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和语言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起源论文,环节论文,人类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承认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学者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人类的交际手段，而不是一种思维工具进化出来的。那种认为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的讲法是一种直觉的、先验的主张，与科学实证相抵触。人类文明以书面语、城市化、先进的技术、扩张的人口，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为特征，但即使是从直觉的角度来看，也很难想象，在文明的曙光降临之前，语言就已经是一种思维的工具了。至于人类之前的原始人类，或者10万年前早期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我们恐怕永远无法了解，他们是怎样“思维”的。但是，我们确知，一切原始人类，就像其他所有动物一样，都要相互交际。在原始人类交际行为进化发生了一些激烈变革之后，语言就在其过程的某个阶段出现了。因此，可以假定：从物种进化的意义上说，语言是作为一种人类交际手段而出现的。本文将从神经科学、动物交际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原始人类交际行为进化过程中的“缺失环节”这个问题。
一、原始人类化石中的“缺失环节”
1995年，T.White与同事发表文章，对他们1994年发表的宣称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Aramis,Ethiopia)发现一组原始人化石的论文做出了修正。这份论文中报告说，又发现了一具几乎是完整的骨架，并宣称这是一种新的原始人——地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注：T.D.White,G.Suwa and B.Asfaw,Correction.Nature,375(1995),p.88.）在随后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采访时，White宣布地猿始祖种就是类人猿进化到人类的“那个不再缺失的环节”。它生活在约440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地猿始祖种枕骨大孔(magnus foramen)的位置比今天的大形猿类动物都靠前，这意味着地猿始祖种可能是双足行走，牙齿的牙冠较平，具有原始人类特有而猿类所没有的非切齿的犬齿。地猿始祖种的发现是原始人类化石发现的一个里程碑。
几乎在White等人发表论文报告发现地猿始祖种的同时，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也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即肯尼亚北部的南方古猿属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注：M.G.Leakey,C.S.Feibel,I.McDougall and A.C.Walker,New Four-million-year-old Species from Kanapoli and Alia Bay,Kenya.Nature,376(1995),pp.565-571.）湖畔种生活在约390-420万年以前，是已知的南方古猿属诸种之中最为古老的。胫骨构造表明，它是双足行走的。它的齿系构造呈外轮廓为U形排列，体现了中新世猿类和现代猿的特征。可见，湖畔种表现出一种猿类和原始人类特征非同寻常的结合。
湖畔属发现两年之后，White(1997)又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南方古猿属加利种(Australopithecus ghari)。这种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25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表现出南方古猿中体态颀长一类和强壮健硕一类两种体质特征的混合。此外，在加利种的发现现场所做的化石记录显示，这种原始人使用石制工具，而且还是从数英里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将工具带到发现现场来使用的。而在这个发现之前，学界相信，只有现代人类所属的人属动物才会制造石制工具。随着南方古猿加利种的发现，人们再也不能把生产石制工具这一点作为人属动物的一个定义性特征了。加利种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人类学的基本认识。
随后，Meave Leakey(1998)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带的托卡那湖(Lake Turkana)地区发现了平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这些肯尼亚人生活在350万年前，只比世界闻名的南方古猿属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即“露西”及“第一家庭”稍古一些。肯尼亚人臼齿小，面部大而平，颅骨外观在解剖上更像现代人类，而不像南方古猿阿法种，因而得到了原始人类分类中一个新属的地位，与至今发现的原始人类中的所有各属——地猿属、南方古猿属、傍人属(Paranthropus)以及人属——都有显著的差别。
此后，关于原始人分类的知识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在2000年，B.Senut和M.Pickford宣布在肯尼亚的图根山(Tugen Hills)出土了“千年人”，即奥罗林—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他们发现的都是约600万年以前的遗物。令人震惊的是，图根人的生活年代几乎就是估计中原始人类起源的年代。人类与现代黑猩猩与倭黑猩猩(bonobo)有着共同的祖先，约60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从那个源头进化而来。Pickford和Senut宣称，奥罗林—图根人类似于南方古猿，是两足行走的原始人，能以树为家。它有珐琅质很厚的方形小臼齿，很像现代人类的臼齿，而不像南方古猿。地猿始祖种的臼齿有440万年的历史，是原始人类化石中第二个最古老的，可是珐琅质却较薄。（注：M.Pickford and B.Senut,Contexte Geologique et Faunigue des Restes d'Hominides du Miocene Superieur de Lukeino,Kenya.Compte Rendus de l' Academic des Sciences-Serie IIa-Sciences de la Terre et des Planetes,332.2 (2001),pp.145-152.）假如Senut和Pickford的说法是正确的，将对原始人属种的概念构成许多挑战。2001年夏天，Y.Haile-Selassie描述了在埃塞俄比亚新出土的一组约520-580万年前的骨化石。他宣称这些骨头来自一种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属于地猿始祖种下的一个亚种，取名为地猿属始祖种卡达巴亚种(Ardipithecus ramidus kaddapa)。化石的颅下和牙齿方面的特征表明，这种原始人在物种史上接近于黑猩猩与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注：Y.Hail-Selassie,Late Miocene Hominids from the Middle Awash,Ethiopia.Nature,412(2001),pp.178-180.）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奥罗林—图根人和地猿始祖种卡达巴亚种看来都生活在森林或林地，而不是草原。如果可以确定他们确实是两足行走，那么以往的假说，即两足行走的原始人之出现乃是东非大裂谷形成后所引发的气候变迁所致，便不成立。
