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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6日晚，印度孟买市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和极大的社会恐慌，举世震惊。据《印度时报》称，参与孟买连环袭击事件的恐怖主义分子是从印度境外乘坐其劫持的商船入境，然后换乘一艘快艇在孟买上岸，分组在不同地点制造了袭击事件。[1]尽管印度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尚未定论——印方认定是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虔诚军”所为，但该恐怖袭击事件与南亚地区交织在一起的印巴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仅如此，此次恐怖事件还表明，自“9·11”事件以来，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和，全球“反恐”局势依然非常严峻。此次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反映出国际人口流动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此，如何规范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下国际人口流动的秩序，保障国家安全与地区局势稳定，防范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与袭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国际人口流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人际往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和多元化。这种跨越国界的人际往来概称为“国际人口流动”，即人口跨越国界的短期或不定期流动的过程。“移民”也是国际人口流动范畴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式既包括合法的出入境，如商务活动、留学他国，也包括非法的出入境，如走私、偷渡等跨国犯罪行为。
从根本上讲，当今国际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历史延续下来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形成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推动力和吸引力”[2]。国际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强不仅推动了国家及地区人口比例与结构的优化组合，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而且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向全球化、一体化迈进。例如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国际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劳力、技术、信息、差异性文化等一方面使其收益甚多，另一方面也给欧盟内部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欧盟逐渐从一个经济实体向政治实体转化。
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地区经济合作领域，人们通常只是把国际人口流动看做是一个经济现象，很少把它看成是一个涉及政治与安全的问题。因此，西方学者多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国际人口流动进行理论分析、解释，如“劳动力迁徙新经济学”、“双重劳动市场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再考虑到国际人口流动所涵盖的范畴非常宽泛，难以为其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所以，“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正确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3]。
然而，随着国际人口流动在全球政治、安全问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界也越来越从国际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其所带来的多重效应。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多重的。西方政治学家迈伦·威纳(Myron Weiner)曾对这种影响作了一个分类，即：对来源国政府的影响、对客国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社会或经济的影响、被客国作为反对来源国工具的影响。[4](P192)虽然这个分析模式颇受移民系统理论的影响，较为详尽地划分并分析了国际人口流动中移民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及可能的威胁，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显然比移民更为复杂。
对此，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仔细研究了当代国际系统的参与者后认为，当代国际系统的参与者出现了多元化(Pluralism)的倾向，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随着参与者日益增多，成分日趋多元化，国际系统也因此越来越复杂，对无论是个人的、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安全的挑战愈益严峻，而“运动中的个人”则是“全球动荡的根源”。[5](P97-98)这就意味着，“运动中的个人”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传统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为核心的，即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对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重视不足。但是，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开始成为各国安全关注的焦点之一。非传统安全不同于传统安全的特点之一是它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繁衍、嬗变和扩散，使个别国家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6]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同层次上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极其复杂的安全背景，而国际人口流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复杂关系的基本现象。
目前，国际人口流动虽然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但是伴随着跨国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民族国家主权性质受到进一步削弱，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原则也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样，民族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处于困境和无力的状态中，从而使国家安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难题。
不仅如此，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领域还存在着交织现象，也使“非军事武力的安全”这一定义的外延存有模糊区域。例如，恐怖主义问题是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着直接关系的，特别是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又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存在着重合、交叉，涉及政治安全领域。因此，在国际安全问题中，许多传统安全问题中不断增长着非传统安全因素，而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时也往往需要辅以传统安全手段来解决。
因此，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强调“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应运而生。一方面，“合作安全”是因为安全问题往往带有跨国性，不与他国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合作，国家的安全就无从谈起。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别国的不安全亦可能影响本国的安全，也需要与国际社会合作以解决他国的安全问题。对此，美国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提出“最终的安全”概念，即“只要其他人持续地处于不安全的境况中，那么就没有人会感到最终的安全”[7](P13)。
