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文字在考古学上的意义——语言的本质及其在为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中国考古学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相互作用圈”本质的剖析及“夏语化”时代——夏族起源和夏语形成期——藏族和藏语的起源——侗台族和侗台语的起源起源——苗瑶族和苗瑶语的起源——汉台苗语调类一致的现象——汉藏语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
印欧语系的研究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常大，意义也非常深远，但是它遗留了一个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原始印欧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可以发掘出原始印欧社会的文化遗物？汉藏语系的研究起步晚，但和印欧语系分散的流行地区相比，汉藏语系的结集地区和延伸地区却连成一片，有利于发掘原始汉藏人的文化遗物，以便用“社会文化人类学”为手段来研究汉藏语史。第一个用这个方法的是写《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这篇论文①a的俞敏，不过他只用上古史的材料来探索汉语和藏语的同源关系，还没有用考古学的材料来探索汉藏系语言的源流。
离开社会生活，语言就不能存在；所以要探索汉藏的起源和演变，就必须探索中国原始社会的情况。
1、文字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地下发掘不出语言，可是能发扬出文字。文字应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标志（夏鼐）；因为文字不仅是作为语言的标记，而且使语言在社会功能上突破时空限制，发挥储存信息于器物、保存本民族文化成为文献的作用。像半坡、大汶口等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之所以不能算文字，是由于这些符号不能连缀成文，以表语句。但殷墟文字确已相当成熟，而龙山时代就已经普遍出现卜人集团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的；估计夏代就已经有可读的文字和专业文化人，只是这些文字还没有出土而已。《尚书·大禹谟》：“帝曰：‘禹！官占…’。”孔《传》：“帝王立卜占之官。”《大禹谟》是伪古文，但“立卜占之官”还是可信的。2、语言的本质及其在人类文化与体质上所起的作用
从文字在考古学上产生的意义看，文明时代的文字使语言在作用上发生了可惊的质变。但我们毕竟不能使用“文字革命”这种术语（像“农业革命”那样）。因为它有能取代语文只能依附于语言，所以现在要进一步分析语文的本质特征。
如果只把语言理解为“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或“语言是交际工具”，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莺歌燕语、虎啸猿啼都是在传达信息。长臂猿就有八、九种不同的呼声。
“语言”必须理解为“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的、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体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必须具有一个与特定社会同步发展着的意义体系。在这个严格定义的限制下，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只能排除在语言之外；所以，不但昆虫禽兽的“语言”不算语言，连江湖黑话、洋泾浜语、人造语（如Esperanto）等等都不算真正的语言。只有这样地理解语言才能触及语言的本质特征，才能解决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类学、甚至体质人类学上的许多问题。
一种民族语言必然具备三种特性：第一，系统性，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由语音、语法、语义组合而成的整体。世界上没有由几种语言拼凑起来的、无固有系统的“新”语言，除非是江湖黑话和人造语（“融合”应理解为以一种语文的系统为主，吸收了别的语言的成分作为零件）；第二，继承性，任何语言都是源远流长的一个连续体，有的语言群体还有意识地强调这种继承性，这里我举客家人的空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为证；但实际上很难排除内因受外因作用而起的体系上的发展变化；第三，抗入侵性，这是系统性和继承性交互作用的结果，特别表现在语法体系和语言体系上。借词必须在语法和语音上本土化了之后才能存在。一片广大土地上所浒的一种语言，必然跟当地的风俗、习惯、器用、文化、水土、气候等等密切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对入侵者是一种严峻巨大的压力。不管入侵者多强悍，最终必然被融化。有人说：“如果入侵者的文化高，就会战胜这种压力。”这种说法不对。中国历史上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文化比荆蛮高，但他们这群人“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句吴”就是吴语的说法）他们懂得必须服从荆蛮的语言风俗，荆蛮才会服从他们（见《史记·吴太伯世家》）。楚国的庄踽带兵侵滇，庄踽这群人的文化程度估计比滇人高，但他们必须“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见《汉书·西南夷传》）。但北美印第安人从16世纪起却被欧洲入侵者屠杀消灭，在中南美的则沦为农奴，这是由于源源而来的入侵者的人数多，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化高。
1962年，李济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文章①b， 里头引证了吴定良和G·M·莫兰特1932年合写的一篇关于亚洲种族的初步分类的论文，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重要性。他们根据生物统计学家常用的所谓种族相似性系数的公式，发现中国人头骨组和日本人头骨组……与北部蒙古人组（按指现在住在戈壁沙漠以北的蒙古国和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南部西伯利亚等地的居民）有很大的差别。……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无疑更接近于包括马来人、他加禄人、达雅克人、爪哇人（按以上四种都属蒙古人种马来类型）、缅人、掸人、藏人在内的南部东方人。”李济按着说：“历史上中国一再受到北方蛮族入侵，造成亚洲东部著名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北部蒙古人不仅为世界历史造就了一位成吉思汗，而且还为中国奠定了一个将近100年之久的王朝。可是根据体质人类学的分析，现代中国的人口中几乎找不到同成吉思汗及其游牧部落有血缘关系的代表。这是一个人类学上的谜，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疑团。”