过去几年中层出不穷的新化石的发现，勾画出一张描述原始人类进化的相互纠结的网络图。地猿属没能填补从类人猿进化到南方古猿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一系列的化石发现表明，这两者之间原始人类的进化存在着多个“缺失环节”，而南方古猿只是这一系列发现中的第一个而已。旧有的直线式物种发展的假设已经不再适用。原始人类的物种进化树，看来并不像我们在不到10年前发现地猿属的时候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有更多的旁支。我们无法确定已知的旁支之间是否相互关联，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旁支存在以及都是哪些旁支。尽管如此，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勾画出一张原始人类进化的全景图。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通过两足行走逐渐进化而成的。原始人在略早于200万年前出现的时候，必然是两足行走的，因为当时他们的解剖学特征，如手臂相对于腿的长度、肩关节的扭转方向，以及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已经不容他们轻易爬树了。（注：我同意Wood和Collard(1999)的观点，能人(Homo habilis)应该归到南方古猿属，而不是人属。能人的脑确实比其他南方古猿的要大，但还是保留了南方古猿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显著的雌雄二性分离、牙齿较大以及善于爬树，而最重要的是它遵循了和猿类相似的形态发展变化的时间顺序，而这意味着能人没有受到“地上生活必要性”的制约。进一步说，Louis Leakey把能人设立为人属下的一个种的最初理据已经不再成立。也就是说，能人被发现的时候，它是与石制工具有关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而现在南方古猿加利种已经取代了它的这个地位。因此，人属中最早的一个种应该是匠人(Homo ergaster)。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化现象，如脑部不断地发育变大、成熟期的延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成熟前幼年期的显著延长等，所带来的后果是，人属动物只能去主动适应在稀树草原旷野中的生活，而别无选择。Stanley阐明了这些相互关联的进化过程所造成的“地上生活必要性”(terrestrial imperative)，意思是说人属动物必须总是在地面上生活。（注：S.M.Stanley,Children of the Ice Age:How a Global Catastrophe Allowed Humans to Evolve.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96.）人类无法再像其身形颀长的祖先南方古猿那样以爬树求生，这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1)为了进化出大容量的脑，同时又能让新生儿通过生殖腔顺利降生，人类必须延长成熟期，使脑的大部分发育在出生以后完成；(2)成熟期的延长意味着幼年期也要延长，也就是说，新生儿在降生后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体质上的不协调状态；(3)由于新生儿身体不协调，需要帮助，必须让父母抱着才能四处活动。
在人类的祖先所生活的东非大平原上，早在人类出现之前，食肉动物和它们的猎物几百万年来就一直在那里磨砺各自的生存技能。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结成更大、更有组织、拥有更先进交际手段的群体。“地上生活必要性”迫使原始人的进化必须伴随着认知能力的扩展和便捷高效的交际行为的发展，而这一切最终促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注：本文使用“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这个术语来廓清由于过多使用诸如“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古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现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等分类学术语而造成的混乱。与过去25万年中的原始人类相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拥有以长骨型为特征的颀长骨架、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肌附着、薄的颅骨壳壁和下颌、较高的穹型颅骨以及内收的颚，但是眉上没有显著的眉骨，即没有眶上隆突(supraorbital torus)。）中出现了语言。除此之外，伴随着进化还出现了一系列解剖学特征的变化，对此Li和Hombert做了总结。（注：C.N.Li and J-M.Hombert,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Language.In M.Stamenov and V.Gallese (eds.),Mirror Neur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Brain and language,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2.）
至于语言的出现，化石记录没有提供充足的信息。骨化石提示了三项与语言出现有关的进化现象：(1)胸椎椎管的扩大；（注：A.MacLarnon and G.Hewitt,The Evolution of Human Speech:The Role of Enhanced Breathing Control.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109 (1999),pp.341-363.）(2)喉的下降；（注：B.Arensburg,A Middle Paleolithic Hyoid Bone.Nature,338 (1989),pp.758-760.）(3)脑的进一步发育变大。前两项是为了增强原始人的发音能力而发生的适应性变化。由第三项我们可以推断出认知能力的增强。但是，认知能力增强的细节仍然不为人知。颅腔模型(endocranial cast)上的凹陷，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脑膜静脉系统(meningeal venous system)的进化（注：R.Saban,Image of the Human Fossil Brain:Endocranial Casts and Meningeal Vessels in Young and Adult Subjects.In J-p.Changeux and J.Chavaillon (eds.),Origins of the Human Br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11-38.）和新大脑皮质表皮(neocortex)的进化。（注：R.L.Holloway,Toward a Synthetic Theory of Human Brain Evolution.In J-P.Changeux and J.Chavaillon (eds.),Origins of the Human Br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42-54.）可以预测，在类人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增加表面的大脑脑回(gyrus)和回间沟(sulcus)而进行的脑膜静脉系统和新大脑皮质组织的进化趋势，是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但是，这项证据对原始人交际行为的进化并没有提供线索。关于语言进化上的起源，依然只能通过整合来自古人类学、神经科学、动物交际学、进化论以及语言学的相关信息，才能推导出来。
二、原始人类的前语言交际行为和后语言交际行为
语言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确定原始人类交际行为中的哪些特征可以赋予这种交际行为以语言的资格。从生成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给人类语言下定义的特征，就是其语法的循环递归功能(recursive function)。所以，从生成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原始人类的交际行为朝真正的语言转化的关键点是学会使用这种循环递归功能。（注：S.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4.）Li和Hombert指出，这种循环递归功能是一种描述的手段。人们既可以用它来描述人类语言的某个方面，也可以用它来描述某些动物发出的交际信号，比如座头鲸或知更鸟的歌声。（注：C.N.Li and J-M.Hombert,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Language.）如果原始人类的交际行为是逐渐进化为语言的，（注：在动物王国中，交际行为系统从来也不会突然产生，尽管有时因为调节基因（regulatory gene，如同源柜基因Homeobox gene)发生突变，一些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特征可能是突然产生的(Schwartz 1999)。一个交际行为系统，通过行为和解剖结构上的变化，在同种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基因的突变以及在地质时代上的自然选择才最终进化而成。）那么确定两者的分界点，就不能以这种交际从什么时候开始容许一种使用循环递归功能的描述为准。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确立原始人类过程中前语言(pre-language)交际与后语言(post-language)交际之间的分野。