总体而言，国际人口流动的加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促使国际社会不仅对人口跨国流动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也日益关注劳工、难民、非法移民跨界流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多集中在人口流动对本国的影响，而对流动性较强的跨国犯罪活动重视不够。特别是随着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国际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利于构建更好的国际、国内人口流动的安全秩序。
二、国际恐怖主义背后的跨国“人口流动”
恐怖主义并非当代的新兴产物，自从国家诞生以来，恐怖活动就没有停止过。“恐怖主义”之说，始见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西欧、拉美、中东是世界上恐怖活动高发地带。以“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的高潮，中东、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成为恐怖活动的中心地带。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滋生与蔓延，特别是在国际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国际背景之下已成为全球一大公害，使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传统安全观念的局限性，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和新安全观的产生。
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与冲突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但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恐怖主义并不是以国家的形式来组织的，这也使得国际社会还是用比较个案的办法来处理恐怖主义问题。2001年4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恐怖主义一词指的是由次国家组织或隐蔽人员对非战斗性目标所实施的有预谋的、带有政治动机的、通常旨在影响受众的暴力活动”；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超出单个国家的公民或领土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8](P7)也就是说，国际恐怖主义具有非国家主体、跨国活动、攻击“软目标”等特点，其“跨国活动”的特点体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流动性”的特点，在民族争端、宗教狂热、种族冲突、国际难民、跨国犯罪等方面都有着集中的体现。
第一，民族争端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是世界上最为普遍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从恐怖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民族主义乃是恐怖主义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9](P31)该类恐怖主义主要目的是为追求本民族的独立或自治而进行恐怖活动，其流动性主要限于两国或部分相关地区范围内。由于该类恐怖主义背后常有其他大国作梗，对地区局势破坏性最高。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阿克萨烈士旅①等，其宗旨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斗争推翻以色列，从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国家。为此，这些组织一直反对巴以和谈，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及以境内制造过多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不仅使巴勒斯坦地区正常人口流动受到极大影响，也使巴以和谈始终无法获得根本性进展。
第二，宗教狂热恐怖主义也是世界上最为普遍且危害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种类之一，其典型代表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在全球所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10](P234)伊斯兰原教旨极端分子宣扬反对西方的宗教价值观，其恐怖分子针对西方政治人物的袭击、暗杀等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几乎遍及全球，代表性组织就是被认定为发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该组织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组织，1988年由沙特富翁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打击入侵阿富汗的苏军。冷战结束后，该组织的目标转向为打倒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政权”，并被认为在国际上制造了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其恐怖分子遍及全球的“流动性”，对全球安全危害甚大。
第三，国际人口流动的加强也使得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明冲突、碰撞日益突出，并时不时引发动荡，进而影响国家及地区间关系的稳定。这方面有代表性的问题是移民问题。由于诸多国家间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根本差异，流动人口跨出国境之后不得不面对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碰撞、协调等一系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国国民对移民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客国政治稳定问题。但是，许多西欧政界右翼人士反对外来移民，乃至因此引发骚乱。例如“德国国家民主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公开主张“反对外国移民”；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纲领《300条措施》主张把“国民优先”原则引入宪法；意大利右翼组织“三色火焰”和“法西斯与自由”亦主张排斥外国人。[11]典型的如1992年美国洛杉矶的种族大骚乱，以及德国新纳粹分子对土耳其移民的袭击，不仅使得正常的国际人口流动秩序受到冲击，也使国际移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四，基于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多种原因，许多国际难民也陆续跨入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列，并以难民身份进行恐怖袭击活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国家是伊拉克和黎巴嫩。2007年1月，联合国难民署(UNHCR)指出，由于伊拉克暴力冲突持续不断，伊拉克正出现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导致巴勒斯坦人出逃以来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伊拉克2 600万人口中，逃到邻国的难民约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约170万。[12]这些难民不仅给邻国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黎巴嫩，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巴以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目前在黎境内有4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分别安置在黎境内12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然而，由于巴勒斯坦政治派别众多，难民营内也混杂了不少派别的难民，并逐渐形成居主导地位的自发派别组织，形成完备的自治系统，并最终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第五，国际人口流动的加强使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与国际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国际人口流动中非法出入境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需要巨额资金维持运转，许多恐怖主义组织无法从正规渠道弄到巨额资金，毒品、武器交易、走私、海盗就成为获取巨额资金的重要渠道。由于国际人口非法流动的复杂性，目前国际社会很难有效切断这种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2007年度世界毒品报告》指出，国际社会近几年的禁毒努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全球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毒品滥用与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武器走私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日趋明显。[13]不仅如此，国际人口流动中的国际毒品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可能性也日益提高，从而给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总体而言，国际恐怖主义的多元化、恐怖分子跨国性犯罪给国际社会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因素。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流动进一步加速与国际移民活动的势头不减，国际恐怖主义借此契机向全世界范围内渗透，从而使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逐渐成为国际人口流动中最危险的构成部分，也使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反恐局势。美国“9·11”恐怖袭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恐怖袭击以及印度孟买恐怖事件只不过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而已。
