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贫民免费学校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英国论文,贫民论文,时期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至今在怀古的英国人心中仍是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辉煌的背后也隐藏着痛苦的记忆。亨利·梅休在《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一书中对19世纪50年代挣扎在伦敦大街小巷中的贫寒儿童的描述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贫困是这些儿童共同的特征，失学是他们普遍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牵动了无数维多利亚人的博爱之心。在国家无法为这些贫寒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情况下，他们竭尽所能创办学校，使这些儿童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这就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轰轰烈烈的贫民免费学校运动（Ragged School Movement）。
一、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的缘起
贫民免费学校可以说是19世纪英国一个独特的教育机构。它的教育对象是那些被排斥在其它教育机构以外的少年阶层。从“贫民免费学校”的名称“Ragged School”就可以看出，它希望为那些衣衫褴褛的贫寒儿童（ragged children）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机会。这些儿童要么由于衣着破烂（ragged），根本达不到普通学校的要求；要么因为父母过于贫困“根本付不起哪怕是一周一便士的学费”[1]，而被拒之于校门以外。这是一个被当时的教育改革家玛丽·卡朋特描述为“令人烦恼的阶层”。他们不仅“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而且“在做坏事方面显得更加有智慧”[2]。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们还不是罪犯和流浪者，但是从社会地位来看罪犯和流浪者主要来自于这个群体[3]。 这样的儿童不适合去那些为普通穷人创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也拒绝录取他们进校。
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个“令人烦恼的阶层”逐渐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同情。在他们的努力下，从30年代中期到19世纪末，在英国掀起了一场独特的贫民免费学校运动。透视人们致力于这一运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首先，宗教的热诚是促成这场运动的根本动因。许多人参与并支持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主要是对贫寒儿童道德状况的恶劣以及宗教知识的贫乏感到震惊和担忧。他们希望通过为贫寒儿童提供最基本的宗教知识教育，使他们具备良好公民的必备品质。许多学校宣称其办校宗旨是：“对那些被遗忘的贫困儿童进行感化，使他们享受到良好的基督教福音主义的教育”[4]， 这样就可以“把犯罪现象终止在萌芽阶段，阻止邪恶行为发展并危害社会”[5]。而在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的发源地伦敦，大部分早期的贫民免费学校都是由伦敦城市传教团创办。在著名的福音派中心如巴思（Bath）、约克郡等地都创建了这类学校，而萨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等著名的福音主义者经常出席每年的大会并发表演讲[6]。正是这种宗教热情使得许多志愿工作人员多年如一日地利用自己的晚上和主日休息时间去那些在肮脏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在昏暗而且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教育那些无法无天的贫困儿童[7]。
其次，维多利亚时代博爱主义精神也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许多人或者为贫寒儿童知识的贫乏而感到震惊；或者为这些儿童在饥寒中挣扎求生的痛苦所触动。他们希望能够教育贫寒儿童学习一些生存的技能，或者为他们提供衣食和住宿等庇护措施。这种博爱精神使得许多人抛开教派纷争，携手合作。这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各宗教派别对教育控制权争夺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三，对于中上等阶层人士来说，对社会秩序的追求与控制也是他们致力于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贫寒儿童提供教育，社会也会因此获利：不仅有利于减轻犯罪现象，也能够使贫寒儿童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而巩固现有的社会状况；不仅可以教导贫寒儿童成为善良的基督徒，也达到了把这些儿童从街道中清理出去，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比如，在伦敦靠近帕丁顿（Paddington）附近的St George's Fields，慈善团体创办学校的特殊目的是为少年犯以及那些被认为可能会犯罪的儿童提供教育，以使他们不再走上犯罪的道路[5]。 一位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维多利亚人对贫民教育的热衷最好地说明了当时人“对权威……对社会控制的关注；这是一个企图决定工人阶级的思维方式、情感和行为的雄伟野心”[8] 。
其实，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支持、参与这一运动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在各种动机的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所有的儿童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都应该享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尽管人们各自动机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机会却是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理想。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创办贫民免费学校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波折，但他们对这一理想的信仰却坚定无比。
