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下的库尔德问题:内涵构成、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论文

中东剧变下的库尔德问题:内涵构成、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论文

中东剧变下的库尔德问题:内涵构成、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

汤夺先,张 丽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 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它是世界秩序重组、地区格局新构时列强国家肢解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强权政治产物。中东剧变前,库尔德问题兼具内政问题与国际问题的双重性质,是中东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变量,库尔德人文化上具有一致性、政治上处于分离状态。中东剧变对库尔德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尔德人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增加,政治地位提高,生存环境改善,民族意识强化。基于伊拉克公投、土耳其出兵阿夫林事件及相关国家态度预测,库尔德人实现独立建国的可能性依旧较小。作为跨界民族的库尔德人,未来的主要诉求将转变为获取平等的民族权利。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重点在于相关国家如何协调库尔德人的合法诉求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关键词] 库尔德人;库尔德问题;中东剧变;跨界民族

一、问题的提出

库尔德人是中东的主体民族之一,在公元前4世纪定居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交界地区,现有人口约在2800万至3500万之间,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四国,少部分分散在以色列、黎巴嫩以及中亚、西欧、高加索等地区。库尔德人一直为外族征服统治,始终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始终为外族统治和被分割,是库尔德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求实现民族自治或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因。”[1]39这是库尔德问题产生的重要缘由。

库尔德问题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库尔德人从未建立过独立国家,历史上曾被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1847年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帝国签订《埃尔祖鲁姆条约》,使库尔德斯坦地区分属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此后,库尔德人开始了反抗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的斗争,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诉求逐渐出现。伴随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一战”后,1920年《色佛尔条约》提出了关于库尔德人独立的条款,即若库尔德人希望独立,可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请,在未来6 个月内筹备实施自治。[2]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签订《洛桑条约》,使得《色佛尔条约》中关于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决议未被有关各国执行,库尔德人所在地区被分别归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联等国。至此,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希望破灭,建立统一、独立政权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产生,库尔德问题基本形成。

对于库尔德问题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库尔德问题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反映,包括争取民族地位、要求获取平等的民族权益、如何衡量平等的民族权益及其获取方式、协调库尔德人权益和所在国主权等四个层面的问题。[3]也有学者认为库尔德问题是族群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拒绝认同所在国家的“无国家民族”问题。[4]还有学者认为库尔德问题是库尔德人要求承认民族身份、保障民族权利、参与国家事务和自决民族命运导致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5]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反映出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其实质是民族不平等而引发的库族反抗及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6]36对库尔德问题内涵的理解差异在于研究基于不同阶段的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与学科视野,自库尔德问题产生以来,库尔德人的诉求包括独立建国、实现民族自治、享有平等民族权利、维护民族传统等方面。[7]显然,在不同时期库尔德人的诉求会发生变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多重诉求同时存在或其中一个诉求占据主导地位。

库尔德问题一出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侧目。有学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梳理了2014年前国内学术界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成果。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库尔德问题的定义、特征、影响、根源和未来前景等方面开展整体研究,厘清了库尔德问题的脉络,但偏重于理论研究,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关注不够。后者主要是基于地区和国别的研究,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苏联的库尔德问题以及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但对不同国家库尔德的政策研究不足,且比较研究较为欠缺。[8]2015年后仍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中东变化与库尔德问题之间的关系,少部分学者探讨库尔德问题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6]36更多的学者探讨中东局势变化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分析“阿拉伯之春”对库尔德人的机遇,认为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不太可能出现,[9]并在其姊妹篇中分析了中东变局对库尔德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态度与应对策略。[10]30有学者论述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中东社会转型及对不同国家库尔德人的影响。[11]37还有学者论及了单个国家伊拉克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库尔德问题发展情况。[12]16

