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获得方式影响被试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来自自然现场实验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是否存在论文,证据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2-1)
一 引言
近年来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违背经济人自利假设的亲社会行为，行为经济学家进而提出了利他与公平等社会偏好的假说和理论对该类行为进行解释(Rabin，1993；Fehr和Schmidt，1999；Bolton和Ockenfels，2000；Charness和Rabin，2002；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①而进行此类研究的常见方式之一为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实验(以下简称独裁者实验)。在独裁者实验中人们往往不会利用独裁权利将所得禀赋全部据为己有，该行为偏离了经典的经济人自利假设。在各种背景下开展的独裁者实验结果反复印证了这一非自利结果的普遍性和稳健性。除了运用利他偏好理论对这类实验结果进行解释之外(Andreoni和Miller，2002)，还有研究尝试从实验设计本身的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造成该实验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验初始禀赋的获得方式：实验室实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给予参与实验的被试一定数额的初始资金禀赋，而被试在实验中所表现出的决策行为与初始禀赋的获得方式之间应存在着联系(Smith，1976)。在大多数实验中，被试都会先收到一笔白得的实验初始禀赋并使用这些禀赋在实验中进行决策。但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决策所用的禀赋往往是自己挣得的，若在实验中将白得的初始禀赋转换为挣得的初始禀赋，那么实验结果可能会存在差异。Cherry等(2002)在标准独裁者实验中将被试白得的初始禀赋改变为花费努力挣得的禀赋后发现，在挣得禀赋的条件下，高达95%的独裁者(dictator)被试未分配任何其所挣得的禀赋给接受者(recipient)，因此Cherry等(2002)认为实验惯用的白得禀赋设置对被试偏离自利均衡的结果有显著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标准独裁者实验结果对经济人自利假设的质疑。然而来自其他实验室实验的禀赋获得方式差异对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Clark(2002)、Cherry等(2005)以及Harrison(2007)的研究发现，是否挣得禀赋对公共品的投资决策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禀赋获得方式对行为影响的不确定结果引发了进一步追问其原因的必要性，其中禀赋获得方式对行为影响在性别上的潜在差异可能就是造成不确定结果的重要原因。
女性往往比男性具有更强的公平意识(Croson和Gneezy，2009)，这可能是在被试白得禀赋的典型独裁者实验和捐赠实验中普遍发现女性比男性的贡献比例更高的原因。这种公平意识在男、女性被试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在独裁者实验中扮演独裁者的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强的贡献白得禀赋和更弱的贡献挣得禀赋的倾向，进而在从白得禀赋到挣得禀赋的实验过程中，男、女性被试的分配行为的变化也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不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禀赋获得方式条件下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1)分别在白得和挣得初始禀赋条件下，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贡献行为可能存在的差异；(2)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研究白得禀赋相对于挣得禀赋条件下被试的贡献行为可能存在的差异；(3)研究在从白得禀赋到挣得禀赋的变化过程中，被试的行为变化在不同性别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禀赋获得方式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在性别上是否有差异，不仅能为两性在处理不同来源的经济禀赋是否存在分异提供新的证据，也为在经济实验中广泛使用的被试白得禀赋方式是否恰当提供方法论上的判断。②
本研究在实验方法论上进行了创新。已有的对禀赋获得方式影响的实验研究仅采用了实验室实验，而我们把独裁者实验拓展为向慈善机构捐款的现场实验。具体来说，我们采用了2×2实验设计，包含两种禀赋获得方式和两种性别的四个实验局，从而详细探讨白得和挣得的实验初始禀赋对被试实验行为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在男性和女性间存在不同。我们将标准的独裁者实验改装成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在商品零售场所开展的慈善募捐活动，从而将实验室实验转化为自然现场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通过与超市和慈善机构合作，我们运用超市开展的酬宾活动和有偿商业调查活动的机会赋予被试白得和挣得初始禀赋，从而让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参与任何形式的科学研究活动，从而表现出其在自然状态下的常态行为。作为国内首次运用的自然现场实验研究，本研究亦尝试在国内推行现场实验这一研究方法并提供较为严谨的方法指引和研究样板。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综述文献，一方面总结研究挣得和白得禀赋对行为决策影响差异的文献，另一方面梳理与之相关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第四部分报告实验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 文献综述
