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使民族学人类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学论文,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学术界论文,成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如何提高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本文认为应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加强综合研究，积极参与全国性的重大学术问题的争鸣和探讨，并要重视基本功，提高研究人员素质。
[关键词] 民族学人类学 中国学术界 地位 显学
近几年来，不少中青年都谈到当前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学术界地位问题，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大批著作，但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在中国学术界中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在西方学术界，民族学或人类学受到普遍重视，是一门培养通才的基础学科，许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大多数大学都开设有人类学课，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了解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的应用与传播也极为普遍，不但政府的行政、外交和对外开发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其事，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工业关系机构等聘请人类学家为顾问，甚至主持其事。而且，在中国的台湾，近20多年来民族学的地位也提高很快，目前，民族学已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甚至可说是领头学科，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重视。如何提高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这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提高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应主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我国之所以没有普及，我们自己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工作者实应负主要的责任，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专门研究报告的撰写，各种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实在不算少，可是忽略了一般教科书和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工作者在宣传和普及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翻译了不少国外的著作，写了一些教科书，但还很不够。民族学和人类学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了解、认识和支持，中国学术界的不少科研人员和许多知识分子至今不清楚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了解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甚至产生一些误解。另外由于普及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干部和群众十分缺乏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这几年我在新疆调查时，发现不少汉族干部对本县的民族情况和民族特点很不了解，也没有供县各级领导干部参考的关于本县主体民族的简史和简志。中国地域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就无法理解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会由于误解而引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或事件。十多年来发生的一些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的事件，都是由于不理解民族风俗而产生的，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如果缺乏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不熟悉当地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就无法做好本地的工作，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如果有一点民族学知识，就不会把有伤民族感情的文章、书籍予以发表。记者们如果学过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就不会把某地、某民族不同的风俗当作奇风异俗大肆报道，并加以嘲讽，加强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一方面可使学术界各门学科认识到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使党政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具有一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如果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具有一定的民族学知识，都认识到各民族和文化传统和价值是无法比较的，无“落后”与“先进”之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各民族之间才会相互理解、尊重，并相互认同和接近，才能做好本单位的工作，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才有保障。另一方面，如果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在全国得到普及，真正认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民族学、人类学的地位自然也就会得到提高。
此外，提高地位和扩大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宣传媒介介绍本学科的人才及其著作，中国民族学虽有不少人才，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但宣传很不够，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宣传，而且要向国外宣传使国内外学术界都了解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情况。
二、加强综合研究
中国民族学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单一民族的研究多，综合研究的较少，少数民族研究多，汉民族研究少，如果不进行综合研究，不研究汉民族，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很难发展，难于在中国学术界占有较高的地位。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民族学、人类学名著，都是综合性研究著作。当然，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形成、发展阶段。台湾的民族学成为一门显学，也经历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据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的分法，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65年，是高山族研究和民族志学的活跃时期；第二阶段是1965—1980年，是汉族社会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活跃期；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到现在，是人文观点的综合时期。在第一个阶段，台湾民族学的地位是不太高的，其地位的不断提高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在这二个阶段出版的许多著作成为风行台湾学术界的重要著作，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重视。1972年版的由李亦园和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两岸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在引用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这本书至1995年印了第四版，这也说明了它的影响和价值。1982年出版的由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在学术界也影响很大，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连续出版4次。此外，李亦园著《人类学与现代社会》、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上下册）、瞿海源等主编的《台湾社会与文化变迁》（上下册）和庄英章等主编的《文化人类学》（上下册）等书都在台湾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在大陆学术界也一样，凡是综合性研究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专著，其他学科如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文学等研究者都把它当作参考书，有些书还一版再版，多次印刷。无论是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应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大变迁时期，如果我国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就这一大变迁的发生、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作深入的探讨，写出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必将会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积极参与全国性的重大学术问题的争鸣和探讨
积极参与全国性的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和争鸣，不仅能提高参与者的知名度，而且能提高参与者学科的地位。民族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和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学，既研究古代文化，也研究现代文化。但是，80年代中国兴起的文化热，民族学界似乎没有人参与争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同一个问题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发展家庭汽车问题上，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不宜发展家庭汽车，而经济学者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应大力发展家庭汽车，我们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工作者也应该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关于人口流动和民工潮问题，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农村流动人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主张控制流动人口，但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人口流动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接近和整合。如果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交流面越大，差距就会逐步缩小，两者的文化也就会逐步接近。从长远来看，适当的人口流动不仅对国家稳定是有利的，而且它有利于各地、各民族间文化的整合，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发展。人口流动有一个适应、冲突、整合过程，对于流动人口，不能因为他们与社会发生一些冲突便加以限制，尤其是少数民族到内地和沿海地区从事经商和其他行业的人员，不仅不能限制，而且要加以鼓励和保护，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都导致文化的大融合和经济大发展，所以应该正确对待目前出现的人口流动，并加以引导，千万不要人为地制止有益的文化交流。