液体饲料的研制和应用在我国刚刚起步。随着发酵乙醇工业的发展,粉浆类副产品将大量增加。随着谷物价格上涨,副产品利用的经济效益增加。随着环保压力、减抗替抗压力的增加,液体饲料的应用将大幅度增加。在液体饲喂系统中,原料的质量、粉碎粒度,水料比须根据饲喂对象进行适当调整。当前对液体饲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生产性能方面,液体饲料原料数据库、营养标准、品质控制等研究等还需要系统性深入。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在时间上多涉及一战、二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个阶段的库尔德问题,涉及学科多是历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民族学等,对中东剧变以来库尔德问题发生的新变化关注不够,缺乏中东剧变对库尔德问题影响的深入分析及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前景研究。本文在梳理库尔德问题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关注中东剧变对于库尔德问题带来何种影响,在中东转型过程中未来库尔德人诉求将会如何变化,库尔德问题将会走向何方,并从理论上对这一走向出现的因由进行简单解析。

二、中东剧变之前库尔德问题的内涵

中东剧变之前的库尔德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历程,从“一战”后《洛桑条约》的签订导致库尔德问题的产生到2010年中东剧变之前,库尔德问题的主题不断发生着变化。有研究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4年—1945年),库尔德人起义暴动不断;第二阶段(1945年—1991年),库尔德独立运动高涨;第三阶段(1991年—2003年),库尔德问题面临转机。[1]39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库尔德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库尔德独立运动进一步高涨,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纷纷建立。因土耳其、叙利亚对库尔德人采取激进的同化政策,不认可其少数民族身份,剥夺其语言和文化权利,追求和实施官方民族主义导致库尔德人出现新的民族独立热潮,并强化了已有的民族主义运动。[13]在伊朗、伊拉克与土耳其都出现了争取自治权甚至独立建国的活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库尔德问题面临转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库尔德人通过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安全区借机实现了自治。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建立联邦制,确立教派分权制度,库尔德人地位获得一定程度提高。

(一)库尔德问题的双重性质

库尔德问题既是相关国家的内政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深受各方势力影响。伴随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库尔德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土耳其加入欧盟过程中,欧盟认为土耳其在处理与库尔德人矛盾上方式不当,损害了库尔德人的人权,如欧盟认为土耳其的反恐怖法案不符合民主国家容忍不同声音的精神,[14]从法律和司法的角度,不断向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施压,改善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世界人权组织则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立场出发,向库尔德人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的要求被某些国家利用,借此影响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谋求各国利益的工具。如苏联对待库尔德问题的态度“既不统一,也不固定,而是剧烈变动,随着政治控制和战略目标的不同采取不同形式”。[15]一战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三国之间借库尔德问题互相牵制;海湾战争后英美势力介入伊拉克干预其政治秩序,借以维护英美国家利益。

(二)库尔德问题成为中东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量

在文化上,库尔德人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承。库尔德人居住在世居的土地上;是有特定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有共同的祖先和神话传说;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具有节日等共享文化;存在世俗、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精英,且这些精英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团结。[17]12共同的文化赋予其十分明显的族群性,将库尔德人与周围的族群区分开。

(三)库尔德人在文化上具有一致性、在政治上处于分离状态

库尔德问题至今已持续了近百年时间,其演化发展与地区局势变化紧密相关,且相互影响。中东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受到西方大国的影响,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对中东地区造成强大的冲击。[16]在国际政治环境中,中东各行为体之间因其地缘和历史渊源存在相似性,某种程度上各行为体统一于中东的政治生态共同体之中,各行为体之间息息相关,具有共同的命运。同时各行为体之间又因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相互博弈,依赖与竞争共存。长期以来,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而言,是造成国内动荡的重要源头之一,并且这四个国家的库尔德问题存在联动性和交互影响,一国国内的库尔德抵抗运动往往能对其他国家库尔德人的政治抗争产生示范作用或刺激效应,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10]22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更迭、权力变化同样牵动库尔德问题的未来走向。

在政治上,库尔德人分属于不同国家,基于各国的国情差异,库尔德人内部存在分化。在争取民族权利和寻求自治过程中,库尔德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认同上受教派、部落以及国别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库尔德人提出了独立或自治的要求,但不代表所有库尔德人都具有相同的想法。在很长时期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追随者都带有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17]13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各国虽然国情不同,在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不同阶段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库尔德人的不同生存境遇,但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一致持反对态度。

