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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的实质是从国家层面上解决创新能力问题，所以国家创新能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OECD[4] 通过1981年到1998年科学技术指标的研究，他们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是环境因素、集群因素和大学、中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框架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OECD的研究逐步被分解成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是，以科学技术指标研究和创新调查统计为基础，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跨国比较，然后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测算结果比较进行相关研究，这种范式我们称之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另一种是，以创新能力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建立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素的集成分析框架，然后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分析，这种范式我们称之为影响因素集成分析。本研究重点分析这两种范式的研究现状及其融合应用。
1 国家创新能力研究指标体系综合测度范式
国家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综合测度范式因为其实用性特点，一直受到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的青睐，目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这些测度方案，由于测度主体和测度目的的差异以及对国家创新能力理解的分歧，从科学、技术、创新、知识、产业等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内涵。
1.1 OECD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STI）
OECD自1961年成立以来，一直把R&D的定义和测度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重点大力推进。1997年，OECD出台了《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和指标1997》（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Scoreboard of Indicators 1997）研究报告。2005年出版的STI[1] 包括：第一，R&D和创新：知识创造与扩散；第二，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知识和技能；第三，专利：保护和商业化的知识；第四，信息与通信技术：一个知识社会的推动者；第五，知识流动和全球企业；知识在生产活动中的影响。
1.2 EU欧洲创新记分牌（EIS）和全球创新记分牌（GIS）
2000年，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盟创新政策研究中心制定了《欧洲创新记分牌》，提供监测欧盟进步的指标体系。2006年的测度指标体系[2] 由5个领域（一级指标）和25个测度指标（二级指标）构成。
《2006全球创新记分牌》[3] 在《欧洲创新记分牌》的基础上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了创新能力测度。全球创新记分牌从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扩散、应用和知识产权5个方面，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EIS和GIS的特点是严谨、规范，但是GIS12个指标涵盖的范围较窄。
1.3 WEF创新能力指数和IMD科技竞争力测度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一份对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的综合报告。世界经济论坛（WEF）出台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4]，将创新指数作为三大指标之一。2006年WEF创新能力指数包括科学与工程人力资源指数、创新政策指数、集群创新环境指数、创新联系指数、企业创新导向指数。WEF创新能力指数的显著特点是突出创新政策和集群创新环境指数。
自1986年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每年发表《国际竞争力年鉴》[5] （简称《洛桑年鉴》），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价，并做出排序。2001年《洛桑年鉴》对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指标体系作了较大改动，将包括科技要素在内8大要素归类为四项环境要素，分别是“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下设20个二级综合指标，“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作为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1.4 国际官方组织的测度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报告》[6]，通过人类发展指数（HDI）对各国人类发展的相对水平进行比较。2001年7月问世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发表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技术成就指数（TAI）”。TAI包括4个要素，即：技术创造，创新的扩散，原有技术革新的扩散，人的技能。
知识经济指数（KEI）[7] 是世界银行（WB）知识发展项目的成果。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激励与政治体制、创新系统、教育与人力资源、信息基础设施，共有12个二级指标。KEI的主要特点是提出了经济激励与政治体制指标，其中包括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监管质量、法律管制3个二级指标。KEI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产业创新指标纳入其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5年的世界投资报告[8]（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提出了创新能力指数（ICI），目的是为了衡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异，进而解释投资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创新能力指数（ICI）包括科技活动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其主要缺点是不够全面。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工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产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9]，产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主要体现了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2 国家创新能力研究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范式
国家创新能力研究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范式，主要通过建立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分析框架，挖掘制约国家创新能力增强的瓶颈，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目前这一范式研究的主流是以Porter等人的分析框架为基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
2.1 国家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的FP&S基准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是国家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的直接理论来源，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第一，国家创新体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创新，导致国家经济之间怎样的差异；第二，这些差异是如何植根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特征；最后，从全球来看这些差异的变化趋势怎样。2000年Lundvall和Tomlinson[10] 集中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竞争力的收敛和发散问题，结果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面临着两种力量的对抗，一方面是基于ICT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倾向于增加收入差距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化特征；另一方面欧洲的财政转移支付，倾向于创造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收敛的压力。他们的研究说明国家创新能力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思想在Porter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20世纪90年代末，Jeffrey L.Furman,Michael E.Porter和Scott Stern(FP&S)[11－13] 开始关注国家创新能力问题，在创新强度跨国差异动因分析的驱动下，他们评估了国家层面国际专利的影响因素。FP&S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国家层面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检验了国际专利申请（外国在美国的专利申请）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FP&S2002年论文的两个主要贡献，第一，在创新能力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强调对于国家而言其创新成果世界新颖（“new－to－the－world”）的重要性；第二，认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集群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FP&S的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是在OECD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他们在论文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
