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因果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系统地了解政治现象的状况及其发展过程，通过对现状准确、全面的描述，反映总体的特征和分布，回答政治现象“是什么”的问题；第二是要说明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解答政治现象“为什么”的问题；第三是在说明政治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政治现象的发展趋势或状况。在这三个层次中，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通过对政治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回答政治现象“为什么”的问题，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实践，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解决方案。
如何研究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传统西方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性分析。这一分析强调两个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满足这样三个条件：1.两个变量之间应存在相关性；2.确定两个变量的时间顺序，也就是自变量发生在因变量之前；3.通过控制其他干扰变量的影响，来确认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相关。围绕这一分析，政治学家们设计了不同的研究手段来探究两个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定量的多元回归分析、定性的比较历史分析、甚至社会实验方法。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西方政治学者意识到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远非这么简单。于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性分析就被人们提了出来，其中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吸引了诸多西方政治学者的眼光。在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已由传统政治学的侧重于形式结构分析转变为现代政治学的以政治行为分析为主，呈现出以下趋势：1.经验实证的方法与规范逻辑的方法此消彼长，势均力敌；2.研究主旨由国家转向社会，由有形转向无形，由静态转向动态；3.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和系统融合的态势。②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首先对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西方研究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并通过一些案例来探讨它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形式理论中的具体应用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西方研究手段进行综合的评价，客观地看待这一方法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形式理论中的优点和局限性，希望能够对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有所借鉴。
一、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具体含义
多重因果路径分析是一种研究多个变量之间多层因果关系及其相关强度的方法。该研究方法最早由美国遗传学家S.赖特于1921年首创，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进而在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中日益得到关注。多重因果路径分析是传统二元因果分析的一个延伸，它强调因果链条的重要性，即在传统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若干个中介变量，这使得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对于现实因果关系的描述更丰富有力。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一个假想的因果模型的准确和可靠程度，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当我们运用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对模型进行分析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模型中的变量A和变量B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第二，如果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就进一步研究两个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如果变量A影响变量B，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是变量A直接影响变量B，还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或两种情况都有；第四，我们需要判断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谁大谁小，一般情况下在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中，变量A对变量B的间接影响要远远大于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或不显著的。
我们通过下图为例，具体介绍一下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含义。
图1 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图形表示
图2 多个中介变量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
如图1所表示的，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间接影响需要通过一个中介变量C才能够实现。传统二元因果分析往往只注重观察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直接影响，可是在很多时候，这种直接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或者是不显著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但是这一影响不如中介变量C对政治现象B的直接影响来得强烈。只有通过多重因果路径分析，我们才能观察到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政治现象A会对中介变量C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然后中介变量C会对政治现象B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当然，图1只是一个简化的模型，现实世界里的因果链条有可能比这复杂得多，比如说在因果链条里会有多个中介变量的存在(图2)。
在图2中，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间接影响需要通过三个中介变量(C_1、C_2、C_3)才能够实现。政治现象A首先对中介变量C_1发生影响，接着，中介变量C_1会对中介变量C_2发生影响，然后，中介变量C_2会对中介变量C_3发生影响，最后，中介变量C_3会对政治现象B产生影响。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中介变量越多，因果链条越长，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证明起来就会越困难。
当然这里需要值得强调的是，第一，因果链条的长短往往是由社会政治现象本身所决定的，换而言之，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因果链条的复杂性。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从这些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中借助理论工具提炼出其内在的因果链条从而帮助人们达到认识社会政治现象、控制社会政治现象的目的，这一客观的要求使得我们提炼出来的因果链条往往不可能过于简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比较长的因果链条在接受理论检验时往往比较困难，这是因为理论检验要求我们尽可能对一个因果链条中的多个环节进行测试。只对因果链条中的某部分环节进行测试是很糟糕的做法，因为这就使得该因果链条只是部分地被检验，只有对该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进行测试，此因果链条才算得到全面检验。比如，以上面的图2为例，如果是全面的检验，就应当评估该因果链条的主要环节(A→B)、解释性环节(A→C_1、C_1→C_2、C_2→C_3和C_3→B)以及它们的衍生组合(A→C2、A→C_3、C_1→C_3、C_1→B和C_2→B)。因此，一个完备的理论检验就应该对这些环节全部进行考察，当然这样的测试在操作起来就相对困难的多。
