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困惑的觉醒与误解的拯救_边缘人论文

边缘人:困惑的觉醒与误解的拯救_边缘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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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转型,究其实质,乃是社会成员两个文明的转型和重构;观其表象,则有各色人群从观念到行为的分化和组合。问题是,社会转型期必有种种纷纭复杂的因素介入,症状的缠绕和症结的困扰使得表象向实质的过渡与实现显得格外艰难,即令是表象本身,也不象机械钟表的装配线那样来得十分的直观和划一,毋宁说更象化学物质的调配,一有触媒的参与,马上反应生成新的结构和功能。在这种情势下,人们似乎感到,正确把握社会不容易,准确把握自己也不易,遂油然而生一种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感觉与感受。这便是本文所要阐释的边缘人情结,由此展开讨论的还有边缘人、边缘行为。

一、边缘人情结

当代中国的改革行程,就其引发的群体效应而言,依次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政治上的醒悟——经济上的热情——观念上的重构。从阶段上乃至从整体上看,改革的每一步骤均可视为一种关于人的解放之学说确立。然而,这种宏观上的理解与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实际情形并不总是构成精密的啮合状态。一般说来,社会的发展通常由矛盾的冲突和利益的碰撞所诱发,而冲突和碰撞所具有的双重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既是构成进步的活力的契机,又是渲释失衡的刺激和中介。由于个体或群体之利益的相互不同和追求向往之目标的彼此差异,对进步的体味和对失衡的认定自然没有舆论的一律。由是,在横向的冲击和纵向的比较之后,当代国人心态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得意和缺憾交织,满足与失落交错,明朗与朦胧兼收,阳光与阴霾并蓄。人们时而肯定自我,时而又否定自我。生活在现时却又时时惦记着过去,渴望着未来,满怀奇迹出现的期待。这便是弥漫在今日空中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如河流般既固定又变化着的时代病——边缘人情结。

边缘人情结是一种认知上的困惑与迷惘。表明个体觉醒的外在标志是行为模式的自主选择,内在尺度则是价值取向的自我定位。仅此还不够。作为社会成员,真正的觉醒还必须超越狭隘的个体局限性,还必须拥有文明的背景和文化的内涵,即个体的社会化归属和主导文化的附着。以如斯的视点考察,不难见出我们的时代背景之沉重: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惰性观念和因袭思维的厚积、淫浸,一方面是域外新潮的刺激和鼓动,一方面是变革现实的热情和困难,这使我们的现代意识不得不身处尴尬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觉醒常常飘泊不定,我们的超越常常苍白无力。譬如,见不尽人意之弊端便呼唤改革,而改革措施不可能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况且还有措施的配套和辐射。于是,一旦发觉具体措施有悖自己乃至小群体利益,便又倍加缅怀五十年代。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于盼望中担心失落,于现时中沉醉于回忆,于想像中纺织着玫瑰梦。这便是边缘人的第一种症状“知道自己渴求什么,却不知道自己该准备什么。”由于缺乏思想认识上的准备,难免时时感到内心的失衡和失谐,困惑于十字街头,俳徊于楚河汉界,即令有再多的选择,依然无所适从,举棋不定。

边缘人情结体现为情感上的钝化和淡漠。竞争意识和淘汰机制已成为推动改革的双桨,为减少行驶的阻力,竞争还有公平公正的原则,淘汰则以优胜劣汰为前提。在东方式的情感道德、伦理规范中,素以“中庸”为大血脉,人们明知竞争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即又难抛“大锅饭”下的温良恭俭让,难舍谦和礼让之类的千古遗风,理智与情感的碰撞和震荡,使得人们如同踩钢丝般地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出人头地,又念及“出头的橼子先烂”的古训;见别人口袋暖和,遂犯嫉妒眼红的老毛病;自己活得不如意,便大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有幸成为款爷,便张牙舞爪地拥抱灯红酒绿,如此等等,人们一方面渴望沟通,一方面又害怕交流,加之现代的生活节奏、信息量的剧增以及封闭式的单元住宅等因素,人们感到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消失隐匿了,并由己推人,恶性循环,彼此都戴上面具以适应生存。这就不难解释,何以今日的各种文化媒体十分热衷于煽情题材,何以宠物流行,何以高档娱乐场所花样翻新且剧烈增多。这种“情”的大肆张扬正好从反面印证出“情”的匮乏,对无情的反动,这正是物质社会初期的常见情形。于是有了边缘人情结的第二种症状,悄悄隐藏真情实感,暗自接收煽情宣传,乐于独自渲泄内心情怀。