独裁者实验是一个经典且简洁的行为博弈实验，被公认为是探讨利他与公平行为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其最早由Kahneman等(1986)提出，Forsythe等(199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了规范。在该实验中，独裁者和接受者匹配在一起参与对一个初始禀赋资金的分配博弈，其中由独裁者来决定如何在自己和接受者间进行分配，接受者只能被动接受独裁者的分配方案。在一次性的匿名博弈中，由于参与实验双方的身份均不会被披露，此时的子博弈纳什均衡为独裁者占据所有份额，接受者所得为0。但实验结果通常显示，独裁者在享受“独裁”权利时，仍会给予接受者一定的份额，这与经典经济理论中推导出的独裁者自利假说明显相悖。Forsythe等(1994)的实验中，20%的独裁者分配给接受者50%左右的禀赋总量，而分配给接受者0～50%之间禀赋的独裁者被试占到被试总数的60%，这说明相当一部分独裁者被试在分配时考虑了公平的社会规范及他人的利益；Camerer(2003)在其独裁者实验的综述研究中发现成年人被试作为独裁者时平均会分配20%～30%的初始禀赋给接受者。
在Engel(2010)综述的大量独裁者实验中，我们发现得到利他结果基于了一个重要前提，即被试得到的初始禀赋是白得的。在大多数此类实验研究中，参与实验的被试都会先收到一笔白得的实验初始禀赋并使用这些禀赋在实验中进行决策。而在另一些实验中，被试需要花费努力去挣得实验初始禀赋。设计这种条件的原因是考虑到禀赋获得方式可能会影响被试的行为。与白得的禀赋相比，挣得的禀赋能让被试更倾向于将该禀赋视为自己财富的一部分，从而更加切合现实情况。在那些对于利他、公平和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中，禀赋的获得方式更容易影响被试的行为。独裁者实验的相关研究表明，被试在实验中的分配决策行为与他们是否需要挣得禀赋高度相关。Cherry等(2002)发现如果被试需要挣得实验初始禀赋，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合法化了被试对初始禀赋的占有，从而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出比白得禀赋时更为自私的决策行为。Oxoby和Spraggon(2008)在独裁者实验中让独裁者使用由接受者挣得的初始禀赋来做出分配决策，他们发现独裁者在该实验中分给接受者的禀赋比例超过了全部禀赋的一半。Reinstein和Riener(2009)则尝试分解禀赋的可触知性为两个方面：被试如何获得禀赋和何时获得禀赋，他们发现这两个因素对独裁者在以慈善捐赠为背景的独裁者实验中的分配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此外，他们还发现Cherry等(2002)的研究结果实际还受到了在被试做决策前就收到所支付的现金禀赋的影响。综上，被试在独裁者实验中的行为受到白得和挣得禀赋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③
此外，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利他性，在独裁者实验中贡献得更多(Croson和Gneezy，2009；Eckel和Grossman，1998；Song等，2004；Engel，2010)。④在Croson和Gneezy(2009)对经济实验中有关男性和女性行为差异的研究进行的综述中，认为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强的对公平的偏好。该偏好导致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强的贡献白得和更强的保留挣得禀赋的倾向。因此，男性和女性在独裁者实验中的分配行为在白得和挣得禀赋时可能会表现不同，并且在从白得禀赋到挣得禀赋过程中，男、女性被试行为的变化也可能存在差异。在心理学文献中，已发现女性比男性对实验设计、实验开展条件和实验参数等方面的变化更为敏感，这是因为她们对这些条件中所隐含的潜在社会规范更为敏感(Gilligan，1982)。相似的观点也被Eckel和Grossman(1996)及Croson和Gneezy(2009)所采纳。因此，验证实验禀赋从白得到挣得这一条件的变化对被试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相当重要，特别是当研究者希望基于白得禀赋来研究性别差异的实验结果能够被一般化时就更是如此了。
运用独裁者实验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了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⑤由于实验室实验能够在较好地控制相关决策变量的条件下获得数据，比起传统经验研究所使用的在无控制条件下自然产生的数据，实验室实验研究能够获得更精准的结论。然而，在实验室中的决策与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决策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决策环境、决策所涉及金额大小、被试选择、决策时间、决策集所受限制以及决策行为被审查等(Levitt和List，2007)。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近年来实验室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受到广泛质疑。⑥最近发展的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方法，则是连接自然产生的数据和实验室数据之间的重要桥梁。这一方法兼备了自然发生数据的“自然性”和实验室实验数据的“控制性”，为许多领域进行经济行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工具，从而成为产生经济学思想、检测经济理论以及提供政策建议的重要摇篮(List，2006)。在本文中我们把独裁者实验改装成现实中常见的慈善捐赠活动，从而将实验室实验转化为自然现场实验。通过采用该方法，本研究能够在控制实验条件下，且在被试不知道其行为被研究的情况下，获得质量较高的数据。
