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共识论文,访谈录论文,斯蒂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不久前接受了美国《布朗世界事务》杂志(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特约编辑舍恩菲尔德(Lindsey Schoenfelder)的专访。在国际学术界围绕着全球化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中，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最权威性与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直言不讳地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的新自由经济学理论提出批评，为有关国际经济政策全球讨论增添了新内容。在有关发展、贸易与国际稳定等问题上，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通行做法发出了挑战。《布朗世界事务》杂志于2003年冬春季号（总第9卷第2期）以《挑战华盛顿共识》(Challeng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为题刊登了这次专访的有关内容。
记者：在你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以及此后，你曾提议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确实出现了改革吗？
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确实进行了一些改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改革则较少，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少许改革。虽然言论上许诺的改革要多于实际行动，但确实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记者：这些变化的影响是什么？对哪些地方产生了影响？
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方面已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尤其在其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上。与以前相比，它已从更加综合性的角度来对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许多国家，世界银行已将该国置于决策核心位置，让该国坐在司机座位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措辞上已承认资本市场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风险，因此，尽管在总体政策上的立场并未有多大变化，但它们已不再将这种政策当作议程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虽然比以前更多地论及贫困话题，但其制定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贫困问题的。这一点尚不清楚。
在东亚危机期间，我和许多其他人都指出，应更多地依靠破产、检查、停顿，大规模的应急措施是个失败。在阿根廷经济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同意大规模应急措施是个失败这种观点，并认为替代办法必不可少。它们还表示，我们应探讨破产、检查和停顿。与五年前时的态度相比，它们愿意讨论这些事实，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大批评是该组织缺乏透明度与责任性。民主参与在适当的经济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接受这种参与？
斯蒂格利茨：在形成经济决策期间，不应只听取各国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们的意见，也应听取反映金融界观点的有关人士的意见，这种看法已超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它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暗示政府在其中只起着最小程度的名义作用。贷款国尤其是七国集团统治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控制着表决权并掌控着整个决策过程。
那时的挑战是采纳发展中国家和借款国的各种看法，如果机构层次自身这样做了，那将是最好不过了。但同样重要的是，也应听取金融界外利益集团的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决策对机构外的利益集团有着很大影响。如果它们决定推行导致高失业的政策，工人们将会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如果它们决定推行将会导致高利率或紧缩贷款政策的话，那么小企业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必须听取这些利益集团的意见，其利益与金融界的利益相差甚远，这就是我为何如此坚持要求透明度的原因，这样，其他人也许会看到发生的一切，如果它们不同意这样的话，它们至少可以解释它们为何觉得发生的一切并未反映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后，我认为需要有更多的责任性。在以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项目时，无需告之其模式，也无需告之其项目将会对失业率或任何社会其他方面产生何种影响。应要求它提供对这些影响的评估结果，这样，如果这些影响不同于原先设想的话，它应对此予以说明。
记者：与以往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出现的那些危机相比，在地理位置上来看，现在对最贫穷国家提供诸如食品补助这样的社会安全网会变得更为可能吗？
斯蒂格利茨：它们总是可能的。与用于社会安全网所需的资金数目相比，用于为西方贷款国摆脱困境的资金数目要庞大得多。在印尼发生骚乱的情况下，金融界在已造成损失之后才发现了这些资金。今天，在那里，许多人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不提供社会保障网，将会产生各种社会后果，这些社会后果将远胜过短期的经济后果。印度尼西亚在由切断补助而引起的骚乱中所遭受的损失远比由财政状况略微改观所带来的可能帮助要多，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今天，它应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其所推行的政策例如对阿根廷的政策中并未体现这一点。
记者：为了阻止发生像韩国金融危机与安然会计丑闻这类事件，你曾强调健全合适的、考虑周全的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对此，何种制度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制度？
斯蒂格利茨：广泛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从金融监管委员会到独立会计标准委员会、出色有力的会计职业。许多国家已开始确立监管原则，完善的会计标准原已众所周知。也许有必要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标准上的差别。发展中国家不必确立它们自己的会计标准，它们可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联合起来，以确定发达国家所采用标准的差异之处。在设立出色的监管委员会和出色的标准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好几个国家做得挺棒的。
当然，问题是不管标准如何出色，当用制度去试验时，势必对这种体制造成冲击。例如，马来西亚实际上具有较为出色的金融管理制度，它坚持认为各银行应留出大笔数目的资金当作不良贷款的储备金，这就是它在处理不良贷款时未出现经济下降趋势的原因之一。
记者：很清楚，贸易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存在着贸易自由化的必要前提条件吗？目前你认为第一和第三世界存在的障碍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障碍是，第一世界并不像欠发达国家那样能自然生产产品，开放其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像农业和纺织品这样的领域。在北方的一些国家，那些产品依然受到保护并被提供津贴，这是发展中国家变成强大贸易国家的一大障碍。
北方已认识到有必要调整时机与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例如，在与中国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提出其服装业的调整时间将需要比世界贸易组织通常允许的时间多4年。如果连这个失业最少、最富裕的国家尚需有15年时间作调整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需要时间，尤其在它们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贸易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个能够创造工作机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一系列条件，以弥补由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工作机会的损失。