边缘人情结映射出意向上的朦胧和疑虑。当代社会在各种不力的作用下,并未形成一个矢量明晰的合力。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现代思潮的冲击,“红色”的价值世界早已显出力不从心之处,而崭新的社会群体价值体系又有待建立,基督教徒信上帝,我们不信。儒家学说在今天又显得漏洞百出,乃至在新潮的裹挟下,立即支离破碎。在西方国家,上帝和人的贴近,是建立在个体自觉性基础上,靠的是感悟和领悟,而非强制和强迫。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客观地说,当代中国并无一个现成的权威价值模式可依,这便是进步的代价,文明的悖论。既是如此,价值失落感使人们内心失去平衡,惶惑与疑虑也随之而来,价值取向的多元使人们在感到自由自在的同时,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燥不安。无论是从事精神生产或物质生产的人们,苦苦追求后竟发现所得非所愿。个体户感叹“穷得只剩下钱”,文化人则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到刘欢的“我不知道”,以至跟着感觉走,发出何不游戏人生的叹谓,应该说,这便是一种苦闷的象征,一种深刻的肤浅,一种时代病的表象反映。人们变得没有耐心了,躁动中的自我拯救只好求助于各种流行物流行歌这“热”和那“热”。这便是边缘人情结的第三种症状:于迷茫中拥抱生活,于明晰中拒绝生活,频频变换于“骄子”与“弃儿”之角色。

边缘人情结是一种无主题无标题的随意奏鸣,兼有音乐和噪声的双重特征。如果仅此而已,倒也作罢,无非就是梳理、调适、引导的问题,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一,它不是单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情结流露,因而必有其厚实的底蕴和复杂的背景,因而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其二,它已由单纯的情绪征候裂变展开为行为行动,作为一种次生的亚文化、反文化与社会主导文化对峙对抗,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由是,当下足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条分理析其人其为。

二、边缘人与边缘行为

正如具有罪错心理的人不一定实施罪错行为一样,具有边缘人情结的人不一定就是边缘人;正如罪错行为有情节和性质之差别一样,边缘人行为也各有所异。可以肯定的是,边缘人必有其边缘意识和边缘行为,并一同构成边缘文化圈。边缘人与边缘行为大致可归类为四种:

白领边缘人。白领是个象征性的称谓,泛指公众公认受过良好教育,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一部分人。按我国的实际情形,白领应包括收入颇丰的文化人、企业主以及特殊行业(如国家金融机构、三资企业等)人群中的骨干员工。这一类人,早已摆脱了来自金钱方面的困扰,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裕的生活,对他们来讲,追逐金钱并非是生命的全部,精神上的洒脱和心理上的愉悦更为重要。这无疑是一种新的人生觉醒。然而,觉醒远非觉悟,后者才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明确行为与之对应的认识,单纯的觉醒如行路的盲人,免不了难以明辨阳光大道还是泥泞小路的悲哀。这样,就导致白领阶层中分化出一种边缘人,姑且称为白领边缘人。这一类人,既有个性的追求,又有寻找的痛苦,也不乏迷惘的困顿,情绪的摇滚和行为的乖张使得他们对社会的主导文化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在文化的生产制作上,刻意营造和渲染一种无根的感觉,漂泊流离的情怀,调侃讥讽的人生态度;在物品消费上,以拥有名牌豪华的超前消费为超凡脱俗的外在标志,俯视芸芸众生,以卓尔不群的形象掩饰内心的失落和空虚;在个人生活上,视“情人”、“小秘”为派为份,以道德的误区占领思想的空白地带。如此等等,在失去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刻意扩张个人欲念,以求内心的平衡和谐,这是白领边缘人的行为立意。

