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过去时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之争论文,过去时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儿童对于英语动词过去时的习得一直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对规则的动词变化，儿童会利用规则产出其过去时形式，而对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儿童则将不规则形式存储在记忆中[1]。但是Rumelhart和McClelland[2]发表了题为《关于英语过去时的学习》这篇文章，对上述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设计出了Rumelhart-McClelland模型（以下简称RM模型）来模拟儿童对英语动词过去时的习得过程，该模型标志着认知科学中一种新的范式——联结主义的兴起，并向传统的符号主义提出了挑战。随后，传统的符号主义的支持者Pinker和Prince[3]对RM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模型并不能够成功模拟儿童习得过去时的过程，因为该模型仅对动词的语音特征进行表征，动词的形态结构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而且这个模型的性能并不理想，在进行测试时，这个模型不能正确提供33%的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Pinker和Prince[3]的论文拉开了争论的序幕。此后至今的20多年里，不断有学者参与到双方的讨论之中，讨论的内容也从儿童对英语过去时的习得扩大到成人和失语症患者对不同语言中过去时形式的表征和处理过程等问题。据Pinker[4]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0篇论文与此争论有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如《科学》[5;6]，《自然》[7]，《语言》[8]等。研究人员还设计出了至少25个联结主义模型来修订RM模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加工的讨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处理和表征的心理机制，探讨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的语言观的主要分歧。本文将重点介绍双方争论的三个焦点问题，即语言处理需要规则还是联结，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的处理是由同一个心理机制还是两个不同的心理机制来完成的，究竟应该将大脑视为模块的符号处理系统还是多元的人工神经网络。
2.规则还是联结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Chomsky一直是语言学界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对心理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homsky认为语言知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心理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根本就是形式语法系统。也就是说，人脑是通过一个内在的规则系统（即形式语法）来加工和处理语言的。Chomsky指出[9:8]：“很明显，每一个讲话者都掌握并且内化了一种表达自己语言知识的生成语法（即一个规则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知道或者甚至能够知道这些语法的规则。”受Chomsky理论的影响，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只有规则系统才能够有效地反映大脑包括语言处理在内的高级抽象活动，学习语言就是一个学习规则的过程[10]。Pinker[6;11;12]认为，抽象的符号规则在语言处理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规则以命题的形式储存在人的记忆当中，并且应用于语言的产生、理解和判断过程。但是，这些命题是内隐性的，不能够用语言明确地描述出来，因为它们可能只是存在于用于语言处理的专门系统之中，也有可能是用只有语言处理系统才能够理解的特殊代码编写而成的。
图1 RM模型的基本结构[2:222]
Rumelhart & McClelland[2]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规则在语言的习得与处理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Chomsky所提出的规则系统只能够用于描述语言本身，并不能够用于描述语言习得与处理的过程。鉴于此，他们认为联结主义的模型更加适合解释语言习得的过程，儿童是在大量接触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动词词根的语音特征与过去时形式的语音特征之间的联结，并通过调整动词词根和过去时形式之间联结权重的方式来习得动词的过去时态。无论是规则的过去时形式，还是不规则过去时形式的产生均不需要规则，只需要基于与已知动词语音上的相似性即可以产生。图1即是Rumelhart和McClelland[2]在1986年提出的用来模拟英语动词过去时习得过程的RM模型。该模型为单向输入，并没有对规则的表征，只包含相互联结的类似于神经细胞的单元。如图1所示（自左向右），RM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固定的编码网络，负责把输入的动词词根的语音表征转化为Wickel特征表征，即把词汇的语音形式表征为一系列的音位单元，其中每个音位单元由某个特定的音素及与该音素紧邻的前一个和后一个音素组成。例如；help就可以被表征为_he，hel，elp和lp_。第二个部分是整个系统的关键，由一个可调节的模式联结器(patternassociator)组成，负责完成从动词词根的语音形式到与其相应的过去时的语音形式之间的映射，所有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主要是由这个部分来完成的。第三部分是一个解码网络，负责把过去时形式的Wickel特征表征解码为其语音表征。