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历史本质思想的深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深度论文,本质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7-0023-06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要正确地把握与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必须从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入手。从而在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解与分析中，科学地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髓，正确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 哲学作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系统理论，其研究的对象必然包括存在的世界以及它的本质。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又是怎样存在与运行的，这必然成为每一个哲学家需要面对与阐述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无法避开的主题。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它们所关心与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是一样的，其分析与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只是二者在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精神世界只不过是物质世界所决定、所派生的产物；唯心主义则与唯物主义哲学相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的、精神的，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意识的产物或是某种独立于人的绝对精神的产物，是人的精神世界或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对象化或现实化的结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关系的不同认识与理解，造成了二者哲学观点的对立与分歧，并形成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但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意识中的世界与单纯自然科学家眼里的世界有着实质的不同，因为在哲学家的思维中，世界并不是一个宇宙论意义上的宇宙世界或单纯的自然世界，而是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是一个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这个“感性世界”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对象、现实、感性”。[1]不同的哲学家对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把握与理解，才造成了哲学内部思想的对立与冲突，并形成不同的哲学学派。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世界与世界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即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既与自然科学家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又与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有着根本的不同。自然科学家是从物理或化学的层面来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是由物理元素或化学分子所构成的。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是从纯客体、纯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唯心主义则是从纯主体的角度，纯抽象地认识“对象、现实、感性”。但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与把握，都没有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去认识与阐释。深层的原因在于旧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他们不知道，“对象、现实、感性”或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因此，它不可能是人的精神、意识、观念的产物，更不可能是某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精神实体的产物。而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理路中，人所面对与所要把握的“世界”，就是人的感性世界，即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是人作用过或正在作用的世界。它并不包括先于人存在的世界或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世界。人诞生以前的世界，不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能溯及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存在的世界也同样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不能探及的。因此“那些在人之前或在人之外的纯粹的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虽然是人类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始终保持着相对于人来说的‘优先地位’，但由于它们并未与现实的人存在发生现实性的关系，具体地说不发生价值与意义的关系，因而它们在本质上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无’。所谓‘无’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对人的现实生活‘无’现实的价值与意义。”[4]马克思对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向我们明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与新思想：即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对象、现实、感性”，也就是感性世界，而对感性世界的现实把握与认识，只有在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中，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得到真实而科学的认识与理解。 当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维度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感性世界”或“对象、现实、感性”上时，人类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会进入到其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内，成为其考察、把握与认识的对象。因为，“对象、现实、感性”即我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必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看来，感性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理解与把握感性世界，就是在理解与把握人的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认识人的本质以及历史的本质。因此，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必然包含其社会历史观，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实质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对感性世界的把握，事实上就是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可见，“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与创新，并不仅仅在于为人们研究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认识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对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从而为人们把握与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5] 历史的本质问题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哲学问题。要想知道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历史。在哲学家的视野中，“历史”是有它的特指意义的，指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不是某种在人之前或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宇宙史或纯粹的自然史。既然历史指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那么哲学家们又是如何认识与把握历史的呢?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6]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历史。既然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史，那历史的本质就必然是人的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活动，也即人的自我意识活动或人的精神活动。对此我们有一个疑惑：是什么原因使得像黑格尔这一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会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史或思想史?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哲学研究的对象：对象、现实、感性，也即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意识或观念的产物，是人的精神、意识、观念的外化、异化、对象化。对象、现实、感性或感性世界，相对于人的精神、意识、观念而言，是第二性的，是由第一性的精神、意识、观念所产生的，是由它们所决定的。因此，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思想、观念、精神、意识的外化史，而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活动或思想活动。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否是人的存在的基础与方式，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科学地向人们解释。这是因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在对历史本质的理解上，哲学史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观点，即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对立状况的产生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所有哲学学派，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对历史与历史本质的理解与把握都是从唯心的角度去理解的，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在自然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旦转入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放弃自身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他们也是持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在社会历史领域，真正把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的只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是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去把握与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因此，其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赋予实践的理解，而不是赋予唯心的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7] 对于历史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如何把握与认识的?在分析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又是如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中来把握与认识历史的本质的。当前学术界，在对历史本质的把握与认识上，有一种观点占据主流，即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实践或实践活动。学者们之所以会得出实践是历史的本质的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这样一个经典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以这个经典论断为依据，得出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似乎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事实上这个推论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全部社会生活能否等同于人类历史；其二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否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实践的。只有论证好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证明人类历史的本质能否等同于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全部社会生活能否等同于人类历史。如果能够等同，那就意味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史，人类的生活史就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应该是比人类的生活史更宽广的历史，因为它不仅包括人类的生活史，还包括人类的生产史，虽然二者在内容上有重合，但性质上却有所不同，生活与生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如人类的休息活动、娱乐活动，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但这类活动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人的生产活动，虽然它有利于人的生产活动。因此，人类的生活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是一个比人类生活史更大的范畴。既然人类的生活史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历史，那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史的本质不能等同于人类历史的本质。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是怎样生活的，取决于人是怎样生产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与之相对应。