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才[1]2000年在《黄遵宪西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近代中国，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谋求中国社会的进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黄遵宪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仅把他看作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外交家，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中国近代化建设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社会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围绕黄遵宪的西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一部分，黄遵宪西学思想的形成。黄遵宪从1877年出洋，一直到1894年归国，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通过对日本、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入研究，最早接受了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和民约论这两大先进的思想武器，主张向西方学习，并构筑了一个以日本经验为参照的西学模式。这标志着其西学思想已初步形成。 第二部分，黄遵宪西学思想的发展。甲午战后，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黄遵宪一方面要求换救民族危亡，抵抗外来侵略；另一方面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压迫。于是，他提出了“进化三世说”，使西方进化史观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民分官权论”，对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了改造创新；形成了“地方自治”的理论，使他所设计的西学方案更加切合中国的国情。这一切，表明其西学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部分，黄遵宪西方思想的深化。戊戌变化失败后，面对剧烈动荡的时局，黄遵宪的西学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进化论方面，他结合中国传统中关于“势”的理论，对西方的进化思想进行了改造创新，形成了“历史大势论”；在民权思想方面，他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毅然决然地迈出了对他本人来讲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根据西方民权思想中“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理论，又提出了“批判君权”的思想，对中国的君权专制主义展开猛烈的抨击；在西学方案上，他怀着对西方民主共和的向往，初步构画出一幅中国未来的社会的“大同”蓝图。这一切，表明其西学思想已深化到一个新的层面。 第四部分，黄遵宪西学思想的历史评价。西方的先进思想是黄遵宪西学方案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接受西方的进化论和民权学说，他决不会失后形成日本模式、地方自治方案和民主共和蓝图。实质上，进化论、民权思想和西学方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系统。黄遵宪正是以进化论和民权思想为理论指导，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改造创新，才使其西学方案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现实需要。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黄遵宪提出过所谓“西学源于墨子说”，流露出“中国文化至上”的自大意识；并且“忠君报国”的理念非常浓厚，又不时受到封建“君臣大义”的束缚，从而使其西学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田伟[2]2010年在《黄遵宪与湖南维新运动》文中指出在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时代潮流中,有识之士就时代所能给予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各种努力,黄遵宪就是其中的一位。十数年的驻外生涯,使他亲历了西方政治文明。在此基础上,黄遵宪的维新思想不断地蓄势与积淀,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归国后,黄遵宪试图以其“奉主权以开民智,尊官权以导民权”的改革与救国方针,投入到国内变法运动中,在湖南进行了一场民权、法治与宪政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政治试验。黄遵宪深刻体察国情与省情,首先从培植新政人才和宣传维新思想两方面入手推动政治改革。因此,入湘后的黄遵宪立即投入到了学堂的创办与报馆的创设上,为湖南新政办有端绪首开一途。他为湖南维新政治改革进行制度的变革与设计,其改革的重大举措包括南学会的创办和保卫局的筹划,以及由此而实行的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与官员的培训。这些也是黄遵宪在湖南新政中“地方自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分官权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去郡县专制之弊。在此,集中体现了黄遵宪长期的驻外观察所形成的政治改革思想,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又较多地体现了他本人的独创与建树。纵观黄遵宪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的各种历史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湖南新政得以推行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著史为湖南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他联合锐意革新的维新群体共倡新政,他所主导或参与设计的各项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生机勃勃的维新局面。但由于改革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主观行动机制上尚有不足以及新政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存在的失误,黄遵宪欲从一省首先改革进而推动全国变法政治运动的重大实践止步于湖南。就黄遵宪参与湖南维新运动这个重大的政治课题而言,其贡献是相当大的。而其政治理想的最终破灭,又进一步昭示出晚清政治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历史的车轮已滚滚向前,维新运动早已成为旧梦。然而,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又似乎给了改革者以诚挚的慰藉和真实的回应。