三、国际人口流动与反恐危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流动日益加速、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国际恐怖主义也更加多元化、跨界化，从而给国际社会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袭击越来越倾向使用高技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化、国际恐怖主义与其他国际犯罪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等等。
第一，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促使高技术人才流动不断加强，但也导致某些高科技人才流向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从而为恐怖主义组织掌握高科技、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危害国际安全提供了便利。目前，很多恐怖分子曾在西方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硕士、博士已不罕见，有的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恐怖主义分子的“高科技化”使其制造和使用高新技术装备的能力越来越强，恐怖主义活动的针对对象涉及范围更宽广，作案方式更加隐蔽。2004年11月17日，独联体反恐中心领导人梅利尼科夫警告说，一些恐怖组织头目正试图将最新科技成果用于恐怖活动，并计划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世界面临着各种高科技恐怖主义的威胁。[14]许多迹象表明，恐怖分子的视线已经开始转向诸如核电站、能源基地、信息网络等目标。可以预见，一旦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控制和掌握了城市生活的命脉和毁灭性的武器和技术，形成能够对环境、对人类、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能力和手段，其危害将无法估量。
第二，国际人口流动的加强推动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联系加强，甚至互相声援、提供异地训练，以及高科技信息技术共享，以增强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最初是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的，但以往彼此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即使发动恐怖行动也都是独自施行。但是，随着国际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也逐渐互相声援，甚至交流恐怖袭击活动的“经验”，实现相关技术的“共享”，从而使国际社会反恐难度进一步加大。例如“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十多处训练基地，对从各国来到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进行恐怖活动训练。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基地”接受过训练的人有3万名以上，他们被称为“阿富汗的阿拉伯人”。还有，被认为是制造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案的“伊斯兰祈祷团”，一直利用菲律宾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等来训练菲当地恐怖分子如何制造炸弹以及策划恐怖袭击等，同时招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新成员加盟。[15](P477)
第三，国际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袭击的入境方式更加隐蔽化、多样化，使得国际社会的反恐机构很难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国际恐怖分子要跨越国界从事犯罪活动，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通过非法入境方式潜入该国与利用合法签证公开入境，再伺机制造恐怖袭击事件。非法的入境方式，一般分为偷渡和持伪造证件两种：偷渡主要是在两国或多国领土边界、领海沿岸接壤的偏僻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成为非法入境的首选之地；而伪造证件则是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制造假护照或签证来达到入境的目的。合法入境则通常利用合法的证件（如临时签证）等多种方式公开入境，然后再伺机制造恐怖事件。在这两种方式之中，偷渡与持伪造证件方式被发现的危险性都较大，所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之时，一般都采取提前申请合法证件的方式公开入境，以减少入境计划失败的可能性。例如，在“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有3名以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另两个劫机犯谢赫和阿塔则以旅游签证入境。[16]
第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已经不再是单纯从事跨国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而是逐渐成为身兼数种国际犯罪活动于一体的组织，在国际上大肆从事如走私、海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国际犯罪活动，从而给国际社会反恐增加了更多的困难。特别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海盗恐怖主义，如索马里海盗，实际上是一支多国人员混杂组成的恐怖团伙，他们极富政治头脑，是“传统海盗和恐怖主义的结合体”，其危害高于其他地区的海盗。[17]与“基地”组织对全球的危害性一样，索马里海盗已经远远超出刑事犯罪的范畴，实际上是新兴的海上“基地”组织，由此，国际反恐重心需从陆地向海上转移。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坚决遏制的手段，海盗恐怖主义必将快速膨胀，甚至与陆上的“基地”组织等联合起来，其行为方式也将在全球其他沿海地区传播，将使马六甲海峡、几内亚湾和亚丁湾等全球海盗活跃热点地区连成一条链，对国际海洋航线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更加多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并对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严重冲击。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破坏，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民众的信心受到极大冲击，政府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进而国内局势不稳定，甚至出现动荡、政权更迭。例如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问题，巴以针对对方的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是该问题始终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连环的爆炸事件也给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民众对彼此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不满意，从而加剧了巴、以政府内部政治冲突，进而出现政府频繁更换的恶性循环，中东问题难以见到和平的曙光。