这个模型的训练采用了Rosenblatt[13]的感知合并程序(perception convergence procedure)。在训练这个模型时，研究人员会将某个动词的词根及其正确的过去时形式输入到模型中。该模型首先对词根进行编码，然后计算输出单元中Wickel特征表征的激活值，最后将这个值与该动词相对应的正确过去时形式的激活值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出的激活值与正确的值相匹配，就说明相关联结之间的权重值合理，不需要进一步学习。相反，如果一个应该被激活的单元没有被激活，相关联结之间的权重值就会相应增强，激活阈值也会相应地降低。同样的，如果一个不该被激活的单元被激活了，那么就要相应地降低相关联结的权重值，激活阈值则会相应提高。这样，整个系统经过大量的训练（即学习的过程）就可以逐渐掌握词根和它们的过去时形式之间的联结权重，从而模拟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RM模型是一个经典的联结主义模型，随后的联结主义网络模型采用了“反馈学习法”(back-propagation method)，在模型中加入了隐藏节点，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性能。
Rumelhart和McClelland[2]使用了大量的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对模型进行了训练。经过200个循环的训练，系统很好地掌握了460个动词的过去时形式，而且能够很好地概括出动词过去时形式的变化规则。此外，系统还总结出了不规则动词变化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send→sent；build→built；blow→blew；fly→flew等）。该模型最成功的一点是能够模拟儿童在习得动词过去时形式过程中表现出的U型曲线。所谓U型曲线是指儿童在动词过去时形式的习得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儿童只是习得少量的过去时形式，但是基本上在使用时不会犯错误。在第二个阶段，儿童会大量地使用动词的过去时形式，但是对于不规则动词过去时的使用，错误会大量出现，主要表现为过度类推的现象，即将规则动词的后缀附加在不规则动词后，产生breaked，holded这类错误。在第三个阶段，儿童已经掌握了动词过去时的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在使用时基本不犯错误。基于这一点，Rumelhart和McClelland[2:246]指出：“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借助‘规则’的概念，我们也可以很好地描述过去时的习得过程。”
Pinker和Prince[3]并不赞成Rumelhart和McClelland[2]的看法，他们指出尽管联结主义的模型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则的系统是无法产生有规则的行为的。比如，RM模型尽管能够模拟儿童在习得过去时形式时的过度类推现象，但是这只不过是由于统计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已。另外，这个模型只能够模拟过去时的产出过程，不能够模拟过去时形式的理解过程。正是基于此，他们指出规则仍然是“解释过去时的形成过程所必不可缺的”[3:79]。
3.单机制还是双机制
联结主义的学者坚持单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是规则过去时形式还是不规则过去时形式的习得、表征和加工都是由联想记忆(associative memory)这个机制来完成，而且可以用联结主义的网络模型来模拟这个过程。在这个模型中，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均通过模型中的节点和联结来产出，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联结的权重值不同。如前所述，在训练时，网络首先会对每个动词的语音特征进行表征，然后与相应过去时形式的语音特征进行匹配，在匹配的过程中该网络模型节点之间联结的权重值会得到改变。所以，对该网络模型进行训练的过程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调节节点之间联结权重值的过程。如果要产出一个未经训练的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无论该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属于规则变化还是不规则变化，联结主义模型都是根据这个动词与已经训练过的动词的语音相似性来产出其过去时。比如，对stop而言，该模型可以产出其过去时形式stopped。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在训练中该模型接触到了与stop类似的动词，其过去时形式是将原形中的op变化为opped。同样，对于不规则形式ding而言，该模型也可以基于ing-ung之间的联结，产出其过去时形式clung。但是这样的设计也会带来一个缺陷，即对于那些与已经训练过的动词没有任何语音重合的新词而言，该模型就无法产生其正确的过去时形式。这一点也引起了符号主义支持者的批评[17]。
符号主义的学者坚持双机制理论，该理论的代表是词汇与规则理论（The Words and Rules Theory，以下简称WR理论）[3;18;19]。该理论主张，人类的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这两个系统构成的，动词的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的区别恰好体现了人脑对词汇和语法处理的心理机制的不同。规则形式可以像短语和句子那样，主要由心理语法机制来进行表征和处理。在英语中，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是通过添加后缀-ed这样一条规则在线生成的。不规则过去时形式的变化没有统一的规则，这些不规则过去时形式作为单个词储存在心理词库中，在需要使用时从心理词库中提取即可，只是在心理词库中进行表征时会含有“过去时态”这样一个特征。但是，这里也要指出一点，Prasada & Pinker[17]也承认，正如联结主义的支持者指出的那样，不规则动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家族相似性，即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变化也并非是杂乱无章，而是具有部分的规律性，如sing，ring，spring；drink，shrink，sink；grow，blow，throw，know等等。所以不规则动词在心理词库中的表征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冗余性，会表现出联想效应(associativeeffects)，即相似的不规则动词过去时形式（如fling-flung，cling-clung，sling-slung）更容易存储和提取，人们有时也会将这些相似性特征运用到某些生造词上（如spling-splung）。
