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墙:中国高中生现状的记录_中国现状论文

无形墙:中国高中生现状的记录_中国现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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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信息高速公路,近一个时期在中国的传媒中频繁出现。“信息高速公路”所指的是由光缆构成的高速通道和用电缆、无线传输系统等中、低速通道组成的大型信息网络。专家们称之为高速信息网络。这种网络可以把政府机关、教育科研部门、银行、保险、医院、商店、企业、娱乐场所,甚至家家户户连接起来。那时人们使用设在家中的多媒体电脑终端可同时显现文字、声音和图像,就可以快速提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就像现在打电话那么容易。这种网络还可以极大地促进教育改革。到那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可以分坐在每人一台的多媒体电脑终端教室里,共同听一个全国最优秀的教师讲课,讲完后由本校老师进行辅导;到那时,打破行政班、行政校界限的分层次教学将成为可能,因材施教原则与教育均等原则的冲突将得到很大的缓解,所谓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界限将不再那么分明。

不要以为上面描绘的这些是画饼充饥,至今已有美国、欧共体、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宣布投巨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已提出了自己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设想。然而,我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将会遇到的主要障碍还不是财力有限、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是全民信息意识不强、开发手段落后、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说到底是全民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我国科学家谢希德、师昌绪等院士在“关于尽快建设连接全国主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的建设”的建议中指出:建设高速公路是普通公路网不能满足需要时的必然发展,而这只能发生在拥有大量车辆和人人都会驾驶的情况下。那么,现在的中小学生什么时候才能人人都会使用高速信息网络呢?恐怕要等到现在中小学生的下辈子了。这个说法也许太悲观了,但只要想一想被升学考试的巨大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高中生,就会觉得此观点并非没有根据。

科学家们认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程度,主要取决于公众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二是对科学技术过程和方法的理解;三是对科学对社会作用的理解。美国芝加哥大学公众舆论研究室主任米勒教授来华进行学术交流时,有人曾问过他:“决定公众科学技术修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他的答复是:“中小学的理科教育,特别是中学的理化教育尤为重要。”米勒教授的答复是建立在他数年来在全美公众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的。今天,具有现代化素质,即具有良好科技素质的人将是21世纪全球竞争的关键。而高中阶段,恰恰是真正掌握中学理化知识的关键(因为初中学的知识有限)。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来,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包括职高、中专毕业生)将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大学的只是一部分。他们在中学所达到的科技文化水平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生的工作。从历来参加高考的考生成绩看,物理的平均分数总是处于各学科的倒数一、二位,化学的平均分数也不高,这种现象不容乐观。同时,中学生对科技常识的了解也并不多。北京市有关单位对几所中学进行的科技知识调查表明,约37.5%的学生对1990 年以来国内外科技大事茫然无知,16.8%的学生回答错误。如提问:“李政道是哪方面的专家?”有近60%的学生回答不知道。1993年,我国开展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的抽样调查,在全国抽取100个县共4219人作答。统计结果是, 对科学知识的理解符合标准占30.1%,对科学过程和方法的理解符合标准占2.4%,对科学对社会影响理解符合标准的仅占0.3%。 一些基本科学知识,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光速比声速快,地心非常热等问题,中学理科教学中已涉及过,但仍有个别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误答。烟台奇山中学校长原是理科教师出身,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全国“几何”和“物理”掉队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大,很显然,加强高中阶段的理化教学,在学生中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应成为高中教育中十分注意的问题。

然而,高中教育阶段的现状是:应试训练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课外活动普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少数重点高中比较重视,但也只是在高中一、二年级开展。理化教学纳入应试训练的轨道后,使学生感到味同嚼蜡,引不起真正的兴趣。

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前来应聘的大学生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因为他们不希望马上再为受聘者提供培训或再教育经费,这会加大其生产和管理成本。但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使绝大多数大学生在跨出校门之前,锻炼机会极少,普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因此,不少精明的企业在录用大学生时,转而把有没有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作为考察大学生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可是,一个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不是只靠大学四年或五年能够培养出来的,它需要在小学、初中特别是高中阶段打好基础;上了大学后,需要看的书太多,根本没有时间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如果要想挪出较多的时间进行锻炼,必然会影响知识的积累和扩大。而高中阶段,已经学到一定的知识,且对社会充满好奇,这个时候加强社会实践经验的锻炼将事半功倍。

遗憾的是,我们的高中在高考的重压下,很少有机会让学生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对于城市高中来说,除了开学前后两三个星期的军训便没有什么时间锻炼了。何况军训只是锻炼集体活动能力和吃苦精神,对于个人应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特别有效的。那么,目前高中生的大好青春又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中渡过的呢?

北京首都师大附中教务主任张国玺老师说:“我在湖北一所山区中学亲眼目睹过‘两鞋’教育。那所中学的高中老师在学生进校的头一天,就在黑板两旁各挂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并对学生说: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这里有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谁能考上大学,谁就能穿上皮鞋;谁不能考上大学,谁就只能穿草鞋。想穿皮鞋的,那就得下决心放弃一切爱好和娱乐,把所有的时间都要用在复习和做题上。这两双鞋将一直挂在这里,它可以时时提醒你们”。

北京55中一位教师说:“高三学生,早7点到校, 上课要上到下午5点半,然后再答疑1小时。6点半放学回家后, 一般要做两个半小时的作业。做完作业后,有不少学生还要给自己加码背点概念,做点题。高中三年,学生的近视眼一年多于一年。不少学生临近高考,脸色灰白,没有一点血色”。55中这位教师的话,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教师说的笑话:看一个学生用没用功,你就看他临近高考时脸色变没变得惨白。