三 实验设计
(一)现场实验方法介绍
现场实验是近10年来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兴起的新方法，它是与实验室实验相对应的另一类实验方法，其特点是在比实验室实验相对更为自然的条件下开展实验，从而能够观察到决策者在自然条件下呈现出的经济决策行为。Harrison和List(2004)按照所提供的决策条件的自然程度，把现场实验分为人工现场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构架现场实验和自然现场实验。其中前两类现场实验是在实验室实验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实验被试的自然性(采用学生之外的成年人)、实验外部环境以及任务的自然性(提供实验室以外的自然环境，并选择特定被试，让其进行惯常的经济决策。例如在居民家中开展实验，让其进行家庭决策)。尽管这两类实验在决策条件的自然性上已获得显著增强，但由于被试知道自己进行决策的目的是供科学研究所用，因而会产生被审查感(scrutiny)，故其决策行为仍可能存在非自然性。而自然现场实验则在上述基础上，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完全模拟或直接利用自然决策环境，让被试在控制性的实验条件下，意识不到是在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从而呈现出自然的经济决策行为。
理想的实验室实验通过提供“无菌”的测试环境来对设立的经济学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从而在隔离条件下体现单个实验变量与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的量化因果关系(Smith，1976)。然而，来源于“洁净”的实验室实验特殊隔离环境下的决策行为能否较好地代表人们在“不洁净”的复杂真实环境下的决策行为，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现场实验则是为解决实验室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问题而发展出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在控制了主要实验条件的基础上，对实验中的被试、信息、实验物件、实验任务、决策涉及金额和实验环境等各方面均力求自然，从而克服外部有效性的障碍以获得更强的说服力。然而，现场实验的运用所需要的实地条件和后勤支持很难被满足(有时甚至是发生特殊事件所创造出的实验机会)，常常会提高开展实验的成本，且对实验条件的控制能力和复制能力总体逊于实验室实验。因此，两类实验方法是相互补充而非替代的关系。更确切地说，现场实验是作为实验室实验和自然获取数据方法之间的重要桥梁。⑦
(二)实验设计
我们于2008年秋季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了本实验。实验由2×2实验设计所产生的4个实验局组成，包含两种禀赋获得方式和两种性别。表1描述了实验基本设计。
我们与该校最大的校园超市合作来开展现场实验，该超市的日均购物人数约1000人。为了完成不让被试感知到被研究的现场实验，本实验的独裁者实验被修正为由该超市开展的募捐活动，而被试白得和挣得实验禀赋的两种获得方式则通过超市回馈消费者活动和商业调查活动来实现。实验员从超市出口处招募完成购物的顾客作为实验被试。招募的具体方式为：实验员在超市出口处分别每间隔3个男性和女性消费者便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超市开展的活动。通过一开始询问“您是否是本校学生”来进行筛选，本实验仅选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参加。这是为了在不同实验局间获得社会经济特征更为接近的样本。此外，为了实验能够尽快完成而避免信息扩散所带来的不利干扰，我们采用了5位实验员同时开展实验，从而保证实验在两天内完成。
所有实验均由身着超市员工制服、作为超市代表的实验员与被试一对一开展：在白得禀赋的两个实验局(即实验局1和2)中，作为超市员工的实验员告知被随机选中的被试该超市正在开展一项回馈消费者的活动，而他/她已被选中并能获取超市给予的50元现金回馈。在中国诸如商场和超市等各种商品零售场所开展此类活动来增进商家与消费者关系的做法较为普遍，尽管许多时候商家更倾向于采用消费代金券而非现金来回馈消费者。在挣得禀赋的两个实验局(即实验局3和4)中，同样作为超市员工的实验员询问被随机选中的被试是否愿意参加由该超市组织的一项关于超市塑料袋提供情况和超市销售服务情况的有偿调查。⑧被试会被明确告知，配合完成这份问卷将会获得50元现金，以补偿他们为此耽误的时间和所做的努力。
我们的实验将独裁者实验改装成慈善捐赠活动，并运用了一个知名慈善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接受者。在全部4个实验局中，被试领取报酬的方式及其之后的部分完全相同：根据实验员口述的指令，被试从资金管理员处领取50元现金(10张5元纸币)作为初始禀赋。在被试获取禀赋之后，实验员会告知被试，该超市同时还在开展一个给中国扶贫基金会募捐的活动，他们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并可用所得报酬进行捐赠。实验员还会向被试告知所捐资金的具体用途和该募捐活动所采取的匿名募捐方式。具体设计为实验员将被试带领至几米外的一个捐款亭处，并提供一个扶贫基金会的捐款信封，以便他/她能够在该捐款亭内私下做出是否捐赠以及捐赠多少的决策：将他/她要捐赠的资金(0亦可)放入信封并收好其余留给自己的部分，然后密封信封并将其投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方捐赠箱内。最后，被试走出捐款亭离开实验现场。⑨