2005年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14] （M&J）运用东亚5个后发国家为样本扩展和修正了FP&S的方法。第一，M&J运用5个东亚国家为样本重新建立了FP&S方法，研究结果和FP&S的发现具有相似之处。2007年M&J[15] 重点研究了台湾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对于台湾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和传统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共同演变，大学对于私人部门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起着非常重要的中心作用。
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的工作是Porter等人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2005年M&J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持续创新活动的制度潜能，强调了创新的持续性以及制度对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性。2007年又对Porter等人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衡量技术领先国家和技术落后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标准应该存在差异，前者为世界新颖（“new－to－the－world”），后者为国家新颖（“new－to－the－country”）。但是他们延续了FP&S国家创新能力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最近几年中，这一分析框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国家创新能力的实践，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基准。
Joshua Gans和Scott Stern[16] 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委托下，对澳大利亚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在FP&S（Porter and Stern,1999; Furman,Porter and Stern,2002）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2006年Joshua Gans和Richard Hayes[17] 在2003年－2005年报告的基础上作了更新，主要改变了一些数据测算的结果和方法说明。
芬兰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Dan Steinbock[18] 运用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对芬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芬兰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但是其在存在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部分竞争劣势。
2.2 其他的相关研究
Lee Branstetter和Yoshiaki Nakamura[19] 运用多种分析模型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R&D绩效。Berghll[20] 考察了芬兰、荷兰外国公司和公共科学技术机构之间的联系。
JanFaber和Anneloes Barbara Hesen[21] 运用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衡量指标，研究了欧洲国家的创新能力。基于欧盟14个国家1992－1996年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专利申请依赖于新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国家创新产出依赖于相同的宏观和微观条件，政府对于专利和公司新产品销售收入具体特点的制度调解。Fai,F.M.[22] 运用中国专利总量数据考察了中国的创新能力成长。Amitendu Palit和Shounkie Nawani[23] 的研究表明，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是较强的技术能力和支撑体系，并且和FDI流入具有很强的正向关系。
在FP&S基准之外的这些研究相对比较零散，但是都以国家创新能力为核心，重点分析了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因素和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因素。这些相关分析一定程度上是FP&S基准的补充和扩展研究。
3 两种研究范式的融合发展
指标体系综合测度范式是总量层面的，因此不考虑科学技术本身在这些国家的可用性和发挥的功效。许多学者认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很难用来描绘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
在过去15年中，国家创新体系的关注人数在不断增加（Lundvall,1992; Nelson,1993; Freeman 1997），他们试图识别跨国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差异。研究结果明确了每一个国家系统是一个大量机构和地理要素的结合，其中每一个特点都是不均匀的能力。而一些测度国家创新系统部门差异的尝试已经开始着手（Archibugi和Pianta,1992; Patel和Pavitt,1994; Pietrobelli,1994）。这些研究是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范式的基础，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测算结果能够提供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复杂信息。
综合测度虽然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系统的指标体系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这不是综合指标第一次运用于经济和社会分析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经济综合指标是GDP。最近的就有人类发展指数（HDI）（综合了生活期望、教育和GDP三个方面）（UNDP,2003），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统计指标，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创新能力研究的两种范式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分别从系统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剖析。两种研究范式具有共同之处，并且在不断走向融合。
关于创新能力的理解，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见。尽管上述文献认为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是紧密相互联系的，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前者是知识存量，需要从概念上和后者进行区分。创新能力产生生产能力，这样就将两个概念清晰地区分开。创新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要量化和详细说明这种联系，区分两个概念，同时寻找每一个独立有效的测度工具。国家创新能力知识观开启了两种范式的融合发展，综合范式和分析范式的研究对象都是基本的指标单元，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知识内涵的假设。
第一，两种范式关于创新能力知识要素的假设是相同的。综合范式将各种统计描述创新能力的要素综合成一个指标，所以他们假设各种知识要素是互补的，不具有相互替代性，所有的知识要素可以进行不考虑质量的简单加总；分析范式重点考核创新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差异，所以其基本假设是创新能力的各种知识要素是异质的，不具有相互替代性，难以进行简单的数量上的处理。
第二，两种范式的分析方法具有互补性。总量方法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的数字结果，但是单独要素的相对权重是多数是由各个研究团队主观决定，即使运用客观赋权方法，主观成分也很高。分析范式可以仔细考察国家之间创新能力的相似性和不同点，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难以给出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具体量化的差距。
第三，两种范式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跨国比较研究。两个范式的基本理念是，国家对于创新能力研究，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统计单元。如果没有跨国比较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不同的国家他们在社会、文化和区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综合范式把国家作为同质的单元，而分析范式重点考察国家内部之间的差异，国家有效制度的存在被认为是影响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4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综上分析，两种分析范式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能够从宏观上了解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微观上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国家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以经验为主，理论研究相对比较缺乏，今后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需要解决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综合测度范式和集成分析范式都对国家创新能力的结构进行剖析，并且将这些理论概念和统计数据进行了匹配，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理论体系还缺乏清晰的梳理，国家创新能力与现行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竞争力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国家创新能力在国家竞争力形成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第二，世界科技核心国之间的更替已经成为事实，学术界一直也在讨论美国成为世界科技核心国家的周期为何如此之长，下一个科技核心国可能是谁。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国家创新能力如何形成这个前端的问题还没有提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实现更替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形成机理如何。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形成机理和先发国家有何不同，国家之间创新能力趋同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解答。
第三，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应该如何通过国家创新能力的追赶，提升国家竞争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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