Li和Hombert提出，区分原始人类进化中前语言交际与后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语言变化与属于动物范畴的交际行为的进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注：C.N.Li and J-M.Hombert,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Language.）原始人类的前语言交际行为，正如其他动物的交际行为一样，要受达尔文进化原理的制约。它涉及自然选择，而且有时还涉及基因突变。说原始人类的前语言交际行为的某项变化具有适应性，意思是说，这样的变化提高了原始人类的寿命期望值和繁殖后代的成功率。那些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原始人类，与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始人类相比，能在更高的水平上适应环境。因此，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原始人类，就比没发生变化的在生存和繁殖上有更大的竞争力。语言变化是在原始人类进化的后语言交际阶段才开始发生的，总的来说是与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它与寿命期望值、繁殖成功率、基因突变或自然选择都没有关系。语言变化是持续而迅速的。我们的发音、词汇、说话方式，甚至语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注：动物的某些交际信号会发生迅速的变化。比如说，雄性座头鲸(humpback whale)在交配季节具有求偶功能的歌声几乎每天都发生变化。在交配季节结束时，雄鲸便停止歌唱，直到第二年回到生育地进入另一个交配季节才又开始。然后，雄鲸会接着唱上一个交配季节快结束时唱的那同一首歌，并以此为起点又开始新一轮的歌声变化。然而，座头鲸的其他交际行为并不是这样变化的，而是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制约——如果发生变化，则必然发生在进化时期。人们也许会注意到：人类语言固然可以在与预期寿命的长短以及繁殖后代的成败无关的情况下迅速发生变化，但它只构成全部人类交际行为的一部分。然而，语言是承担一切交际功能和目的的主要人类交际载体，甚至不借助视觉和触觉交际就可以完成。而雄座头鲸的歌声却只是座头鲸所有交际信号中的一个，而且基本上只有求偶这一项交际功能。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动物交际信号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像座头鲸的歌声和一些鸟类的歌声那样会发生迅速变化。大多数动物交际信号都是在进化过程中缓慢变化的。）
如果说语言变化与属于动物范畴的交际行为的进化之间的差别，可以区别原始人类进化中的前语言交际与后语言交际，那我们须要知道，在这个分界点上原始人类交际行为的性质是什么。从进化时间上我把这个分界点指定为语言的结晶期(Crystallization of Language)。
正如高等灵长目动物的交际，原始人类交际的典型情况涉及各种感官渠道的同时使用，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首先，我们把原始人类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以及触觉交际行为的进化问题排除在外。根据对哺乳动物所作的比较研究可以推测，原始人类在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以及触觉交际行为的进化方面，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举例来说，面部表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面部肌肉和骨骼结构。人类的大部分面部表情由情绪状态自发控制，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注：P.Ekman,Expression and the Nature of Emotion.In P.Ekman and K.Scherer(eds.),Approaches to Emot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4,pp.319-343.）如果我们对语言的起源感兴趣，就须要理解象征符号是怎样出现的。正如Deacon所指出的那样，在最基本的认知层次上，一个象征符号必须具备两个特征：(1)指称一个具体的物；(2)这样的指称不依赖于语境。（注：T.W.Deacon,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New York:W.W.Norton,1997.）这就是“意义”和词汇的发端。第一个指称具体事物的象征符号的出现，同时也代表着对原始人类进化过程中第一个“缺失环节”的跨越。根据我们对基本象征符号的定义，动物的交际信号是非象征性的，所以动物交际信号没有“意义”。它们有的只是某些“功能”，比如，威胁、取悦／顺从、求偶／交配、警告／警报、收编其他同类、集合、散开、辨别是否为同类、圈定领地以及觅食，等等。“功能”与“意义”是不同的概念。以下语句都具有“威胁”这一功能，但是各语句有不同的意义。
我可要咬你的耳朵啦！
我一脚踩翻你！
我要杀了你！
我要把你狠揍一顿！
在动物的交际行为中，威胁信号仅仅就是威胁信号。不同动物的威胁信号各不相同。其中一些信号对应于信号发出者情绪状态的不同强度，可以分出层级来；另一些信号则不能分出层级，要么有，要么没有。一些信号涉及交际行为的各种成分和渠道，结构上较为复杂，而另一些则比较简单。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使用相同的威胁信号，而且所有由信号发出者发出的威胁信号都用来威胁其意向中的对象。这些信号并没有意义。对于属于任何功能范畴的动物交际信号，都可以有类似的说法。
有一类特定的动物交际信号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即经常为人提及的长尾黑颚猴(vervet monkey)的警告信号。这种警告的叫声不具备象征符号的第二个特征，因而不是象征符号。尽管如此，它们的叫声对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食肉动物等做出了相应的区别，所以还具有准象征符号的特征。只是这种区别依赖于语境，只在警告的语境中才成立。
另一类可能会被认为具有象征性的动物交际信号，是具有个体辨别功能的信号。举例来说，就声学特征而言，宽吻海豚(bottlenose dolphin)的尖啸声以及具有社会性的哺乳动物的叫声，每个个体都不相同，同属一个社会性团体的成员都能从其他成员的叫声中辨别出发出叫声者的身份。这种动物交际信号辨别个体身份的功能与人声辨别身份的功能是对等的。人声都因人而异。在同一个社会团体中，成员间能通过人声辨别各自的身份。不过，这种独特性并不构成一个象征符号，不具有语句“是我！”所具备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指称特征。对人声的识别取决于已有的经验和交往的熟稔程度。我们不能从陌生人的声音辨别他的身份，尽管我们可以识别这不是我们认识的人的声音。具有辨别身份功能的那种动物交际信号也是一样。宽吻海豚的尖啸、长尾黑颚猴的咕咕声、狼的嗥叫声、疣猪的咕哝声以及动物用来在社会性团体中保持接触的其他各种交际信号都不是象征符号。它们既非语词，亦非名称。（注：宽吻海豚发出尖啸声，是为了与自己所在的社会性团体中的成员保持接触。因此它们尖啸的首要功能就是接触。一条海豚能根据另一条的尖啸声辨认出它的身份，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副产品，与人类能辨认家庭成员或者亲密朋友的声音非常相似。）
Li和Hombert（注：Li and Hombert,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Language.）以及Givon（注：T.Givon,The Visu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System as an Evolutionary Precursors of Human Language.Forthcoming.）论证说在原始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象征性的交际始于具体名词。然而，Givon的观点是：必须认为词汇概念是“从来如此的”，并且“在人类出现之前的自然交际中其编码就已经非常完善了”。Li和Hombert与他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每一个新的象征符号（对应于一个具体的对象）的创造，都反映了某个原始人的一次灵机一动，而在这种创造者所属的社会性团体的所有的交际信号中，每一个新创造的象征符号的确立，都需要社会传播和文化传播。”他们随后又这样阐述：
