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与超越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2-0037-05 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更为开阔，从而使有关这一命题的讨论呈现出不同样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属性，多数学者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在探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实的，重要的是方法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关切中还寄寓着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在改造现存世界过程中体现着有关未来世界蓝图的探究和主张的比较少。实际上，我们要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恰恰需要在研究它的现实属性的同时，思考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超越性意义，以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时空共在 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探讨历史境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重属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从这样的一个“简单事实”开始的，即人们必须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军事等活动。对于每天从事生产、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事实很容易理解。因为，道理很明了，谁都知道只有先生存下来，解决了吃、穿、住、行这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有精力去从事意识形态的活动。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发现的伟大之处，就要从他们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思想观念统治着现存世界”，西方2000多年主流思想的代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看重人的感性和感性的生产劳动，认为这些与动物的求生活动没有差别。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推崇备至的是人的理性和沉思着的精神生活，是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所从事的政治及其宗教活动，并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类活动才能体现其高贵性和普遍性，才能引起历史舞台上场景和剧情的不断变换和创造。追究这样的思想能长期居于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人类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自然而非人自身的因素在社会进步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决定了意识形态很难重视生产活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其二，由于将人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人具有通过发展自我意识从而获得自主和自立，因而相比较物质生产劳动，人们特别看重的是自身在精神和道德等领域里的创造性。所以，西方众多思想家把人的本质归于自我意识和精神。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力求使精神摆脱肉体的制约以致其可以反过来支配肉体。从客观上讲，这些思想的确反映了当时人的历史觉悟，即人要通过思想的活动指导自己的活动，为自己立法。而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旦被引入人类的实践活动就会释放出无穷能量。然而，这种观念如果走向极端，也包含着极大的片面性和危险性，那就是把人的精神看做是凌驾于肉体和万事万物之上的绝对精神，甚至彻底抛弃掉人的感性生活和感性世界。于是，唯心主义大行其道，导致精神走向虚妄。对此，马克思的评价非常客观，唯心主义者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①。 马克思通过人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从事艺术、科学、教育、哲学、政治等精神生产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发现的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而且是在此基础上人类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途径以及这一活动的不断改变和超越。以对生产劳动的研究作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最终目的是要凸显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人类的整个存在方式。由此，马克思认为，人的精神包括意志不可能与人的感性活动完全剥离而具有先天决定性，恰恰相反，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存在”正经历着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激变，这个过程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将资产阶级的“文明”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仿佛是用法术召唤出来的越来越具有明显社会性质的巨大的生产力也开始起来反抗逐渐变得落后、反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人类获得最终解放做着准备。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出现就具有突出的现实性、超越性属性。如果不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自己思想的历史境遇给予充分的考虑，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真正伟大之处，也就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了。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每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创新成果，都是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中国人民作出的正确抉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皆是中国共产党随历史境遇的整体变迁，既改造中国社会又回应世界格局变化而形成的理论凝练。正视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境遇，使得具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双重视野：一方面，我们早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全球化不是选择，而是已经存在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地域性”存在方式，将眼界放大到全世界，超越传统的“华夷之辩”，以四海为家。这就要求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同时，也能有足够的包容心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要建立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以民族和人类的双重身份审视未来社会，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确人类历史境遇的客观性和可为性。这样才能以整个人类的立场反思自身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有限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实行市场经济，既坚持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又把握体制、机制的灵活性。 二、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本质依据 理论见之于实践的过程，是检验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总结、凝练出来的理论是否正确、是否是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运用于中国现实，在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我们取得了一系列丰功伟绩，也为随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实践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实践观念和实践方式的不甚正确引起的物化和短期化问题。围绕着中国实践活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其实际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实践存在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根基。要想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当前乃至未来的真正意义，就必须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存在论旨在人的对象性存在基于人从事的对象性活动，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决定人的存在的自然化和社会化的统一，这也说明人能够在自然、社会及思维等领域获得自主自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论基础是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中国实际，也就是实践存在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互动过程。具体说来，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尤其是社会结构、现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变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走向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论的三个层次。近现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由于资本主义内生力量不足，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的非自主性。同时，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的完整主权逐步丧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决定了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能够使自身无论从思想文化还是物质存在领域都能够获得解放。因此，一段时间内众多理论、思潮被纷纷引介到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的实践性、革命性及彻底解放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类的现实性、超越性精神征服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弘扬依法治国，逐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文化领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呈现出相当宽松的学术研究空间和自由开放的文化交流氛围。所有这些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论基础，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应该真正把注意力投放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中来，依据这种变化作出相应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其实，创新本身就是现实性和超越性的融合。