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法是建立语言史的有效工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语言论文,工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重申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认为“语义学比较法”是汉藏语历史比较法的新发展，“语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有内在的矛盾，并回顾和展望了汉藏语系的研究。
这个标题是根据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的一句话提出的，[1]今天重温这部经典著作是很有益的。
一
比较研究是从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形式入手。如“二”这个词项在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古亚尔明尼亚语中，可以和“怕”、“长久”两个词项形成对应。这种情况非常像是某个人在有意识地按照某种规则来安排这些语词的音位。排除了偶合和借用，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三种语言的数词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梅耶在他的著作中从音理上对这组对应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指出“任何对应，假如不能得到这样的解释，就是可疑的。”（第27页）“有效的语源上的符合决不是根据一些语音形式间的相似而确定的，而是一些对应的规律：我们之所以能够拿亚尔明尼亚语的erku来和俄语的dva相比较，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形式相似：在语音方面，它们是毫无共同之点的；而是因为那些对应的规则容许我们这样比较，印欧语的ō在斯拉夫语变成了a，在亚尔明尼亚语变成了u，印欧语的duw-，在俄语变成了dv-，在亚尔明尼亚语变成了erk-。”（第29页）
语音对应规律简说就是在两种（或更多）不同语言的一系列关系词或语法形式之间，凡是甲语言有A音出现的地方，乙语言必有B音与之相对，所以可以称之为“对应规律”。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或一对）相似的词，那就只是个别现象，谈不到规律，一般称为“孤证”。“孤证”其实是不能作证的，至多只是提供一些线索。只有被语音对应规律概括，并辅以细节证明（包括词源学证明）的语词才有资格称作“同源词”。“共同语和从它演变出来的语言之间的对应却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可以把它们列成许多确定的公式。这就是所谓‘语音规则’”。（第25页）例如格里姆日耳曼辅音转化规律。“这种原始共同语和各个后代语言之间语音对应的规律性，表现出发音的变化并不是孤立地影响某一个词或某一形式，而是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第26页）这就是语音演变的并行性：演变不是发生在某个音上，而是发生在某种发音部位或方法上，所以总是涉及整类现象有规则的变化。
印欧语系研究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其它语系的研究工作者。汉藏语系的研究工作实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汉藏语当然是有自身特点的（如“字”和“字调体系”），但在方法论原则上与历史比较法并不相悖。还应当指出运用这个方法研究汉藏语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桂先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他的《台语比较手册》[1]堪称是这一领域的典范。李先生把台语分为三个语支，各选一个代表点，材料排列井然有序。其它点的材料放在注释中。每条对应公式之下列出几个到几十个词。整个构拟工作中体现了他深厚的音韵学功底。白保罗的研究工作（我们以他的《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2]一文为例略加评述）具有一种开拓思路的作用，但在方法论上是不足取的。如(1)他列举的台语、加岱语词以及汉语词都没有声调标志，说明共时描写的不准确。(2)材料极不完备，特别是没有侗水语；完全不讲分层构拟的原则。(3)对比的材料有的是构拟的原始语，有的是现代语，混乱不堪。(4)除一两个词表外，全部材料都是“孤证”。(5)既无语音对应规律亦无演变规律。(6)经常把南岛语作为出发点，似乎台、加岱语都是从南岛语演变来的，这是严重的逻辑混乱。(7)仅凭几十个词就肯定或否定亲属关系，只能是主观臆断。把相似的词拿来证明南岛、台有发生关系；把不相似的词拿来证明汉、台无关，各取所需。“对应中的不规则情形，假如不能用某个词的特殊情况来解释，那就或者是由别的语言借来的，或者是由于语源不合。”（第30页）在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中也有很多利用语音规律排除借词的实例。无论同源还是借贷都应有严格的证明。“如果相符之点不能用各语言间相互借用来解释，可以假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第6页）只是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还要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解释，这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我们所要证明的不是局部的相符，而是要证明“全局的内部一致性。”拿一个语支或语族的比较工作来说，就必须动用全部语言（包括文献材料）或方言的全部词汇、语法材料。这就是斯瓦迪士核心词比较法的失当之处，只靠一、二百个词是连最基本的语音对应关系也建立不起来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用“相同、相似”取代语音对应。只凭一二百个词就肯定或否定了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另一方面语言是个系统，社会是这个系统存在的环境。环境是系统存在的条件，或者说是系统之上的“更大的系统”。所以语言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同样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例如语音规律中的很多例外就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正如梅耶所指出的：原始共同语必须“以共同文化为前提。”（第16页）