在解释了什么叫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之后，紧接着就得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在具体的政治学研究中使用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方法呢？笔者将通过三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示，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分别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中如何具体使用的问题。
二、定量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
定量研究主要运用数据和统计工具——即先对政治现象进行测量以获得数据，然后运用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来推导出一般性因果规律或对因果假设进行检测。具体到图1而言，定量研究需要首先对政治现象A和B分别进行测量并获得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来证明：1.政治现象A对政治现象B的影响是不显著的；2.政治现象A对中介变量C的影响是显著的；3.中介变量C对政治现象B的影响是显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政治现象A会通过中介变量C对政治现象B产生间接影响。
图3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因果模型④
我们以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例来展示一下定量研究中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西方当代政治学者们一直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早期的学者们受现代化思想影响，一直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相应的政治发展。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那么显著，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一相关性根本就不存在。目前，西方研究者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是否存在一些中介变量？这样的思考就导致了下列模型的产生(图3)。③这一模型来自于西方知名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Inglehart)，本文使用这一模型主要用来介绍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在定量研究中是如何进行的问题，诚如笔者最后所讨论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方法指导下的模型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对此局限性，笔者认为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如图3所表示的，经济发展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变迁这样两个中介变量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发展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变迁时，政治发展才有可能发生。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产生下列5个方程：
方程1：政治发展=
经济发展+
方程2：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
方程3：文化变迁=
经济发展+
方程4：政治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
方程5：政治发展=
文化变迁+
注：分别代表方程相乘的系数(又称为回归系数)，分别代表方程中的计算误差
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文化变迁分别进行测量并且搜集数据建立数据库，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证明：第一，方程1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图3中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这条直线不是显著的；第二，方程2、方程3、方程4、方程5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图3中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变迁这样两个中介变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线路是显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变迁这样两个中介变量对政治发展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然而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缺乏显著性。
由于数学工具的发展，一些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软件(AMOS、LISREL)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上述模型的理论测试。⑤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上述模型中的5个方程可以被同时进行计算和检验，最终会产生相应的统计数值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一模型是否成立。比如通过标准回归系数的显著与否，我们可以判断上述5个方程各自是否显著。再比如通过模型本身的一些统计值(Chi-square/df，CFI，RMSEA等)来测试样本数据与模型之间的吻合程度。总而言之，统计数学的发展和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已经使得我们可以轻松的实现对多重因果链条的理论测试。
三、定性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
定性研究主要通过对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对象的深度描述来挖掘政治现象之间的一般性因果规律。它的具体研究手段主要包括深度访谈和对历史材料的深入分析，其研究技术主要有叙事分析、小样本研究和个案分析。定性研究能够对特定的政治现象进行深入的描述，从而能够在时间维度上把握政治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由于它的这一特点，定性研究在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中往往被用来总结或提炼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链条。⑥定性研究中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经常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上，我们下面就以制度分析为例简单展示一下定性研究中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
对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独立变量(也就是自变量)，有其独立性。制度主义者进一步认为，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限制了政治行为者的行为选择、定义了行为者的行为偏好并划定了行为者的选择范围。可以用这样一张图来显示制度主义的内在因果逻辑。
图4 制度主义的因果链条
通过图4我们看到，制度通过两个核心的机制对政治行为发生影响：第一，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它划定了权力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分配以及各个行为者能够获得的制度资源；第二，制度定义了行为者的利益和动机，它左右了行为者偏好的形成。通过对行为者制度资源和利益偏好的影响，制度决定了行为者所能够采用的行为策略。⑦
换而言之，制度对政治结果的影响需要通过行为者的制度资源和利益偏好这样两个中介变量才能实现。制度主义学者们往往使用比较个案研究或小样本研究来比较不同的制度框架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塑造”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并进而分析可能出现的政治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度分析强调把时间顺序引入到因果链条的构建中去。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任何因果链条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顺序的关系，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的政治现象肯定不会是发生在它之前的现象的原因。这种注重时间顺序在因果链条中的作用的研究方法又被称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意思是说，特定的制度一旦被采纳后就会限制政治行为者采纳其他选择，其结果就是原来的制度选择得到不断的强化。⑧路径依赖的基本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制度通过不断的反馈和自我强化，其对政治行为者的限制会不断加强。⑨
