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古代历史思想_司马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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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2)01-0031-06

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时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 史解易中,显示出他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对于易学体系形成做 出了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马迁的家 学中有易学传统,他自己在汉初的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学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非 常明显。班固的易学体现出东汉易学风格,《汉书·五行志》,《艺文志》各个篇章都 有反映。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 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础。

两宋的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 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大史学家,在易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写的《易童子问》 等,反映出对易学的清醒认识,着重从义理上解易进而提出对史学的看法。司马光的《 温公易说》等与他的史学评论思维方式相通。李心传、李焘是蜀中史学的代表人物,他 们的易学与史学相通。李光、杨万里在易学史上是以史证易的代表,把史学纳入到易学 体系中去。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完成了使史学“会归于理之纯粹”。朱熹史 学、易学都成为他构建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对易学研究多有建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学上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船山易学的思维特征对他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产生重大的影 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与《易教下》,他 的易学观点成为评论史学的理论基础。(注:近人刘师培论说:《易经》学与史学的关 系,是章学诚说的《周易》对考史的四点意义:一是,周代之政多记于《易经》,故《 易经》可以考周代之制度;二,古代之事多存于《易经》,故《易经》可补古史之缺遗 ;三,古代之礼俗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宗法社会之状态;四,社会进化 之秩序,事物发明之次第,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古代社会之变迁。(见 《经学教科书》第二十五课《论易学理史学之关系》)。刘氏着重从文献学角度认识《 易经》与史学的关系。)

近代易学和古代易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局限在旧经学范围内论说《易》,讨 论历史的易学有关问题,而是以史的眼光认识《周易》。顾颉刚解说《周易》的历史故 事,把易学讨论纳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围。郭沫若用社会史眼光认识《周易》,这些成为 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辩证法精 华,为科学总结易学提供了范例,把《周易》这部书从神的启示录变成“世俗人”的思 维术。

在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先秦到 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为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总结历史 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易学的影响。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也成为史学家 论历史兴亡、说历史因革的哲理依据,波澜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学与史学关系是另 一回事。

从学术史上看,易学与史学关系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史证易。这就是清朝《四 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宋代李光、杨万里的以史证易。这是易学范围内的事,是以历史事 实解说易理,说明易理的正确,因而它是易学中的义理派。要说明的是,以史证易,并 不是从李光、杨万里开始。下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一点。

另一种是以易解史,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上的 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主要的一面,史学家受易学影响,对他们的治史产生影响, 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史学走向,在史学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而这恰恰是易学研究较为薄 弱的部分。我们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讨论易学与史学的关系。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 不是以史证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只有从一个的角度认识易学对史学的 影响,才能更好地揭示易学变化与史学进展的关联。

还有一种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这是“以易说史”的路数 。这本不错,但它同样不能阐明易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

《周易》的天人关系的认识、通变思想等各种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家在 史书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说明;有是史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 各种方式表达出历史思维的特点。分析史学作品,便能体会得到,看出易学对这些史家 在理解历史、认识史学上的影响。所以,在研究易学与史学关系时,要注意对史著的认 真分析,要在原著上下功夫,要读其书,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应该说明,易学以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负面的影 响。中国史学史上的谶纬神学历史观点、天人感应历史评论,很多和当时的易学思潮纠 缠在一起。

我们着重从思维方式上看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不同于古代易学以史证易,概括起 来说是:以易解史,系统地讨论一下中国史学与易学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联结。

《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指出,易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六宗。其中义理派 由王弼“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扬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 的论说,展示了易学发展之大概,但未尽合易学之实际。易经易传与史学有不可分之联 系,因而或谓易为史官文化,是有一定道理。论易而参证史事,仅是易学与史学联系一 种表现,而非全部。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他们对中国史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易学的思维特征,不只是要研究凝结在《周易》经、传中的思维 特点,还要讨论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史学家、思想家在以易解史中表达出对历史理 解的方式。易学思维是多样的,(注:朱伯昆在《易学哲学史·前言》(华夏出版社1995 年1月版,第一册第3—4页)指出易学的思维方式十分丰富,有形式逻辑思维、辩证思维 、直观思维、形象思维等,但最突出的是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这是很有道理的。)但 是从史学思想角度看,从思维方式看,易学对史学影响至少可以提出这几个方面。

一,天人一体的思维,也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的思维。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 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蓍之法,《周易》都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系辞》 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 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又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丈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俯察天地与自然之变化,才有八卦,才有《周易 》,所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历史观产生一定的 影响。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有一种历史观是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来思考,可 以说这是一种大历史观。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人之间的联系,自然的“天”与社会的“ 人”,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天还是人,是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 人事作用决定社会的变动?思想史上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说,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历史 观点。与此相对立的是重人事的历史观点。