那么对产生某一个动词的过去时形式而言，这两个机制实际是如何运作的呢？如图2所示，语言处理系统会同时通达心理词库和心理语法这两个机制。如果该动词是不规则动词，则可以直接从心理词库中提取出其过去时形式，在提取的同时，心理词库与心理语法之间的抑制连接可以阻碍(block)添加后缀-ed这条规则的适用。如果在记忆中提取不出该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则语法处理器会把后缀加在词根后面，从而生成规则的过去时形式。该机制对儿童习得过去时所犯的过度类推错误的解释是，记忆具有频率效应，接触某个词的次数越多越容易提取，儿童接触不规则形式的次数显著低于成人，所以如果直接从记忆中提取不规则形式比较困难，阻碍原则无法适用，从而儿童会适用添加后缀-ed这条规则来产出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
图2 WR理论示意图[19:457]
最近，Ullman[20]又进一步发展了WR理论，提出了陈述性／程序性记忆假说(Declarative/Procedural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心理词库机制和心理语法机制分别与大脑中的两类不同的记忆系统，即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有关。陈述性记忆主要是有关事实性知识的记忆，而程序性记忆则是对技能性知识的记忆，比如如何做某件事情的记忆。负责表征和处理不规则动词的心理词库机制与陈述性记忆相关，其神经基础为大脑的颞叶皮层，而负责表征和处理规则动词的心理语法机制则与程序性记忆相关，其神经基础为大脑的额叶和基底核。
为了证实各自的理论，双方均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起初主要是进行行为实验，最近以脑损伤病人为受试的研究，利用脑电、脑成像技术进行的神经生理学实验逐渐增多。但是，相关的实验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首先，从行为实验来看，Pinker[6]指出，根据WR理论，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存储在心理词库中，从心理词库中直接提取，所以这种过去时形式与其他存储在心理词库中的词一样，具有频率效应，即高频词比低频词容易提取，而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并未在心理词库中事先存储，而是通过添加-ed这条规则在线生成的，所以不具有频率效应。Prasada，Pinker和Snyder[21]对受试呈现30-48个规则词的词根和30-48个不规则词的词根，要求受试大声说出其过去时形式，并计算反应时间。结果发现，对不规则词而言，尽管词根的频率相匹配，高频过去时形式比低频过去时形式的反应时间显著减少，表现出了频率效应，而规则词则没有表现出频率效应，所以他们认为该实验证明了双机制理论。但是，Alegre & Gordon[22]认为Prasada等[21]的实验设计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在计算刺激材料中动词的总体频率时没有将该动词过去时形式的频率计算在内；其次实验任务要求受试根据词根形式产出其过去时形式，所以受试在产出规则形式的过去时时，会倾向于使用添加后缀-ed这条规则，这样规则形式的过去时不会表现出频率效应。Alegre & Gordon[22]采用了5个词汇决定实验来考察频率效应，结果发现频数在百万分之六以上的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也会像不规则过去时形式那样表现出频率效应，这就说明频率在百万分之六这个阈限值之上的规则动词过去时是以整词的形式存储在心理词库中的，而并非是通过添加-ed这条规则在线生成的，这就对双机制理论提出了质疑。
其次是针对大脑损伤病人进行的研究。语法缺失是布洛卡氏和其他非流利型失语症患者的主要障碍，其主要表现是患者经常省略表示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动词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等屈折变化的后缀以及冠词、情态动词和介词等功能词[23]。对这类病人而言，心理词库机制相对完整，而心理语法机制严重受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命名不能型失语症患者，其典型症状则是找词困难，但是他们可以说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所以他们的心理词库机制比心理语法机制受损严重。Ullman等[24]研究了脑损伤病人对动词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的产出情况，实验任务是向受试呈现诸如“Everyday I like to...；Yesterday I...”之类的句子，要求受试用过去时形式填空。结果发现，对语法缺失类失语症患者而言，产出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比产出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更加困难。而对命名不能型失语症患者而言，他们产出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更加困难，而且犯了很多过度类推的错误，即将不规则动词规则化，产出诸如swimmed，hitted之类错误的过去时形式。所以双机制理论的支持者指出，既然不同类型的脑损伤患者会表现出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选择性损伤的现象，说明两类动词在大脑中加工和表征的神经基础是不同的[19]。但是，联结主义模型的支持者对上述实验结果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例如，McClelland & Patterson[25]认为在Ullman等[24]的研究中，语法缺失失语症患者之所以产出规则形式过去时比较困难，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材料中，规则动词词尾的辅音簇（平均为2.0）比不规则动词词尾的辅音簇（平均为1.2）要长，而且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Ullman等[24]没有对语音的复杂性进行匹配才造成了产出的困难。而Joanisse和Seidenberg[26]认为失语症患者出现选择性受损的现象并非是由于不同的处理机制造成的，而是由于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对语音和语义的依赖程度不同造成的。规则动词产出困难是由于语音处理的困难，而不规则动词产出困难是由于语义系统受损造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Joanisse & Seidenberg[26]还设计了一个联结主义单机制模型，损害这个模型的不同部位时，该模型也能够像病人那样表现出对规则动词或者不规则动词选择性损害的特点。
