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河南论文,方言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江苏省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苏南地区河南方言岛群形成的原因、类型及分布、特点，并指出它给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带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苏南地区有不少河南人，他们操河南口音，行河南风俗，或与当地人杂居，或自成村落，不少方面都与当地人迥异。然查阅各种文献，尤其是各地新出方志，所录者寥寥，且多为一笔带过。至于像河南人来自何时何地，今分布何地何处，有何特点等，更无详细说明。或有说明者，也因缺乏第一手资料，多有疏误。从1989年起，笔者利用工作机会，开始对这一地区的河南人的情况进行调查。1992年夏，笔者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资助，又先后四次前往河南人居住地区进一步进行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初步摸清了河南人的来龙去脉，并形成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今不揣浅陋，择其要者提供给有关各界，并希望智者对其中的疏误予以补正。
一
19世纪中期到本世纪初，苏南地区陆续迁入大批外地移民，这批移民的主体是河南人。他们大多来自河南东南部的光山、罗山、商城等地。光山等地旧时属光州，是一灾荒频繁的地区，按当地人的说法是十年九灾，非旱即涝。为了生存，大批河南人辗转流离，其路线自然是由北向南（近代河南人移民的基本规律是北部北移，南部南移）。当然，河南人南迁的地区并非只有苏南，也并不是只发生在19世纪以后。据史料载，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南方一些地区就开始控制流动人口了。例如浙江、安徽曾多次对已有“棚民”进行整顿，“不允许外省棚民再行迁入”[1]，可见当时南方已是移民“成灾”了。但是， 在苏南地区，河南移民的高峰期似乎晚了一些。在查阅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河南移民的任何有关记载。在民间，我们听到一些传说，一些人也自称河南人。但是，他们住在河南人的集聚点，在与河南人交往时讲河南话，而在家却讲当地话。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他们真是河南人，那么极有可能是19世纪以前的移民潮中（或更早）移来的，而其在苏南的数量一定不多。19世纪以前河南人大量移入皖、浙而没有移入苏南，这可能跟当时的其他历史条件有关，这里不予讨论。
然而，历史最终给河南人向苏南大移动拉开了沉重的序幕。自清咸丰三年（1853）起，河南大部多次发生旱涝相间的特大自然灾害，田野颗粒不收，人们以树叶草皮裹腹，随之近乎草尽树绝。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以“一副萝担”[2]离家出走。他们也跟以往河南人一样， 出门向南，漫无目的地流浪漂泊。
就在河南人辗转流离之时，苏南地区也在发生几乎是空前的劫难。太平天国和清军的拉锯战，使得当地天无宁日，地无净土，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以句容为例。据清光绪年续撰《句容县志》记载：“自咸丰十年兵燹后，县之南乡户口凋零，不及平时十之二三，田地山场大半荒弃”。这种情况给南下的河南人一个安身的机会，“光绪十四年，荆豫客民来开辟殆尽。”荆即楚国，豫即河南。可见，当时这“山场大半”的占据者均为移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苏南不少地方，有一些所谓湖北人和湖南人实际上是河南人。一则这些河南人的口音基本上属于“楚语”，听起来象湖北人；再则当地人“湖”、“河”不分，一些人又道听途说误把河南人当作湖南人了。在宜兴，当我们几乎到了河南人的居住点的时候，还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有湖南人，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湖南人，当然，苏南地区还是有一些湖南人的，他们主要是当年遣散的湘军的后代，只是人数不多，且居住点分散，语言文化等均已被河南人（或当地人）同化，今已无法辩别了。河南人移入苏南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且不说途中拖家带口的颠沛流离之苦，单就寻一块儿落脚的土地所历尽的辛酸，也足以使他们的后代不寒而栗。移民之初，尽管当时大片土地荒芜，但当地人并不肯分让分毫，因此当时土客之间矛盾极其尖锐，械斗时有发生，以致于官府出面干预，公开驱逐。当然，此举并非仅苏南独有，也并非始于此时，浙江、安徽早已有相同的事情发生。但事情的结局似乎相差无几：各地最后均给河南客民们以合法的地位。
河南人大量流入苏南、其地位得以合法得力于太平天国后清政府“修农利，安流徙”的善后政略。据文献记载，在当时清政府的授意下，各主要荒废地区先后拟定出垦荒章程，设立“劝农局”、“招垦局”之类的机构招引垦荒，[3]“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4]。江苏省之江宁府属各县早在同治四年就大量招引客民移垦，句容县“自行开垦而后，客民携耒耜来收塍……有喧兵夺主情形”[5] 到19 世纪80年代，客民已超过土著，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按照行龙的研究，光绪中后期，外地客民仍陆续前来苏南[6]。据我们的调查， 这里的外地客民大多是河南人，而移民的运动，则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例如，句容县后白镇李家桥的黄仁进老人，我们前往调查时98岁（1993年），就是在宣统二年来此地定居的。他家所在的油坊村（以前叫黄家油坊，是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几乎都是他的后代。又如丹阳市埤城镇土库楼的张夫毛老人，我们前往调查时88岁（1989年），就是在民国初年移居此地的。