这个“谜”和“疑团”恰好可以用上述语言的本质特征加以破解。不说“北京人”，就是在山顶洞人时期蒙古人种也仍然还在形成中。国际人类学界对周口店三具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有不同的说法，在国内则以吴新智的说法最有代表性①c。他认为三具头骨都代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与现代中国人，爱斯基摩人（蒙古人种北极类型），美洲印第安人（蒙古人种美洲支系）比较接近，应可作为北京猿人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联系环节之一”（吴新智，页27，1989）。可以设想，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成批地往南往北，浪迹天涯。其间往北的分批离开，有的停在较近的北方，成为北部蒙古人；有的远至北极；有的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剩下的和南迁的后来就成为操说汉藏语的中国人（后来还有远至印尼的）。这就是在体质人类学的分析上，汉族人更接近藏人、缅人、掸人、马来人的原因。后世北方外族一再入侵，但由于中国语言与文化“抗入侵性”的严峻压力所汇成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陷入之后，不但在语言文化上，甚至在体质上全都消融。
3、中国考古学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
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好几十种。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在河南郑州和偃师发现了二里岗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②c。从而初步理清了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殷墟文化，可以看出是同一个系统的文化在依次演变,世代相承,脉络清晰；从而证明中国文明不但是本土生成的③c，而且是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发祥地的，因为夏商周三代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一时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但1981年苏秉琦、殷玮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④c一文中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以后，上前全国还有56个民族……。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为开发祖国，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1986年《辽宁牛河梁女神庙与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发表后，苏秉琦说①d：“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又说：“中国之大，并不是只有中原和北方两个文明中心。中国古文化起源很难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没有，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样就引起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安志敏②d，陈星灿③d，邹衡④d，童恩正⑤d，高炜⑥d，严文明⑦d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明对“文明”怎么理解，是不是要把文明的起源和文明因素的起源分别开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单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是多元的，后来又怎么表现为“中国文明”这个整体，起源的时间是在夏商、还是早于夏商，等等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的看法是：一个在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发达了，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就意味着文明时代已经开始，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有都市建立、文字使用、青铜铸造、礼仪性建筑等等。这些表现，分别着看，都只是文明因素，它们是在文明时代以前各自分别形成的。当社会只具备这些因素中的一两类而社会本身没有达到一种质变程度时，不算进入文明时代。中国文明时代应从夏商开始。夏商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有一个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认为可以分为早晚两期（见《庆苏》）：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已经有冶炼和铜器制造出现初步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经常发生掠夺性战争，大致相当于《史记·五帝本纪》的黄帝、颛顼、帝喾以及他们的后代的时期；晚期相当于龙山时代，大致是唐尧、虞舜时期。龙山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包含着许多具有自己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严文明，1981），但它们联成一片，而且有共同的特征，可以给一个共同的名称，叫“龙山时代”。苏秉琦也说：公元前第三千年“整个中原，甚至到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大规模大幅度文化面貌的改变”⑧d。严文明说（1992,页48）：“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走近文明社会的门槛，有的甚至已迈入早期文明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这些文化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激发，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又似乎是整体性的，最后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夏商周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有主体的。以后的发展主体虽越来越大，仍然保持着多元，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最后发展为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4、“相互作用圈”本质的剖析及“夏语化”时代