“然而，仅仅拥有一些与具体对象相对应的交际象征符号，并不等同于认识到了将象征交际行为(symbolic communicative behavior)与具体对象相联系的抽象原则，尽管这种象征符号本身就是这条原则的一个表现。换言之，一个是使用代表某个具体对象的交际象征符号，另一个是意识到创造象征符号的行为中所隐含的原则，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可见，在150万至200万年前，代表具体对象的交际符号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语言初生曙光的降临。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每增加一个象征着某个具体对象的新的交际符号，都是在最终迎来语言诞生的进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注：Li and Hombert,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Language.）
在具体实体的象征符号出现之后，象征着抽象实体（比如某一件事或某一个行为）的交际符号的出现，标志着朝语言结晶期迈进的第二个量子式的飞跃。这是从原始人类的交际行为朝语言进化的过程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朝语言结晶的方向进化的过程中第三个最重要的标志，出现在所有的象征符号（即整个词汇）的规模达到了临界状态的时候。这个数量大约是几百个左右。其依据是：
1.语言是一种交际的工具。
2.语言的结晶要比文明以及大规模物质文化的来临早几万年。作为发展完善而充分够用的交际工具，在语言结晶期所需要的词汇量，不会像后来所要求的那么大。
3.皮钦语(pidgin)研究者注意到，一种拥有大约1000个语素的皮钦语，已经可以在语言社区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充分地发挥作用了。（注：R.A.Hall,Haitian Creole:Grammar,Texts,Vocabulary.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Memoir 43,1953.W.J.Samarin,Salient and Substansive Pidginization.In D.Hymes(ed.),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7-140.M.Swadesh认为1000个语素对自
然语言来说已经足够。此处用皮钦语作为一个引例，意在说明一种语言在以完成交际任务为目标的交际行为(task-oriented communication)中成为一种够用的工具，它要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词汇和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假如原始人类进化过程中前语言交际与后语言交际之间的分野就是语言的突变与动物交际行为的演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话，语言结晶必然发生在词汇规模达到临界状态之后不久。达到临界状态的词汇仅包含了生活交际所需的最基本词汇。一旦词被组合成更大的语言单位，语法就自然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迅速形成。在话语中把词排列起来，就开始了语言演变的过程，比如失去重读、词的边界的变化等，进而导致语义上的虚化，并最终导致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在语言形成之初首部语法形成的速度，与达尔文式进化的速度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仅仅在词汇达到临界状态后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而已。这首部语法绝不能与当代语言的语法等量齐观。它仅仅有若干词序原则和语法标记的语法，如果确实有一些形态—句法手段，那也肯定很少。在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中，一种语言的形态和句法的重要性往往会被过分强调。确实，许多当代语言都表现出高度复杂的形态—句法结构。也许正是因为许多现代语言中都存在着复杂的形态—句法，使得许多学者相信，早在语言起源之初，复杂的形态—句法结构就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并不轻视形态—句法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希望澄清几点：
1.从根本上来讲，原始人类的交际行为朝语言结晶方向进化的漫长过程涉及象征交际符号（即词汇）的发展和积累。
2.如果没有语法，即使有一个足够大的词汇，在能够进行便捷高效的交际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由于说话者开始把词排列在一起来形成更大的交际单位，要形成一部语法，有几代人的时间大致就足够了。
4.只有以完成交际任务为目标的交际行为，才是产生语言的源头。
以完成交际任务为目标的话语比非正式会话更简短，只具有完成基本社会交际或简单合作的功能，属于口语体。（注：书面语是一项非常晚近的文化发明。最古老的书面文献的历史不超过六七千年。今天的口语有许多语域和语体之分。正式语域的口语，比如学术演讲，在结构和语法上很像书面语。从起源上讲，语言应该是以完成交际任务为目标的交际行为的一种工具。）非正式会话的语法和结构与正式的口语体或书面语体有明显的差异。（注：W.L.Chafe,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Writing and Oral Literature.In D.Tannen (ed.),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pp.35-54.）即便在拥有高度复杂形态—句法的语言中，非正式会话中语言的复杂性也趋于减少。总之，以完成交际任务为目标的话语甚至比非正式交谈更不依赖于复杂的语法结构。
关于上面第三点，不是说在当代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大部分语法结构都是在不多的几代人时间中进化出来的。仅有几条简单的语序规约和一些语法小品词的第一代克里奥语(Creole)，就已经是一种发展完善的语言，足够用来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同时还具备动物交际所没有、而一切语言都拥有的最重要的属性：由于社会和文化上的原因，而非由于自然选择而迅速演变。我们一般都对现代语言中形态现象的复杂性印象深刻，诸如语法一致、派生、屈折、变格、语言、时、体、数、性、格、语缀，等等。假如诸如此类的语言形态是一切语言的语法所必备的要素，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即在一个足够大的词汇出现之后，还得要等数百或数千年才能出现语法。然而，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拥有这样的形态结构。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很少或根本没有上述复杂的形态句法，甚至一些拥有漫长书面语和口语传统的语言，基本上靠词序规约和语法小品词，而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形态作为它的语法，比如汉语。（注：汉语族系中包含了几百种不同的语言，其中许多种相互之间是听不懂的。有关汉语言的全面综述，请参看Ramsey(1987)。）
三、语言的结晶形成：最早的语言何时出现？
一般都假设，语言的结晶形成大约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于13-15万年前在非洲同步发生。（注：A.Walker and P.Shipman,The Wisdom of Bones:Search of Human Origins.New York:Knopf,1996.)但是，现在有一批来自古人口学、分子遗传学以及大量考古发现的证据不谋而合，都表明语言的结晶阶段不大可能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相同步。（注：假如语言结晶确实发生在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出现的若干万年之后，那么语言的多源发生(polygenesis) 就是可能的了。关于语言的单源发生(monogenesis)说与多源发生说之争的情况，在Li(2002)中有简要的评述。）这些不谋而合的证据促使我假设语言在6-8万年前出现，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晚几万年。下文我将对这些证据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1.在约4-6万年以前，人口规模开始发生第一次爆炸性增长。根据古人口学的研究表明，人口数量的戏剧性增长始于约4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注：F.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J-N.Biraben,Essai sur L'Evolution du Nombre des Hommes.Population,1(1979),pp.13-25.）下图根据Hassan(1981)第196页的资料绘制。