一百多年来，河南人在苏南地区垦荒造田，种稻植桑，畜牧养蚕，繁衍生息。据初步调查，随着岁月的推移，时光的流转，在苏南的河南人的数量已达20多万人。
二
河南人在苏南的分布情况比较复杂，就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掺杂型 一些河南人来苏南后跟当地人或其他移民杂居，但仍保留一些河南风俗等，还可以表明是河南人。例如句容磨盘乡的俞巷就是一个河南、湖北、广西、湖南、山东以及苏北等地移民杂处的移民岛。
（二）孤岛型 一些河南人居住得相对集中，他们周围是本地人或其他移民，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岛有大有小，移民岛也是如此。例如句容的磨盘、袁巷两乡就是一个较大的河南移民岛，这里的河南人有3万多；而丹阳埤城的白龙寺、东白龙寺两村则相对较小， 目前总共只有400多人。
（三）群岛型 一个个彼此可以互相联系的移民岛就构成了移民群岛。例如宜兴的善卷，溧阳的上兴、上沛，溧水的白马、共和、东屏、句容的磨盘、袁巷就可以总称为河南移民群岛。
移民岛和方言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完全一致。其间的重要差别就是着眼点不一样。移民岛着眼于来源，方言岛则着眼于现时以及岛内人所操的语言。河南方言岛的河南人说河南话，但不等于说河南话的都是河南人，也不是所有的河南人都说河南话。例如在丹阳市有不少河南人，但除老年人外，几乎已无人说河南话；而在磨盘等地的一些村子里，本地人也说河南话。我们在这里不以移民岛而以方言岛作为讨论对象，因为当初的移民已经不存在，特别是一些掺杂型分布的河南人已经被当地人或其他移民所同化。但是，由于这些移民的后代仍然保留祖上的大量传统，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语言，因此就总体而言，二者仍有不少重合的地方。
我们在讨论苏南的河南移民时候名之以“河南方言岛群”也有自己的考虑。我们觉得应该把群岛和岛群区别开来。群岛之间可以互通，犹如大海中邻近的岛屿，而岛群除群岛外要包括一些与之有关的孤岛。在考察苏南的河南移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群岛型的，还要注意孤岛型的。
苏南的河南人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句容、溧水、溧阳、金坛、高淳、宜兴等县市的交界地带，它们之间有断有连，可以看作是群岛；此外，丹阳、丹徒、吴江等市县则是孤岛型的。苏南的河南人大多居住在丘陵及其他偏远地带，例如宜兴的河南人基本上在西部，而吴江的河南人则在太湖边的滩涂地区。下面列出初步调查出的河南岛比较集中的乡、镇以及一些较大的行政村名单（行政村的名单前冠以乡名，以求区别。名单后的数字为河南人口约数，未注明者为不详），疏漏讹误处，望知情者能予以补正。
1、句容县 磨盘乡（16000）、袁巷乡（15000）、 天王镇（8000）、茅西乡（4000）、茅山乡（3500）春城乡（12000）； 二圣乡万岗、长里岗（800），后白镇李家桥（800）、延福（600）， 东昌乡高仑（600），葛村乡虬山（700）、刘巷（500）、百里（700）、 孙庄（800）、东岗（800）、西庄（700）、西地（700）
2、溧水县
共和乡（15000）、 东屏乡（13500）、 白马乡（14000）、群力乡（4500）、云鹤乡杭村（1500）
3、溧阳市 上兴镇（18000）、上埠乡（15000）、竹箦镇、 旧县乡、永和乡（13000）；前马乡水西（800）、后周乡（1500）、戴埠镇（1200）
4、宜兴市 善卷乡（13000）、横山乡（12000）、 西渚乡（6000）
5、丹徒县 上党镇谌家边（1000）
6、丹阳市 埤城镇白龙寺（400）、东白龙（400）
7、高淳县 与溧水县云鹤乡相邻的乡村
8、镇江市 韦岗镇（1100）
9、吴江县 菀坪乡
10、金坛县 赤岗乡
三
尽管河南人到苏南已一百多年，但由于他们居住得相对集中，加之他们为抵御当地人的排斥而增加内聚力，在文化方面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己的特点。
对于河南人来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保留最为完整。在各个方言岛内部，几乎一例外的保留着河南话。它无疑成为辩别河南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以方言岛给他们命名的一个原因。在大一点的岛内，河南人说河南话，当地人也说河南话，以句容县磨盘、袁巷两个乡为例。在这两个乡里，河南话是它们的共同语（在乡级大会上也如此）。当地人除了在自己家里说当地话（一种与吴语相近的方言）之外，均讲河南话，可见河南话影响之深。即使是文化教育部门——例如学校——人们也几乎清一色地使用河南话。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去了一些中小学校，还有目的地听了一些课，发现除一些青年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或少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以外，大多仍使用河南话。