1983年，张光直曾运用美国学者的约瑟夫·考德威尔所提出的“交互作用圈”说和秘鲁学者班内特所提出的“地域共同传统”说写过一篇分析中国史前文化的文章①e。他认为：“这两个要领实际上是相同的，即一个地区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固然，没有哪个地域的文化发展是孤立的，但每个地域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要比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交互作用频繁深刻得多。”具体到中国史前文化，他认为公元前四千年“虽然自北现南，在中国可以辨认出来好几个区域性文化，但这些文化显然全都是同一个交互作用圈的成员。这一点最显著的可以自它们共有的陶器牲上看得出来。这些牲有时可以称为‘龙山形成期’的作风。”
一个“相互作用圈”里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由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相互交际产生的。交际必须用语言。能相互交际必须有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一个区域性文化常常意味着一个大方言区。李伯谦说②e：“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和文化类型往往又与特定的众共同体——古族对应。”龙山时代的相互作用圈是为我们最早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统一铺平道路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住着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龙山时代以前也有其他地区的部族扩张进来，龙山时代各部族虽然操说各不相同的方言，但在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由于汉藏母语的认同，两个内因的激发，感到有联合统一的必要，纷纷趋向“华夏化”，而从中国语言史来说，龙山时代是“夏语化”时代。夏族与其他部族在经济上的“华夏化”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语言上却只能是单方面地以有威望的夏族方言为标准的“夏语化”；因为语言有它的系统性，不能杂凑（近代“国音运动”最初方案是在北京音的基础上杂凑其他方言的特点，如：加入声、分尖团、分泥娘等，但后来失败了，可以为证）。“夏语化”对以后中国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夏族起源和夏语形成期
关于夏族起源，潘其风③e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发掘地点之一，异尚未在该处得到可供研究的颅骨。……晋南地区是传说中尧舜禹的中心活动区，推测夏族祖先的体质类型很可能与庙底沟二期 文化和陶寺类型古居民相联系。”又说：“据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出土颅骨资料分析，……其人种类型与东亚蒙古人种存在较多的按近关系。”又说：“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墓地出土的骨资料，……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按近的成分居多。”
庙底沟二期文化广泛颁于山西南部。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是仰韶文化（具体说，是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出来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支相当繁荣的土著文化（高炜1989）。陶寺类型颁地区就是传说中夏族人主要活动地区，他们所说的话是“夏语”。夏语的形成期，就是说从原始汉藏语中独立出来的时期，大致是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近于铜石并用晚期。
龙山时代居民的“夏语化”运动是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转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
“殷代政治中心地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从人种类型分析，当时占优势的居民系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群体，其中大部分可能就是当地的原住居民”（潘其风1989，页300）。这就说明跟夏族的体质类型是相同的，那么商族的话和夏族的话相同是合乎情理的，因而甲骨文所标记的实际是夏语。“陕西凤翔都指挥村周墓的时代跨越较长，包含了先周中期至西周中期。据报千认为不同文化时期的颅骨开矿没有明显差异。分析该组颅骨开矿牲基本上与东亚蒙古人种按近”（同上书）。周文化高于商，开始衽封建制度经济上也有很大发展，但现存文献证明文字是承用商代的，这说明语言也是夏语。不过夏语在西周已经形成许多方言因而周王朝规定夏语原产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称为“雅言”。雅言实质是夏语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6、藏族和藏缅语的起源
中国原始社会部族在未定居前的迁徙，估计有一大支是从北方经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西藏，并由横断山脉走向云南。西藏昌都卡若遗址①f，就是横断山脉通道上的一个遗址。“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但“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特别是与其时代相近的马家窑、民厂系统的文化也有较密切的关系”（童恩正，1990，页66）“此外尚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而在南方则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前书页67-68）。但早在“前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居民就已经驯化了粟，加以栽培（严文明1989）。这个考古可以和炎帝神氏的传说相对应。范文澜说：“后岗下层的仰韶文化可能是炎帝族文化的一个跨越那么炎帝活动时期可能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老官台文化居民主要颁在渭河流域，这正是神农氏兴起的地方。神农氏是以发明耒耜、教民稼穑而著名的大酋长。他和贡帝轩辕氏都是从北方迁来的、从同一个母系氏族——有