在具体的研究技术上，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手段往往为制度分析所使用。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手段在过去20年里在定性研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比较历史研究运用过程跟踪(process tracing)或因果过程观察(causal process observations)来发现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复杂因果联系，正是借助于这些手段，定性研究人员可以深入挖掘社会政治现象的“诱发原因和过程”。⑩首先，比较历史研究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现象的时间维度并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形成的历时性过程。许多重大的政治现象或事件，诸如制度的变革、革命和运动、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一蹴而就的产物也不是一旦形成就会处于静止状态，只有通过过程跟踪才能深入了解它们在时间维度上连续展开的过程。比如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就只有通过过程跟踪这一策略进行检验。(11)其次，比较历史研究强调造成因果关系的机制，也就是说比较历史研究不仅要描述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链条，还要解释此因果链条是通过何种机制发生的。因果过程观察就可以帮助研究者很好的建立起多重因果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机制，从而很好的解释政治现象或事件产生的原因。(12)
四、形式理论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
形式理论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人都是理性的，众多理性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决定了具体社会政治现象的发展。当然理性并不等于能够正确的预知所有事情的结果，理性只是在决策之前(ex ante)把所有可能的结果考虑进去之后选择的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目前，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使用以形式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模型去预测和解释一些经验政治现象。在有的复杂的模型中，政治学家们在模型中加入许多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变量，力图建立一个能准确模拟或“预测”某个具体政治现象的模型。(13)
下面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决策行为为例简单展示一下形式理论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我们首先假定，主权国家是一个理性行为者。具体说来，在面对一项外交危机时，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决策行为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主权国家都会制定最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当然在每一个阶段上主权国家所制定的政策都会产生意料之中的或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成为主权国家制定下一阶段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
在第一阶段，主权国家根据自身的理性判断，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外交行为。而在这一阶段结束时，此主权国家外交活动的结果是由它的行为(action_1)以及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epsilon_1)所决定的：
当然在做决策的时候，主权国家显然是对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有过预期的，然后在事后的检验中(ex post)，人们会发现这一预期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不对的。如果事后证明，主权国家对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epsilon_1)做出了有偏差的预期，那么它在第一阶段所制定的政策就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r_1)，而这一结果(r_1)就会成为这个主权国家制定第二阶段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在第二阶段，主权国家会根据第一阶段所产生的政策结果(r_1)，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外交行为。当然这一外交行为(action_2)是受第一阶段所产生的外交结果(r_1)影响的，于是在第二阶段结束时，此主权国家外交活动的结果是由它的第二阶段的外交行为(action_2)以及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epsilon_2)所决定的：
同样在做决策的时候，主权国家对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是有过预期的，然后在事后的检验中(ex post)，人们同样会发现这一预期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不对的。如果事后证明，主权国家对预料不到的随机因素(epsilon_2)做出了有偏差的预期，那么它在第二阶段所制定的政策就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r_2)，而这一结果(r_2)就会成为这个主权国家制定下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得出下列一个因果链条(图5)：
在图5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在每一个阶段上，主权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制定最有利于自己的政策(a_1、a_2等)，当然在每一个阶段上主权国家所制定的政策都会产生特定的外交结果(r_1、r_2等)，而这些结果又成为主权国家制定下一阶段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在这个因果链条的终点就是最终的外交结果(R，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
图5 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决策模型
评价和结论
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正变得日益重要，这是政治现象的复杂本性所决定的。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使用抽样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定量研究结果较具客观性，信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可以重复验证，对群体具有推广性。但是，定量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也暴露了一些定量研究所共有的问题。第一，定量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往往是横剖研究。横剖研究指的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并且搜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时间点上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14)比如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软件往往就是用来探讨同一时间点上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的判断前提之一就是原因变量必须发生在前，而结果变量必须发生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往往是横剖研究所不能回答的，因此定量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学者们也试图解决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时间维度问题，也就是寻求在不同的时间点收集数据。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诸如历史资料的缺失、统计数据的不健全等，建立一个时间维度上的长跨度数据库往往是不现实的。第三，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经常决定了准备而有可靠性的测量是可欲而不可达的目标，为此定量研究往往会牺牲概念的深度而寻求更为便利的测量指标。并且由于所测量的社会政治现象十分复杂，因而测量的量化程度也往往比较低，这对定量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而言是又一大挑战。最后，定量研究为人们所指责的是，这一研究强调在搜集资料之前通过演绎逻辑推论出特定的多重因果链条，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料的搜集、数据库的建立以及统计模型的使用来检验该因果链条的解释力和可靠性。批评者指出，定量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并没有对因果内在联系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尽管其模型已经具有了复杂的逻辑序列，换而言之，定量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缺乏从真实的社会政治现象中“汲取”深层次因果联系的能力。