在四国中,最具优势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于2017年9月25日进行独立公投并获92.7%的支持率,试图为独立奠定基础。10月16日至17日,伊拉克联邦军队进入库尔德人武装控制的争议地区,伊拉克政府接管库尔德自治区的大部分石油资源。10月28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主席巴尔扎尼宣布对公投后的不利局面负责而辞职。11月14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接受了伊拉克联邦法院关于禁止国家分裂的判决。至此,库尔德人不仅失去了2014年反恐战争爆发以来的所有斩获,而且失去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实际获得的所有地盘,是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一次断崖式失败。[23]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公投这一行动,多方势力表示反对。土耳其、伊朗等国担忧公投造成外溢效应,导致本国库尔德人效仿或提出更多的诉求,因而强烈反对公投。美国明确表示不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公投,希望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缩小分歧和谐共处,这也标志着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一边倒的库尔德政策宣告结束。联合国则呼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与伊拉克中央政府进行协商解决争端,进而巩固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果。

1923年土耳其政府成立后,规定非穆斯林族群才能被视为少数民族,否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对其实行同化政策。[18]库尔德人于1925年、1926年、1927年发起三次武装抗争谋求独立,但均以失败告终。叙利亚独立建国后规定其性质为阿拉伯国家,强制库尔德人迁移,禁止库尔德语言、文字、服装、节日。激进的民族同化政策导致了库尔德人激烈的反抗运动,使库尔德问题进一步恶化。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地区实行经济边缘化政策,导致中央政府控制区和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在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库尔德人为独立建国于1922年、1927年、1935年和1943年发起四次武装行动皆未成功。60年代,在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的组织下库尔德人再次发起多次武装行动以实现更多诉求,伊拉克政府迫于压力与其签订承认其政治、文化权力的《三月宣言》,但此后并未履行。伊朗库尔德人于1946年1月成立“马哈巴德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当年4月库尔德民主党失去苏联支持,库尔德共和国以时任总统亚齐·穆罕默德被处死而告终。相对其余三国,伊朗承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对库尔德文化持不否认、不鼓励态度,库尔德文化总体上有一定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因而伊朗库尔德问题相对缓和。

自库尔德问题产生至中东剧变,在世界民族主义运动背景下,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的诉求主要为建立独立政权,其实现途径以武装斗争、暴力活动为主,但屡遭失败。库尔德问题主要表现为库尔德人谋求独立建国的诉求与所在国家之间的斗争问题。国际上库尔德问题成为西方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库尔德人权益未得到西方大国的实质保护。库尔德人自身虽然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但其内部存在分化,处于分裂状态。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合法权利,对库尔德人实行打压政策。在此情况下,库尔德人实现其建国诉求缺乏可能性。

三、中东剧变对库尔德问题的现实影响

2010年底,由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剧变是中东国家内部长期以来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经济发展停滞以及高失业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总爆发。中东剧变不仅使得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家政权更迭,也使得受波及的国家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局面。[12]16中东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治生态发生剧烈变化,民族、教派等矛盾日益严重,阿拉伯世界陷入混乱,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逊尼派力量影响相对下降,伊朗、土耳其影响力增大。中东剧变分为四个阶段:剧变开始及其在多数国家的结束;伊斯兰势力的全面崛起及各国激烈的政治博弈;温和伊斯兰势力的衰落、极端伊斯兰势力走向高潮及一些国家动荡加剧,外溢影响显现;极端伊斯兰势力大举扩张及中东的分裂和对抗加剧。[19]在中东剧变前期,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库尔德人的反抗意识,相关国家调整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以缓和矛盾,库尔德人生存境遇逐渐改善。在极端伊斯兰势力崛起后,与伊斯兰国的武装冲突造成库尔德人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为库尔德人带来了新的机遇。中东剧变由“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库尔德之春”,表现为库尔德人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增加、在中东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提高、相关国家调整库尔德政策、库尔德自身民族运动兴起及民族团结增强。