一种理论的凝练不仅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更是为未来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在于它为人类社会实践提出理论依据的同时，更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相对地，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过渡到高级阶段将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这一过程必将充满曲折和困难，这就更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充分关照其现实性和超越性，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对中国实际真理性认识的相对稳定性。这样才能具有超前的战略思维和眼光，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作出理论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实践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实践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正是以此为根据完成彼此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年代，他们的理论所承担的任务在于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思想保证；而在当前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已经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指导地位。此时，改革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取代了实践的社会“革命”方式。这一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及其职能的变化。对“资本”的批判不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如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疏离、奢侈之风盛行等问题的反思及纠正。在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批判地予以继承发扬的同时，也需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充分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乃至具体的体制、机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这方面来讲，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应当同时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两重性——现实性和超越性，并把这两种属性贯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不单要考虑普遍真理在特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还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适用与否和是否过时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所强调的，我们现在未必还要强调；他们当年没有特别指出的，我们可能就要特别研究并总结其发展规律；而他们当年没有讲到的，我们则更应该根据时代进步要求去探索。 第三，实践的“超越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视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人类现代实践形式与人类优秀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基于对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矛盾的本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要求人们通过对象化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我肯定，通过批判现存事物而超越现存事物。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内含的超越性可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仅指业已完成或正实际地发挥着作用的人类活动，而且囊括了未来可能显现的一切人类活动。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是因为理论本身不是实际，而是寓于广泛的实际之中并远远高于具体实际的。从这个意义上践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观点，目的就是通过人们具体的社会实践，发现和把握实践过程中的矛盾，从而找到改造现存世界的力量和途径。能否找到这一力量和途径，完成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任务，重要的一点在于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经由实践活动分析、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时，能否秉承超越现存事物或实践格局的逻辑。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和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前进方向，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强调的重要一点。所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正是因为它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远远超越传统实践形式并能够把社会主义中国引向更高更远的历史运动的未来视野。 三、价值维度和道德意蕴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同生共融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通常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的，一是中国的具体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二是中国发展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维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样一种解读，自然是符合逻辑思维和实践依据的。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作出这种规定性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何用这种结合形成的理论创新去武装人们的头脑。从当时中国人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考虑，这种解释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进程形成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并不单单局限于以上两个方面。在指导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应该贯彻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其实有关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就给予了确证。 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渐被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接受，并成为指引他们获得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就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客观条件下，人类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分工带来的异化，摆脱片面和畸形的发展状态，而逐渐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以这个标准衡量，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很多领域还存在异化现象。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而自由的发展。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要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应当在重视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人生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建设。然而，有一些人认为，研究人生意义、生活态度问题，似乎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应谈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社会整体的变革这类客观性问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运动，割裂了人的统一的社会生活。其实，自人类脱离动物界，形成自我意识，就开始以寻求自身生存的真正意义为旨归。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引入“异化”的概念予以解答。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在资本家工厂里劳动的工人失去对自己工作，从而对自己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工人不再是自主、自我实现的类存在。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劳动和人的自我异化，人类不可能寻求到积极的、完满的生活意义。异化最终造成的是人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分离，人的本质与自身的分离，即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狭隘化、扭曲甚至丧失。 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又明确指出，尽管私有制引起了异化，但它又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开始认识到私有财产的“你”“我”之分，从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丰富多样起来了。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类主体性体验越来越深刻，人类要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更为丰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就必须扫除私有制这个障碍。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从人生意义的源头找到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而且为后来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具体实践指出了价值和道德两方面的现实意义。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经过的历史阶段可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价值取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之功效，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诸种单纯理论流派的不同之处，其存在并非首先是为了学院式的理论研究，而是直接指向变革现存世界的活动，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现实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可以说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代名词。然而在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大量的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在为中国未来道路走向提供方向指引和具体体制、机制变革的同时，更应该深刻地揭示人的道德价值属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人们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及“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也滋生起来。在信仰多样化和部分人信仰缺失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应该一方面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更多地关注民主、平等、公正、诚信和友善等属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和思想境界，以使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