4-6万年以前发生过人口爆炸，这一点在以多形性(polymorphism)和平均突变率(average mutation rate)为基础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DNA)的演化史研究中也得到了独立的证明。（注：S.T.Sherry,et al.,Mismatch Distributions of m-DNA Reveal Recent Human Population Expansions.HumanBiology,66(1994),pp.761-775.m-DNA仅包含了37个基因和16569个碱基对。由于基因和碱基对的数量较少，考察m-DNA在不同个体中的多样性就比较容易。最重要的是，线粒体基因(mitochondrial gene)主要通过母系来传递，尽管最近的调查表明父系的m-DNA渗入受精卵的罕见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假如m-DNA的来源完全来自母系，那么m-DNA的变异只可能是由突变造成的。那么，以m-DNA的平均突变率为基准的分子钟就比较可靠了。有关m-DNA及其与人类进化的相关性，请参看Cann(1995)中资料翔实的论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增长，发生在约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这次人口爆炸背后的推动力，众所周知，是农业的发展。
问题：4-6万年前之间发生的首次人口爆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论原因是什么，它必然有令人类活动和社会交往更加便利的潜力，并因而增高了寿命预期值和存活率。
2.在距今约4万年以前发生了人类艺术的“大爆炸”。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画，是保存在意大利北部维罗纳(Verona)西北的富曼恩洞(Fumane Cave)中的有3.2-3.65万年历史的以红赭石为颜料的半人半兽的肖像画，以及在法国肖威窟(Grofte Chauvet)中有约3.2万年历史的动物画（注：M.Balter,New Light on the Oldest Art.Science,283 (1999),pp.920-922.）。肖威窟绘画中的艺术相当成熟，甚至采用了描影和透视这样高级的绘画技法。这表明，在这些绘画出现之前就已经经历了艺术概念及技法的漫长发展过程。个人装饰品是艺术大爆炸的另一个方面。用象牙刻制的最古老的珠状饰品或垂饰约有3.5万年的历史（注：R.White,Dark Caves,Bright Visions.New York: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86.）。这些装饰品在概念、象征意义以及技术方面都很复杂，在工艺上体现与现代人近似的理念。
图1.人口估计
问题：艺术大爆炸是不是因为语言的出现而造成的，并因此而促成了人类智能的形成？
3.在大约4-5万年以前，旧石器晚期之初，就像艺术一样，工具也与此前所有的制成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与专门化的加速发展时期。这种工具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发展是全球性的。如果我们把石制工具技术的演变轨迹通过不同工具种类的数量与时间的比值来表现，那么所得到的曲线就与人口演变的曲线极其相似了。如图所示，曲线一开始比较平坦，表示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之末、后期之初曲线才开始一直调头向上，并逐渐接近垂直。下图根据Lewin(1993)第33页的资料绘制。（注：R.Lewin,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New York: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1993.奥尔德沃文化时期的(Oldowan)工具距今约170-250万年，且与人属出现有关。但是，250万年以前的南方古猿属加利种也使用石制工具，而且还是从距加利古猿化石的发现现场50英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带到现场的。这项发现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所相信的石制工具为人类发明的理论不再成立。阿舍利文化时期的(Acheulian)石制工具技术与直立人一同出现。奥尔德沃与阿舍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增加了手斧、切割器和镐头。莫斯特文化时期的(Mousterian)石器技术包括了比阿舍利时期种类更多的工具。不过，与尼安德特(Neanderthal)人有关的莫斯特时期的技术与阿舍利时期相比，并未表现出更多的技术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包括装有手柄的刃具，长度约为宽度的2倍，还有多种类型的装有手柄的几何状的小型工具，如刻制骨器的凿子和锉子。体现了以往历史上原始人类从来未曾达到过的、带有设计和象征手法的复杂工艺水平。
问题：工具爆炸性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澳大利亚的垦殖时代开始于约6万年以前。当时由于冰河作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形成了一块连成一体的大陆，而今天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则与亚洲的马来西亚半岛相连结。从亚洲去澳大利亚，须要跨越深达100米左右、水流湍急的海水。这样穿越海洋，需要有社会组织、合作努力、周密计划，以及航海的技术、装备和知识。
问题：是什么使人类得以在那个时期，而不是在更早以前穿越水流湍急的深海？
总之，可以这样推论，在6-8万年以前，人类发展出了能产生复杂文化的新的认知能力。这种新的认知能力不能归因于人脑容量的变大，因为自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于12-15万年以前出现之后，人的颅腔容积缩小了。正是由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首度出现与人首次显示出能创造现代文化的智能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差距，促使Donald Johnson和Blake Edgar在他们1996年的著作《从露西到语言》(From Lucyto Language)中提出了下列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即简单地说，早期智人的大脑根本还没有精密到能够创造出复杂文化的地步。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人的智能，看来是在约5万年前出现的。而正是凭借着它，才出现了繁衍生息遍及全球的、行为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注：D.Johnson and B.Edgar,From Lucy to Languag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43.）
图2.原始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石制工具的数量
有意思的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Richard Klein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脑曾经于约5万年以前完成了一次与其大小和形态无关的“潜在的进化”(hidden evolution)，那次进化正可以用来解释，人类何以产生进行复杂认知活动并创造复杂文化的现代智能。（注：R.Klein,The Human Career: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我认为，Klein关于大脑潜在进化的理念正好也是Johnson和Edgar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同时也是我在上文述及各种证据不谋而合时所提出的那四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Klein所说的“大脑的潜在进化”是一种最终导致语言出现的认知能力的新发展。换言之，原始人类的交际行为结晶成为语言，正是以下四条证据背后的原因所在：人口的首次激增、艺术大爆炸、工具的爆炸性发展以及穿越横亘于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激流深海。
四、象征符号的出现与认知能力