记者：你觉得幼稚工业保护和定额津贴在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具体而言，这类措施在战后“亚洲奇迹”中起了何种作用，尤其在目前美国政府计划推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情的况下，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些战略中可吸取什么教训？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在工业化时期，它采用了大量保护性关税，这是北方与南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些关税实质上就是幼稚工业保护。在东亚，政府在通过小额补助率的特殊信贷条款和帮助创建和转让技术方式以推进新工业的过程中并未如此高程度地增加关税。政策取向并非设置关税，而是逐渐减少关税，并通过贷款而不是数量庞大的直接津贴提供帮助。
记者：你觉得发展中国家应怎样吸取这些教训？
斯蒂格利茨：在今天的环境下，基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约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效仿以往的政策更为困难。当然，这些国家可提供基础设施帮助某些产业增长：它们可提供培训人员的教育，可创立产业科技园，在改进各种金融机构尤其在提供一定数量的直接贷款方面提供帮助。必须非常仔细地运用这些手段，其他一些国家虽然采取了类似措施，但资金并不直接用在建立新企业上，反而用于补助老朋友了。
记者：在某些情况下，你是否觉得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妨碍了某些国家获得最可持续性的增长水平？
斯蒂格利茨：世界贸易组织条款可能的确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所采取的部分措施不能被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轻易采用，这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可是，今日存在的政策工具在经过一段漫长旅途后能达到它们的目标。此外，在北方市场变得更加开放时所获得的这些有利条件将会对这类损失提供补偿，虽然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到这类情况，但如认识到这点，它将是一大有利条件。
记者：美国利益与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出的处方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斯蒂格利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无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里，美国的立场都起着核心作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美国拥有否决权。所以，一旦美国表示强烈反对，就将一事无成。在世界贸易组织里，美国也享有类似的地位。而且，所采取的各项行为不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并非美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金融界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资本市场自由时，受益的是华尔街而不是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并不希望采取那种将会导致全球市场不稳定的政策，虽然我们从这种不稳定中遭受了损失，但华尔街却通过由资本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新机会而得到了好处。
同样，在世界贸易组织里，制药公司也许从对知识产权严格的保护中获得了好处。这类保护措施使这些制药公司在最贫穷的国家坚持药品的昂贵价格，以致于急于想得到药品的人无钱购买，然而这种情况与美国人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当美国人民看到南非和其他地方的人正在被剥夺这些救命药品时，他们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希望这种政策被推翻。我的确认为美国人民的声音被听到了，但是是什么样的声音呢？特殊利益的声音经常淹没大多数美国人实际相信的东西。
记者：当国际金融机构倡导与它们想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反的政策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抵制这类政策？
斯蒂格利茨：发展中国家现在应体会到，除非极为个别的情况，否则它们通过短期贷款方式获得的那种援助所带来的好处极少。欠债并非是建造工厂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虽然新的融资也许会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觉得好受些，但在某个时候爆发危机几乎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时期所遭受到的损失将远远大于它们在短期资金流入中得到的好处。当危机降临时，譬如以阿根廷的情况为例，流入阿根廷的资金大多数将被用于偿还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银行。俄罗斯人很精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俄罗斯人知道，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供的所有资金将直接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贷款，所以不管俄罗斯是否同意其开出的任何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提供贷款。俄罗斯人走自己的路，在违约债务两年之后，它又求助资本市场。因为其经济获得了增长，它就能重返资本市场。其经济得到增长，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将卢布贬值，这种做法最后启动了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反对将卢布贬值，只有在俄罗斯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它才开始获得增长。各个国家不得不意识到这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知识的源泉，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其所倡导的许多政策都是糟糕的。它们必须设计它们自己的政策，要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引诱这些国家追随其立场的资金从长期来说毫无价值。
记者：你认为强调自由贸易、资本流动性以及金融市场相互联系本质的全球化已损害了国家主权地位或打断了发展中国家巩固民主的进程吗？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全球化推行的方式已产生了这种结果。虽然一国可以制定某项经济议程，并在获得民众强烈支持和广泛协商的情况下自愿地做事，然而，不同国家却以不同方式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束缚手脚的每个国家意味着短期要做事情的减少。例如，每当你建立一个独立性机构时，将不再依据个人基础来作出一系列决定。而且，一旦你不签署国际性协议，你就已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但让我头疼的并不是已作出的这类决定，而是许多国家所作出的决定都未经民主讨论，它们觉得它们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你将得不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援助，或者我们将会说，你们是个可怕的国家，外国投资者将永远不会进来。通过大棒加胡萝卜这种政策，发展中国家受到逼迫，这是对其主权地位的一个毁损。
记者：你认为通过何种方式，美国的外援才能最好地被用于推进公平的增长？
斯蒂格利茨：对于这个问题，并无简单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将取决于所涉及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治理阶段和公共部门的质量。人们有必要认识到，在援助他人方面，与政府部门相比，非政府组织也许拥有一个更有效的运行机制，所以，在某些国家，必须更多地依靠非政府组织。
卫生和教育的重要性已被人们认识到，不少最佳卫生和教育运行机制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世界银行已强调对发展应采取一种全面手段。应将资金贷款转变为补助，但应以导致援助资金数量的增加这种方式进行，贷款转变为补助金不应作为减少流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数目的一个借口。
记者：与布什政府目前推行的战略相比，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上述想法？
斯蒂格利茨：存在着大量一致性和大量差异。布什政府正确地认识到，过去推行的大规模应急战略是完全失败的。但是，现在，依据泰勒的建议，看来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对集体行为条款的合约内容略作变动，市场自身将足以解决该问题。理解我国破产法演变的任何人都理解这一点，即解决跨越边界和涉及主权这类破产争端将不仅仅需要市场机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错误地认为，一个贷款国和贷款国利益居支配地位的机构能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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