二、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简况
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从1835年第一所学校的建立到1906年最后一所日校的关闭，历时半个多世纪。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35—1844年，这是运动的酝酿和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最先行动起来的是伦敦城市传教团（city mission）。这是一个成立于1835年致力于向城市贫民传播《新约》圣经的福音派组织。自成立之时，他们便最先在伦敦的贫民窟地区为贫困儿童设立免费学校（Free School）。 这些学校成了后来的贫民免费学校的最初模型。到1840年，“由于他们的努力，好几个学校建立起来了，其中有5所是广泛针对那些衣衫褴褛的儿童的。……其中有570名学生就读”[9]。伦敦城市传教团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支持。他们或者为已有的学校进行捐助，或者为这些学校提供志愿帮助，或者直接创建新的学校。到1845年时，这样的学校增加到了43所。
第一所以“贫民免费学校”命名的学校是菲尔德大道主日学校（Field Lane Sunday School）。这所学校是由传教士普鲁范（Provan）在1841年创建的。1843年当学校因为资金缺乏，准备在《泰晤士报》上登载一则寻求资助的广告时，该校的司库斯塔里（R.S.Starey）“给这个学校加上了‘Ragged’这一词汇，因为它生动却又平实地表达了这些学生品性比较低的状况：他们道德上极其堕落，外表上衣衫褴褛”[10]。自从“贫民免费学校”（Ragged School）这一词语出现以后， 一些原有的学校也在它们的名字上冠上了“Ragged”。
第二阶段：1844—1870年，这是运动的发展和高潮时期。1844年4月11日，在斯塔里的倡议下，四个贫民免费学校教师在他家里开会，他们聚会的目的是寻求某种方法，“把首都大批被人遗忘的贫困儿童从堕落和悲惨的境地中解救出来”[11]。最后他们达成共识：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联盟，不仅可以把现有的贫民免费学校团结起来，也能够促进新学校的成立。1844年7月，伦敦19所贫民免费学校结成了联盟——“伦敦贫民免费学校联盟”（Ragged School Union，下文简称“联盟”）。11月，阿希利勋爵被邀请担任联盟的主席[5]。 他的名字在福音主义者圈子里是对这项事业价值的认可和保证。他不仅为联盟带来了声誉，也引导联盟走向辉煌。
随着联盟的成立，贫民免费学校数目日益增加。1847年，在联盟的第三次年会上，萨夫茨伯里公布，附属于联盟的学校已达到80所，共有学生4776人，教师450人。其中有16所是日校，31所是夜校（每周上课三到五次），33所是主日学校。由于这三种学校在每天的不同时间上课，因此许多学校共用校舍：这80所学校坐落在44幢建筑中[12]。在1844年到1870年间，贫民免费学校的数目处于持续稳定增长之中。1869年，伦敦共有195所日校，209所夜校和272所主日学校附属于联盟。另外， 还有一些学校独立于联盟之外。在此期间，在伦敦以外还成立了另外两个联盟：一个是1847年成立的“利物浦贫民免费学校联盟”，另一个是1858年成立的“曼彻斯特、萨尔福德贫民免费学校联盟”[12]。在它们之下，还有许多地方上的“贫民免费学校协会”（Ragged School Society）”。这样，从40年代在伦敦燃起的贫民免费学校的星星之火，到1870年教育法颁布以前已迅速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运动达到了高潮。
第三阶段：1870—1906年，运动的衰落。尽管贫民免费学校对于贫困儿童来说是绝对有好处的，但1870年教育法以及随后一系列法案的通过，使得贫民免费学校的状况变得非常艰难。根据法案，所有5到13岁的儿童必须在校务委员会（School Board）管理下的公立学校（Board School）就学。来自公立学校日益增加的竞争、资金的缺乏以及政府对贫民免费学校强加的标准使得许多学校不得不停办。1874年，联盟沮丧地汇报，26所学校共计3000名学生由于缺乏援助而不得不解散，6所学校变成了“收费学校”，还有39所学校（共计9000名学生）转归校务委员会[12]。夜校因为招收的学生与日校有所差别，状况比日校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从80年代开始，校务委员会接手夜校；1891年，所有学校废除学费。从此以后，夜校的数字日益减少[13]。随着更多公立学校的建立，贫民免费学校日益凋零。1906年，在贫民免费学校联盟成立六十多年以后，伦敦的最后一所贫民免费学校终于关门[14]。
三、贫民免费学校的教育特色
与普通学校相比，贫民免费学校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经营方式、师资队伍等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以宗教性知识为主，三R教育为辅的教学内容。对于许多贫民免费学校，尤其是与联盟有关的学校来说，教育学生阅读上帝的教导并理解其中的简单道理是学校的主要任务和教育的主要内容[15]。在他们看来，“只有《圣经》，而不是世俗教育，是解决那些正在吞噬着我们社会的罪恶现象的唯一万灵丹”[16]。因此圣经成为课堂中的主要教材。有些学校由于缺乏书本，人们捐献给学校的《圣经》就成了唯一的阅读和写字的教材[12]。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学习《圣经》经文的片段、祈祷和阅读《圣经》。尽管贫民免费学校十分强调宗教教育，它们也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三R教育，即阅读、写字和算术。尽管《圣经》仍然是主要教材， 也还是有一些激励人心的著作增加了进来，譬如1859年出版的萨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Self-Help）。少数学校还增加了历史、地理或音乐课程， 但这些始终处于基本课程以外的次要地位。由于贫民免费学校从来没有打算为学生提供最好的世俗教育，而只是希望训练学生遵守纪律、拥有良好习惯并具有道德心和宗教心。因此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始终以宗教性的道德教育为主，三R教育始终处于辅助地位。