“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的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因此，对于人的社会生活而言，它在本质上必然是实践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由生产所决定。但我们不能盲目地就此推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也是实践的。因为这种推论没有仔细区分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也没有对实践本身有一个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劳动学说的批判中指出过：“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0]对于劳动而言，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而像劳动、生产、实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因此，劳动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的方面，那生产与实践也同样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论述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从这个论断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学说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践从性质上可以界分为革命的实践与非革命的实践，或者说是变革的实践与非变革的实践(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表述为“变革的实践”)。既然实践可以界分为革命的实践与非革命的实践，那对于历史的本质而言，非革命的实践是否也可以构成历史的本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历史做过这样的阐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2]这句话有“三个动词”：“交替”、“改变”、“变更”值得我们注意。笔者认为这“三个动词”其实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历史”是在人的不断变革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来改变旧的社会环境而产生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与活动。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另一句话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证：“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3]这里的“这种联系”指的是为了人的需要以及满足人的需要而形成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物质联系。物质联系之所以能够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就是因为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革，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则源于人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变革。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表现为“历史”，反过来讲“历史”就是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现实表现。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又是人的生产活动不断发生变革的表现，而人的生产活动，就是人的劳动，就是人的实践。因此，历史不过是人的劳动、实践不断发生变革或革命的外在表现与现实过程。推论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是人的不断变革或革命的劳动、实践活动，而不是与人的社会生活史在本质上相等同的一个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也对这句话做了一番表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15]在这里“环境”既可以理解为自然环境，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环境，但无论是自然环境改变还是社会环境改变，它如果与人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那么这个环境必然是一个人化的环境，是一个与人的发生关系，并且是人正在变革的环境或已经被人变革过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马克思哲学思维中的“感性世界”。而从事环境改变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历史活动。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视野中的历史活动，就是人的不断变革或革命的实践活动。这也告诉我们，历史的本质就是变革的实践或革命的实践，其并不包括非变革的实践或非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6]“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7]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历史的动力”的明确表述，也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质是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它来自于生产力的不断革命，来自于生产工具的突破与创新，从本体论上讲就是来自于人的不断变革或革命的实践活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的变革与创新，就不可能有历史的发展与前进。那些非变革或非革命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更不可能推动历史的变革与历史的发展的。因此，历史的本质只能理解为人的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其他。否则就会曲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领悟不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神实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富有意义的话，也为我们理解历史的本质是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提供了案例上的佐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18]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处于莱茵河彼岸的德国写不出“这样的历史”，没有“什么历史”。原因就在于德国缺乏与“工业和交换相联系”的历史实践。说德国人写不出“历史”，没有“什么历史”，并不是否定德国人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劳动、实践。而是认为德国人仍处于保守与落后的社会生活中，缺乏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感性确定性”。说德国没有历史，也是相对于当时的英国、法国等国家而言的，英国、法国与德国相比，他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而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9]因此，对于英法的资产阶级而言，他们“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0]相反，此时的德国却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旧有的生产方式，缺乏革命的活力，在历史上扮演着保守与落后的角色，因此，马克思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莱茵河彼岸的德国没有历史，德国人写不出真正的历史。因为，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历史本质”的理解来讲，那时的德国就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1]有的只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2]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的确存在非革命性的历史活动，如一些历史复辟或复古主义活动，但这类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历史活动中是非主流的，相对于历史前进方向而言，它们是反动的，因而对于历史而言，它们并不能构成历史的本质性活动，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张勋复辟，只存在短短的12天，就销声匿迹了；再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波旁王朝复辟，其命运也同样是如此，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也彻底结束。对于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描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3]因此，像这样在历史上出现的悲剧或笑剧，它们只是为历史增加了一点点戏剧色彩，并不构成历史的本质性活动。 正确而科学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是我们正确理解与阐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前提。从马克思历史观的角度，对社会历史的本质赋予革命的实践的理解与认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其一，将社会历史的本质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或革命的实践，为我们辨别与评价社会历史现象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提供了辨别的标准与评价的依据。社会历史的本质性问题，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思维理路中关于历史的本体性问题，它是我们认识、辨别、评价社会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标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具有进步性质，还是保守或反动的，是有历史价值，还是没有历史价值，就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的本质，即是否是变革的或革命的实践活动。如果是，则是进步的，具有历史价值；如果不是，则是保守的或反动的，就没有历史价值。因此，正确地把握与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与评价社会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标准，也为我们把握与辨别它们提供了一双慧眼。 其二，将革命的实践理解为历史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观，并指出了社会主体——人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更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每一个时代现实中的个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是创造性的历史实践；历史不是叫人们去追求已逝的、已死的东西，而是使人们注重正在进行的活的东西，去创造新的东西，从而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历史”立足的对象是现实的感性世界，是你要变革或正在变革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它注重的是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活动，是处在变革中或革命中的历史实践，注重的是历史发展的前景与方向。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历史本质真实而科学的理解与把握，打破了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观点，为我们理解历史，看待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与崭新的观念，也为我们改造历史、创造历史提供了新的思维、新的途径与新的理论支持。此外，它还指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4]这不仅是马克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要求，也同样是对每一个社会主体——人的历史要求。 其三，将社会历史的本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避免了仅仅把社会历史的本质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性实践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如果我们盲目把历史本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那非革命的实践活动、没有历史意义的实践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历史的本质。我们知道非革命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是保守的实践活动，又可以是反动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是重复的实践活动，也可以是不断循环的实践活动。如果简单地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于实践，那些非革命性的实践，如保守的、反动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都是正确而科学的了。这也就变相地等同于承认了历史是可以停滞的，是可以向后发展的，是可以循环的。而这必然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相对立。也就是说，把一般性实践看做历史的本质，等于是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内部留下了否定马克思哲学的隐患，为那些企图颠覆马克思哲学的人开了一扇后门，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对于历史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不能草率而简单地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就是实践。因为这种推论既没有辨别与认清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本质区别，也没有认识到实践活动在性质上还有革命的与非革命的界分。它可能会造成人们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与误读。 总之，马克思是从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去认识与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并在这个基础上，把社会历史理解为是人类不断变革或革命的实践活动，认为历史的本质在实践上是变革的或革命的，是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因此，马克思对历史以及本质的把握与阐释是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前提，并为我们认识历史与评价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思维与方法。标签：唯心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