针对正常人的脑电和脑成像实验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部分支持单机制说，部分支持双机制说。Newman[27]采用ERP技术记录了受试阅读含有过去时形式的句子时的脑电活动情况，结果发现受试阅读含有错误的规则过去时形式的句子时，会引发LAN效应，这个效应通常与语法加工有关，而阅读错误的不规则过去时形式时则没有这种效应，这说明规则形式的加工依赖心理语法机制，而不规则形式的加工则与此不同。Jaeger[28]采用PET技术研究了受试在产出英语规则过去时形式，不规则过去时形式，生造词的过去时形式时的脑成像模式，并记录了受试的反应时间，结果发现规则过去时形式和不规则过去时形式产出时激活的脑区有很大不同，反应时间也有显著差异，所以作者认为结果似乎支持双机制理论。但是，Seidenberg & Hoeffner[8]认为用联结主义的单机制模型同样可以解释Jaeger[28]的实验结果。而Sach等[29]采用德语的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为实验材料，采用PET技术记录了受试大声朗读含有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句子时的大脑激活情况，结果发现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均激活了大脑的额下回（BA45区）、丘脑等区域，两者并无显著差异，所以作者认为结果并不支持双机制理论，而是支持单机制理论，即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加工的神经机制相同。
4.模块的符号处理系统还是多元的人工神经网络
双方争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大脑的运作机制问题。以Pinker为代表的双机制模型的支持者坚持经典的符号主义观点[6;7]。符号主义的观点以物质符号系统假说为基础，它将人脑视为符号处理系统，认为无论是有生命的人还是人工的计算机都是通过操纵符号，即通过对符号的接受、编码、储存、提取、交换和传递来加工信息的。因此，人脑就是一台处理符号系统的机器，大脑的符号加工和处理过程与计算机的软件操作过程基本上相似[30]，包括语言在内的心智的运作过程就是按照规则对符号进行运算的过程。符号主义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首先，在信息的表征上，符号主义采取的是方位表征法[10]，一个信息加工的单位只表达一个概念，而一个概念也只能由一个单位来表达，而且符号是信息表征的基本单位，所以一个语言单位，如音素、字或词，在大脑中都有一个相应的表征。其次，符号主义的支持者坚持人类认知系统的模块性。Fodor[31]在《心理的模块性》一书中对模块理论有完整的阐述。模块理论坚持人的认知系统是由很多相互独立的模块构成的，不同的模块负责不同的认知过程，每个模块只能处理与其功能特殊性相符合的信息。Fodor[31]还描述了一个模块应该具有的八种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任务的专一性、互相独立性和信息的封闭性。
根据符号主义的观点，语言的加工过程也是由一系列在功能上彼此独立的模块完成的，语音、语义、词汇、句法等分别由不同的模块负责处理。另外，根据模块理论，不同的模块之间互相独立，语言的加工是序列加工，是一种严格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过程。Prasada & Pinker[16]指出，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过去时的生成由不同的大脑机制来完成，前者需要在线生成，而后者则是直接从心理词库中提取，因此二者应由不同的模块来进行加工。Pinker[6]指出，不规则过去时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库中，所以它们和其它储存在心理词库中的词一样，可以作为输入，进入词汇处理模块，而规则的过去时形式本身就是词汇处理模块通过添加后缀-ed这一规则生成的，所以规则过去时形式是词汇处理模块的输出，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模块，即句法模块。另外，Pinker[6]还指出，当人们无法从记忆中提取某个动词的过去时形式时，不管它是规则动词还是不规则动词，只要其表征中含有动词“Verb”这个符号，那么添加后缀-ed这条规则可以作为默认规则直接适用。
联结主义理论则认为大脑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过程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根据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主要是由神经元来负责完成，这些神经元通过联结构成了复杂的网络，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关系比电脑中电极管的联结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联结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符号主义将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过程进行类比的观点是错误的，人的认知活动是由多个神经元的相互协作完成的，神经元之间相互传递的似乎也并不是符号信息，而是通过由神经细胞的触发频率而产生的数值进行相互之间的联系[32]。我们要发现大脑的运作机制，就要模拟大脑的这种信息加工过程。联结主义网络模型正是起源于这种对大脑的结构和工作方式的研究。