氏派生出来的（《国语·晋语》）、说同一种语言——原始汉藏语的两个兄弟部族酋长。炎帝族比黄帝先兴旺。《水经注·渭水篇》：“岐水又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长于不’。是其地也。”炎帝族大部分顺渭水到达黄河，再顺黄河北岸往东迁徙，先到河南，再到山东，统治了黄河流域。约五百年后，贡帝族从现在的宁夏自治区兴旺起来，也顺着渭水到达黄河，再顺黄河北岸往东，到今河北省北部，与蚩尤大战取得胜利，并取代炎帝统治了黄河流域。
当大部分炎帝族往东移民时，有一部分不愿东迁，仍然留在西北，甚至有一些还加强游牧生活往西推进，和西部的狩猎采集居民结合，后来创造了马家窑文化。还有一部分既不东迁，也不留在西北，而是经由四川进入西藏。所以卡右文化中有彩陶，但无鼎鬲翮等三足器，可知与北辛、大汶口文化无接触。这部分人由于加强游牧生活文献上称“羌”。甲骨文有“羌”字，《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甲骨文又有“姜”字，《说文》：“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其实“姜”*.[,c]khjaη说成“羌”*.[,c]khjaη不过是方言上的差别。这支人本来说的是原始汉藏语，后来在南下迁徙途中慢慢分离出一种语言来，即藏缅语，时间约当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在夏语从原始语分出之前就已经分出。所以夏语实际是从“原始汉台苗语”中分出的
藏语在古文献中记录如下（俞敏1989，页274）：《旧唐书·吐蕃传》：“吐蕃…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按，鲜卑族）…有子曰攀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攀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中国。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藏文读btsan-po‘国王，尊长’），‘相’为‘大论，小论’（藏文读blon-po‘大臣，宰相’），以统理国事。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藏文读lha-sa‘拉萨’）。屋皆平头，高者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曰‘拂庐’（藏文读phrug‘氆氇’）。”
童恩正说（1990，页64）：卡若遗址“房屋排列密集，…屋顶亦用粘土在椽上铺垫而成，均为平顶。晚期房屋均为石墙房屋，为半地穴式。……屋顶亦为平顶，用粘土垫成。……根据建筑倒塌后的迹象分析，此类建筑厚为两层楼房，有可能是现代西藏的平顶碉楼或建筑的雏形。”
根据《唐书》的记载，吐蕃建国约在公元439年稍后，但国王却是鲜卑人。俞敏指出：“他们的王是哪里去的无关紧要。现在英王室本是德国人。可是他们得说英国话。吐蕃是羌人的国，谁去做王也得说羌话——现在叫藏话。”这里再一次证明语言有抗入侵性。可以再补充几个例子：隋代的建国者杨家，的建国者李家，都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又都是汉化的鲜卑人；当他们当权之后，如果推行鲜卑语，那就会立刻丧失政权。再如元代的建国者是蒙古族，清代的建国者是满族，在语言文化问题上，他们无法消除汉语的抗入侵性。
7、侗台族和侗台语的起源
分布于今山东、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以及继承它的山东龙山文化大致都是古代夷人的文化遗存。夷人种落很多，据说有“九夷”，居住地域很广阔，居住时间也很长。从出土的器物盾，夷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低，而且与夏文化有明显的义互关系，表明夷夏之间的长期的友好往来，还民生过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的事①g。关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人种属性，潘其风说（1987，页224）：“采用多种定量计算分析的形态观察的结果，…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和仰韶越同种系的范围，可能属于同一种系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夷夏两族操说同一语言的两种方言。交际上没有困难。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继承的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是龙山时代比较先进的考古学文化，在“华夏化”运动中它提供了大量的文明因素，如礼器中的琮、壁和鼎、豆、壶组合，兵器中的钺，还有漆器、丝绸，以及作为器物纹饰的号歹、云雷等母题，这些都被夏商周文明继承发展。甲骨文有“戊”字，《说文》：“戊，斧也”，即 “钺”字。《说文》引《司马法》云：“夏执玄戊”，可知夏已用钺作表示权力的威仪之具。卜辞“戊”用作方国名，金文吴越的“越”只写作“戊”，可知越人称“越”，就因为他们创造了“钺”。春秋战国间蘧人曾建立强大的越国，北过国境达到相当于的临淮郡一带。不少学者认为现在的侗台语族说者就是他们的后裔。蒙文通认为：吴越在春秋末叶才兴起，以前在临淮一带建国的以徐国最强大①h。《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所说商周时的叛国，“商有先邳，周有徐奄”，徐邳都在临淮一带，可见吴越的版图也就是徐国的旧地，所以蒙文通认为徐戎或者跟越人是同种族的。按邳国就在今江苏邳县附近，前引大汶口文化居民人种属性分析所依据的人骨就有从邳县发掘的。潘其风（1987，页224）说：“从已发表的大汶口西夏侯、野店及江苏邳县大墩子四处遗存的人骨研究来看，四个组的体质类型基本相同，…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关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人骨，潘其风（1987，页225）说：“它具有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又与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近似。”而“马家滨、崧泽类型人骨，…报告者推断属于南亚蒙古人种”。是则大汶口文化居民和河姆渡文化居民虽同属蒙古人种，但有地区性差异。作者认为“产生这种地区性差异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选择压力的影响”（页230）。