（二）知识传授与劳动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尽管贫民免费学校的主旨是进行宗教性的知识传授，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尽力教学生一些实际的技能。正如同托马斯·格瑟里（Thomas Guthrie）在1847年所解释的那样，“劳动课程”的宗旨是训练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而且这么做可以增加他们离校后的就业机会[17]。从5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愿意对“劳动学校”给予小额资助以帮助其支付房屋租金以及购买劳动工具的费用，这更加刺激了贫民免费学校中劳动课程的扩展。而在以爱丁堡为中心的苏格兰，甚至形成了一种以“工艺劳动”为主的贫民免费学校办学模式。在50年代的伦敦，约翰·麦克格里高（John MacGregor）报告说，有50所贫民免费学校设立了劳动课程。每个学校的工作各不相同，通常取决于老师自己的技能与兴趣。简单的木工、砍木材或做纸袋比较流行，但女孩子最喜爱做的是针线活，男孩子最喜爱的是缝纫或鞋匠活。这些工作除了对儿童能够迅速产生好处之外，这些工作的原料也相对比较便宜[18]。
这种糅合知识传授与劳动技能训练的教育模式是贫民免费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不仅区别于普通的小学，也区别于后来一些专门针对犯罪儿童的劳动教养学校。它不仅为贫寒儿童提供了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也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技能，改善了他们就业前景。
（三）以志愿教师为主，支薪教师为辅的师资队伍。从一开始，贫民免费学校的教师就注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起初，由于贫民免费学校没有用于雇佣有薪水老师的资金，许多学校出于非常现实的原因不得不依赖志愿教师。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招收学生的增加以及日益增多的服务项目，雇佣支薪全职教师负责日常管理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但即便如此，支薪教师在贫民免费学校教师中的比例始终很小。1870年，在贫民免费学校处于高潮时期时，这些学校总共有支薪教师440人， 另外还有3200名志愿教师，他们主要在晚上或主日来学校工作[5]。由于对志愿教师的需求两非常大，以致于有的学校并不总是能找到需要的教师[13]。因此，这样就形成了贫民免费学校与其它学校迥然不同的特点——以志愿教师为主，支薪教师为辅的师资队伍。
尽管贫民免费学校教师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能力也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坚信一个原则，即他们可以通过爱心和坚定的意志获得学生的服从，而不是通过恐吓和粗暴手段。而且确实有不少像昆廷·霍格（Quintin Hogg）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这样的教师，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学生以及时人的尊敬和赞扬。他们的奉献比人们对他们期望还要多，他们不仅对教育学生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也真正关心自己学生的福利。正是这种既务实又具有人道主义的品格使得这些教师能够对他们的学生产生影响。乔治·阿康恩（George Acorn）曾经在伦敦好几个贫民免费学校上过学，他认为在学校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对老师的崇敬。但是，贫民免费学校教师的特殊状况尤其是他们的教学水平经常成为人们严辞攻讦的目标。在当时人眼中，贫民免费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比济贫院教师还低。但是对于贫民免费学校这样专门致力于拯救、教育社会上最贫困儿童的自助教育机构来说，用苛刻的学术标准去要求、评价这些教师是有失公允的。如果没有这么多富有爱心的人放弃业余时间不计报酬地担任志愿教师或者只收取微薄的薪金全身心去照顾那些被遗忘的贫困儿童，贫民免费学校运动很难支撑几十年之久，也不可能达到实际所取得的成就。
（四）教学与社会服务工作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从严格意义来说，贫民免费学校并不是纯粹的教育机构。他们在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同时，也成为帮助周围地区贫民的社会服务中心。
贫民免费学校经常为贫困儿童提供衣食。到1868年时为止，单是与伦敦贫民免费学校有联系的“衣服俱乐部”就有82家。针对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联盟创建了许多收容所为他们解决住宿问题。1847年，联盟在威斯敏斯特的Old Pye Street成立第一所少年收容所和劳动之家。在整个19世纪，这种收容所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到1856年时，伦敦有16所隶属于联盟的收容所。
同时，贫民免费学校还举办其它活动，包括建立图书馆、举行演讲和对话、《圣经》宣讲课、少年禁酒会（Band of Hope）、唱诗班、板球俱乐部、鼓乐队、未婚母亲协会以及一便士银行等。他们还向贫民赠送清洁材料，借给他们桶和刷子等工具，让他们改善家庭生活环境。对于那些生病或垂死的人他们还进行家访。
贫民免费学校的活动远远超出了为最贫困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范围，它事实上成为一个社会中心。正因为如此，贫民免费学校不仅使他们的学生受益，而且也使当地的成年人受益无穷。
四、贫民免费学校的地位与作用
贫民免费学校运动在19世纪英国历史舞台上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对转型中的英国社会产生了一定作用。
首先，这一运动使得人们开始注意英国城市贫民的贫困状况，开始对城市贫民的状况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又进一步使得城市贫民的贫困状况公开化。从一定程度来说，贫民免费学校运动是当时人关于“英国状况”问题的一个举措，但这一举措反过来又促进了“英国状况”问题在英国社会中的影响。贫民免费学校使中等阶级志愿者了解了贫困问题并使他们相信这个问题并不是个人的弱点造成的，而是社会因素的后果。