(一)库尔德人得到的国际合作和支持不断增加

库尔德人伴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而走入了国际视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主要活动于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库尔德人在与极端组织的斗争过程中,军事力量迅速增强,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武装力量。西方国家加强与“库政府”、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的反恐合作,这都“为库尔德人赢得了国际合法性”。[20]库尔德人与国际社会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具有一致性,作为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在经济、舆论、军事上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强化了它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如伊拉克库尔德政府在伊朗、美国、欧盟多国设立代表处,同时,多个国家在其自治地区设立领事馆。中东剧变为库尔德人通过合法化手段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奠定了基础,为库尔德问题的解决获取了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

(二)库尔德人在中东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在国际政治环境中,中东各行为体统一于中东的政治生态共同体之中,具有共同命运,同时各行为体之间又因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相互博弈。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各方关系新的变化,库尔德问题随之演变。在动乱中,中东传统的力量平衡遭到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日趋瓦解,这些为库尔德人实现自治提供了空间和时机。在原有的秩序体系中,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国反对库尔德人独立,其他阿拉伯国家漠视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建国的梦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中东剧变之后,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内忧外患,面临反政府武装、内部分裂、政权更迭风险,中东政治力量处于重新调整的局面。此外,为共同抗击“伊斯兰国”,中东国家也给予库尔德人更多的支持,如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公开声称库尔德人是配得上建国的勇武民族。[21]中东的政治格局变化和力量调整使得库尔德人地位提高,在中东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又一重要政治力量。

(三)基于相关国家政策调整库尔德人生存环境改善

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刺激和鼓舞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反抗意识,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迫于形势,相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相关政策,用以缓和矛盾,稳定国内形势。库尔德人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相对得到保障。

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公民身份获得认可。2011年,叙利亚内战中阿萨德政权被迫正式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此外,叙利亚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解决1962年贾兹拉人口普查导致数十万库尔德人无国籍问题。4月7日,叙利亚颁布法令给予库尔德人以叙利亚国籍。自此,叙利亚库尔德人长期无国籍问题得以解决,库尔德人公民身份获得认可。其二,库尔德人政党获得合法性。如2015年土耳其选举中,库尔德党派人民民主党以百分之十的得票率,正式进入了土耳其主流政治社会成为合法政党。其三,库尔德地区获得一定自治权。叙利亚政府为争取库尔德人的支持或中立放弃对库尔德人聚居区的管辖。2013年,库尔德人成立“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2016年,库尔德人在其控制的区域成立联邦区。在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力量抗击“伊斯兰国”过程中控制了象征库尔德人“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22]的基尔库克等地区,控制面积扩大。2015年,“库尔德斯坦自治区”获得伊拉克法律承认,库尔德人获得第一块实际完全控制的自治区。

库尔德人的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自身经济能力的提高,具体体现为库尔德人控制区石油资源得到开发。2014年,在与“伊斯兰国”的对抗过程中,库尔德人取得了基尔库克的控制权,基尔库克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库尔德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在控制基尔库克石油资源的基础上,土耳其、伊朗等国加强了与伊拉克库尔德政府的经济合作,外资涌入使得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经济获得发展的外源动力。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与土耳其、伊朗签订石油开发协议,放弃伊拉克原有的输油管道而重建输油管道。

中东剧变对于库尔德人民族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库尔德人的反抗意识在外界刺激下得到激发。阿拉伯国家发展民主、改善民生的政治运动为库尔德人争取公民权利和公正待遇提供了参照与示范,库尔德人的反抗意识不断加强,制造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库尔德人反抗意识的觉醒为库尔德问题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就是库尔德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发生转变。库尔德人传统斗争方式以暴力武装斗争为主,在中东新的形势下,其斗争手段逐渐多样化,逐渐由暴力对抗向民主抗议方式转变。此外,不同库尔德人团体间的联系不断增加,群体团结与凝聚力大增。各国库尔德人积极寻求合作,库尔德问题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库尔德人2012年在伊拉克举行库尔德组织会议,平息库尔德组织之间的纷争和内斗,促进库尔德组织之间的和解。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大量接收库尔德难民,这促进了库尔德人内部的互帮互助。在应对“伊斯兰国”过程中,库尔德人空前团结,对于建国事业的认同得以强化,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多面体(30):棱柱、棱锥和棱台,棱柱、棱锥和棱台的侧面积,棱柱、棱锥和棱台的体积,关于正多面体的概念.