联结主义的模型实际是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在这个网络模型中，没有对符号的表征也没有符号操作系统的存在。联结主义模型的基本组成单位是节点(node)和联结。节点类似神经元，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处理器。联结是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而且联结是加权的，联结的权重值决定了节点之间传递的激活的强度。和符号主义相比，联结主义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首先，在表征上，联结主义的网络模型采取分布表征的方式，即信息并不存储于某个特定的节点上，而是存储在网络模型中一系列节点的激活关系中。比如，李平[10]指出，根据联结主义分布表征的方式，英文大写字母F和E分别是由多个节点之间的激活关系来表达的，F和E之间的不同体现在节点之间激活的模式不同，就某个个别的节点而言，他们既不表达F，也不表达E。其次，与符号主义所主张的模块性相反，联结主义采用互动激活假说，认为语言的加工过程不仅包括从下至上的过程，也包含从上至下的过程。
如前所述，联结主义模型采用的是单机制理论，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都由同一个联结主义网络模型来进行处理。模型通过学习和训练，逐渐掌握了词根和正确过去时之间的联结权重。无论是规则过去时形式还是不规则过去时形式都是基于与网络模型中已经学习过的动词的语音相似性产生的。具体而言，如果一个新词与网络模型已经学习过的词有很多语音的相似性，那么网络中已经建立起的与已经学习过的词有关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联结会自动类推到这个新词上，从而产出这个新词的过去时形式。
5.简评
人脑究竟如何产出过去时形式？如上所述，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吸引了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计算机专家等的加入。过去时形式的习得、处理和加工究竟需不需要规则，这是双方争论的核心和焦点问题所在。以Pink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必须要通过明确的规则产生，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在记忆中直接存储和提取，而联结主义的学者则认为无论是规则动词还是不规则过去时形式的产生均不需要明确的规则，都是基于与已知动词语音上的相似性直接产生。
笔者认为，这两种范式表面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并非完全相互对立，两者似乎描述的是大脑在不同层面上的活动，事实上两者都揭示了大脑进行认知加工和语言处理过程中的某些特征。符号主义作为一种经典的认知理论，着眼于从更高的、更抽象的层面来描述大脑的活动，但是缺乏心理的现实性[30]，而联结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认知理论，侧重从大脑是由上千亿神经元组成的这一事实出发，从较具体的层面用人工神经网络来模拟大脑的运行过程，将节点与大脑中成千上万的神经元相对应，因此与符号主义相比，更加具有心理现实性。
正如MacWhinney[33]指出的那样，通过争论，双方都发现了自己的理论和模型的不足，争论促进了双方理论的发展，符号主义的支持者在设计模型时也开始利用联结主义网络模型中的一些做法，而联结主义的支持者也在自己的模型中加入了有限的模块性和外部控制系统，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的理论和模型变得越来越相似。Pinker[4]同样指出，经过20多年的争论，我们发现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双方都在借鉴对方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理论和模型。
就未来的研究而言，要对两种理论进行进一步验证，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来自跨语言的研究（因为过去主要研究的是英语的过去时形式），还可能从母语扩大到二语或者外语。另外，目前的研究数据多来自行为研究实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脑电和脑成像实验来得到更为精确的数据以发现语言和认知的心理机制[19]。
另外，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规则和语音相似性，很少涉及语义在过去时形式的加工和处理中的作用。Ramscar[34]通过对同音异义词的实验研究发现，语音和语义的相似性在过去时的产出和加工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Bandi-Rao和Murphy[35]则通过两个词汇判断实验指出，语义因素并不能够解释由名词转化而来的动词为什么适用规则变化，由此对Ramscar[34]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来探讨语义在过去时形式的加工和处理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6.结语
人们之所以对过去时的争论感兴趣，是因为它的意义不仅限于过去时本身。首先，英语动词过去时的规则和不规则变化代表着英语和其它很多语言中存在的规则和不规则的问题（例如，名词的单复数变化等），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人类对于语言规则以及语言知识处理的心理机制。另外，过去时的屈折变化本身在整个语法系统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研究起来相对简单，不必过多地考虑它与语言中其它部分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想通过对过去时表征和加工过程的研究来发现知识的表征和认知加工的过程，检验认知科学中传统的符号主义和新兴的联结主义。过去时的表征，习得和处理过程实际上成为了检验认知科学中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观点的试金石。正如Pinker[4]指出的那样，经过二十多年，双方的争论还没有陷入僵局，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人加入这场争论，通过对过去时的加工和习得过程的研究产出更多有用的理论。