周晓平[3]2011年在《黄遵宪“西学墨源”论评析》文中提出"西学墨源"论是黄遵宪的一个重要思想,深刻地折射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阶层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该思想是在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融西贯中、以西学为真理的情形下提出的。它强烈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民族的文化自觉心态。它的背后,凸显出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只有客观分析,才能追寻"西学墨源"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黄敬才[4]2009年在《浅析黄遵宪的西学思想》文中提出清代末期,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谋求中国社会的进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黄遵宪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黄遵宪的西学思想,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其西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杨站军[5]2007年在《游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文中研究指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剧变的历史时期，文化思想方面自然也不例外。晚清的思想文化，不仅受到来自传统的冲击，也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在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当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始终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学堂科举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等等，这都说明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与艰难。关于论文的基本观点，作者认为，诗界革命不是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桥梁，现代白话新诗也不是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过渡和演变，相反，五四白话新诗是继诗界革命之后的另一路向的探索和发展。五四白话新诗是在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吸收中国传统诗歌所创作出的一种全新的诗歌。因此，五四白话新诗开辟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场文学变革，诗界革命的作用和影响远远不及“文界革命”，更不用说“小说界革命”了。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且历史悠久的文学史现象，给诗界革命以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诗歌如何衰微，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历史出发来理解我们自身，然后取得我们与历史之间的联系。研究历史总是要为自我阐明服务，也即向当代人表述：传统不仅仅是传统，它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一自我阐明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诗界革命作为中国诗歌整个演变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人主张保守我们的传统，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接受西方的影响，从而改变和继承传统，而不是象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地反传统，从而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界革命”在保守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自有其宝贵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文学、研究“诗界革命”的价值所在。
王亚玲[6]2016年在《《日本国志》研究》文中指出《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1848-1905)是清末杰出的外交家、诗人与史学家。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驻日期间意识到日本效法西方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希望我国借鉴日本变法图强。开始研究日本历史与典章制度,撰成《日本国志》这一典志体史书。《日本国志》的写作历时七、八年才完成,但完成后并没有马上受到重视,当时看过这本书的人很少,影响也很小。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出于了解日本的需要,开始大量出版印行《日本国志》这一介绍日本的著作。随着作者黄遵宪见闻的增多和自身思想的改变,他对原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日本国志》有不同版本,且内容不同。《日本国志》共四十卷,五十多万字。记载日本自神武元年到明治十四年各种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重点记载明治维新的情况,体现了详近略远的编纂特点。书中运用的编纂方法、蕴藏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在继承我国优良史学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日本国志》出版后,对国人产生了影响,改变了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日本国志》总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日本国志》对维新派人士尤其是康有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平[7]2016年在《晚清知识人以“中学”收编“西学”的尝试——以黄遵宪“以中释西”的文化整合策略为例》文中指出作为主动请缨出使日本的清政府首批外交官,黄遵宪试图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与根据,努力将"西学"整合为"中学"的一部分。经过黄遵宪的这番解读,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不过是中华文明衍生出的旁流支系而已,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龃龉被人为抹平,其良苦用心在于努力将"取法泰西"控制在"用"的层面以维系中华文明在"体"的根本层面不受西学侵蚀。基于这一普遍逻辑,晚清中国知识人固然严重曲解了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本质,但也正是借助这一貌似牵强附会的"以中释西",抚平了他们因不得不师法西夷、东夷而产生的极度焦虑与屈辱感,为晚清朝野上下最终达成"取法泰西"的共识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从自身文化传统内部发掘维新变法的思想动力,又是对愈演愈烈的西学东渐之风强有力的纠偏与平衡,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左鹏军[8]2005年在《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与文化心态》文中研究表明一引子:走向世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主动地了解和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一文化进程也就是向西方近现代文化学习,从而调整重建中国文化格局,重新寻找和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立场,完成文化转型的过程。它无疑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约略而言,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从19世纪中叶已正式开始,直至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杨波[9]2010年在《晚清旅西记述研究（1840-191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旅西记述,即以欧美等主要西方国家为记述对象的域外游记。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移动,且附带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跨界经验。从出发到抵达,其实是一个旅行者观看、反省、体味和升华的思辩过程。晚清中国,山雨欲来,变局骤起。内忧外患的因缘际会,一个个西行者踏上了朝西的旅程,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游文本。