对于其他重大问题，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应积极参与争鸣。例如，目前存在的两种经济体制并存问题，未见有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工作者可以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找到解释，按照文化变迁理论，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必然会形成具有新旧两种文化现象的模式。新的文化元素在旧文化基础上产生，但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相互整合。这种事例可以在中外许多民族中找到，例如，在本世纪50年代前，北方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是氏族部落制与封建制并存，而形成特殊的宗法封建制，少数民族婚俗等也一样，都存在新旧风俗融为一体的现象。中国地广人众，各地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国民的文化素质极低，法制观念很淡薄，如果体制转换过快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台独问题，为什么李登辉台独意识较强？台湾一些人类学家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有些学者认为，李登辉之所以台独意识较强，是与他的文化教育分不开的。在青少年时代，他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台湾1945年前为日本所统治），后来又受美国式的教育，因而他对中国文化感情不深。1949年后去台的外省人之所以反对台独，这与他们所受的中国文化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总之，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争鸣和探讨，是扩大本学科影响、提高本学科地位的重要途径。
四、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
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自产生之初，便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民族学和人类学不仅要在中国学术界占有较高的地位，而且要在党政部门具有较大影响。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西方的人类学之所以在政府机构中影响很大，这与他们积极参与决策分不开。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在二战期间，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响应号召，积极为政府和军方服务，了解敌国国情和民族情况，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人类学理论，为决策部门提供了理论根据。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米德创建的文化模式及文化与人格的理论，对美国军事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当太平洋战争开始之时，五角大楼的军事将领们一般都认为日本俘虏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在作战时表现的近乎疯狂的武士道精神，说明他们被俘后替军方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人类学家却认为，军方的判断有误，将领们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的行为表现受“处境”不同的约束，在某一处境下，可以表现出英勇狂热；但在改变另一处境时，则可表现另一种行为，当他们是“大日本皇军”时，他们尽忠于天皇；可是当他们被俘后，认为已失去作皇军的资格，已不是天皇的子民，也不是日本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们可以随时可以在另一处境为美军工作。日本士兵被俘后，大多宣称是在无意识下被俘的，这样可以不负责任，美军将领听取了人类学家的意见，利用日俘为美军工作，出乎意料，许多日军被俘后完全失去其凶猛的性格，能与美军很好地合作，供给情报担任传译和做宣传、劝告工作，这些都使美军将领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工作者积极为现实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各种问题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学工作者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十多年来，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民族学工作者不算少，研究现实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很多。但是研究者如果不把自己的新的意见或建议向上反映，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现实问题应主要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发展趋势和应采取的对策，为决策部门提出建议或意见。十多年来，民族学工作者虽然为决策问题提供了许多发展战略或建议，但据有关部门反映，许多意见或建议太空，不具体，无法操作。另有一些仅仅是就事论事，科学性不够，缺乏理论分析，难以被决策部门采纳，今后应努力提高建议或意见的质量，注重调查，加强科学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既切合实际又可操作的意见或建议。当然，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敏感问题，许多人不敢碰，或者碰了也不敢提不同意见，许多人都担心碰敏感问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为了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作为研究人员，有向上反映情况和提意见或建议的责任和权利，但没有决策的权利。决策部门采纳某一处意见或建议，需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不会轻易采纳一种不同意见，同一个问题，各个研究人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各人的意见可以相互补充，即使是完全相反也可加深对问题的认识，这样才能给决策部门提供一个较全面、较系统、较科学的依据，决策部门才能“择其善而从之”，假如只有一种意见，决策者就不能做到“兼听则明”和“择其善而从之了”，决策就容易失误。当然，对于敏感问题，应该通过内部渠道向上提意见或建议，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五、重视基本功，提高研究人员素质
提高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关键在于能够影响各个社会学科的一大批高水平著作，提出较有影响的观点、建议或意见，而要撰写高水平著作，提出高水平的观点、建议或意见，必须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虽然有一大批水平很高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中青年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基本功不扎实（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认为，民族志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区别在于：民族志是客观描述民族文化，而民族学或人类学是以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去分析、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学与历史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区别也在于此。目前，中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工作者有数千人，但真正能够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包括他人的和自己的理论）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许多人对国外的理论不熟悉，不了解，自然也就谈不上运用。因此，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掌握国内外各种理论，分析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采用或综合运用这些理论进行自己的研究，或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许多著作都首先说明作者运用什么理论研究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既有理论，又有大量扎实可靠的具体资料的著作才会受到重视，才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果不运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也就不会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重视。
当然，对于西方学术界的各种理论，要正确对待，要有批判地加以吸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因此，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而且，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变化，我们不能总是跟在西方人类学的后面走，以赶上西方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如果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适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可排斥，且应大力采用。创新是无法凭空的，只有先进入西方人类学者已开拓的园地，才会了解其优点与不足，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一开始就停留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的，是没有能力谈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国化的。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极为丰富，既有大量的历史学资料，也有丰富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这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应充分吸收西方各学派的优长，在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要支持水平较高的研究人员进行这一开拓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
打好基本功的另一方面必须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要发展，必须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好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据李亦园教授介绍，台湾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是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科际综合研究分不开的，在当今世界上，研究人员如果只具有一门学科的知识，是无法有较大的建树的。
总之，提高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和影响，主要应靠广大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长久不懈的努力，应从多方面着手，我相信，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一定会在21世纪大大提高，并将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门基础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应有的位置。
Try to Mak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Remarkable Subject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e Xingliang
(The Et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The author thinks,to wide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make them remarkable subject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we should strengthen our efforts on propagation.popular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emphasize the basic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of researchers' qua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