我们之所以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几个月后开展本实验，是因为在大地震发生后的数月中，很多商品零售场所的出入口处均放有各慈善机构为地震灾区募捐的捐款箱或开展相关的公众募捐活动。我们设计的捐款实验仅在当时发生的同类募捐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节上的修改，保证了被试在参加本捐款活动过程中感觉熟悉和自然。我们同全国最大的扶贫助困慈善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开展了这一募捐活动，并获得了该机构的官方捐款箱和授权信，从而保证该募捐活动真实有效。此外，为了保证在各实验局间除了性别和禀赋获得方式外的所有其他因素均相同，我们在各实验局中采用了相同的招募程序、禀赋支付方式、募捐程序、慈善机构以及相同的捐款箱。在各实验局中，由几位女大学生作为实验员和同一位男大学生作为资金管理员，他们的年龄和特征等都与超市普通员工相似。他们均来自其他大学并且之前与中国人民大学没有联系，从而保证了在现场实验中他们作为超市员工的可信度。我们还保证了相同的实验员在各实验局中与相同数量的被试开展实验，从而排除可能产生的实验员效应。
四 实验结果
总共有51名男性和52名女性被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本实验，男性和女性被试被平均分配到了白得和挣得禀赋的各2个实验局。表2中分别列出了4个实验局中捐款额的描述性统计，在4个实验局之间平均捐款额和捐款比例均存在区别。⑩在白得禀赋实验局中，女性平均捐款20.19元(捐款比例为40.4%)，而男性平均捐款16.94元(捐款比例为33.9%)；在挣得禀赋实验局中，女性和男性的平均捐款额分别为9.95元(捐款比例为19.9%)和9.04元(捐款比例为18.1%)。值得注意的是，4个实验局的捐赠额均值与零值均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与Wilcoxon秩和rank-sum检验结果的p值均小于0.001)，这说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无论禀赋的获得方式是白得还是挣得，在独裁者实验中被试均表现出非自利的行为，即人们的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与其他类似独裁者实验的结果相比，本实验的平均捐款比例相对偏高，(11)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当时刚刚经历了几场重大的自然灾难而导致了个人慈善捐赠意识迅猛提升。(12)
图1描述了各个实验局中，其捐款额位于不同区间的被试人数占参加该实验局被试总人数的百分比。比较挣得与白得禀赋实验局可以看到，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参加的实验局，白得禀赋实验局均存在较大比例的全额捐款者(捐款额=50元)和较小比例的低额捐款者(捐款额＜10元)。比较女性和男性参加的实验局可以看到，在挣得禀赋条件下，女性与男性中低额捐款者的比例几乎相等(60.0%和64.0%)，较大额捐款者(捐款额不少于20元)的比例也相差不大(20.0%和16.0%)。当转变为白得禀赋条件后，女性中全额捐款者的比例(22.2%)几乎双倍于男性全额捐款者的比例(11.5%)，而女性和男性中低额捐款者的比例则相差不大(37.0%和34.6%)。图1的数据进一步表明，在禀赋获得方式从白得到挣得的变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捐款额呈现为减少全额和大额捐款而增加小额和低额捐款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在女性中似乎显现得更为显著。
图1 各捐款额区间的人数百分比
我们进一步对4个实验局之间捐款额的均值和分布是否相同进行了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该表的第2、3列分别报告了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对平均捐款额以及0和50元捐款比例差异的统计检验结果，而第4、5列分别为在女性和男性实验局的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之间，对相同指标差异的检验结果。两种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了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之间的捐款额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并且该检验结论对男性和女性均成立(两种检验结果均显示p值＜0.1)。(13)其中白得禀赋实验局中的平均捐款额显著高于挣得禀赋实验局中的数值：女性的捐款额均值在白得比挣得禀赋实验局中高出10.24元，而男性的对应均值则高出7.90元。这一结果与已有独裁者实验研究中发现的挣得禀赋总体上会降低平均分配额的结果一致。
表2和表3数据表明，在白得禀赋实验局中女性比男性给出的平均捐款额在数量上要高出3.25元，尽管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t检验p值=0.5；秩和检验p值=0.6)。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一数量上的差异在从白得禀赋转换到挣得禀赋实验局的过程中减少并消失了。因此，余下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从白得到挣得禀赋的变化过程中，性别这一因素是否影响了被试的决策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估计了如下的回归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被试的个人捐款额。
捐款额=α+
女性×白得禀赋+
男性×白得禀赋+
女性×挣得禀赋+ε
其中，基准变量选取的是在挣得禀赋实验局中的男性被试(男性×挣得禀赋)。需要说明的是，该回归模型所估计的参数并不能直接揭示性别差异和禀赋获得方式导致的差异是否存在及其大小，故我们需在回归后采用Wald检验对特定变量系数的共同显著性进行检验以量化性别和禀赋获得方式的影响。我们首先通过检验
