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内在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矛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1月1日中国进行了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12月1日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成员国；2001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正在加快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应该随之向开放性的货币政策转变。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的内在矛盾就显现了出来。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一、货币政策的内涵
根据我们接触的资料，学术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定义货币政策。一是认为货币政策就是在经济中与货币的供给或货币的使用有关的政策(M·K·Lewis & P·D·Mizen,2000)；二是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加上了货币政策目标，认为货币政策就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P·Newman，M·Milgate & J·Eatwell，1992。王广谦，1999）；三是在第二种定义的基础上引入了利率和汇率，认为货币政策就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改变利率和汇率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黄泽民，2001）。
上述三种货币政策定义中，第一种定义是关于货币政策流传最广的、也是最基本的定义。然而，它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从对货币供给量的调节向对利率的调控的转变。第二种定义只是在第一种定义的基础上加上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但我们认为这种增加没有必要，因为一定的经济目标的实现不是货币政策单方面所能做到的。而且，基本上同意第三种定义，但应该对第三种定义加以修正。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同意在货币政策的定义中把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进去，更是因为第三种定义没有把货币政策看成是由货币数量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组成的一个系统。
我们给货币政策下的定义是：货币政策是一个由货币数量政策和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组成的、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系统。这个定义强调了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所传递的两大信号：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即货币政策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不仅是通过货币的数量信号进行的，更是通过货币的价格（利率和汇率）信号进行的，甚至是通过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的混合信号进行的。而且，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定义货币政策就不会发生是应该主要调控货币数量，还是应该主要调控货币价格的争论。因为，货币数量政策和货币价格政策是构成货币政策的两个基本元素，而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货币价值的稳定。在这个系统中，货币数量政策处于第一层次，货币价格政策处于第二层次。一般说来，货币数量的变化通过货币市场影响利率、通过外汇市场影响汇率，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关系、互动关系，因此，货币政策的运用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二、中国货币政策内在矛盾的特点
为了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内在矛盾的特点，我们对1994-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中的货币数量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形势的关系作了如下的分析。
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1994年达到21.7%），治理通货膨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我国中央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在货币数量政策方面，减少了货币供应量（
从1993年的37.3%下降到1996年的25.3%）；另一方面也实行了紧缩的货币价格政策：提高再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以抑制过大的投资需求；同时在1994年年初实行了人民币贬值的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内部的几个变量（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通货膨胀，因而我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下降，国际收支改善。此后，货币供应量有所扩大（
从1995年的16.8%增加到1996年的18.9%），利率有所下降（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1995年7月1日的12.06%下降到1996年8月23日的10.08%），汇率也有所上升（1996年底1美元兑8.32元人民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我国也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物价呈下降趋势，其间物价虽有所上升，但仍在低水平上徘徊。面对通货紧缩的形势，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数量政策上扩大了货币供应量（2000年12月的是1996年的1.77倍），同时施以扩张的利率政策，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然而，这些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经济仍然处于紧缩状态（2000年通货膨胀率为0.4%）。究其原因，除了存在着一些抵消扩张的货币数量政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和扩张的利率政策（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的因素以外，我们认为，与当时的汇率政策同治理通货紧缩的方向不一致有关。按照一般原理，要治理通货紧缩必须辅之以扩大出口的策略，而要扩大出口就需实行货币的贬值政策。但当时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我国实行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而在不仅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连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也贬值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贬值货币的升值政策。我们可以说，扩张的货币数量政策和扩张的利率政策虽然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但至少它们的运动同治理通货紧缩的方向是一致的，而这时我国的汇率政策却是与治理通货紧缩的方向不一致，这就是我国货币政策内部出现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的矛盾。
从2001-2003年上半年我国仍然处在通货紧缩之中（虽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任务仍然应该是治理通货紧缩。在货币数量政策方面，2001、2002年中央银行都扩大了货币供给量。2002年和都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16.8%，的增幅比同期GDP增速和消费物价涨幅之和还高出9.6个百分点。与治理通货紧缩相适应，在货币价格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在这两年也实行了扩张的利率政策，两次下调人民币利率。到2003年1月，国内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总水平上涨（环比上涨0.9%）。然而，这时的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固定的汇率政策）再次与扩张的货币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发生了矛盾。为了国内经济的稳定，也为了抵御美国、日本、欧盟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坚持人民币稳定的汇率政策。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汇率政策是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通货紧缩、而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采取的。因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于中国并不完全有利。2001年我国的经常项目虽有174亿美元的顺差，但比2000年下降，这是1997年以来的第四次下降。
从上面所说的1994-2003年上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数量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一致，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反之则不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在中国，货币政策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汇率政策与货币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的不一致。
三、中国的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矛盾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首先取决于本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微弱、投资者信心不足、企业效益下降、通货紧缩时，中央银行一般采取低利率政策。但是，如果这时该国货币不仅名义收益率低于外国货币的名义收益率，而且其真实收益率也低于外国货币的真实收益率，那么，货币替代就会发生，本国居民就会将本币换为外币，从而本币汇率贬值。本外币间的收益率（尤其是真实收益率）的差距越大，本外币间的替代系数就越大，本币贬值也就越大。反之则反是。由此可见，由于货币替代的存在，对本币的需求处于不稳定之中。这里既有对本币和本币面值金融资产需求的波动，也有因替代货币（外国货币）高估或低估带来的对外币需求的波动，这就给中央银行提出了干预外汇市场的任务。这时，中央银行要么对本币汇率进行干预，要么对外汇市场上外币供给进行干预。如果选择前者，中央银行就要判断当前的汇率水平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从而决定是稳定还是变动本币汇率。如果选择后者，中央银行就又面临是进行中性干预还是非中性干预的选择。如果中央银行选择的是非中性干预，就只能增大货币供给量。但如果货币供给量的增大控制得不好，就会出现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大大超过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目标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性出现，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又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更应该看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的汇率走势不仅与本国的利率政策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际利率差异密切相关。可以说，国际利率差异已经成为影响货币汇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里，短期投机者起着重要作用。当短期投机者意欲利用利率差异拉高本币汇率时，中央银行就应调低利率，反之则应调高利率。当本币利率已经高于外币、且本币汇率升势强劲时，中央银行就应该稳定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化难以预测、人们的心理预期大于实体经济对汇率的影响的情况下，利率已经成为中央银行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变量，这已经为近年来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实践所证实。