总体上看,武进少体校的绝大多数的运动员对于文化学习较为重视,学习态度较为端正,能够认识到文化学习对运动训练的迁移作用,能够认识到文化学习对于的人的发展、就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主动性学习方面有待改进。

(四)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

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政策的松动。2012年6月,土耳其政府开始允许在公立学校中学习库尔德语。此外,土耳其官方批准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以“库尔德斯坦”命名成功的政党。库尔德人语言、文字的价值得到认可,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诉求得以实现。

在中东转型过程中,库尔德问题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利大于弊,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库尔德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牵涉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且涉及美国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各方势力在此博弈角逐,库尔德人实现独立愿望的可能性依旧较小。

具体试验步骤为:①将加工好的煤样干燥后依次用三轴瓦斯渗流试验系统测定煤样的气体渗透率,每个煤样测定3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煤样液氮处理前的渗透率;②将煤样进行不同含水饱和度的制备,制备过程如第1.2节所述;③将制备好的不同含水饱和度的煤样放入保温容器中,向保温容器内注入液氮进行液氮冷浸试验;④冷处理结束后,待煤样恢复到室温后测量其冷处理后的渗透率。

四、中东剧变后库尔德问题的走向预测及其解析

整体而言,中东剧变使得原本不受重视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库尔德人与大国之间建立更多合作关系,获得国际社会的一定支持。原本在中东地区处于弱势地位的库尔德人,逐渐发展为中东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中东剧变后相关国家的政策调整使得库尔德人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生存环境大幅改善。库尔德人的群体意识不断强化,反抗意识与团结意识不断增强,不同团体之间合作更加密切。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最集中的体现是: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传统文化通过地方节庆为德育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比如以冼夫人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军坡节,正是因为冼夫人是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维护者,冼夫人精神是冼夫人文化①的核心和精神所在,纵观冼夫人一生的社会实践,其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统一精神、爱护人民精神。冼夫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每年军坡节时,年轻一代经历爱国教育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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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库尔德人遭遇低谷的情形下,随后叙利亚库尔德人也遭到土耳其的军事打击。2018年1月20日,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开展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社团群体、库尔德人民保护联盟和“伊斯兰国”等组织。相关分析认为土耳其此举是因美国决定与“叙利亚民主军”共建新的武装力量,土耳其担忧叙利亚库尔德势力进一步发展,通过此次行动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个“安全区”,由此隔开叙利亚境内库尔德军事力量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防止库尔德势力联动对土耳其造成的不利影响。虽然土耳其此次武装活动不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但并未遭到各方力量的实质性干涉。叙利亚政府对土耳其入侵其阿夫林地区持谴责态度,但在军事上未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俄罗斯在阿夫林地区曾驻有武装力量,其作为叙利亚的重要盟友,却未曾指责土耳其的行动,反而在此前从叙利亚阿夫林地区撤军。美国虽然对土耳其在阿夫林地区的武装活动感到担忧,但暂持温和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中东剧变期间,库尔德人作为抵抗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获取了一定利益,在对抗伊斯兰国过程中,各国允许库尔德人获得一定程度的军事援助及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但在抗击伊斯兰国的尾声阶段,各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并不希望库尔德人独立,尤其是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决不允许库尔德人独立而导致国家分裂。近期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牵涉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库尔德问题将再次成为中东热点,未来库尔德问题走向受到大国势力和利益分割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走向,我们尝试从跨界民族的理论视野进行解析。从库尔德人自身来看,库尔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民族,库尔德问题是典型的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是由于民族与国家的范畴交错而产生的一种现象,是民族与国家形成的方向、范围不完全一致,导致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政治疆界不相吻合。[24]库尔德人作为跨界民族跨越了四个国家的政治边界,涉及了四个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并牵涉到周边国家及国际关系,这是库尔德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