古越语有一些汉字译音材料，最出名的是《说苑·善说》所载《越人歌》，已由郑张尚芳根据这些字的上古音及楚译意用原始台语对应出来，证明越语和台语关系密切。我再补充两 个例子：《越绝书》载：“越人谓‘船’为‘须虑’。”“越人谓‘盐’曰‘余’。”《诗经·谷风》：“方之舟之”。《正义》：“舟者古名也，曰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云：‘舟谓集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河妈渡文化遗址曾发现一只独木船残骸，这就是“虚”，和七只大桨，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水上交通工具。古越语“船”、盐“这两个词实际和夏语是同源的：
8、苗瑶族和苗瑶语的起源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瑶族是从苗族分出来的。苗族自被黄帝战败以后，退回洞庭、鄱阳两湖之间，但有一部分没有退，聚居于今三门峡市一带，称为“矛”商朝末年，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斗。自夏以后，文献上不见三苗，并非三苗已经消亡，只是改了名称而已。上古苗族自称为*c[,mlwan]②h（*c[,mwju:n?）.义为“人”，而汉语“蛮”字的上古音正是*c[,mlan],也就是《诗经·采芑》“蠢尔蛮荆”的“蛮”。汀西沅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自古都是苗族聚居区，因而历史上的黔中蛮、武陵蛮中有苗族先民在内，这是大家的共识。从地区看，苗族先民当与大溪、屈家岭等文化居民有关。王震中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南阳地区的仰韶文化之上叠压着屈家岭文化是南方文化势力北进的现象，恰与古史传说中苗民北上争地，迫使尧 舜禹部落联盟几次和他们战斗的情况是一致的③h。从语言上看，苗瑶语和东夷、吴越语关系也密切，例如现在分布在广西金秀、自称“拉珈”的瑶族实际说的是侗水语支的语言。
9、汉台苗语调类一致的现象
夏语从原始语中独立出来的时期是在接近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从字调互相对应情况看，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也在相同或相近的时期从原始语中分离出来。而藏缅语从原始汉藏语中独立出来则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分布在福建、广东沿海还有一个文化遗址，安志敏（1982）称为“昙石山文化”，并云“与台湾省凤鼻头文化可能属于同一系统”。张光直（1986，页50）称为“大坌坑文化”。这一文化居民的语言后来发展为南岛语。它从汉藏语独立出来约在新石器晚期，比藏缅语更早，所以语言模式变形更大。
原始汉藏语在分化中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些语言都是在甲骨文出现以前分化的，所以除夏语外，其他语言都不行用甲骨文；第三，藏缅语分化出来的时间较早，而原始汉藏语是无字调的，所以原始藏缅语也无字调。现在藏缅语族语言大多数虽有字调，看来都是后世新生的，所以整个语族无共同调类，特别是有些语言至今无字调，公元八世纪前后的藏文就没有字调；第三，原始汉台苗语在将近一千年的行用中，由三种舒声特定韵尾（包括零特定韵尾）和一种入声韵尾转为平上去入四字调，所以分离之后的原始汉语、侗台语、苗瑶语一开始就有相同的四个调类。现在就拿二十七例现代汉、台、苗瑶方言的同源字及构拟的原始音作证明①i，并写出相对应的藏文读音作参考（但本文不构拟原始汉藏语形式，对诸例所代表的事物与概念当时是否存在也不作证明）：
平声：
〔藏文〕brgiad“八”
10、汉藏语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
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约不少于五六十万年前，应该属于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而他们认为在低难阶段语言就已经产生，“古人”阶段的早期智人，如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都开始显出一些蒙古人种性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一万多年前的晚期智人化石，如山顶洞人，榆林人，河套人，资阳人，丽江人。柳江人，台湾左镇人在形态上所显示的蒙古人种特征已比早期明显得多。前面说过：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往北挝徙的离开之后，剩下的和南迁的后来就成为操说汉藏语的中国人。原始语言的演进是非常缓慢的，从五十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仅仅是原始汉藏语形成期。荒古的中国土地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毒蛇猛兽，汉藏人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为了采集狩猎，追爱温暖气候，大多数人不得不逐步向南迁徙，一万多年之后，大概已经散布到全国和域外了。迁徙是成群的、前赴后继的，语言就成为统一的信号体系；哪怕是分途迁徙，也得保持这一体系，以便互通信息，使原来的群体延续。
从新石器文化开始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汉藏语已经形成并行用。大约行用1500年左右农业时代开始，人们已经定居，这就慢慢形成许多原始汉藏语方言。比如陕西临潼姜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氏族公社，姜寨人过的是原始共产社会生活（严文明1989，页177），说的就是原始汉藏语。由于同远方社区交往少，渐渐就成为一个汉藏语方言区。
不少人都同意龙山时代的相互作用圈形成了一种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元”指各个区域性文化或文明，这好理解；但“体”指什么呢？揣摩各家（包括最初提出者）的意思似乎是中个区域性文化或文明因接触而产生的共性，如张光直认为最显著的是它们共有的陶器特征。如果仅仅是这样，“体”与“元”似乎不是“共性”与“个性”的区别；而且只是外因，也不足以使事物变化。“体”与“内因”有关，“元”与“外因”有关。