其次，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跨境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国家间、地区间政治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军事冲突，不仅使地区安全受到冲击，也严重影响了地区间经济合作进程。“9·11”事件以后，西方国家右翼势力大肆宣扬“恐伊（斯兰）症”，排斥穆斯林移民，加之宗教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交织在一起，使本来就矛盾重重的种族、宗教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煽动教义更容易为穆斯林民众所接受，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活动犹如火上浇油。2008年11月底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印巴关系再次极度紧张，南亚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不排除两国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再次，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导致国际正常人口流动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西方国家、社会和居民对外来移民产生了强烈的戒心，对其自身的安全状况极端敏感。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恐怖主义等国际犯罪活动动摇了外来移民的法律地位，正常的国际人口流动、迁移以及移民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样，正常国际人口流动主体也就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特别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不仅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新移民法，收紧移民政策，还强化了对入境人口的监控，如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和叙利亚五国公民入境美国时，将受到严格监控。这种局面使国际社会正常的人口跨国界流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四、国际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反恐方略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国际人口流动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越来越猖獗，世界各国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扩大。如何看待国际人口流动给非传统安全领域带来的挑战，特别是跨国人口流动中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并对其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与利用，保持其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在严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方面加强了多边安全合作，同时各国也加强入境人口及移民监管制度，试图以此减少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
第一，为应对国际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安全挑战，诸多国家成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应部门及反恐部队。为了有效打击恐怖主义，2002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2002年国土安全法》，批准成立国土安全部，正式启动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组计划。英国政府也审视了本国的应急管理体制，认为在中央层面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负责应急管理的相关部门间缺乏协同、配合。为此，英国政府以强化中央层面协调和各部门协同为重点，着力改变应对紧急状态的方式，整合了各方面的应急资源，在应急机制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俄罗斯、德国等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从而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不过，此次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在国际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国际社会依然难以全方位地杜绝恐怖主义分子的渗透、袭击。
第二，完善移民法，严格审查入境签证申请，利用高科技严控入境人口流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陆地边界、海岸、驻外领馆的签证处以及国际机场入境处都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和控制，同时起草新移民法案。每年有300多万名外国公民进出美国，对于某些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进行特别严格的审查；美国国会还专门拨出预算用于新的出入境数据库和追踪系统，并采用新的防篡改签证措施，改进美国护照以防照片替换，从多角度筑起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入境的“防火墙”。[18]2004年9月，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召开特别会议，着手制定《打击恐怖主义法》，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移民、机动车过户、居住登记、交通工具安全管理等近30个法律和法规，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大大超过以往。这些移民法案的完善有助于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入境的机会，但也使外来移民的法律地位受到冲击，对国家、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减少恐怖主义分子跨国界流动作案的可能性。这不仅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在反恐情报上的交流，同时也要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构建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和有效的反恐机制，才能给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以有效的打击。“9·11”事件以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73(2001)号决议，规定所有国家应把协助恐怖活动定为犯罪，制止资助恐怖分子，不给予恐怖分子安全庇护，并交流有关策划恐怖袭击集团的信息，成立了由15名成员组成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在地区合作方面，2000年6月15日，中国与俄罗斯等五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并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了明确定义，提出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不仅为中亚地区安全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有效遏制了中亚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犯罪活动，有效维护了中亚地区国际人口流动的正常秩序。
第四，虽然“9·11”事件使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反恐斗争和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但某些西方国家依然在该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利于国际反恐合作的深化。目前，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基本上是美国等大国和西方国家的行为，其他国家反对恐怖主义的努力往往受到美国等大国的干扰或妨碍。例如，伊斯兰集团一些精神领袖曾鼓动其成员发动武装袭击来推翻埃及政府，但这些人却被美国允许入境从事反对埃及政府的活动，直到1993年这些恐怖分子试图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时候才被逮捕。埃及内务部长对此不满地指出，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曾经被警告埃及恐怖分子在其领土上从事恐怖活动，但只有意大利愿意提供这方面的合作。[19](P180)必须开展全面的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人口流动不断加强的今天，要想真正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跨国犯罪，仅仅靠加强国际非传统安全合作，严厉打击国际恐怖分子，多方位严格控制国际人口流动，还是远远不够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于重新审视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并采取相应措施。只有废除滋生国际恐怖主义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斡旋并推进地区和平进程，制定彻底铲除滋生国际恐怖主义土壤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才有可能根除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从而有效保障国际人口的正常跨界流动以及国际移民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参见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附录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中有关世界主要恐怖、极端主义组织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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