其次，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贫民免费学校恪守其办学初衷，想方设法为最贫困的儿童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尽管1870年教育法成为运动衰落的原因和起点，但从另一个角度说，1870年教育法也是贫民免费学校运动成功的见证，教育法规规定：所有的儿童，不论其身份、地位和贫富状况如何，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当1870年教育法通过的时候，尽管联盟对于自己以后的命运非常担忧，但仍对法案表示了欢迎，因为议会“终于意识到贫民子女与那些通过自己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的社会阶层的子女一样享有同等的教育权”。贫民免费学校运动通过自己的实际努力让英国社会和英国政府明白了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重要性。
第三，尽管英国福利社会的形成是在20世纪，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也是英国福利社会的一个萌芽。贫民免费学校不仅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也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它们在人们初次采用相关社会服务性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禁止虐待儿童全国协会”的成立以及为学生提供饮食就是其中的杰出例证。而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贫民免费学校竭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提供住宿的地方。尽管收容所的数量有限，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所收容儿童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它们所暴露的这一问题的迫切程度。
第四，贫民免费学校有助于降低少年犯罪率，稳定社会秩序。贫民免费学校把众多贫寒儿童从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清理出来，送进学校。尽管其教育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却使这些儿童远离了进一步堕落的深渊。爱丁堡贫民免费学校宣称，在它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里，在监狱中的14岁以下儿童的百分比从5.6％降到了0.9％。格瑟里认为，如果不是受到贫民免费学校的影响，将至少有2/3的学生会发展为十足的犯罪分子[5]。纵然贫民免费学校在记载自己的成绩时可能会有点夸大其辞，但它的确有助于帮助一小部分儿童远离街道，进而防止了一些儿童沿街乞讨或为了谋生而从事犯罪勾当。至于那些在学校就读时间比较长，受到了一定教育并获得了一定劳动技能的儿童，他们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的确有所增加。
最后，对于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的直接对象——贫寒儿童来说，他们是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不仅获得了原本无法享有的教育机会，而且还感受到了温暖和庇护。尽管贫民免费学校的教育水平无法与正常小学相提并论，但仍然有许多贫寒儿童经过教育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教师的霍格注意到：“1864年，这些男孩子衣衫褴褛，邋遢、无知，而且没有任何改良的欲望；但在四年里，这些儿童已经变得遵守秩序，衣着整洁，举止文雅。”[19]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取得这种进步，有些学生在学校里呆的时间不长，受益也不多；也有些学生根本不能改变自己原先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有些学生来说，这种变化不仅可能非常大，而且可能为他带来很多好处。伦敦的St Giles贫民免费学校对1860—1861年间在校生毕业以后的工作状况进行了统计，在543名男孩中，99名移民出国，55名进入了皇家海军或商船中做事，113名找到工作，104名在学校读书，还有172人逃跑了。这个数字非常清楚地说明，贫民免费学校改变了大部分原本只能在大街上混日子的贫寒儿童的生活。另一方面，贫民免费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直接使得贫寒儿童受益。收容所使得无数无家可归的儿童有了栖身之所，不必再流落街头。许多学校提供的简单但维持生命的饮食对于饥寒交迫中的儿童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它不仅仅是贫民免费学校学生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这甚至是他们的生命线。一个曾经在贫民免费学校上学的学生回忆“他和他的哥哥在学校中的饮食使得他们不至于挨饿”[20]。这也可能是其他许多学生的感受。
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为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一运动兴盛的时间不长，但却写下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博爱主义精神令人感动的内涵，它是一种仁善，一种对无助者的关怀。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每个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不以他的身份、地位和贫富而决定的。在我国现在仍然有许多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的情况下，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在工业革命行将结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所出现的这一贫民免费学校运动留给我们的远非历史的回顾。它让我们了解的也远非一批热心人士的慈善行为，而是一些真知的感悟：譬如，每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对于那些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伸出援助之手是我们这个社会每个成员的职责；以及，在国家机制还不能为所有儿童提供相应的教育机会的情况下，社会办学也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偿办法。当然，让所有儿童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享受教育的福祉，仍需要国家制度和立法的根本完善来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