在整部进化史中，从来也没有从动物的自然交际行为中产生过象征符号。原始人类的智人是惟一发展出象征符号的物种。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发表过一系列著作，在Dunbar达到顶峰。Dunbar论述说，团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直接的动力，使得原始人类得以进化出较大的脑以及行之有效的交际行为来。再没有什么交际行为能够比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交际行为更加便捷高效了。（注：R.I.M.Dunbar,Brains on Two Legs:Group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In F.de Waal (ed.),Trees of Orig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3-192.）Dunbar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把团体规模的大小这个因素单挑出来，认为它是有利于大容量的脑以及象征交际行为之进化的最重要的自然选择力量。在西非的热带草原上，强悍的食肉动物和它们敏捷的猎物如同军备竞赛般共同进化了数百万年。早期的原始人类为了在那里生存下来，不得不依靠建立比有蹄类动物的种群更大、更有组织的社会性团体。但是，仅仅把原始人类的大脑和交际行为进化发展中最重要的自然选择力量指出来，并不等于为最终导致语言出现的原始人类交际的进化发展过程勾画出了蓝图。为了弄清原始人类的大脑和交际行为复杂的进化发展，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1.语言的出现需要在认知上具备什么前提？
2.是否存在人类独具、而其他灵长目动物都没有的认知能力？
Tomasello提出假设说，对意向性、因果性以及对同类的心理状态的理解是人类所独有的。为了支持这项假设，他指出，“在其自然栖息地中，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目动物：(1)不会为自己的同类指出或以手势示意它们注意外界的东西；(2)不会将东西举高了给同类看；(3)不会费工夫把同类带到某处，以便让它们观察那里的东西；(4)不会积极地把东西端出来提供给同类；(5)不会有意地教给同类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其他灵长目动物不做以上那些事情，是因为它们不懂自己同类是有意识的，其心理状态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注：M.Tomasello,Two Hypotheses about Primate Cognition.In C.Heyes and L.Huber(eds.),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0,p.170.）
不过，Bryne所持的观点与Tomasello的截然相反，认为黑猩猩能够了解其他黑猩猩的意向和心理状态。他所提及的实验由一组猴子和一组黑猩猩相互对照，目的在于考察这些动物的行为是否表明该动物对同类的心理状态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注：R.W.Bryne,Social and Technical Forms of Primate Intelligence.In F.de Waal (ed.),Trees of Orig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5-172.）根据Cheney和Seyfarth的实验，猴子组中的母猴不管小猴是否能看到危险所在，都会发出警告或喊叫。这表明，母猴对小猴的心理状态根本没有概念。相反，黑猩猩如果看见危险正从伙伴的背后袭来，即当伙伴无法看见迫近的危险时，便发出强烈的报警信号。而当自身及其伙伴都能看见危险迫近时，黑猩猩不会发出警告叫声。（注：D.C.Cheney and R.M.Seyfarth,Attending to Behavior Versus Attending to Knowledge:Examining Monkeys' Attribution to Mental States.Animal Behavior,40 (1990),pp.742-752.）这项实验使Boysen得出推论：黑猩猩能够分辨同类对危险一无所知以及知道危险来临这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注：S.T.Beysen,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Chimpanzees:Heresy,Hearsay or Heuristic?Paper Presented in the 17 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matological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Antananario,Madagascar,August 10-14,1998.）
我们是否能将Tomasello的假设与Byme的观点协调一致起来，取决于以下这个问题：理解同类的意向和心理状态这种能力是一种连续的现象，还是一种离散的现象？如果是连续的，那么就可以把这种能力排出强弱不等的层级来；如果是离散的，那么动物要么有这种能力，要么就没有。我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动物理解同类的心理和意向的能力是连续的、有层级的。但是，要把象征交际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理解同类的意向和心理状态的能力联系起来，还存在着障碍。因为在动物王国中前者是离散性的，而后者是有层级的。换言之，一个物种要么有象征交际行为，要么就没有。人类有使用象征符号的交际行为，而动物王国的其他动物则没有——人类与动物在是否有象征交际行为上的分野显然是离散的。在对同类的意向和心理状态的了解方面，人类水平最高，而黑猩猩，可能还有别的大型猿类，则只可能有部分的了解。人类与大型猿类之间的区别不是离散的有无的问题，而是有层级的强弱的问题。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黑猩猩在理解同类的意向及心理状态时所具有的部分理解力。我们来考虑一下Tomasello所说的在非人灵长目动物的自然行为中不会发生的五种现象。这些现象与前文所提到的两个问题直接相关，即：语言的出现需要在认知上具备什么前提？是否存在只有人类才具备、面其他灵长目动物都没有的认知能力？
人类通常总要发生下面这五种行为的：为别人指出外界的东西；将东西举高给别人看；把别人带到某处，以便让他观察那里的东西；把东西端出来提供给别人；有意地教给别人一些东西。事实上，能够行使以上行为，也就等同于有象征交际行为。黑猩猩没有自然的象征交际行为，但是也有人观察到，它们会在初级形态上“教”给同类一些东西。Boesch发表了关于泰国国家公园的黑猩猩的观察报告，报告表明，黑猩猩母亲对儿子的意向和心理状态有部分的理解。（注：C.Boesch,Transmission of Tool-use in Wild Chimpanzees.In K.R.Gibson and T.Ingold(eds.),Tool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Human 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76-177.） 考虑到Tomasello提及的一个事实，即其他四种行为从来也没有在野生的非人灵长目动物中观察到过，（注：园丁鸟(bowerbird)中的一些品种，会用草木搭建精巧的遮荫“凉亭”作为求偶的信号。人们了解到，这类园丁鸟还把五颜六色的东西衔在喙上，向有可能成为配偶的雌鸟炫耀。这种现象与Tomasello关于人类独有的5种行为的论述相悖，而且还让人想起蜜蜂的“8字舞”——人们观察到只有人类能在交际中对距离该交际行为所发生的时空很远的事物进行表达，而蜜蜂的“8字舞”却是一个例外。然而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些例外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鸟类和蜜蜂与人在大脑的结构上相差太大。探讨语言的起源，把论域限定为各种灵长目动物之间在交际行为与认知能力上的比较研究，也许更明智一些。）我相信只要对Tomasello的假设稍作修改，就可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即：语言出现的认知前提是什么？是否存在人类独有的认知能力？
语言得以出现的认知前提，是完整理解意向性、因果性以及理解同类的心理状态的能力。人类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而所有其他的动物都没有这种能力，只有黑猩猩（或者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大型猿类）还可能多少拥有一些这种能力，但是比较弱。
语言出现的认知前提条件，乃是因为渗透于语言中的象征符号的属性。象征符号是就符号所象征的事物对他人的意向和心理状态施加影响的最有效的手段。比如，如果某人想就猫的问题影响另一个人的意向和心理状态，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他和另一个人就猫的问题进行交谈。换言之，他需要用来指称猫及其他概念的象征符号。如果动物没有充分理解到自己的同类具有可能受影响的意向和心理状态，那么象征符号就没有进化产生的动力。