北京四中政教处主任李焕萍老师说:“对不少四中学生来说,没有礼拜天。有个尖子生,今年刚被保送到北大。他家住近效丰台,本人住校,每个月只能回一次家。他星期天上午要去师大办的奥校学习,星期天下午要去西城教研中心办的奥校学习。要回家,只能星期天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5点出家门赶到学校。现在四中的学生是紧张有余, 活泼不足。我们曾接待过台北女一中演乐队,她们能说能唱能跳,而我们的学生在她们面前显得很拘束。”

在高考的压力下,老师显得是那样无奈,而学生就更感到茫然了。北京55中一位高中生说:“我上高一时,利用暑假去一家公司打工。我刚去就遇上那家公司组织一次会议。其实,他们所谓的组织会议,就是利用会议拉关系。通过参与组织会议,我发现公司上下的人事关系也很复杂,特别不适应,后来我就不干了。但回家一想,这也确实是普遍现象。于是我对今后踏入社会感到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我是否能适应将来复杂的社会现实。”另一位北京55中的高三学生说:“现在中学的社会实践纯粹流于形式,靠现在这种社会实践最多只能了解社会的皮毛。其实,我们高中生特别想了解社会,但现在高考压力这么大,哪有时间呀!高三暑假,我想抽时间到香格里拉饭店打工,家长就是不让。他们怕耽误我复习功课,还怕我到饭店里学野了,学坏了,不让我们从小到社会上闯闯,应变能力和接受挫折的能力如何养成?”高考就像一堵无形的围墙,把高中生与外面复杂多变的社会隔离开来。在这堵围墙中,高中生的身体素质在逐年下降,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曾几次担任北大附中高三毕业班班主任的胡蕾老师说:“到了临近高考的时候,我最忙的不是出题判卷子,而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时候,学生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实际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的并非都是差学生或中等生,有些尖子生也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心理问题。北京某重点高中高二年级的一位女生,是个独生女,学习很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到高二下半学期,这个女学生突然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的现象,她常常失眠并感到心烦,而且还产生了想自杀的念头。从此,她的成绩便开始直线下降。究其原因,是她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将来是否能保持前几名有种恐惧感。每次考试前后,她都感到特别紧张。如果有一次考试的分数比上一次考试的分数少了一两分,她都要难受好几天。给她治病的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李大夫说:“这个女学生学习好,但性格内向,办事认真,很少出差错。根据我们的临床诊断经验,这样的学生在高考重压下得心理疾病的概率最高。”李大夫还说,初二、高三和大一,是学生心理状态的危险期,在这几个时期,应特别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

李大夫的告诫是中肯的,但这种忠告面对高中那考试试卷和习题的海洋仍显得无奈。那些被高中升学考试弄得疲惫不堪的老师们,怎么可能有时间细致入微地观察全班几十名学生的心理状态?那些把孩子上大学当作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家长,怎么可能不对孩子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要以为这个压力只是没完没了的提醒和训斥造成的,有时不经意地问一下孩子的分数,随便聊一聊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都可能无形中给孩子造成压力。如今,许多教育学专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都呼吁在中小学开设心理教育课,设专职心理辅导老师。但在教委颁布的教学大纲明文规定开设心理课,并确定教学课时之前,只有极少数学校敢于做这方面的尝试,大多数学校都处在观望状态。不过,全国有心理学系的大学也屈指可数,每年毕业的学生很少有到中小学教书的。但愿这个问题不会等到下个世纪末再解决。

80年代末以来,我国所有普通高中的绝大多数高三教师,为让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在身心健康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这种代价究竟值不值得,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如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只是培养出一大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应试机器,这个代价就太大了,等于是个赔本的买卖,投入越多产出越少。如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能力突出、个性鲜明、素质全面的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人才,那么尽管这个代价过于巨大也算值了,投入多产出也多。当然,教育生产是无法像商品生产那样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比的,但教育生产也要像商品生产那样不断加以规范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全国中小学都被要求依法治校,但违反《劳动法》无报酬地加班加点的现象在普通高中不仅仍然层出不穷,而且在某些农村地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些农村地区的高三教师,每年只放两天假,初一和十五,其它时间(包括除初一和十五以外的所有节假日)都在学校陪着学生做题。尽管这些高三教师都是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学生也都是自觉或半自觉的,问题是我们的《劳动法》还要不要?难道我们的《劳动法》在教育界只是摆在那里观看的吗?也许我们可以发一道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教师加班加点(这样的行政命令其实已经发过多少次了),但马上家长、教师、学生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就会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来对付这道行政命令。难道家长们都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当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都不希望儿女累得半死;但多年来的高考复习实践证明,不这样拼命很难考上大学或名牌大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所以,这几年家长几乎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高三是否加班加点当做衡量学校是否认真负责的标准。在这种状况下,行政命令不仅治不了本,而连治标都困难。可以想像,高三教师再照这样教下去,结果只能是使自己的身体垮掉,教育观念很难更新,使其他年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望而却步;同时也使高三学生的身体垮掉,素质很难得到全面提高,使初中学生望而却步。

专家们预测,未来21世纪,无论在第一、第二或第三产业,凡是在高技术条件下工作的工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否则将难以胜任工作。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到那时将无法满足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教委要求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在本世纪末逐步普及高中教育(其中普通高中所占比例要高于职业学校),并着手发展高等职业专科教育。这对1998年以后的初中毕业生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那时的初中升学竞争将大大缓解,初中升学考试的压力也会大大减轻。但是,如果到那时普通高中仍像现在一样按应试训练的模式办,那么在初中毕业生中会不会再次产生“胜利大逃亡”的现象?1994年部分地区报考普通高中的考生比率与报考职业学校的考生比率首次出现倒挂,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吴方泽 《青年文学》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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