事实上，如前所说，苏南河南人的河南话并不是中原话，而是一种近乎“楚语”的方言，加之他们长时间与当地人接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在语音上，大多只有4 个声调，f－h不分（例如“婚＝分”），n－l不分（例如“南＝兰”），中古部分合口字今无介音（“短＝胆”）。在词汇方面，有不少特有的词语，如“下雨”叫“落水”或’落雨”，“父亲”叫“老头儿”或“老头子”，“表叔”叫“表大爷”，“什么”叫“么事”，“这里”叫“这坡儿”。在语法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句式和表达方法，其中尤以语气词为突出。由于河南人在来源、移居地域及人数多寡等方面均有不同，其内部在语言上自然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说的河南话。
地名也是河南方言岛的一种文化标记。由于河南人初到苏南时多以棚子为居所，以后就留下了一大批以棚子命名的村子。在句容县磨盘乡，有16个以“X棚”为名的村子（例如胡棚、王棚）， 均是河南人的居住点。据句容县地方志的同志介绍，句容县天王、袁巷、磨排等乡共有142个以“棚”或“X家棚子”命名的村子，均为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河南人。此外，地名为“X边”或“X家边”的村子亦多是河南移民，因为他们当初到这里是大多居住在边远或交界地带。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河南人的居住点的名称也有所变动，但在总体上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
河南人认为他们跟当地人存在着心理上的差异。的确，我觉得他们确实具有北方人的性格：豪爽、直率、淳朴、热情、诚恳。他们把自己的一些风俗习惯看成是豪爽的标志。例如，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招待客人：每一道菜都要上两份；喝酒要“双一下”（连喝两杯，以示真诚）。有的地方还有“扣饭”的习俗（当客人吃完饭时，突然再扣一碗饭在客人碗中，以让客人饱餐）。一些年长的老人告诉我，河南人最初和当地人合不来，双方不能通婚，也互不来往。他们称当地人“蛮子”，当地人则称他们为“河南佬”或“河南侉子”。后来，他们逐步开始通婚，关系也日渐融洽。今天，尽管双方有时还会小有摩擦，但大面上还是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双方的这种关系的变化并非只是心理差异的缩小。事实上，他们起初的矛盾固然有文化上的冲突，但更大程度上还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所致。下面引清光绪续撰《句容县志》的几段话，或许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会有所帮助：
其（指河南人——引者）器用与耕耨之法与吾乡大异，今土民类多效之，土民杂处，其于水利多寡之间，塘水启闭之法，土民往往受其滋扰。往时插苗土民必待夏至，客民则在小满时已遍插矣。（卷六下）
同治初，虽承平未久民气未复，而居乡者多土著，即所招佃户，大半江以北人，与吾乡习俗不甚相远，所以民皆安堵，讼狱不生。自客民入境，多强暴不循之风，于是盗贼丛起，讼狱繁兴，墩庞之风亦为之顿减矣。（同上）
撰志人贬客扬土之倾向溢于言表，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些叙述对最初土客之间的基本矛盾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客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不断减少，加之彼此的互相沟通，今天的河南人大多已无客民观念，其故土情也日益淡漠，年青一代尤其如此。
河南人确实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河南人所保留的各种风俗习惯，尽管不同居住点的河南人保留的程度有不同。例如，他们的亲属称谓、他们的婚丧礼俗，他们的年节庆祝方式等等。这些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文化标记。不过这些大都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例如，河南人过年不仅过初一，过十五，而且还把十五作为大年；河南人的坟（他们称为老坟）也跟当地人不同。他们的坟大多都是长的，且是一头大，一头小；如果一个村子附近有这样的坟，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村子有河南人。又比如，河南人贴春联（河南人叫“对联”或“对子”）时件数比当地人多。当地人一般只在门上贴两个对称的长条，而河南人则把长条贴在门框上。除此以外，还要在门上贴门神（或长方形对联），门框的上方还要加一横批，横批的内容多是画龙点睛之笔。在同一个村子里，我们可以据此很容易地把当地人的住家和河南人的往家区别开来。
河南人的文化对当地人也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移居这里不久就表现出来了。据《句容县志》载，句容人的特点是敦厚诚实的，但是在客民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地社会风俗。前引《句容县志》写道：
前志所谓秉性愿，习尚礼义，非虚语也。自粤西匪乱后，风俗稍异矣。（同上）
尽管有的习俗开始时并不为当地人所接受，甚至受到社会的指责。例如：
吾乡妇女旧皆着腰裙，有不着者即被人指摘，自光绪十四年以来，着腰裙者十之二三，亦化客民之俗也。客妇即行礼着腰裙者绝少。（同上）
这里提到的变化发生在河南人移入不过几十年之后，可见变化之迅速。
河南人的移入还使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发生了变革。前面引文已经提到过农器具，下面再以农作物为例：
句容农田皆稻麦二种，而稻为多。洋籼稻则楚豫客民携至者，性耐旱潦，米色晶白，尤嘉种也。浮山芝麻肥美，甲于他处……（同上）
另据新近出版的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句容》卷载[7]：