所谓天人之际的思维是整体的思维,是把自然与人类历史,看作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体 系,从《乾》、《坤》到《既济》、《未济》是一个体系,各卦在这个体系中占有一定 的地位,各个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每卦中上下卦又为相互的联系的子体系。这个思想 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体系观念确实包含在其中。从中国史学思想上看,天 与人构成一个体系,其中“人”的社会有君臣父子夫妇组成的体系,而随着社会人所处 的地位差异,又有大宗、小宗的宗亲体系。这是易与天地间的整体思维的各个方面,我 们应该注意到。

易学的象数派以图式演绎出世界变化历史变迁,通过图、通过对数的解说,表明自然 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是一个整体。汉代孟喜京房之《易》把自然与 社会作为先验图式展示出来。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 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构成一个大系统(清人惠栋制出《十二消息图》)。京房编排 出八宫卦的图式。可以看出,他是把自然变化的作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是 阴阳的变化、发展;自然变化与社会等级礼治又联系起来。这个天人联系的编排,一方 面论定了社会等级、社会礼制与自然运行是一种先验的秩序,自然天象变化成了封建社 会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说明。孟喜以辟(君)、公、侯、卿与大夫与十二辟卦相配,很明显 是封建礼制成了纲,是统率。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人事、自然的变到乾 的六爻为阳,这是阳盛已极。此后便是 垢的一阴生,到坤的六爻为阴,是为阴已至极的地步。可以说这是把盛衰的变化、盛极 必衰的思想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中,运动循环论十分明显,那么在京 房的八宫的编排中的运动变化情形就较为复杂,八宫卦中八纯卦中既有乾、坤为父母, 各统三男、三女;而八纯又为上世、以后则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 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这样就将天 、地、人、鬼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从上世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 可以看成是一个渐变,如乾宫从乾、垢、遁、否、观、到剥,这是从一阴后到五阴生。 而从五世到游魂就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一世,而是发生新的变化。五世为剥,而游魂卦为 晋“卦复本宫曰大有,内象见乾为本位”。这就是说一个事物在到了极点 的时候,情况变化不是简单地作循环的运动。汉代象数派对天人的解说,验证封建等级 礼制是永恒的;又把“天”作为有意志、完全左右历史变化的支配力量,都是错谬的理 论。

宋代易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贯通思考天人古今的变化与发展。邵雍的《皇极经世书 》就是贯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以元会运世日月星辰来编排宇宙与历史的行程,编列 出由阴阳刚柔相交到人的出现,唐尧以后的中国的历史,从开物到闭物,人类社会历史 在整个宇宙运动中只是一个极小的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经过皇帝王霸各个阶段 。另外,周敦颐的易学也是编织天人宇宙的结构图式。把天地形成、男女出现到社会等 级结构的形成,用一图式展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二,通变思维。中国民族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易学辩证法影响下形成的变 通思维方式。《周易》最重要的思想是“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 》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系辞下》说:“《易》以道化”;“道有变动 ,故曰爻”,“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周易》的最基本元素是爻,即就蕴着“ 变”。由爻而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整个《周易》体系便是变动的 体系。《周易》谈卦变、爻变,一卦有下卦、上卦,上下卦各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卜筮有本卦到之卦的变,卦体的六爻又可以变。 因此,在易学上,就有位应说、往来说、承乘说以及互体说等等。

《周易》八卦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在变化之中,各种变化又是相互制约 、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此,变化又是有条件的。吉凶、得失、否泰、损益、行止 、成败,都是与爻所在的卦体、爻位有关;与上下卦体、上下爻、隔位爻的作用有关。 变化中讲条件的思想,是道家谈变的思想所不及的。

变与通相连,变通思想,这是我们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社会与自然都在变通之中 ,世界由于变化才能有成,才能久恒。“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彖》)“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 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系辞》的上下篇,简直是一部“变通论”。

《系辞上》: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 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周易》的通变思想作出不同阐释,这里不能作出详尽的讨论, 重要的是,通变思想对于观察历史的意义。社会历史如同自然日月一样盈虚消息,呈现 出盛衰的变动。《周易》又说明了在社会变动中,人事作用非常重要,提出“保民无疆 ”(《临·象》)、“振民育德”(《蛊·象》)、“容民畜众”(《师·象》)等重民保民 思想。我们先祖黄帝、尧、舜以通变思想治理社会,是成功的范例。从《周易》的经、 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的历史观念,这些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一种变通 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途径对中国民族史学特点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变通思想又把 历史的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把论历史大势走向与说历史兴亡联系起来,并且在一定条件 下论说社会变革与对历史的借鉴。

只因有变化,才有世界、才有历史的进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 通”、“久”三者一体。而事物发生变化、影响变化又与一定的条件有关,与事物所处 的位、体有关;变化的前途是又有“时”、“势”的各种状态。社会发展过程中,“变 ”与“不变”具体到社会上来说,它们各有特定的内容。“变”与“不变”是怎样一种 关系;社会变革,应该怎样“变”等,这里又有各种主张。盛极而衰、见盛观衰等等, 成为历代史学家的热门话题。《周易》中的通变思想对历代思想家史学家考虑社会前途 ,提供了很多启迪。有的直接借用《易》的语言,有的是按照《周易》变通思维方式, 提出自己解决社会危机方案。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思维,这是说研究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 ,要有创新的思维。所谓“易”有三义即简易、不易与变易,其主导的内容、核心的思 想是“变易”。这种易学要求人们在观察、研究自然社会时,不要固定一种程式。“日 新之谓盛德”是这种思维的形象的表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考,包括他的承弊通变的历史变革观都是 易学的通变思想在史学中的运用。