：-=0和：=0这两个原假设来分别检验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之后我们进一步检验在从白得禀赋实验局转换到挣得禀赋实验局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捐款额变化存在差异的原假设。系数和-分别表示了男性和女性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之间捐款额的差异(也即从白得转换为挣得禀赋过程中捐款额的变化)，我们的原假设为男性和女性的这一差异相同，即：=-。此外，我们通过检验：=0和：-=0这两个原假设以分别检验在男性和女性实验局中可能存在的由禀赋获得方式所造成的差异。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和相关的统计检验结果。
对表4中的回归系数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与非参数检验所得的结果一致，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之间存在数量较大且统计显著的差异。然而，男性和女性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内部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白得禀赋实验局中-=0和在挣得禀赋实验局中=0这两个原假设均不能被拒绝)(14)，而在从白得到挣得禀赋实验局的变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捐款额变化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能拒绝原假设=-)。(15)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将独裁者实验扩展为向慈善机构捐款的现场实验，在自然决策环境下，研究了禀赋的不同获得方式对被试分配行为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其中的性别差异。首先我们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白得禀赋还是在挣得禀赋的条件下，人们的捐款额都显著高于0，这说明人们的利他行为或利他偏好广泛存在，且不依赖于禀赋的获得方式。同时我们发现与挣得初始禀赋时相比，白得初始禀赋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捐款额，这一结果与先前的实验室研究结果一致(Cherry等，2002；Reinstein和Riener，2009)。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在现场实验中的新证据，并将研究深入到了对性别差异的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白得和挣得初始禀赋的实验局内部，还是在从白得到挣得初始禀赋的变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捐赠行为及其变化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以白得禀赋为基础来探讨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支持：在独裁者实验中，由于禀赋获得方式变化所导致的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变化不存在差异，因而能够确定在该类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分配决策行为的性别差异是男女性被试对利他本身的考虑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与超市合作开展了以回馈顾客活动和商业调查活动为基础的自然现场实验，从而得以调查了被试在一种自然现实情景下的实际行为。然而，该情景下的决策行为可能并不能完全代表在其他同类情景(如单位捐赠和其他的有组织捐赠等)下的相关决策行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在不同但类似的自然情景下被试行为可能存在的差异。而至于禀赋获得方式的变化在其他类型的实验中是否会引起男女性的反应存在差异，可由未来的研究去进行进一步的验证。综上，本研究试图在真实环境下尽可能控制所有实验条件，从而开展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现场实验的努力，希望能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方向的尝试提供初始样板。
作者感谢翁茜、于泽以及哥德堡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在本研究的设计、开展实验和成文过程中所给予的有益建议；感谢北京林业大学调查队所提供的协助；感谢瑞典海外发展研究署(SIDA)、瑞典Jan Wallander and Tom Hedelius基金会、瑞典研究委员会(Vetenskapsradet)以及瑞典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组织对本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国内关于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亲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偏好的系统研究可参见陈叶烽(2010)。
②如果男性和女性被试对从白得到挣得禀赋的变化表现出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则已有的与性别相关的实验研究结果就可能混淆了禀赋获得方式与其他实验变量对所研究决策行为的影响。