袁巷柿子远近闻名。据老人说栽柿历史已有100多年， 是他们的先辈当年从河南光山、罗山一带逃到袁巷时，把中原地区的柿树移过来的。主要品种有“高庄”、“铜盆”、“牛心”等。
四
纵观河南人移入苏南地区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百多年来，河南人和当地人以及其他客民不断扩大交往，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用他们勤劳的汗水、智慧的力量，在苏南这片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个新家园。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为这片移民区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但是，苏南地区方言岛群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当然，方言岛群并非苏南所独有，但无论如何，面对这么广大的地区，这么众多的人口，这么多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么多虽不十分复杂但却又千姿百态的语言景观等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它将是一种多么引人入胜的事业。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出现，苏南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处于苏南大海中的这一岛群也将逐步被吞蚀，因此，我们必须以抢救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具有多方面历史及现实意义的、亟待开垦的学术园地。
——语言学 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的研究颇受语言学界的重视。在我国，人们十分强调描写，因为它有助于揭示语言的结构。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注意方言地理，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静态的描写分析上。尽管人们非常关心语言的变化，但忽略了语言之所以变是因为使用它的人有变这一重要事实。苏南河南方言岛群的研究必将给语言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语言材料，它对于语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很大的价值。例如，在历史语言学方面，方言岛群之间的差异是活的化石；在社会语言学方面，方言岛中的人又几乎都是“双语者”。从这一点出发，语言学界现有的理论，诸如“词汇扩散理论”、“同质异序理论”等将得到检验；其间各异的语言现象也有可能导致新的语言观念的建立。
——历史学 80年代中国曾经掀起过一阵“文化热”，但似乎更多的“热”的是西方文化，中国本身的似乎并没有热起来，因而中国本身的许多文化没有揭示出来。方言岛内的各种文化变异现象是十分丰富，例如双重文化或多种文化并存、一种文化的现象的消失、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文化传播、文化接触等，都可以在它们中间找到参照。这对于我国的文化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学 苏南的河南移民为苏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很在的，但也存在不少社会问题，例如家庭结构、社会整体文化素质、人口、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矛盾需要研究解决。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制约着这一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加之近年又有新的“移民”（打工族）大量涌入苏南，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社会工作者责无旁贷地应该承担起这一重责。
事实上，可以河南方言岛群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只上面几个。例如地名学、民俗学等学科均可从中获取大量的成果。更进一步，如果说上面所列的各种学科还都是分离话，那么上述各学科的互相联系和渗透，例如语言学和文化学、地名学和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则可能给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带来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成就。
注释：
[1]光绪《大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九， 转引自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见《消史论丛》第五辑，第103页
[2]《上兴镇志》，第18页。1987年
[3]金陵大学农业系《豫、鄂、皖、赣四省之租田制度》， 转引自行龙《辛亥革命前的人口状况》，见《历史研究》1992 年第1 期， 第161页。
[4]同注[3]
[5]《益闻录》，光绪16年4月24日，转引自行龙文，见注[3]。
[6]行龙文见注[3]。
[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