在今天的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在一步步实现，而汇率市场化进程还未真正启动，这样，相对说来利率政策的作用在提高，而汇率政策的作用还无从发挥，因此也就不存在两者能够协调一致地调节我国的内外均衡问题。
就利率市场化而言，我们提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即建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说，从2000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沿着上述的目标和总体思路推进，利率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照的是，虽然我们从1994年开始就提出了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由于汇率的浮动幅度十分有限，因而实际上成了固定汇率制；虽然我们也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目标，但并没有像利率改革那样有一个总体思路；虽然我们也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并在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但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真正反映外汇的供求关系。因此，可以说，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操之过急。这是因为，这一改革将触动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关系到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涉及到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汇率和利率孤立起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货币的两种价格——汇率和利率是不可能隔离开来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只有在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为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掌握有效的手段应付汇率的波动。这种说法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利率看成是汇率的外生变量，而忽视了两者的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还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要进展到什么地步才能开始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的观点是：我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应该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
四、中国利率政策的内在矛盾
我国的利率体系是由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利率，与由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来调节和控制基准利率所构成。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利率体系同其他国家的利率体系是一样的。然而，正如李扬(2004)所说，迄今为止，中国事实上实行的是利率的“双轨制”：一方面，中国存在着由货币当局管理的官方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中央银行利率；另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主要由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李扬认为，利率的“双轨制”阻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见，在中国，中央银行不仅决定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而且决定着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这样，在金融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包括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市场转贴现利率、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利率）的旁边又生存着一个本该由金融市场决定的贷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下限）和利率的波动幅度。前者是由商业银行根据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商业银行间的市场化利率，后者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商业银行与客户间的非市场化利率。这种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利率和非市场化利率的同时并存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的复杂性。
不仅如此，在利率水平的决定和利率政策的制定上，中国表现出一个开放经济小国的特征，即中国的利率水平的决定和利率政策的制定要受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主要是LIBOR）的利率水平和利率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由它们所决定。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人民币利率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形势、国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外汇占款等因素自主决定的。然而，人民币利率水平的决定和人民币利率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人民币利率
与中国大陆的外币利率（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岸外币利率，
）的关系；而外币利率调整的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我国外币利率的调整要与国际利率（我们把它称之为离岸外币利率
）的变动相适应。这样，中国利率水平的决定和利率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就变成了
的过程。
问题还在于：这三种利率的差距不能过大。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资本项目不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如果三种利率的差距过大，对中国来说，货币替代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虽然由于各种限制，本外币的兑换还是有限的。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第一，如果
，则存在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的可能；反之则将人民币换为外币。第二，在人民币汇率固定或稳定时，如果
，则存在套利引起的资本内流；反之则引起资本外流。第三，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或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时，如果，则存在套利套汇引起的资本内流；反之则引起资本外流。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既有国际资本的活动，也有我国资本的活动。国内、国际资本的流动可通过商业银行的结售汇数量的变动、商业银行外币存款的增减表现出来。例如，吴晓灵(2004)在“中国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改革论坛”上指出，近两年来，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资本流入与本外币利差有直接关系。目前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98%（2004年10月29日利率调整之前），境内美元存款利率
为0.5625%，本外币利差
为+1.3275个百分点；美国美元一年期大额CD存款利率
为1.06%，境内外本外币利差
为+0.83今百分点。因此，吴晓灵指出，我国的利率政策不仅要密切监测物价水平，还要考虑套利套汇的问题；要在兼顾内外均衡的前提下，灵活调节利率水平。
综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中国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不仅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而且也会引起国内货币替代的发生和国内外资本的流进或流出；而参与国内货币替代和国际货币替代活动的不仅有国际热钱，也有国内企业、三资企业，甚至居民个人。很显然，要解决中国利率政策的内在矛盾，即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双轨制”、人民币利率、外币的国内利率和外币的国际利率的并成，惟有稳步而积极地推进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全由国内金融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并使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而中央银行只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
五、结论
1.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数量政策和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组成的一个系统。对经济资源起重要作用的是货币价格政策。一些国家正在从货币数量政策向货币价格政策转变。我国中央银行已经注意到了货币价格政策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开始了从货币数量政策向货币价格政策的转变，或者说把两者结合起来对经济进行宏观金融调控，这也是协调货币政策矛盾的最佳路径。
2.从对1994-2003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当我国的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相一致时，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当两者不一致时，就会延迟经济中的问题解决。在我国，货币政策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汇率政策与货币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的不一致。
3.理论上说，作为货币的两种价格的利率和汇率都是由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决定的。因此，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共同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正因为如此，各国中央银行都要运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幅的大小。
4.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矛盾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为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快于汇率市场化的进程，这种脱节会给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应该使两者的进程一致起来。
5.中国利率政策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币利率和国内外币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但国际外币利率是市场化的利率；而后者却在影响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前两者。这样，就使三者之间常常出现不协调。这既增加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难度，也导致非正常的货币替代的发生。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加快国内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使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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