中国文明是一整体，但它的起源和组成却是多元的。多元才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彼此互为外因。这些外因之所以能彼此起作用在龙山时代是因为各个区域性文化群体在经济上都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在文化上都有以汉藏母语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和共同心理状态、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使彼此联合统一起来的内因。各区域性文化是“元”，这些内因是“体”。“体”在“元”之内，不在“元”之外；但“体”是同一的，“元”是分散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群体”或者说“华夏族”也是一个“元”；要是把它说成“体”，在逻辑上是矛盾的。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当时其他各文化之间的强烈交互作用，可以称为“华夏化”运动。伴随发生的还有“夏语化”运动。“华夏化”运动则是单向地以夏方言为标准音的运动，远离中原的方言区对此有一定的抗拒性，所以仍然独立发展为侗台、苗瑶等语。至于形成藏缅语的方言，由于在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就已经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出，所以不受夏语化影响。自南北朝至元，北方外族屡屡入侵，但华夏语及其文化具有抗入侵性，不但仍然繁荣发展而且还能改造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明清以后（甚至以前的长时期），作为组成中国文明的区域性文化的“元”已不止是汉藏语诸族。建国以后，统摄诸“元”的“体”则是发扬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思想。
注释：
①a 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又见《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①b 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页9-17，文物出版社，1990。
①c 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2期。《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页27-34，这部书本文简称《纪尹》），文物出版社，1989。
②c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期文化》，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页273-279，文物出版社，1989。这部书本文简称《庆苏》。
③c 一直到1976年，仍然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甚至中国人种〕的发生都是由外国因素推动的。如俄国下学者瓦西里耶夫（Л·С·Васильев）在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эиса Китайской цйвилнэации，Москва，1976，有郝镇华等译本，文物出版社，1989）中说：中国诸大文明都是由西亚苏美尔（Sumerian）文明起作用而产生的。
④c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下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见《文物》1981年第5期。又见《苏秉琦厂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
①d 魏亚南《中华文明史的新曙光——就辽西考古新发现访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4日。又见《新华文摘》1986年第10期。
②d 安志敏《论文明的起源》，见《考古》1987年第5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
③d 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见《考古》1987年第5期。
④d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见《文物》1987年第12期。
⑤d 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见《考古》1989年第1期。
⑥d 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见《庆苏》页235-244，1988。《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见《纪尹》页56-68，1989。
⑦d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见《文物》1992年第1期。《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见《文物》1981年第6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见《庆苏》页24-37。《姜寨早期村落布局》，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⑧d 苏秉琦《晋文化研究问题》，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6年。
①e 张光下《下学专题六讲》页49，文物出版社，1986。《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见《庆苏》页1-23。
②d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苏》页285,1989。
③d 潘其风《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兼论夏商周三族的起原》，见《庆苏》页297,1989。《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㈠》，文物出版社，1987。
①f 童 恩正、冷键《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的发扬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见《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又见《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页64-70，文物出版社，1990。
①g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①h 蒙文通《越史丛考》页140,147，人民出版社，1983。
②h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自称——兼说“蛮”》，见《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
③h 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见《纪尹》页153-174。
①i 原始苗瑶语拟音取自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