这些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勾勒出国人观念更新和文化嬗变的轨迹,为我们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本文欲借鉴比较文学形象学与旅行理论的视角,用跨文化研究的眼光,审视行旅中的文学,还原文学中的社会,力争将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有机结合,使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得益彰。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回顾晚清旅西记述兴起的时代背景,指出这一文类正是在中国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传统舆地之学的延伸以及近代传媒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时势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得游记中的书写主题呈现了由“自然相”向“社会相”的递变,加之晚清政府的官方推动,以及西行者经世救国的自觉担当,山水风光已淡出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教风俗、社会民生、交涉礼仪、工艺制造的记述。出现在游记中的异国风物,往往被西行者见文生意,与中国暗淡凋敝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这种“因小见大”的叙述策略,使旅西记述初具了“大叙述”的文学风范。旅西记述因作者身份、文学素养以及关注重点的差异,造成文本体例千差万别,叙述内容包罗万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第二章借旅西记述文本还原西游之旅对晚清国人传统世界观及文化观的冲击。在跨越中西的旅程中,西行者传统的中国中心论随之瓦解,全新的世界观念开始形成。在看与被看的视角转换中,西行者开始抛弃轻慢无知的心态,长期以来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开始逐渐变得温和客观,饮食男女种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濡染,许多不经意间改变的生活小节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纽带和桥梁,使得原本看来不可调和的文化隔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冰释。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阐述西行者对科学和民主的认知与想象。科学的世界神妙不可方物,西方总统议会制度井然有序,因为没有对应的知识体系与认知范式,他们只能从儒家经典和圣人教诲中去揣测与联想。于是“西学中源”说、“泰西近古”说应运而生,成为解读与想象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工具。从毫无科学观念到初步的科学理念的萌生,从对华盛顿神话的追慕到西方民主的想象,其中不免臆想和谬误,但大洋彼岸“赛先生”和“德先生”的面目已渐趋清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播做了有益的铺垫和准备。第五章考察海外行旅与近代文学变革的内在关联。梁启超在海外羁旅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设想,黄遵宪“言文合一”的创见和“别创诗界”的孜孜以求,……为空间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桐城文人的域外游记创造性地糅合了传统文法与异域风物,将新思想、新名词化而用之,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拉开了古典游记散文新变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梁启超,以天才的创造才能,汲取日本明治文体的质素,将欧西文思与报章文体融于一炉,别创酣放恣肆、横扫千军的“新文体”。晚清海外纪游诗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诧。异彩纷呈的域外体验与诗歌这种中国最为正宗和传统的文学形式结合,出人意料地揭开了晚清诗歌变革的新篇章。西行者借助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暧昧含混的言论,刻意夸大小说移风易俗鼓荡民心的“域外经验”,小说救国神话就此兴起。西洋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娱乐形式,吸引了大多数西行者的目光。他们从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联想到了背后精妙的科技手段,进而呼吁改良中国戏曲,振兴民气,再造新国。同时,戏剧救国论的口号也成为其后晚清文学喧嚣一时的文学功利性言论的滥觞。旅西记述为国人呈现了一幅西方世界乍明还暗的暧昧图景,从这面异域文化之镜中,西行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裂变的危机。我们不必苛责这些认知和体会的粗率与浅薄,毕竟就旅行的意义而言,移动的过程比抵达更值得思索和品味。这些文字承载了一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力图自强的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近代转型的蛛丝马迹。尤为可贵的是,在艰难的思想探索和文化反思的汗漫之游中,西行者也自觉进行着文学变革的实践,开启了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新篇章。
黄涛[10]2004年在《黄遵宪君主立宪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遵宪是十九世纪末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外交家、史学家和维新思想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中西(尤指日本)文化交流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对黄遵宪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前人对黄遵宪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投在其“君主立宪”政体思想上，分别从它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实现方略、改良实践、历史地位等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黄遵宪君主立宪政体思想中所蕴含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与时俱进、勇于实践的维新理念，对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国民思想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 黄遵宪西学思想研究[D]. 黄敬才.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黄遵宪与湖南维新运动[D]. 田伟. 中南大学. 2010
[3]. 黄遵宪“西学墨源”论评析[J]. 周晓平.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 浅析黄遵宪的西学思想[J]. 黄敬才. 沧桑. 2009
[5]. 游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D]. 杨站军. 上海大学. 2007
[6]. 《日本国志》研究[D]. 王亚玲.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7]. 晚清知识人以“中学”收编“西学”的尝试——以黄遵宪“以中释西”的文化整合策略为例[J]. 曾平. 中华文化论坛. 2016
[8].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与文化心态[C]. 左鹏军. 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5
[9]. 晚清旅西记述研究（1840-1911）[D]. 杨波. 河南大学. 2010
[10]. 黄遵宪君主立宪思想研究[D]. 黄涛.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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