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优势在于：首先可以把时间顺序引入到因果链条的构建中去，而所有因果链条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顺序的关系；其次定性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往往依赖于小样本个案研究，这就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对每个个案都有深刻的了解，可以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全貌，进而可以总结或提炼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链条；最后，定性研究的概念化和测量往往比较深入，容易具有较高的效度。当然定性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也有着定性研究所共有的问题，其中最尖锐的就是代表性的问题。定性研究中所发现的多重因果联系由于局限于小样本个案，其代表性和普遍适用性经常受到人们的怀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人员不得不谨慎对待如何把从小样本个案研究中所发现的多重因果链条推广到更大规模的总体。(15)形式理论所提供的多重因果路径往往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适用性，这是因为形式理论的基本假想和出发点带有普遍性。而且，由于形式理论的基本假想是简约和明确的，这也就使得其他学者很容易使用形式理论的基本逻辑推论自己特定研究主题的因果路径。第三，由于形式理论主要依赖于演绎逻辑，它往往被研究者用来形成各种可以检验的尝试性假设。当然，形式理论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也有着一些缺陷。首先，与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视野下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不一样，形式理论只是一种产生多重因果路径的方法，而不是用来检验这一多重因果路径是否正确的方法。如何检验形式理论所产生的多重因果路径，这还得依赖于定量研究所提供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或者定性研究所提供的小样本个案分析。其次，形式理论所推演出来的多重因果路径需要事先指定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此多重因果路径就不会发生。比如在上面笔者所举的例子中，主权国家是一个理性行为者就是前提条件。然而，很多时候，这些前提条件往往是对现实政治世界的简化和抽象。可是，如果前提条件过于抽象和简化，那么形式理论所推演出来的多重因果路径往往就不能够反映现实的政治世界。更为麻烦的是，由于这些前提条件过于抽象和简化，对所推演出来的多重因果路径如何进行检验就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寻找到与这些前提条件完全吻合的个案。
笔者还注意到，在近来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中，几种研究方法开始有融合的趋势，比如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形式理论与定量研究的融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定性研究被使用来“挖掘”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路径，而定量研究被使用来“检验”这一多重因果路径的解释力。形式理论与定量研究的融合则表现为，形式理论被使用来“推演”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路径，而定量研究被使用来“检验”这一多重因果路径的解释力。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中几种研究方法的融合为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对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方法使得学术界能够更为准确的“挖掘”和“检验”政治现象之间的多重因果联系，能够加深我们对政治现象之间规律的理解，从而更好的帮助我们实现预测和控制政治现象发展的目。
当然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也暴露了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多重因果路径分析依然强调因果链条的简约性，也就是说强调能够用较少的因果环节来解释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有些时候就只能牺牲这一多重因果路径的解释力；其次，由于在理论检验上的困难，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在一些时候也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也就是需要对模型进行简化，忽视对因果链条反方向的研究。比如在笔者前面所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因果模型中，这一模型就忽视了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当然这也就削弱了这一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因为在现实中政治发展显然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反作用。
笔者希望本文对多重因果路径分析的述评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我国学者来共同思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看看能不能从多重因果路径分析这一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中找到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注释：
①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王振海：《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③关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请阅读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2,No.4,1988,pp.1203～1230.
④这一模型来自于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⑤关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介绍，请参见Rex B.Kline,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8 以及 Barbara M.Byrn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Basic Concepts,Applications,and Programming,Mahwah,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2001.
⑥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⑦Peter A.Hall and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Vol.44,1996,pp.936～957.
⑧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999,pp.369～404.
⑨关于路径依赖的系统解说，参见论文集U.Witt(ed.),Evolutionary Economics,Brookfield,VT:Edward Elgar,1993.
⑩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1)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
(12)引用同上。
(13)比如，Robert H.Bates(ed.),Analytic 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14)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Gerardo L.Munck and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2007,pp.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