争，不顾协调，不择手段地捞取私利，忘记了人生的目的和活着的意义。什么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都变成了竞争场上的筹码。于是，人成为经济的奴隶，金钱的工具；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为肉体存在的运动着的物，变成为机器。这正是人的悲哀。当代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恶化，呼唤“和为贵”，呼唤“中庸之道”。为了协调和平衡各种关系，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以“过犹不及”、“和而不同”、“适中”为特征的中庸之道，不但能有效地协调人际关系，更重要地是它给东方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是协调人性的两面性（善性与恶性）的方法。如果在国与国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日常的人与人之间都实践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那么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的多，社会就会安稳祥和。孔子的思想虽然是古代家族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有许多是社会人生的常道，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公德，具有超时代跨地域的意义。
故“仁和”是提高人的道德自律的思想基础和核心，举凡立身处世、为政治国，无不兼而有之。
仁和，为全球和解提供了有正面价值的资源
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其深层次的东西是文化问题，即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如何使“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一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和”，为缩小全球南北差距，为“东”、“西”的和解与融通提供了有正面价值的资源。
《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谐”、“融合”，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和而不同”可以消解“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的自傲自大、唯我独尊症，可以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一条原则，对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汤一介先生在《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一文中指出，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成为双方能接受的普遍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为例：儒家要求“制礼作乐”，即要求“有为”以维护社会的和谐；道家追求“顺应自然”，即要求“无为”以保持社会安宁，它们本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思潮，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在不断对话中，取得了某种共识。
我们还可以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后发生的情况为例，说明“和而不同”的意义。本来，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道家等是两种不相同的文化，但从汉到唐的几百年中，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吸收和融化佛教这种异质文化；从印度佛教方面说，则一直在致力于改变着不适应中国社会要求的方面。因此，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近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民间风俗习惯诸多方面；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在隋唐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大台、华严、禅宗等）。然而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而失去其特色，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和融汇，可以说是很好的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原则。
欧洲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吸收他种文化，往往是在两种文化交往中体现“和而不同”的结果。今日欧洲的文化是由埃及而到希腊，中经罗马、阿拉伯再回到欧洲，正是这种文化的异地发展，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究其原因，甲种文化移植到乙种文化中往往会对甲种文化增加某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或者是甲种文化原来没有的，或者是在甲种文化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它们的加入甲种文化，从而使甲种文化在乙种文化中得到发展，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化发展的“和而不同”原则，这正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体现。文化之间总有“不同”，才有“选择”问题，如果是完全相同的思想，那就无所谓“选择”了，而且完全相同的思想的传人，对原有思想文化不会增加什么新的因素，因而也就不能刺激和推动原有文化的发展，可见“和而不同”原则对文化的“双向选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全球化虽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同时加剧了国际间的阶级分化，拉大了南北差距。西方跨国公司跨越国界直接与各国的发达地区、强势集团联手，实现了共和共荣、利益均沾，但许多落后国家中的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则被排除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之外，难免沉沦之苦。落后国家强化民族主义，以维护其国内的均富、平等与正义。此时，民族主义成了保护弱者的手段。如果落后国家的发达地区、落后地方的强势集团只顾自己享受全球化之惠，不顾其余，一旦草根阶层铤而走险，难道强势集团去帮助外人对付自己的同胞不成？知识分子属于强势集团，是有资本进入全球化的人群，面对这个问题更应唤起一种超越集团利益的神圣人文情怀，更应具有“仁和”的博大心胸。“兼善天下”的古圣贤教训在今天具有格外新鲜与真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