语音规律的很多例外往往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存在的语音条件，例如侗台语中的前置辅音就是造成很多声母、声调不规则对应的条件。比较工作中的特殊细节解释得越好，结论的可靠性就越大。语言学史上人们曾无数次地体验到语音规律高度的严整性。19世纪印欧语比较研究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语音规律无例外”。再者就是语音系统之外的，例如语法（形态）的或语义的细节上的相符。“亚尔明尼亚语erekh‘三’和corkh‘四’等词的形式和希腊语的trēs,téttares相差很远；但是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同类的对应来解释。并且有一种特殊的细节，就是在梵语和希腊语中，‘三’和‘四’都有正规的格变形式，而自‘五’以后的数词却是不变的；在亚尔明尼亚语中，‘三’和‘四’也有正规的格变形式，特别是语尾-kh是亚尔明尼亚语多数体格的记号，而这个记号在其它各数词里就找不着了。”（第6页）这就是“形态学比较法”。实际上除了形态外，可资利用的还有语义材料，这就是“语义学比较法”，如邢公畹先生的《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和《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两篇论文。笔者认为这种证明法的提出是汉藏语系研究中历史比较法的新发展。“语义学比较法”和“形态学比较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语言之间相符的事实愈特殊，这个相符之点的证明力量就愈大。”（第23页）
二
词汇的借用对任何语言的发展来说都是正常的。“借用的成分如果多了也可以使一种语言换上一副新面目。”（第67页）比如英语的词汇中一大半都是拉丁语和法语的借词，但英语还是英语。梅耶不承认有任何“真正的混合语”，他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例子，可以使我们断定某种语言的形态系统是由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形态混合而成的。”（第68页）有时甚至整个词汇所属的语系和形态所属的语系不同：“亚尔明尼亚语的齐干语的形态和语音完全是亚尔明尼亚语的，而词汇却完全是齐干语的。”（第28页）即使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什么混合语。陈其光先生在他的《汉语源流设想》（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汉语是“混合语”的主张。何九盈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不能用来说明汉语是多源的、杂凑的。汉语应该是一源自变型。民族融合的历史证明，语言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大杂烩。语言影响是绝对的，而语言杂凑是罕见的。像汉民族这样的主体民族，它的语言不可能是杂凑的产物。[1]1982年有人提出新疆艾努人的语言是混合语（赵相如等《新疆艾努人的语言》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陈宗振先生根据实际调查写出了《关于混合语之我见》[2]一文，结论是：所谓艾努语不是与维吾尔语有本质差别的语言，更不是“混合语”。同样在汉藏语当中我们也没有见到所谓的“混合语”。例如我们不能说侗台语是汉语和某种古代语言（例如马来语）的混合语。诚然侗台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语音、语法都可能受到了汉语很多的影响。但它们在语音体系，特别是基本词汇上表现了与汉语不同的面貌（基本词汇也可能借用，但毕竟是少数）。至于汉语某些方言的说者，即使他们的先民是与汉族先民不同的种系，他们也早已改说汉语了。“世界上没有由几种语言拼凑起来的，无固有系统的新语言。”（邢公畹1996）语言总是前一时代的产物，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任何强大的外因都不可能造成一种新的语言。外部原因只能是造成语言演变的第二位的原因，而且外因总是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三
已故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和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他把古代的人类社会生活简单地分为两大类，认为相应的语言发展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是牧畜民型（通商民型）。这些语言“自远古以来互无接触各自独立发展”，这就是印欧民族，他们人口急剧移动，“生气勃勃”。而且这些语言保存了可资比较的古代语言资料，所以构拟祖语自然能够成功。二是农耕民型。例如东亚大陆以黄河中游的文明发源地为中心非常缓慢地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的演变方式与印欧语截然不同，是一种不断借用、同化的组合过程。所以对这些语言采用历史比较法构拟祖语非常困难，甚至于不可能。他认为历史比较法对整个人类语言来说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印欧语系研究的成功“从世界观点来看，这是相当偶然的奇特事件”。首先，且不说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否恰当；照我们想来，人口急剧移动，生气勃勃的畜牧、通商的人们接触的机会更多，语言更容易相互影响。而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保守、孤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容易形成“各自独立的发展。”所以这些说法对语言研究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能从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想象出发。其次，说历史比较法不适合东亚语言（汉藏语）研究这完全不是事实。汉语音韵学（方言学）的巨大成就足以把它称作“中国式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李方桂先生运用历史比较法成功地构拟了原始台语，世人有目共睹。此外王辅世、毛宗武两先生对原始苗瑶语的构拟；[2]梁敏、张均如两先生对原始侗台语的构拟，[3]以及更多学者的研究工作都是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藏语的成功之作。
桥本先生提出对农耕型的语言要使用“区域语言学”方法，即“波型扩散”理论，包括用语音、词汇、形态直到句法的全部语言结构的地理推移，去深入寻求结构原理，以此来阐明各语言的历史演变。简言之，语言的历史就是同化或影响的历史。只要我们认定某些相似现象是影响的结果，那么语言的历史也就得到了说明（参见桥本书译本第29-30页）。要使用这种方法“需要首先假设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语言”（桥本书第20页）。根据桥本先生的假设，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从西北方来到“中原”的周族，以某种方式起着形成汉族的决定作用，经数百年同化了齐、吴、越、楚等族，融成所谓汉族。蛮族的语言也被同化。而汉语又在与北方阿尔泰语的接触过程中，发生相当激烈的变动。所以汉语是一种“混合语”。至今被称为汉语的“五大方言”的那些语言其实是与“汉语”无关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桥本先生只用了六个字（义项）“大、铁、母亲、羽毛、缝、吸”与印欧语对比就说明了——越是基本词汇差别大的“方言”，实际本来是不同的语言（桥本书第197页）。这些混合体究竟称作“语言”还是“方言”，只是根据借用（或同化）部分的百分比（桥本书第200页）。我们认为这种百分比是很难确定的。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这些“借用”部分究竟是根据什么肯定是“借用”的呢？实际仍然是根据词形的“相同或相似”。这同白保罗的做法是一样的。