亚白领边缘人。亚白领指的是自觉有一定社会地位而无相应经济实力的一部份人,如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一般公职人员。这是一个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明确体认者和具体实践者,其自身素质和工作环境、工作纪律使得他们能以理性的态度思索、观察和对待发生在自身和周身的一切。但这也并非一个清纯世界。社会转型必以个体转型为基础,而谁也不能逃避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外界非规范行为的裹挟,这促使亚白领群也分离出支流和旁根,姑如且称为亚白领边缘人。在这部分人身上,人格的分裂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一是理性与感性的对抗。他们过多地关注改革的目标而非实际进程,殊不知,目标是个理想化的模型,而进程乃现实化的运作,其中必然混杂和派生种种失范行为和负效应,这样一来,他们对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和风气既气愤又无可奈何。为谋求平衡,便试图在参与中同化适应,在同化中随波逐流,只是偶然发点正直的感叹。例如,一方面反感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挤进官场,违心的同化和直正的厌恶常常混杂一体。其二,责任与金钱的冲突。亚白领边缘人并未完全褪尽其角色规定的责任感,自以为应当先富起来的人,冷酷的现实是不该富起来的却富起来了,这种狭隘的但不无道理的认识,使得他们的思维常常地滑动于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向往之两弦,矛盾的心态又促使他们产生矛盾的行为,既痛恨拜金主义又主张拜金主义,既呼唤社会责任感又鼓吹个人利益感,于是有了各种集体拿回扣、增设费用项目、假公济私等具体行为,以责任感的萎缩取代膨胀的物欲,以堂而皇之的招牌换取个人利益。

蓝领边缘人。我国的蓝领阶层似应指各种企业厂矿单位的普通员工。这一部分人整体文化素质不及白领群体,多以朴素的直观的认识和相应行为顺应时代变化的方方面面,以感性的人生态度和个体的实惠程度评述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由于行业的差异和国家经济调控政策的变化,他们依据利益的得失极易产生不稳定的心理反应。蓝领边缘人应运而生,社会地位的实际落差为其困惑之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由于时代迁变的原因,倍使他们惶惑不安,羡慕机关干部的“旱涝保收”,诱惑于个体户的大把钞票,又不想扔掉半铁半泥的饭碗,因而茫然于改革的各项举措,缺乏对改革的坚定信念。其二为断乳期的烦燥。多年来,我国的企业一直裹于政府的襁褓之中,形成了人们对母体的顽固依赖的心理定势,以致于忘却其弊端,这种童年心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自然极不适应,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时而高兴,时而沮丧。高兴时不能居安思危,沮丧时又缺乏自我造血的信心,乃至出现少数极端行为——静坐请愿示威,向政府伸手要饭吃。

亚蓝领边缘人,以打工仔、打工妹、进城经营的个体小商贩为主体的群体可称为亚蓝领,其身份介于地道的农民和正规的工人之间。改革尽管没有赐给他们“金娃娃”,但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劳作获得“金娃娃”。因为端的是泥饭碗,凡事靠自己,因为文化素质和身份社会的种种规定,他们大多从事一般性劳务工作。他们成为乡村里的城市人,城市中的乡村人,普遍交织着一种城市之光和乡村之影的复杂情感,青年人于此为烈,这使得亚蓝领阶层出现边缘人。在艰辛的经济脱贫后,日渐滋生一种身份未变的悲凉感觉,耳闻目睹的是充满现代意识的文化环境,心系魂绕的是世俗观念引发的自卑情结,为弥合心理落差,他们也大都不可能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获取身心和谐,便以钱财为支撑点,努力填补“局外人”的缺憾从而唤起良好的自我感觉。通过种种“打擦边球”的经营方式和生活行为,试图在赢利中获得一种解脱和满足,在“擦边球”行为中获得一种报复后的和谐自得感受。

还有一种超级白领边缘人及超级边缘行为,主要指极少数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及其他种种腐败行为和堕落现象,因其不具群体性,故不拟赘述。总之,分析边缘人及其边缘行为,根本的忧思忧虑在于“边缘人”犹如沼泽地的行走者,稍不注意,就成为泥淖的深隐者;边缘行为则如失控的病毒,极易发展为危害社会的灾难。一个社会的无序和失控,其发韧初期必有一个质量互变的临界点。这里,警惕性和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

三、边缘行为的两极分化

近些年来,日渐形成并盘踞在人们心中的边缘情结开始厚积,这形如春回大地时的苏醒草木,没有适宜的气候和人工的护理,很难成为公园里的景观。边缘人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因文化心态的整合和外部环境的调适,迅速一分为二,或皈依主导文化营垒,或步入罪错群体。