③关于白得和挣得禀赋导致的行为差异还可见对于资本支出(Keasey和Moon，1996)和拍卖的研究(Ackert等，2006)。但在公共品实验中，Clark(2002)和Cherry等(2005)发现白得与挣得的禀赋对个体的捐赠水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而Harrison(2007)在重新分析同一数据时却发现该影响存在显著差异。Spraggon和Oxoby(2009)还发现白得禀赋对捐赠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这些在公共品实验中不同的发现可解释为“预期的互惠”。但公共品实验与独裁者实验存在本质差异，上述解释在没有互惠机会的独裁者实验中可能并不适用。
④Aguiar等(2009)通过让接受者在男性和女性独裁者所分配的禀赋中进行选择后进一步发现，人们期望女性会比男性在独裁者实验中分配更多禀赋给接受者，或至少不比男性分配得少。Dufwenberg和Muren(2006)采用经过修正的独裁者实验探讨了接受者的性别对独裁者分配行为的影响，该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独裁者均会分配更大比例的禀赋给女性接受者。
⑤国内目前在实验室中运用独裁者实验的研究仍较少，具体可参见朱莉琪等(2008)和陈叶烽(2009)的研究。而关于构架现场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可见何浩然(2011)。但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运用自然现场实验进行的研究。
⑥Carpenter等(2005)运用独裁者博弈实验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了被试的分配和接受行为随实验初始禀赋金额的变化情况，发现决策金额的上升导致分配比例的减小和接受率的提高。Carlsson等(2009)运用捐款实验比较实验室和真实世界中被试的捐赠行为，他们发现两类行为具有相关性，但存在显著差别。Henrich等(2010)通过对采用不同类型被试的相似研究的结果进行跨研究比较分析(meta study)发现，在校大学生的行为与真实人群的行为差异明显。但也有研究发现实验室实验结果具备良好的外部有效性(Karlan，2005；Carpenter和Seki，2011；Ashraf等，2006；Benz和Meier，2008；Meier和Sprenger，2007；Fehr和Leibbrandt，2008；Baran等，2010)。
⑦现场实验方法的详细介绍，可见Harrison和List(2004)、Levitt和List(2007)以及List(2006、2009)。
⑧调查采用了消费者司空见惯的匿名商业调查形式，被试需面对面地回答实验员根据调查问卷提出的关于塑料袋使用和超市经营建议等相关问题。询问关于塑料袋使用的情况，是因为在实验开展时，中国刚实行了一项要求所有的商品零售商对消费者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的新政策，商家如何提供塑料袋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问卷中的问题大多是细节性问题，且实验员被训练为严格耗费相同的20分钟来完成每个调查。
⑨对本实验具体实验指令感兴趣的读者，请登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工作论文网址(http://www.seba.bnu.edu.cn/docs/20110929104218599516.pdf)下载。
⑩由于开展的是自然现场实验，我们不能设定被试最多只能捐款50元的限制。在实验中共有两个被试的捐款超过了50元，我们在数据分析时把这两个捐款额截尾为50元。
(11)Carpenter等(2005)、Ashraf等(2006)、Benz和Meier(2008)和陈叶烽(2009)分别在美国、俄罗斯、瑞士和中国所开展的与本文相关的实验室独裁者实验的捐款均值分别为25%、26%、65%和10.5%。而与本研究相关的现场实验极少且实验条件差别较大，惟一相关的Benz和Meier(2008)的现场实验是观察并记录被试在自然发生的、向与实验室实验所用相同的慈善机构捐款的活动中，用自有资金进行捐款的情况，因此不同现场实验之间的结果不具备可比性。
(12)2008年中国的个人慈善捐赠总额激增为2007年的13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8、2009)。
(13)我们进一步对捐赠0和50元的被试比例在不同实验局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例检验(test of proportion)，检验结果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白得和挣得禀赋实验局中平均捐款额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在白得禀赋实验局中的捐赠0元的被试比例和捐赠50元全额的被试比例分别显著低于和高于挣得禀赋实验局的相应被试比例(对应比例检验结果均显示p值＜0.1)。
(14)这一结论与之前研究发现的女性在白得禀赋条件下一般表现得较男性更为利他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本研究的白得禀赋实验条件下，女性的确存在数量上比男性更大的捐款额均值，尽管这一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发现男女性别的利他行为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开展本研究前中国刚刚经历的几场重大自然灾害(2008年年初的严重冰雪灾害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所致使的个人慈善捐赠迅猛提升，削弱了性别差异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此外，也可能与中国教育体制中极强的竞争筛选态势，以及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根深蒂固有关。
(15)我们也运用了Tobit模型和negative binominal模型进行了估计，其估计结果与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