正当行为学家继续探索非人灵长目动物的认知能力（注：这里我没有提到那些通过训练大型猿类掌握象征性的交际符号来探索其认知极限的大量研究及其文献。正如Li和Hombert(2002)指出的那样，一切高等动物都有一种“认知储备”(cognitiver reserve)，意思是说动物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在其所有的行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训练大型猿类掌握象征性符号固然有其科学性，但并没有阐明原始人类的大脑及其交际行为的进化发展问题。人们可以把各种动物训练得能够表演各种令人惊讶的动作，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Irene Pepperberg对一只名叫Alex的非洲灰鹦鹉的训练，结果成功地使它掌握了象征性符号(Pepperberg 1991)。）时，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那就是：黑猩猩和其他大型猿类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其同类的心理状态？与以上问题相关联，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1)对同类心理状态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象征符号进化的前提？(2)象征符号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了解同类心理状态的能力相互伴生、共同进化的？正如在原始人类化石中的情形一样，在原始人类交际行为的进化中，以上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仍然是一个缺失的环节，其答案也许在神经科学中才能找到。
五、神经科学与语言的起源
有四条关于原始人类大脑的信息能帮助我们认识语言的起源，其中一些是重要研究领域中的首次突破性进展。把它们与语言起源的研究相结合来讨论，做出某种程度的推测和猜想，我希望在这些推测和猜想中，最终会有一些被证明确实是曾经缺失过的“环节”。
1.大脑容量的增加和认知记忆能力
化石记录表明，大脑的快速发育成长在人属动物的进化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新大脑皮层的迅速变大，与象征性的交际符号的产生并由此导致的语言的产生，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这种关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与新大脑皮层的扩展直接相关的认知记忆能力的增长。
为了进行语言处理而产生的对较大的认知记忆能力的需要，远比我们对词汇和语法的需要更加迫切。熟练应用一种语言，需要知道在那种语言中应该如何对事物进行表达。而语言中表达事物的无数方法基本上都是文化上的规约。一个人可以掌握一种语言的所有语法原则和大量词汇，但是如果他没有学过那种语言中对事物进行表达的无数方法，那么就会说出古怪的话来。比如，说英语的人在表达“饥饿”时说I'm hungry；说法语的人则说J'ai faim（我有饥饿；I've hunger)。英语里，I've hunger不违背语法，但完全不符合英语表达“饥饿”的文化规约。再比如，一个熟谙英语语法和词汇却对英语表达事物的方法不甚了了的中国人，说I am ascending the street.（我正要去攀登街道）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要出门”(I am going out)。但是汉语中“我要出门”的说法恰恰就是“我要上街”。这里的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是，在汉语中“上街”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习语。它由一个动词“上”再加一个宾语“街”而组成。动词“上”与不同的宾语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
上山：Ascend mountain＝爬上山
上飞机：Ascend airplane＝登上飞机
上床：Ascend bed＝躺到床上
上课：Ascend lesson＝听一门课或学一门课
以上这些例子是动词“上”大量可能用法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用法并不是习语，而且其不同意义也不能归结为动词“上”的多义性。如果想说地道的汉语，就必须学习汉语表达“听课”、“登上轮船／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上床睡觉”等意思的方法。如果只把英语的词译成汉语，然后再把它们按照汉语语法串联起来，只能算是“英语式的汉语”。同样，如果你说ascend the street，而不说going out；说ascend the plane，而不说board the plane；说ascend a class，而不说attend a class，那么你说的也就是“中国式的英语”了。
Pawley和Grace曾经对语言的这个方面有过雄辩的陈述：除了其他属性，语言可以看做是对事物进行表达的一种代码。（注：A.Pawley,Saying Things in Kalam:Reflections 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In Man and a Half:Essays in Pacific Anthropology and Ethnobiology in Honor of Ralph Bulmer,1991,pp.432-444.G.Grace,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Reality.London:Croom Helm,1987.）在一种语言的通常或特定的语境之下，有许多关于如何对事物进行表达的规约。在此我只谈谈一般的准则，即要合乎语言的习惯。简要地说，这是指说话人应该把意思按照母语者所习惯的方式表达出来。（注：A.Pawley,Saying Things in Kalam.）
语言的这项重要特点的意义，在于语言行为要求有一个容量巨大的认知记忆能力。我们大脑中的新皮层必须能够贮存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的大量知识，其中包括词汇、语法以及表达事物的无数方式。可见，说大脑容量的增长与语言的出现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是指上述第一节乃是原始人类进化过程中语言得以出现的一个前提条件。
2.脑前额叶与计划能力
Phineas Gage是第一位有记载的由于事故而在无意中被切除前脑叶白质的人，这一案例使神经学家关注前脑额叶(prefrontal lobe)在人的计划与决策活动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做计划首先意味着得具备超越现有时空的能力。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最显著差别之一，就是动物注定永远只能对当下做出反应。比如，一只动物面前出现了食物，而且又没有其他强制性的干扰，动物会立即开始吃那些食物。正如Hockett注意到的，动物交际除了蜜蜂的“8字舞”之外，都没有“置换位移”(displacement)特性。（注：C.F.Hockett,The Origin of Speech.Scientific America,203.3 (1960),pp.88-111.）换言之，只有人类的交际活动可以不依赖于交际行为当下的时间和空间。话语由线性的词和表达式，亦即由一系列行为所组成，说话人必须持续不断地预先做出计划，决定说什么，并对想说的东西进行组织，才能把话说得前后连贯一致。然而，并没有神经学上的证据表明，前脑额叶在破坏语言行为方面起着直接的、第一线的作用。此外，也没有记录说Gage在受伤之后曾经患失语症或话语缺损症。可见，前脑额叶的进化发展与最终引发语言结晶的原始人类交际行为之间，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如果说语言推动了我们包括计划和执行这些功能在内的一切认知能力的发展，那么原始人类交际行为的增强与前脑额叶的变大一定是同步进化而成的。一个高度进化的前脑额叶和掌控语言行为的神经回路，对人类拥有独特的认知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有趣的是，大脑新皮层中的前脑额叶可能是原始人类进化中大脑增长的最后阶段，与我们关系最近的原始人近亲尼安德特人仍然保持着斜尖的头形(slope-headed)。这意味着它们的前额尚未发育，尽管其颅脑顶拱(endocranial vault)要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看起来更大。
3.镜像神经元与学习能力