边缘行为向罪错行为的延伸。按文化的性质分,边缘行为隶属亚文化。亚文化的二重性又表明:既认可主导文化,又对峙主导文化,常游离于或滚动于两极。一般说来,由于转型时期引发的矛盾面较大,摩擦点较多,而边缘行为对此又极具敏感性和耦合性,因而边缘行为又是罪错行为的先声,进而衍生出一只新的犯罪源体,例如,因空虚和迷惘的驱使,诱发的吸毒、同居、自杀之类;因拜金的诱惑和道德的失落引发的哄抬物价、偷税漏税、色情经营之类;因意志的松懈和法制的淡漠,引发的索贿受贿、出卖情报之类等等。这些皆可称为软型罪错,与铤而走险的谋财害命、明目张胆的拦路抢劫之类的硬型犯罪,确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法律后果都一样,均是对社会的有序和规范的公然冒范和肆意冲击。这就表明,边缘行为具有对罪错行为的天然附着性,没有什么比思想的动摇和精神的倒坍更易使人步入歧途,多数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就滥觞于此。边缘人的软型罪错通常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行为轨迹大约如下:边缘人情结——边缘人——边缘行为——软型罪错行为——硬型罪错行为,其思想动因轨迹相应如下:觉醒后的迷茫——失落失衡——自慰解脱——负面自我超越——反社会的报复心理。当然,这里的每一个环节并不是必然连结在一起,也非固若金汤,在强大的舆论和环境的外力作用下,在自我调整和转化的过程中,亦可断其链条,复归为社会主导文化群体。

边缘行为向主导文化行为的回归。严格说来,在边缘行为中深藏的边缘人情结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试想,在一个令社会成员噤若寒蝉的封建社会,能有边缘人情结的出现么?社会的觉醒首先是其成员的觉醒,而后者又因种种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及其环境关系所囿,不可能绝对与政府的期望模式同步一律,更何况模式本身也不可能虑及纷纭复杂的人情世态。反过来讲,政府所倡导的社会主导文化和行为选择,也应充分顾及相关因素的干扰,既要有兼容机制以显示其博大的吸附力,又要有一种动态自调机制,及时收回反馈信息,经整合及时发出调整信息,象磁铁样随时将分散的铁屑收拢成型。当然,作为社会成员,也有一个自身素质的提高问题:在现代文明的挑战与传统文化的重负之间;应增强自我更新的文化机制;在功能评价与道德评价互构的冲突面前,应寻找一个较为准确适宜的认知点;在强烈的主体意愿与顽固的人生惰性互动面前,应有一个适中的意向选择,边缘人心态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蕴含希望、热情和理想,也潜伏着虚无主义和功利色彩,这就容易在失意中感到前途的渺茫和丧失,在困惑中告别神圣走向世俗化,在裂变中偏离原本期待的航标而误入险滩漩涡。这有待于全社会的长期努力,作为个体,则有一个在社会主导文化中明智选择和自我确定其角色与行为的问题。

边缘人情结的匡正。所谓的匡正,并不是依靠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硬性压抑大量存在的边缘人情结,而是对边缘行为予以导向上的制止和疏理,防止边缘行为向罪错行为的过渡,归顺边缘人情结为主导文化情结,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阻抗。边缘人情结的匡正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①加强法制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可以在情结向行为的过度处起到红灯效应的作用,从而断裂边缘行为向罪错行为的蔓延和扩张,使边缘人迷朦的两可心态受到约束和局限;②强化秩序规范。转型时期为新旧矛盾的形成和转化提供了社会土壤,但“月晕而础”,各种违法、非法现象的出现必有其先兆,打击和处理各种失范、犯罪行为固然是司法部门的主要工作,但教育和引导边缘人的工作更需要社会管理部门的综合治理方可奏效。做好边缘行为的预防和预测工作应是社会治安秩序良性运行的前提保证,而健康积极的国民心态则是社会发展的信心保证;③净化文化环境。边缘人情结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民主导文化心态的紊乱和失调,这又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攸关,舆论影响的导向和传媒营造的氛围,对昌明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起着巨大的牵制作用,但这种牵制须臾不可脱离方向性,即社会主导文化的向心力,而非涣散力,更非离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时代的主导文化的生存环境不尽人意处还颇多,例如,那些充斥于各种文化载体上的泛爰的呻吟、侃爷的海谈、富婆的渲染、性爱的夸张、大腕的虚荣以及各种宠物热、追星热等灰色时尚的大肆鼓吹,到底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助益?舆论的软弱形如罂粟花,在美丽的诱惑背后是柔情的恶魔,最后导致可怕的结局。文化环境的净化与升华,主旋律的奏鸣与张扬,显然是理顺公众情绪的先导性工作。

在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阶段,不久,形成了一个“多余人”阶层(如普西金笔下的奥涅金、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等)。“多余人”以热情的梦想开始,经历动摇和破灭,最后以无所事事的沉沦和堕落告终。我们时代的边缘人情结,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应也不该发展为“多余人”的心态,但目前大量存在的边缘人形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引起足够的警觉和重视么?这既是认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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