跨界民族因其民族范畴与国家范畴的不相重合,使得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更为复杂与多元。民族认同具体包括维系、延续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字、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乃至诉诸政治手段自治或建国。国家认同则需要建立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把一国内部具有差异性的族类共同体整合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同时通过各种措施制造或者发明所有的族类共同体同属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想象”。[25]库尔德人内部一开始就缺乏统一的认同,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这种认同才逐渐形成和强烈起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6]库尔德人所在国长期追求和实施官方民族主义,强行割断民族文化或以另一种主体民族文化来取代,对民族异质性要素持同化和消除的态度,取代民族文化多样性,否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合法政治、文化权利成为激化矛盾、引发争端的导火索。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政策刺激了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形成,外部强制和压力激发了库尔德人的“共同命运”意识,唤醒了他们的族群观念,强化了其民族认同,导致了激烈的民族抗争。随着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库尔德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愈加增长,“想象的共同体”意识日益明确。

式中:n为支铰座联结螺栓数量;yi(i=1,2,…,n)为计算螺栓到中和轴的距离,ymax为螺栓到中和轴的最远距离。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是非冲突的,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具体包括赋予所有民族成员以公民身份,建立统一、平等的公民权制度保护各民族成员的权益;另一方面,民族成员作为国家的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认可和遵循国家的多重统一性,最终形成国家认同意识。[27]中东剧变以来,库尔德人逐渐获取公民权利,建构公民身份,获得政治合法性,经济、文化权利得以保障,生存空间扩大,库尔德人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认其民族身份、保障平等的民族权利的目标正在缓慢实现。库尔德人的公民身份得以承认,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发生转变,较中东剧变前趋于和谐,在此基础上,库尔德人与所在国家的冲突得以缓解。

中东剧变对库尔德人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其作用不足以使库尔德人具有独立建国的可能,未来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希望渺茫。霍布斯鲍姆认为:“分离主义根本无法解决20世纪晚期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解决普遍性问题,除少数幸运的例子外,甚至也不能解决地方性的难题。它只会雪上加霜,让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28]从外部环境来看,库尔德人分居四国的现实不会发生改变,尽管各国库尔德运动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但不允许库尔德人独立是四国共同的底线。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中东的政策本质上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对库尔德人有一定程度的扶持但不希望其独立。另一方面,从库尔德人自身来看,在中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库尔德人更加注重公平、民主以及平等的民族权利,中央政权只要给予库尔德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就会有所缓解。[11]55中东剧变带来国际、国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库尔德人逐渐获取公民权利,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和谐共存,在独立建国无望和相关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库尔德人的诉求将逐渐转变,由中东剧变前的独立建国诉求转变为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认其民族身份、保障平等的民族权利。综合库尔德问题的外部环境和库尔德人的内在转变等因素,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未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依旧是一个内政问题,重点在于相关国家如何处理其与库尔德人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保证库尔德人的合法权益,协调库尔德人合理诉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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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dish Issue after the Upheaval in Middle East:Connotation,Realistic Influence and Trend in the Future

TANG Duo-xian,ZHANG Li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The Kurdish issu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resulted from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who dismembered and divided the Ottoman empire when the world order was reorganized and the regional pattern was renewed.Before the upheaval of the Middle East,the Kurdish issue w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pattern with a dual nature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it was culturally consistent and politically separate.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Kurdish issue.For example,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Kurds have increased,their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have improved,and their national awareness has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the Iraqi referendum,the Turkish invasion of Afrin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relevant countries,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Kurdish to realize independence is still small.Kurds as cross-borderethnic groups,the main demand of the future will be to gain equal national rights.The focus of solution to the Kurdish issue is how the relevant countries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power.

Key words :The Kurds;The Kurdish issue;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1-0067-08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优秀人才计划之英才III项目;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课题“中东剧变下库尔德问题走向研究”(项目编号:yfzx2016cx-6)。

[作者简介] 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民族人口学研究;张丽,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研究。

[责任编辑 葛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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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下的库尔德问题:内涵构成、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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