人类具有惊人的学习能力，不仅表现在他能够学会复杂而难以掌握的事物上，还表现在学习的速度上。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相比，人类通过模仿学会执行简单任务的速度要快得多。（注：一些学者质疑非人灵长目动物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比如Tomasello等人(1993)与Galef(1998)。但是，大部分争论都是由于对“模仿”的不同定义所致。）举例来说，在日本鹿儿岛上的一小群短尾猴(macaque)中，要使洗土豆和扔麦子这样的行为扩散开来，需要8年时间。（注：E.Visalberghi and D.Fragaszy,Do Monkey Ape?In S.T.Parker and K.R.Gibson (eds.),"Language"and Intelligence in Monkey and Apes:Comparativ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24-273.）与此相反，人类的婴儿出生不久即能进行模仿，（注：A.N.Meltzoff and M.K.Moore,Imitation of Facial and Manual Gestures by Human Neonates.Science,198(1977),pp.75-78.）而儿童通常到三岁时已经能说流利的母语了。（注：三岁的儿童就可以流利讲话，而对词汇、语法及表达事物的方式的学习即使在没有书面语法传统的社会中，也要持续到十几岁。）人类得天独厚的快速学习能力，最有可能得自于大脑进化性发展的方方面面——容量大小、生理特性以及回路。其中在提高学习速度方面尤其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可能是人脑中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数量。镜像神经元是由Gallese等人（注：V.Gallese,et al.,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Brain,119 (1996),pp.593-609.）以及Rizzolatti等人（注：G.Rizzolatti,et al.,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Cognitive Brain Research,3 (1996),pp.131-141.）在大脑皮层前运动区(pre-motor cortex)，亦即F5区域中发现的。Rizzolatti等人曾有如下表述：“当这些神经元中的某一部分变得活跃起来，就会发生某个特定行为的内部复制(internal copy)。这种复制可能会用于两个目的：(1)对旨在实现目标的行动进行计划并加以实施，或(2)对由另一个个体实施的行动进行辨别。行动识别是以被观察到的行动及其内部运动复制之间的对应为基础的。”（注：G.Rizzolatti,et al.,Cortical Mechanisms Subserving Object Grasping and Action Recognition:A New View on the Cortical Motor Functions.In M.S.Gazzaniga (ed.),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2nd edi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0,p.539.）
尽管镜像神经元是在F5区中发现的，颅贯穿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和正中子发射X线层相摄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实验表明，在布洛卡区(the Broca area)也可能存在着一个镜像系统。（注：G.Rizzolatti and M.A.Arbib,Language within Our Grasp.Trends in Neuroscience,21 (1998),pp.188-194.）假如镜像神经元并不局限于F5区，那么其数量即构成影响其学习速度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镜像神经元是不久前才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镜像神经元相对数量的跨种比较研究仍付阙如。不过，下面的假设看来是合情理的，即随着原始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容量的增加，原始人类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数量也成比例地增长。当数量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由镜像神经元所形成的总的学习能力可能会发生量子式的飞跃(quantum leap)。这种量子飞跃只是最早由数学家R.Thom提出的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所预测的一个例子。当然，由于没有来自实验和比较上的证据，我只是提出一项假说，即人类强大的学习能力中的一部分是由新大脑皮层中数量巨大的镜像神经元所带来的。毫无疑问，为了学会一种语言，人类的幼儿必须具备一种在速度和复杂性上都为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以便向构成其环境的成人话语学习。可见，数量可观的镜像神经元可能是原始人类进化中使语言得以产生的第三个前提条件。
4.神经元的迁移和高级认知
语言产生的第四个前提条件涉及人类大脑本体发展中的一项新近发现的机制。Letinic和Rakic指出，人类大脑发展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位于端脑(telencephalon)中神经节突起(ganglionic eminence)内的神经元前体细胞(neuronal precursor cell)会迁移到间脑(diencephalon)中的丘脑(thalamus)中去。这种迁移发生在妊娠的第18-34周之间，而在此期间本实验所研究的丘脑的特定区域（即视丘枕核pulvinar nucleus)发生显著成长。在这段妊娠期内，间脑内没有细胞扩散的现象。因此，丘脑变大基本上是端脑中的前体细胞迁移所造成的。Letinic和Rakic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来演示这种迁移。（注：K.Letinic and P.Rakic,Telencephalic Origin of Human Thalamic GAB Alergic Neurons.Nature Neuroscience,4.9(2001),pp.931-936.）
丘脑核把嗅觉之外的一切体觉信息以及情绪之类体内生成的信息传递给位于端脑的新大脑皮层。成束的神经轴突(axon)从丘脑伸出，达到新大脑皮层；而另一些成束的神经轴突则从新大脑皮层伸出，达到丘脑。丘脑的视丘枕核有一些分区既与新大脑皮层相连接，也与一些皮质下区域(subcortical area)相连。视丘枕核与后顶叶(posterior parietal lobe)以及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的前侧投射路径(ventral projection pathway)有丰富的连结，它在注意处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它的神经元能做出视觉上的反应，其功能之一就是过滤干扰信息。简要地说，端脑细胞朝丘脑迁移，很可能增强了丘脑与新大脑皮层之间的相互连结。进而促进了新大脑皮层负责的高级认知活动。这项神经学新发现与语言出现的相关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阐述。由于语言行为不仅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行为，还涉及许多神经功能与神经元回路的结合，所以它的进化可能部分来源于前体神经元细胞从端脑向丘脑所进行的这种独特迁移。有一个事实能够部分地支持这项假设，即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相比，人类的丘脑和新大脑皮层大得不成比例。换言之，新大脑皮层的扩大可能是与丘脑的扩大同步进化而来的。人类本体发展中这项有关神经元迁移的新发现，意味着这种同步进化的存在。
众所周知，黑猩猩与人类的DNA有99%是一样的，而黑猩猩和人类之间在表现型(phenotypic)上的显著差异，其原由可以追溯到两者调节基因的不同，还有在调节基因内部、结构基因内部以及调节基因和结构基因之间的大量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根据大多数学者的估计，人类三分之一的基因都在其大脑的表现形态上发挥作用。因此，虽然在黑猩猩和人类之间有90%的基因组(genome)是重合的，在人类的大脑和黑猩猩的大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就这两个物种在交际行为上的根本差别而言，这种大脑上的差别究竟有怎样的性质，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比如说，理解同类的意向和心理状态的能力在神经学上的根据是什么？象征性交际符号的出现在神经学上的根据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使人想起人类化石记录中的“缺失环节”。从这个方面来说，Letinic和Rakic的发现具有开创性，发人深省，而Gallese和Rizzolatti对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是一样。
六、结论
本文讨论了与语言起源的进化源头的探索有关的各种“缺失环节”。这些“缺失环节”在原始人类的化石记录中，在动物和人类的认知／交际的比较研究中，以及最终在神经科学中都可以发现。只要我们同意语言在发生学上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出现的，就能对语言进化起源的图景做出合情合理的清晰描述。但是，我们对语言的进化产生在认知上和神经学上的前提条件，还远远谈不上有清晰的理解。我以多个学科最近的科学发现为基础，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些假设和推断，希望能够引起对语言进化产生的认知和神经学前提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