桥本在书中（第12页）说：梅耶认为不同语言的研究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大概是指梅耶下边的一段话：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用比较方法来建立一些语言的历史，是因为我们确信，每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一种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梅耶并不承认有所谓混合语，当然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他说，假如有一天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语言学家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语言学家就应该设法找出一些新的方法来，比这里所说的方法（指历史比较法）更加精细，并且还要对这些新方法加以考验”（梅耶书第69页）。桥本说：亚洲大陆的语言“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连续体”，那就是从北向南有阿尔泰语、汉语、壮侗语，如果说到古代还应有各种原始的汉藏语及许多北方古民族语。接着他以一些个别的词（如“江、河”）个别的音韵、语法现象说明了这种由北向南的推移。只要我们承认了这个连续体，那么它的“原形概貌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梅耶一定料想不到问题会如此简单地解决。这里所说的“原型”就是前面设想的各种古代语言。至于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那是不可知的。桥本感叹道：“还有什么比‘寻根认祖’更为无聊的！”（桥本书第204页）这就是说这种方法并不负有建立语言史的任务，它只满足于说明语言的影响，至于语言内在的发展规律那是微不足道的。假如我们想探求桥本所说的后代混合语的历史，那就会象梅耶所说，我们将被迫在两套（或更多的）原始形式之间进行选择，那就会变成一种任意的选择，因而一切证明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梅耶书第69页）。
桥本先生也还是对历史比较法表示了他明确的反对态度：“把语言史看成是一条直线的发展……此等描写纯属虚构。”（梅本书第20页）“音韵对应”（即语音对应规律）作为人类知识的产物，是相当低级的，如果把它作为终点，那么语言学将变得多么浅薄！（桥本书第33页）另一方面他却又说印欧语在探索谱系关系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桥本书第184页）桥本著作中这类相互矛盾的现象不一而足。他说“成问题的是‘音韵法则’这个引起误解的术语（这和自然科学的‘法则’性质很不一样）。从两个语言间发现音韵对应，来建立‘音韵法则’，再用这个‘音韵法则’来证明谱系关系——这样比较语言学的看法就成了问题”。（桥本书第201页）其实对于历史比较法来说，发现音韵对应和证明谱系关系是一回事情。而桥本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要说历史比较法是“循环论证”，这倒是很成问题的。在全书的最后桥本先生讲了一段话：“对于现代的语言学家，最有兴趣的是探讨语言结构发展的原理。因为一个语言里的各种共时的非规律性，都源于这些发展的结果，而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内在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相互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从这段话里，读者的确不难体会到一种和传统的科学精神不同的精神。
很多论者都曾指出：把亲属语言设想为从一个统一的原始母语分化出来，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设想。的确如此，但不能认为简单化就是非科学化。这在科学上叫做“合理简化”——撇开与当前考察无关的内容及次要过程和干扰因素，使事物呈现出一种“纯粹形态”，以利于观察分析主要矛盾。这是自然科学上普遍使用的科学方法。语言影响正是历史比较法所要排除的“次要过程”，而地理类型学却本末倒置地把这些次要过程当作语言历史的本身。“我们进行比较时只能用一些精密的对应公式——并且要小心避开那些借用成分。”（梅耶书第30页）
四
科学方法按其普遍性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各门科学各自使用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例如：天文学利用天体光谱线的红移来测定天体运动速度；地质学利用古生物化石来确定地层的相对年代，等等。另一个层次是各门科学中的一般研究方法，如观察、实验、科学抽象、数学方法等。再一个层次就是哲学方法，这是一切科学的最普遍方法。一般研究方法是从特殊研究方法中概括和发展出来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或称“语言学历史比较法”的目的是研究语言（包括方言）的发生学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揭示语音对应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原始共同语，作出发生学的语言分类，进而说明语言的历史演变。对于非亲属语言我们可以进行语言类型、社会语言学以及语言相互影响等等的比较研究。
“比较”是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逻辑方法。其目的是确定对象之间的差异点和共同点。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追溯事物发展的历史渊源和确定事物发展的历史顺序。应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研究入手，来认识时间上先后相随的事物的变化，可以由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推知无法观察到的过程。十九世纪，由于历史比较法的系统应用，曾给地质学和生物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导致了地质渐变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这种方法运用到历史语言学上创立了语言学历史比较法。二十世纪历史比较法的使用，揭示了恒星演化的规律性，对天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采用历史比较法的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原则上是相通的，但在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各不相同，具体手段、工作程序也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各门科学的历史比较法都是属于各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属于各门科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例如汉藏语系的语义学比较法就是针对汉藏语的特点提出的。作为一切科学研究共同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详尽地占有材料，从分析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罗常培先生常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工作中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特殊的研究方法（喻世长1983，邢公畹1995）。这套方法以揭示语音规律，辅以深层语义对应的证明为其方法论的突出特征。同时又综合使用各种逻辑方法和其它特殊手段。例如在调查工作中要使用语言田野工作方法进行观察和记录，在材料整理工作中使用归纳、分类以及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在构拟原始语和确定语音演变规律中需要使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证明等多种逻辑方法。总之这套方法既是特殊的又是严格的，其内部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历史比较法是一种特殊的“逻辑运算”。