以《易》的通变思想为根据,提出史学变革主张的当是章学诚,他以《易》的通变思 想,说明史学更革的必然与必要。章学诚指出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变化经历了千余年, 史学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 书的编纂上,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 。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 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 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 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书教下》)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纪传体史学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 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例不纯。章 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问题 ,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得到启发。他在《文史通义·书教下 》中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 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 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 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 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 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行;神,可 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所谓圆神与方智 ,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 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不同又相通。这种思想运 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适用不同要求的作品,同时又要看到,每一著述 中的内容变化,其采用的所谓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公式化、僵化。 硬性以一种模式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 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 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 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 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 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 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不能为例所拘,章学诚推崇纪事本末体,说这种体裁“因事命 篇,不为常格,”但是,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纂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 ,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 “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 ,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纂还具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 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来看司马迁的《史 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不必分类,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 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 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做法的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 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义益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再加上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 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 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 《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通变的思想, 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 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 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 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这是思考学术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 易学是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所谓“易道广大”也是指这层意思,这其中有合理的成 分,也有非科学的因素。从《易经》到《易传》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经过筛滤,还是有 杂质,但其中确是吸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粹,最终构成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从而形成 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史家之言”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史家以“纪”、“志”、 “传”等形式,网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术、风俗、文化、制度、人事等于其中。 中国史学是包纳百家之学,展示了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层次性。

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学术综合、汇于一,是客观的要求,当时出现两 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是从景帝以后出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提出要“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写《史记》的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司马迁父子和董仲舒不同 主张在总结各家学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一家。《六家要旨》开篇便引《易大传》说的 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明了学术发展的一种规律,不能以一种学术 去消灭另一种学术,以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思想。百家要归于一,结论只能是:要在总 结百家学术的基础上,在融会各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形成新的一家学说。司马 谈要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正《易传》”的任务,不是要司马迁写新的易学作品,而是 以《易传》的思想去发明、去创造。可以说,《易大传》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基 石。没有《易大传》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不可能进行学术大总结,也就不可能写出一种 新思想体系的《史记》。

四,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这是史学家的历史感、时代感的体现。钱基博的《<周易> 为忧患之学》一文(载《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从易义、六十四卦的体系、卦爻象 、《系辞》等,结合中外历史以论说之。

从《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 到《系辞》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 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优良传统,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历史前途,以天下为己任。《周易 》的忧患意识是史学关心现实的思维传统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他把易学的忧患意识与通变思想借鉴 思想结合起来,把古代的思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从事物变化的“贞一之理”上论说 事物的变化,进而理解对历史变动的道理,从而在根本上把历史的借鉴与历史的“贞一 之理”联系在一起,进而论说认识社会内在的危机,这就是他所说的察“几”。“‘几 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汉之乱,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有目者皆见,有耳者 皆闻。”不但察“几”,而且还要早察,《读通鉴论》卷五《哀帝八》说:“《易》曰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之辞也。三岁而不兴,逮其兴 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在人事的吉凶上也要早察。《读通鉴论》卷一《二世二》在 论及李斯的悲惨下场时又说:“……不待上蔡东门之叹,肺肝先已自裂。(李)斯岂果无 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同书卷二十四 《德宗三○》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 ,亡有亡之理”;“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 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在这里,我们要体会的 是,他的忧患意识和通变思想、历史借鉴思想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他的历史兴衰论的鲜 明特色。

在人事得失、社会变动及历史的兴衰的思考上,王夫之特别重视事物内部论变化的根 据。他在《读通鉴论》中有几段话,说: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惧之心,系之也。夫既有其民,山 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给也。……惧而忘其苞桑桑与不惧者均。(卷十九《炀帝三》)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君 子之谦,诚也。(卷二《文帝二》)

(张良)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 姑为佞也。(卷二《汉高帝一○》)

呜呼,师道之难也。于《蒙》之象见之。人心之险,莫险于利禄得失;惟以艮止之德 ,遏欲以静正……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身之不正,何以养人?(卷六《光武帝 三七》)

这些都是从人事的“内”在原因上谈历史兴衰变化、人事吉凶的变动,进而论说趋吉 避凶。他没有脱离民用谈《易》。夫之治《易》的宗旨之一是“切民用”。他说:“若 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 性,统四圣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 。”(《周易内传发例》)王夫之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融汇中国古代的各种历史思维,显 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丰富和深遂。

收稿日期:20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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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与古代历史思想_司马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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