五
汉藏语系的假设自十九世纪末提出以来，通过近一百年的研究正在逐步得到证明，尽管对本尼迪克特先生的工作方法我们提出了批评，但还是应当承认他的学说对汉藏语系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侗台语和南岛语，汉语和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发现扩大了汉藏语系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邢公畹提出了汉藏澳泰语系的假设。[1]在这个过程中沙加尔先生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2]的论文遵循了严格的历史比较法，因此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此外吴安其、[3]郑张尚芳[4]两位先生在这个工作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论述、材料和结论都是可信的。
汉藏语系研究是语言科学中的重大课题，难度相当大。其中最突出的困难是语族之间（例如侗台语和汉语之间）还没有找到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这里所谓“严格”就是指声韵调必须同时相符。正象梅耶所说的：“如果考察的是一些真正由‘共同语’直接变来的词，那末就应当构拟出这种‘共同语’的一个各方面都确定的词，而不要满足于比较一些词根上的细小成分。（第30页）我们在汉语、侗台语之间发现的只是大量不够严格的所谓“松散对应”。我想这种情况大概和我们对原始汉藏语本身的认识有关。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原始汉语、原始侗台语等都是一些单音节而且是以单辅音声母为主的语言。现在我们把汉、侗台、藏缅、苗瑶以及南岛诸语言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观念上有了突破。当然这里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始汉台语也是类似藏缅、苗瑶语那样有着丰富复辅音的语言。孙宏开先生最近提出一个构拟原始藏缅语语音结构的理论框架(F[1,]F[2,]CBVCC[F,])。这个框架是在现实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原始汉语、侗台语的构拟也有启示作用。二是原始汉台语是类似南岛语那样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藏缅、苗瑶语也是出自一些多音节语。大量的前置音节简缩，形成带有丰富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这是个重要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不论哪种情况都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原始汉台语语音结构的设想，为寻找严格的语音对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按照这种观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汉语和侗台语（也许还要加上南岛语）之间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么在语言学史上就将再一次证明历史比较法无可怀疑的科学性。
历史比较法是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有效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评麦克斯·斯蒂纳时所说：“但是对于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他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迄今为止历史比较法依然是“建立语言史的唯一有效工具”，当然它也必然会随着语言科学的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任何地方只要存在着亲属语言，并保存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采用历史比较法就一定会有成效。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注释：
[1]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第10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下文引用该书时仅标页码以节省篇幅。
[1]Fang 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The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
[2]Paul K.Benedict,Thai,Kadai,Indonesian,A New Alignmentin Southeastern As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In 5.44.1942,P576-601).
[1]禹岩《继往开来，把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引向深入——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述评》，《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
[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研讨会论文提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1996年11月。
[1]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2]沙加尔《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论文。
[3]吴安其《从汉印尼几组词的对应看汉南岛的关系》，《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4]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1994年香港语言源流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